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西安购置税电话:缅怀关向应烈士 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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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
——缅怀关向应烈士
穆 欣
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关向应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关向应同志是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的缔造者之一，贺龙同志的亲密战友，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委员，
关向应同志逝世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挽词中写道：“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正是关向应同志毕生经历的光辉写照。他是一个伟大的不知疲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无限忠诚。人们提起关向应同志的时候，无不赞美他纯洁无瑕的党性，坚定不移的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深刻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坚决执行正确的建军路线，为创建、发展和壮大我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作出了贡献。向应同志终生献身党和人民的事业，真正做到了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着被蹂躏的祖国获得彻底解放，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备历艰辛，在敌人法庭上坚贞不屈卫护真理，在雪山草地中率领同志们战胜饥寒和死亡的威逼，在民族解放战场上出生入死，直至积劳成疾。他顽强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临终还念念不忘未竟的事业，对于祖国的未来充满着坚定的信念：“相信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笔者曾于一九四 O 年秋天，在兴县初次会见关向应同志。他个子不高，瘦瘦的，静穆严肃的仪容，上唇一口很美的黑？，举止庄重，淳朴大方，这便是开头留下来的深刻印象。尤其那双深沉而犀利的眼睛，看人常是从头到脚目不转睛，非常严肃；但严肃中包含着崇高的阶级情谊，使人感到诚挚可亲，永久不能忘怀。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转战南北，毕生战斗，为革命建立的功绩，极其深刻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经常引起人们无比亲切的回忆。
（一）在民族忧患中成长
关向应同志原名致祥，满族人，满族姓瓜尔佳氏。他在一九 O 二年生于辽宁金县。家境贫寒，父亲是织布匠，终年劳动，不得温饱。他的家乡位于辽东半岛。由于这里战略地位重要，许久以来就是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垂涎、争夺的地方。一九 O 五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沙俄以后，便霸占了关东州，辽东半岛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关向应幼年曾在大连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建筑业）、《泰东日报》馆做过杂役工，饱受日本老板的剥削折磨，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他曾说过：“非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走不可。”那个时候，他开始与革命者接触，读过一些进步书报。一九二四年二月，在大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大连的第一个共青团员。随后，他就辞别家人，远离故乡，到上海去参加革命斗争。到上海后，他在闸北市民协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上海写给叔叔关玉和、关成顺的一封信中，曾经表示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本其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拚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反抗，此侄春回新抱，亦侄之唯一之人生观。”从此他就踏上革命的征途，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关向应同志到上海不久，党就派他前往苏联求学。一九二五年一月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回国，在上海沪东共青团部委工作。一九二六年到山东共青团省委工作。一九二七年“四 · 一二”事变后，去汉口工作过一段时间，即去中共河南省委工作，后又返回上海，任职于共青团中央组织部。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一九三 O 年以后，参加中共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工联工作。“九·一八”的炮声传到上海，他的家乡又被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侵占，更加激发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激励他的革命热情。他于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捕，曾经遭受敌人的酷刑拷打。他在敌人的法庭上，牢狱中，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表现了无产阶级战士的高尚品质和坚定立场，没有泄露组织的秘密，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党在上海营救他出狱的时候，有过一段有趣的插曲。
关向应同志被捕以后，上海的中央特委责成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同志设法营救。向应同志被捕的时候，被敌人抄去了一大箱子文件。因为这批文件关系重大，陈赓同志营救他，就先从这批文件入手。一方面，我们需要设法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抢出来，才能避免泄露党的重要机密，使党少受损害；另一方面，只要能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搞走，使敌人无法判断关向应同志的身份，就更容易把他营救出来。陈赓同志通过隐蔽在敌人内部的反间谍关系，知道英国巡捕房正在为这一批文件发愁，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实现抢救文件、进而营救关向应同志这个计划的有利条件。当时巡捕房的英国人看见那么多的文件和材料，自己挑不出来哪些是重要的，天天围着文件箱子转，深感难办。而在我们这一方面，这个时候也正为这批文件被抄去感到紧张。陈赓同志就找当时上海重要的反间谍关系杨登瀛（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驻上海的“中央特派员”)，要他到巡捕房去想办法。杨登瀛就到英国巡捕房去。他从那里回来说，国民党想要把这一批文件全部弄走，英国巡捕房不同意，正在据理争辩。英国人说，这个案子本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同志要杨登瀛去找英国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Lampson )，告诉他这一批文件很重要，同时表示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想从中挑出重要文件，据为己有，就对杨登瀛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瀛说自己事情忙，没有工夫，但是表示可以另想办法。陈赓同志根据中央指示，派了在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的刘鼎同志前去“鉴别”。中央交代说，要把所有手抄、复写的文件拿出来，其他的可以不管。这样，杨登瀛就把刘鼎同志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英国巡捕房，并把他带到存放文件的房间。刘鼎同志在这里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把其中的复写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临走的时候手里拿了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
