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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大夏书系·教育随笔（第一辑）”之一;吴非著;华东师大出版社发行;定价22元.
更新教育观念，教师需读《不跪着教书》
2004年出版的最有思想含量的教育著作，《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热情推荐
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杂文家吴非直陈教育弊端，“不跪着教书”如一石击起千层浪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在巨大的麻木和冷漠面前，我的确有过放弃的念头，然而一想到中国人有千百年下跪的历史，想到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想到下一代人还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下跪，就觉得我们中国首先得有铁骨教师，教育的辞典中才能有“铸造”这样的词条。
——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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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非，原名王栋生，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生于南京。１９６８年去农村插队劳动，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后入南京师大中文系就读，１９８２年春毕业，任教于南京师大附中至今。江苏省特级教师、南京市首批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省中语会副理事长，南京师大语文教育专业硕士生指导教师，发表教育教学论文20余篇，主编《新语文读本·写作》《高中文言读本》《古诗文诵读》《现代诗文诵读》《激情的森林》等书，任《新语文读本》编委。１９８８年以来以别名“吴非”写杂文随笔，１９９６年被授予首届“林放杂文奖”。著有《中国人的人生观》、《中国人的用人术》（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台湾版，2001年汉城韩文版），杂文选集《污浊也爱唱纯洁》（1999年黄河出版社）和杂谈集《古往今来９９年》（台湾版），作品被收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学者随笔》《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等20余种选集。
《不跪着教书》作者自序
　　从大学毕业至今，我一直在教书，我那不安份的头脑也一刻没能平静。现在，我终于明白，凭一门专业课的教学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当年，我自认为学校是“净土”，忽略了学校只是社会的一部分，现在我终于知道世上唯一可以“静”的可能只有个人的心境。年轻时以为教育就是诗，教师的一生也在为教育写诗，没想到后来总是要为教育写申告状，为学校的堕落而愤怒，为教师的尊严而呼喊。作为教师，我认为自己应当是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却总在种植悲观；我以为自己的工作对青年成长能有意义，没想到青年常常会对一个教师的理想投来同情的目光……我就这样在困惑和矛盾中走向耳顺之年。然而，和很多同行一样，我心中的信念不会消逝。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在巨大的麻木和冷漠面前，我的确有过放弃的念头，然而一想到中国人有千百年下跪的历史，想到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想到下一代人还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下跪，就觉得我们中国首先得有铁骨教师，教育的辞典中才能有“铸造”这样的词条。
　　本书收入的是近年有关教育问题的随笔杂感，无甚高论，有的记录了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有的是教学随想，有的则是和同行或学生的对话。多数文章发表时用的是别名吴非、李汉等，收入本书时，不再注明原发报刊，根据需要，有些文章注明了发表年代，在此特向这些报刊编辑朋友们致谢。
　　 著者
　　 2004年6月于南京
精彩书摘：
在欢乐中沉思 ——“名校”的反思
南京师大附中 吴非
南京师大附中刚刚度过建校百年纪念。这所学校的知名，因素很多，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前身是“南高师附中”“国立东南大学附中”“中央大学附中”，这所学校出过许多卓越的人物，在宣传资料上，在校史馆里，陈列着名人的业绩。
