茅于轼：市场经济无剥削 灭富人大家都穷

经济学家茅于轼（资料图）

　　历时数月，《商界》记者慢慢走近了这三位八旬老人，他们依旧敏锐而深邃。

　　数十年如一日，话虽然不同，可作为学者的良心，并没有丝毫改变。

　　用良心说话

　　三位风口浪尖的八旬老人

　　我们怀念那个时代。

　　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科学家和法学家们纷纷关注经济话题，为启航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为萌动的市场经济摇旗呐喊，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殚精竭虑。他们居庙堂之高，又能行江湖之远。不仅是因为他们身为国家智囊，更是缘于他们一直用良心说话。

　　“投机倒把”被删除了、致富变得光荣了、农村人进城了、兜里的票子多起来了、餐桌丰盛了、住宅面积翻番了、中国人出国时更有尊严了……然而，我们在享受时代进步的同时，却遗忘了他们。

　　甚至，有时我们还会求全责备，他们的国策建议留下的后患成了今天的桎梏，却忘记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

　　甚至，有时我们还会嘲笑，他们的话怎会那般幼稚？却不自思是站在谁的肩膀上看世界；

　　甚至，有时我们还会迁怒，因为他们的谏言会冒犯我们的既得利益，却忽略了整个中国不只有一个阶层需要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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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的经济又进入十字路口，物价飞涨、成本高企、竞争失序、国进民退、外需乏力、政策两难，我们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学者的箴言。等来的，却是学术界的纷繁芜杂、一团乱象。

　　所以，我们开始缅怀那个年代；

　　所以，我们努力去唤回学者的良心；

　　所以，我们走近了他们。

　　他们，即便当年是青年才俊，如今也已是蹒跚老人--好在他们一直在呐喊，一直在用良心说话。

　　2009年11月，被称为“中国公众意见领袖”的薛涌出版了新作《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书的封底赫然打出：“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一些主流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

　　彼时，吴敬琏、江平、茅于轼这三位老一辈知识分子，已是八十高龄。显然，关于三位老人的争议还远远不止于此--

　　被斥为“半路出家”、因提倡被看作极其失败的教育产业化而深受指摘的茅于轼，又相继抛出了“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腐败”、“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等“罔顾民意”的言论；

　　早年因力主市场经济而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也因为提出拆迁房“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不合理”而饱受诟病，而在“中国股市‘赌场论’”之后，“吴市场”又炮轰“中国股市仍处于强盗贵族时代”；

　　德高望重、极力为中国法治进程呐喊的江平，也因“中国法制在倒退”、“不能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等不合时宜的话语，遭到颇多非议。

　　然而，三位老人又一直被称为“学界的鲁迅”、“知识分子的良心”。“呼吁”和“呐喊”两个词汇，时常被放在他们的名字后面。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三位本应退隐山林、安享晚年的耄耋老人，依旧处于风口浪尖；我们很难理解，他们担着“晚节不保”的风险，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再招来各方口水；我们很难明辨，在这些被断章取义、惊世骇俗的言论背后，他们有着怎样的初衷。

　　当我们静静梳理三位老人八十年来的风雨历程，仔细端详他们那历尽沧桑的面容，他们显得如此平静而淡定，仿佛与这个喧嚣的世界格格不入。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作为观察者和思考者，他们的思想是独立而自由的。

　　北京的这个冬天，寒意料峭，气温比常年低了许多。

　　茅于轼的家在发改委、财政部、统计局附近一个幽静的小区里。左右中国经济的几个部委“扎堆”在一起，让这片区域经常被“浮躁”、“喧哗”和“繁荣”所标注。但茅于轼已经习惯了这片区域、这座城市，以及这个国家在比改革开放更长的时间坐标里的起起伏伏。闹中取静的居所提供给老人这样一种便利：他能更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经济的每一个新动向，也能更淡定地发现中国经济昌盛之下涌动的潜流。

　　茅于轼：我是在为谁说话

　　作为这个时代最具争议的民间经济学家，“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是茅于轼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尽管经常发表一些看似维护富人利益的言论，但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却是中国最早致力于小额贷款的机构之一。

　　坐在《商界》记者面前，已经82岁高龄的茅于轼显得温和而执着。这已经是一周之内我们第三次采访老爷子了。星期二是在一次房地产论坛前的贵宾室里，他向本刊记者痛斥土地财政；星期三是在某网站举办的年会上，和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对话之后，他和记者聊到了就业中的“剥削”；意犹未尽，先生又约周末的晚上到他家详聊。因为春节将至，北京的交通雪上加霜，记者迟到了近一个小时。用这一个小时，他准备好了次日在京郊举办的“天则论坛”的发言。

　　原本空旷的过道已被书填得满满的，出版社刚刚为老爷子出的两本文选都还没有拆封。客厅稍显宽松，对着门的墙上挂满了他在国内外各种论坛上的照片，这让记者眼前的老人更显苍老。不过一谈到中国经济，他立刻判若两人。

　　两个小时过去，已过夜里十点半，若不是老伴反复提醒明天还要舟车劳顿，老爷子还舍不得收住话匣。他是国内对价格机制研究最为深入的经济学家，他的每一句话都深深打上了价格与市场的烙印。在茅于轼眼中，民营经济显然应当是市场经济的主导。而对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他认为“目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政府为什么不能办企业