我经常陶醉在欢乐的颂歌中，这是人之常情；我以后还会陶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的思考。百年校庆，一片欢乐，名校再一次显示出她无与伦比的精神感召力。我和万余校友一同沉浸在幸福的聚会中，我们仿佛像曾在一块地里长过的麦子，仿佛是曾经栖在同一棵高树上的鸟儿。我常常有这样的冲动：希望在这样的时刻，来一道闪电，让所有的人冲破精神的牢笼，反问一声：什么是“名校”？
名校是因为有昨天
总是在怀想学校的昨天。遥远的年代最能启人神思，如同人类的童年记载在童话中，最早的东西体现的往往是本质精神，更何况当教育要负载“救国”的重任时，人是不会说假话的。所以我读校史，从当代一点一点地往前读，渐入佳境。
1992年，校立了巴金的铜像。这尊巴金铜像形象有点冷峻，刚毅，有人曾问，为什么不选一个乐观开朗的巴金？我一度附和过这样的意见。但是10年来，我常常在在冬雪中，在雨中，在阒无一人的寒夜，路过巴金的铜像，这尊冰冷的铜像在寂静中，炽热了我的情感，我在冷寂中向巴金注目，试图与这个伟大的灵魂对话。“掏出心来”“说真话”，——这是晚年的巴金以病弱的身躯向他爱着的人民说的话。可是巴金在1925年走出校园的时候，他想过些什么呢？他期待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现在，我能对我爱着的学校说假话吗？知道说假话可耻却偏要说假话的人，配做一个教育者吗？
和中国其他名校一样，师大附中也多次在纷乱的时代变换校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初期，它有过一个轰动一时的名字——“第三次世界大战备战军校”，36年过去了，当年狂热的学生，有一部分在经历了人生磨难之后，才开始清醒的认识到什么是纳粹，什么是战争。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灵魂的忏悔，回顾那种学生斗教师的错乱，岂是一句“向前看”的锦被就可以遮盖的？自欺欺人的“宽宏”掩盖不了“17年”教育的失败，文化精神的缺失，人道精神的毁灭，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名校中。那种常常表现出一种与文明相对抗的野蛮之气，一种漠视人的生命的卑劣心态，我们总不能看作是名校的“独立精神”吧？
反思20世纪的教育，世界上有几类名校都经历过非理性的动荡时期，在法西斯主义肆虐时期，德日等国的名校遭受野蛮的蹂躏，度过了难堪的20年，在前苏联极权主义时期，“大清洗”给俄罗斯的名校留下难堪的一页，而1957年以后的20年，发生在中国的不可理喻的政治运动对教育的摧残，也给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名校留下污点斑斑……今天，当我们反思这一切时，除了诅咒那个时代，可能也应当想一想，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名校为民族又做了些什么？否则，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侈谈人文精神。
名校，你在追求什么？
每所名校如今可能都会思索：今天与昨天比，有哪些不同？——教师的地位有什么变化，教学形式有什么不同，学生在想些什么，名校的社会形象如何等等。而有可能感到困惑的，是“名校”的概念，这就不能不涉及名校的追求。
可能我们不能不忧伤地看到，名校的实际价值，几乎等同于“高考升学率”了。这种结局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如今传媒也把高考升学率高的学校称为名校。我们也看到，一些被视为“底层”的学校，因为靠非理性的“半军事化”的强化考试，也逐渐知名于世，这是不是对“名校”的嘲讽呢？我在师大附中工作21年，也无奈地看到这种变化，过去高一学生很轻松，高二最随便，都有点时间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而现在学生从高一起就记住自己的责任——考大学、考名牌大学了。
作为名校，不能没有升学率，但是一旦“追求”（或曰“片面追求”），则肯定与传统意义上的“名校”风马牛不相及。近年一些老牌中学在宣传上不遗余力地介绍高考升学率，强调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录取人数，这非但不像有独特文化风格的名校，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
首先得弄清什么是“学校”。学校该是什么样，未必要出洋考察，先学晏阳初、陶行知，我看这两位的思想都没有过时，五百年后一千年后还会有人称他们是教育家。——“教育家”这三个字，是用心血铸的，不是用金子打造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称为教育家的。据说现在中小学校被视为“最具经济潜力的实体”，只要国民生育，学校就不愁收不到学费。现在有人公然提出要转换观念，把办教育当作“商机”，把学生与学校的关系当作“消费关系”。（照此演绎，学校是商人老板，学生家长是消费者，那么教师呢，一定是营业员了。——这就终于实现了几十年前公社书记对教师说的“你好好干，我提拔你当营业员”的奋斗目标。）这类无知言论，很多是从教育管理干部口中说出的，是从校长们口中说出的，所以才会令人想到教育的前途而感到心冷。如“蛋糕要做大”这种俗不可耐的话也堂而皇之地从教育管理者们的口中说出了。不久前，我参观了一所万人中学，除了大，那块“大蛋糕”上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很容易地买到各地的土特产，随之而来的是老字号与特产进了超市，百年老店、老字号“做大”后，遍地分号，东西都不如先前好吃。不知道为什么就没人想想这个问题。如今，各地的名校有谁真正说出一点独特之处的？
教育不像工业生产，一个错误的政策会立刻导致严重后果，教育的失误，会在一个漫长的时期被掩盖住，而当其“发作”的时候，真是天命难回！想一想，“十七年”的失误导致文革的疯狂，大批青少年没有得到“人”的教育，而文革中长成的一代，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成为思想困难的一代，那么，持续10多年的应试教育会给未来留下什么，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高贵与平等
我心目中的名校，教学教育上应当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信条，除此以外，我认为名校的培养目标中，还应加上“高贵的气质，平等的意识”。
学校给学生心灵世界种下一粒什么样的精神种子？今天的教育者如果不去想，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者。虽然世界光怪陆离，学校教育不能世俗化，学校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培养未来父亲们母亲们，培养民族需要的人才，名校应当让学生像绅士淑女……但是，名校更应当教育学生一生追求真理，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能不断地挣断缠绕过来的锁链，能在精神上有追求，始终有一种批判与怀疑的精神，他们在本民族文化中，能始终地先于大众去发现与寻找，能勇于反思与求索。在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的同时，要告诉他们，古来伟大的思想者与殉道者都是生活在孤独寂寞之中的。名校必须从小就向学生灌输为民族进步，为人类文明服务的思想，从小就注意从精神上打好人文精神的底子，相比之下，学校仅仅以考取名牌大学的人数而确定在社会上的地位的观念，显得多么猥琐！
与时俱进的，也有许多泛起的沉滓。“高贵的气质”变成了“高傲”，而“平等的意识”刚刚有了萌芽，就冻死在温暖中。前几年我在青岛一所名校看到校方将每个考生的成绩张榜公布在校门口，于是嗤之以鼻；现在师大附中将每个考生升学去向公布在大门口，我则欲哭无泪。
杜鲁门当选总统时，有人向他的母亲表示祝贺，说：“你应当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他的母亲回答说：“我也为我的另一个儿子骄傲。”祝贺者问：“你的另一个儿子在干什么？”老太太自豪地回答：“他在地里挖土豆。”——我由此想到，学校培养研究杂交水稻的袁隆平，或者培养会种水稻的农民，都是教育的成就，绝对不能视之为成功或失败。如今的风气，考取名校为荣，考取名牌大学为荣，固然，在竞争机制下，人的综合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可是社会毕竟倡导平等，人与人应当平等，这毕竟是不可颠覆的理念。某年有个学生在考取一所著名大学后，提议成立“师大附中名牌大学校友联谊会”，我听了之后，大热天里一下子感到冰寒彻骨！这位学生因为家庭困难，在校学习期间得到师生无微不至的帮助，而他一旦“出头”，马上就视昔日同窗如路人。——人怎么会变得这样势利呀！有鉴于是，我从来就觉得没有必要宣传这所学校校友中出过多少院士，多少政界要人，多少富豪。
名校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在社会要求走向进步的时候，会有这样多落后腐朽的思想粘附在中青年一代身上，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有了升学率，有了办学的规模，有了设备的现代化，可是失去了平等，没有了博爱，我们为理想社会输入没有理想的人，这样的教育又有多大的价值？
名校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静听回声，今天的学校有许多过去没有的东西，可是遥远的年代的已经永久地把背影留给思想者。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主要是因为有一群名师；名校的教师应当有学术背景，名校需要学者型的教师。当年附中的教师，有一批是大学教授甚至某一方面的权威人士，如柳诒徵，严济慈等，放到哪一所大学都会是重要人物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常任侠教授留洋归国，在中大实校当级任教师（班主任），那种事当年屡见不鲜，现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现行体制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当好“螺丝钉”，几年前，教师还不能自由辞职，优秀的教师在学校即使得不到发展，也别想出去，同样也很难引进来，相反，平庸者也不会提出辞职，学校也无法辞退，看这种人事制度，就像是看一个不开化的部族的奇怪习俗，滑稽透顶。教育官员及校长们经常出访，说起国外一些学校竟然没有围墙，我觉得有没有形式上的围墙不说明问题，脑袋里的围墙才是问题的关键。