　　经济学可以证明国有企业是不行的。如果说企业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全体老百姓的，也就是说企业属于全体老百姓。所以，老百姓购买企业的东西，就是企业自己买自己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讨价还价了，你自己买自己的，还谈什么价格啊？

　　为什么这样说？你价格高了，企业多赚钱了，可赚了钱也是用于老百姓，高就高点吧。要么价格低了，企业要赔钱了，赔钱就赔吧，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是不起作用的。

　　道理很简单，它定不出价格来。价格是供给、需求博弈的结果，买方要压价，卖方要提价，买方有好多个买方，卖方有好多个卖方，博弈的结果形成一个均衡价，这个价格是资源配置所必要的一个信号。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价格都是混乱的。价格混乱的结果就是，资源配置一定是错误的。什么叫有效的资源配置？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必须用价格来配置资源的这种方式。

　　那么，国有企业怎么才能有效率呢？只有把它放在民营企业的汪洋大海中。汪洋大海的民营企业形成一个价格，国有企业利用这个价格来配置资源，它是可以有效的。所以说，一定要有民营经济。

　　另一方面，政府办企业，那谁办得过你呢？权威是不能滥用的。政府如果变成赚钱的机构，那老百姓是受不了的，功能就错了。政府的第一个任务是维护正义，然后是有效地、透明地管理公共事务。

　　用什么方式杀富济贫

　　杀富济贫并没错，全世界的政府都是杀富济贫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杀富济贫？用税收的方式那是完全正确的，但用经济斗争的方式那就完全错了。一种是有规则的、法律的、大家同意的方式。一种是消灭富人，这就糟了，到最后，大家都会变成穷人。

　　为什么马路上烤白薯的不但要烤得很好，而且晚上10点钟还开着？他想赚钱。我们出门能坐飞机，下了飞机能打车、能住旅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拿钱调动的。为什么有飞机给你坐？我拿钱买票，他能赚钱。下了车为什么有出租车伺候呢？他能赚钱。一个有效的市场就是企业要赚钱，如果民营企业不赚钱，你出门就没有人为你服务。

　　怎么才能让企业家和老百姓共同致富呢？那就是按照市场规则赚钱，所有成功的国家都是这么成功的。每个人想赚钱的时候，他也为社会做了服务，比他真正想为社会服务还更有效。市场经济是什么经济呢？你想得到好处，首先得给别人好处。

　　计划经济说的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我不否认。他不知道该怎么服务，不知道老百姓要什么，搞来搞去全搞错了。而市场经济，你不用问，什么能赚钱就是老百姓需要什么。

　　市场经济不存在剥削一说

　　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存在大量的雇佣关系，不光是中国，全世界所有的企业都是雇佣关系。如果雇佣关系是剥削，我创造的财富被人剥削了，我就不想创造财富了。大家都想去剥削了，谁还想创造财富呢？

　　事实是怎么样的呢？中国市场化以后，大家拼命赚钱，因为赚到的钱就是我创造的财富，我创造的财富是100%拿回来的，谁也拿不掉，我也不可能把别人的拿回来。所以，我们的财富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如果有剥削的话，大家都剥削去了。恰好就是在市场经济以前，那是靠剥削的，皇帝可以剥削别人，我把你剥削了你也毫无办法。现在也不能说没有，比如说出租车司机，他没有平等谈判权，他是有可能被剥削的。所以，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必须要有平等谈判的权利。

　　老百姓收入低，不是说民营企业不想涨工资，那是两码事。其实，通过平等的竞争，你不涨工资，别的老板涨工资，我就到他那里打工去了，你怎么能不涨工资呢？

　　工资的事，国有企业的工资是政府管的，民营企业政府管不着。可能我的工资虽然低，但是我的工作比较悠闲，或者是我的环境比较好，在这里面工作挺舒服、挺愉快，这也可以，反正可以公平竞争。市场就有这个好处，非常公平。

　　税收是另外一回事，政府有公共开支，那他就得收税。问题是，你从哪个渠道收，向什么人收，这里面大有学问。应该向富人多收一点税，我们现在反而是要穷人多交点税。

　　中国还需要更富

　　上世纪80年代初，私人财产是被保障的，办民营企业是不被允许的。1986年第一次修改宪法，允许民营企业存在，尽管会受到很多限制，但是你可以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修改了四次宪法，对民营企业的看法一次比一次宽松。到最后一次说，公有制为主，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成功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大家会赚钱了。以前我们搞工业化，不怕苦不怕累这么努力，可怎么那么穷啊？现在这些都没了，就赚钱一个目标，我们也工业化了，通过赚钱得到了工业化。现在，我们钢产量全世界第一，但是我们没有说工业化，我们说的是赚钱，说的是市场化。市场化就是赚钱，赚钱就成功了，什么都有了，这就是财富的来源。

　　但我们还不是富国，具体表现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那么，中国要怎样才能更加富裕呢？那就是更加完善的市场化。中国在消费品市场上完全是自由经济，但是在投资市场很不自由，所以别人会说我们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换句话讲，投资市场要更加自由。中国去年GDP赶上了日本，然而日本的人口是中国的1/10，因此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我们只爬了1/10，那9/10怎么得到呢？只要投资市场自由化，那样，我们就有了真正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