有人总结出一些今日名校的变化。比如，没一个校长不关心钱的，所以校长不得不姓“钱”，没有钱就没有办法改善教学设备，没有钱就没法留住骨干教师，没有钱就没法吸引优秀的学生，没有钱就没法与上下左右沟通关系……当校长的不会搞钱，不敢分钱，教师便看不起他，学校用升学率衡量教师，教师用能不能掳钱分钱来评价校长，倒真是相得益彰。可是一个校长把心思放在弄钱上，他会有怎样的价值取向，他还有没有可能准确地把握教育的真谛？而一个教师收受家长学生的钱，把吃喝款、旅游费拿到家长那里报销，与有钱有势的家长打得火热，他还怎么能内心平静地站在讲台上？
校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比如，著名学者常任侠曾在这里担任级任和教导主任，他的月薪达到230大洋，这笔钱按当时一般生活标准，大约可以养活100人。那是一种什么样优越？相信每个教师都神往。可是我们能不能问一下，如果活在当年，是不是每个教师都有他那样的学问？是不是都能像他那样为侪辈与学生所敬重？不管是人格风范还是学问，常任侠那样的教师中学里是不大可能有了，所以也没必要研究他当年的工资数额。
“学校像宾馆，校长像老板，学生像大款”，这是南京市一位教育局长在大会上批评的话，没说教师像什么，让我们对照前辈，自己总结一下吧。
体制的困惑
名校办学的基本理念应当像长春藤一样，即使是在废墟上，它仍旧能顽强地显出生机，积极向上，郁郁葱葱，给人以希望。我认为，这是解读名校必须注意的因素。
在现今体制下，不再会有校长去考虑百年不变的基本办学原则，他也不会考虑笃行百年来的办学理念，他不是来延续创始者的教育理想的，因为他生存于今世，他不能不遵循时行的价值观，所以他可能更重视与升迁有关的因素，他要适应现行的“政绩标准”。校长有级别，形同官员，因而名校往往成了管理者的一块跳板。
出于爱校，不能已于言，更因为已经是老教师，所以对校政常有些评议。很不幸的是，我对校政的批评竟然常常被后来的事实所验证，而我是多么希望是自己判断错误啊！——如果我错了，学校则太平无事，而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学校一定会受损失。平时对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我常常表现出疑惑。比如，无休止的评比、检查，不断干扰教育教学工作的竞赛和充满形式主义色彩的活动，束缚教师教学的种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落后的评价机制等等，可是20多年来，愈演愈烈，教师和管理者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从事没有价值的工作，耗尽精力。我一度认为是领导者观念的问题，然而任何一个管理者都能持之有据地说出一套“理念”，任何的落后东西都可以通过包装符合时尚，而且只需要吹牛，不需要去做。现在看一些名校的宣传资料，改革没有不成功的，经验没有不宝贵的，成绩没有不“可喜”的，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听到哪位校长在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在检讨自己的决策失误。1919年，廖世承主政南高师附中时，曾引入过美国的“道尔顿制”，一年以后，廖世承宣布试验失败，承认这种方法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也怪，当时就没有任何人指责廖世承，也没有人试图以此否认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然而这样的事放到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于是不得不叹息今非昔比，今天，我们多么需要廖世承那样的气度与胸襟！
但我终于醒悟，这不是校长们的落后，而是体制的落后，甚而言之，是制度制订者思想的落后。校长只对任命者负责，不可能对教学者负责，更难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
校长应当是职业教育家，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从事的是教育，是应当远离权力圈的。可是如今的校长都是“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这是他们翅膀上绑着的金块。因为他是“干部”，所以需要靠“政绩”垫高自己。因而他可以不问学校的长远目标，可以不考虑学生的明天，可以不研究教育理论，你如果对他说需要10年才能做完的一件事，他根本不考虑，因为他不可能在一所学校呆10年，一个有志仕途的人在固定的位置上呆上10年意味着什么？学校的升学率关系到他们的升迁，所以他很注意传媒的作用，所以他会特别重视领导人的视察，所以他很可能利用手上招生的权力，笼络社会势力，结出一张网……怎样保证校长执掌校政的稳定性，保证学校的民主决策作风，保证校风不受干扰，这也是中国名校应当思考的问题。
我的思绪早已远游。我爱我的学校，如果没有对她真诚的情感，我不会克服那么多的困难坚持做那么难的事，我不会拒绝种种诱惑向她贡献人生最宝贵的年华。我有时想，为什么我要这样“悖时”，长久地苦恼？想来想去也是惘然，也许是我遗憾青春被埋葬在了插队的农村，也许我是在感叹壮年的一事无成，也许是我到了知天命之年才看懂了什么事都要“慢慢来”……所谓“人生无悔”不过是一句自我安慰，但是如果我们明明可以成就许多事却因惮于世俗力量的顽固而放弃思想，放弃呼喊，那才是无价值的一生。
我特别喜欢邵燕祥的那句诗——“明天比昨天更长久”。我们也许因为软弱放弃过昨天，但是我们一定要为理想追求而珍惜每一个今天。
20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