后来，陈赓同志就叫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从他家里抄出来的这些文件，都是学术研究资料。结果，就把敌人敷衍过去了。敌人认为关向应同志不是“要犯”，不予重视，对他判决较轻。随后，党就进一步设法把他营救出来了。
（二）“创业艰难百战多”
关向应同志于一九三一年底出狱后，党派他到湘鄂西红色区域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①政治委员，与贺龙同志一起，对红三军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重大的作用。
湘鄂区红色区域，是贺龙同志领导开创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的时候，贺龙同志率部参加起义，并任起义总指挥。南昌起义后，党派贺龙同志回湘西老家发动武装斗争。一九二八年春，他和周逸群、卢冬生同志等七个人，赤手空拳，回到湘西桑植。他们以井冈山的斗争为榜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武装斗争。虽也几经起落，但在一九三 O 年夏天，就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由贺龙同志任总指挥，周逸群同志任政治委员。部队很快扩大到两万多人，工农革命政权也有了很大发展，红色根据地的范围扩展到十七个县。这个根据地同中央红色区域、鄂豫皖地区、湘鄂赣红区，构成了对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敌占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促进了全国的革命运动。
正当红二军团壮大发展，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的时候，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一次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一九三 O 年九月，为了贯彻其攻打中心城市的决议，从中央机关派来代表。这个李立三等人派来的中央代表于九月十二日到洪湖，二十日就召开前委会，强令红二军团离开鄂西根据地，配合攻打长沙，尔后夺取武汉。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对错误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中央代表拒不接受正确意见，改组了红二军团的领导，撤了周逸群同志军团政委的职务，由他自己担任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结果，使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受重大损失，给湘鄂西的革命事业带来很多恶果。但由于周逸群同志和贺龙同志及广大干部向“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斗争，坚持了正确的意见和作法，因而弥补了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到后来不管是红军还是根据地，都有发展。一九三一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这年三月，王明派出的“钦差大臣”来到了鄂西，组成湘鄂西中央分局，独揽军政大权。他们全盘否定湘鄂西红色区域长期创造的成绩，把一贯执行正确路线的周逸群同志排斥于领导集团之外，又撤销了他湘鄂西联县主席的职务。周逸群同志率领一批地方工作干部和军队，到洞庭湖滨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年五月间在湖南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遭敌伏击，不幸壮烈牺牲。②王明路线的破坏，又使红二军团遭受了很大损失。这时，中央代表令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
关向应同志于一九三二年一月来到湘鄂西根据地，曾任军委分会主席，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政治委员，与贺龙同志一起率领红三军的主力部队同敌人转战沙场，经常和数倍、十数倍以至数十倍的敌人苦战。一九三二年一月到三月间，红三军连续歼灭敌人两个旅、两个团零三个营，生俘敌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张联华、敌第四八师第一四四旅旅长韩昌峻以下七千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改善了自己的装备，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三万人以上。根据地也扩大了一倍。
一九三二年春天至一九三四年秋天，由子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破坏，红三军不得不离开洪湖根据地，转战到豫鄂川陕边区。红三军撤离洪湖后，经豫西伏牛山进陕南，渡汉水，越大巴山入川，南渡长江抵湘鄂边界，艰苦转战七千里，部队也由一万四、五千人减员到九千余人。在此期间，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定地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特别是对他们推行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了抵制，保护了大批革命干部。以贺、关为核心，紧紧团结广大红军和游击队，继续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
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执行者，在红军中搞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践踏党的组织原则，把一切因为“左”倾冒险主义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满、批评、反抗的同志，不分情况，不问是非，一律戴上各种帽子，进行残酷斗争，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他们把内部是非之争，路线、策略之争，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他们大搞逼供信，乱抓所谓“改组派”，杀掉了许多红军干部。红六军的创始者之一、敌军闻风丧胆的军长段德昌③同志，从大革命时期就跟随贺龙同志闹革命的师长王炳南同志，以及许多在革命斗争中立下功绩的干部，都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执行者背着贺、关杀害了。贺龙、关向应同志对此表示了极大愤慨，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执行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春，部队转到鹤峰地区的时候，那些“左”倾分子又提出要解散党和团的组织。贺龙同志火了：“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红军是党领导的，怎么能把党解散呢？”可是他们一意孤行，硬是解散了红军中的党组织，结果全军只剩下了四个党员：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和夏曦。军队的政治机关和工农民主政权也被强令取消。部队搞成这样，当然无法进行战斗。春末夏初，一直在桑植、鹤峰地区坚持斗争的贺民英部，在鹤峰县洞长湾被敌人包围。经过激烈的战斗，贺龙同志的两个姐姐——贺民英和五姐壮烈牺牲，两个外甥负伤，一个外甥被俘。
这年秋天，经过关向应和贺龙同志的坚决斗争，才开始在红军中恢复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关向应同志不分昼夜地在各连队中进行政治动员，细心地向战士们解释党中央的政策，并亲自主持重新登记党员，组织党的支部、小组等一系列工作。还立即成立了政治部，着手重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逐渐在部队中设立了团政治委员和连指导员。
在根据地的问题上，“左”倾分子自撤出洪湖后，先曾准备放弃湘鄂西到川陕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又拒不进行发展和巩固湘鄂边根据地的工作。致使湘鄂边根据地尽失，红三军再次失去依托，流动游击于鄂川边界一带。对此，关向应与贺龙同志对他们进行过多次斗争。贺龙同志形象地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并且提出首先建立若干个工作基点，然后由点到面逐步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央分局在贵州的枫香溪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在“左”倾冒险主义到处碰壁，和以贺龙、关向应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坚持斗争的情况下，“左”倾分子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作一些改变。会议确认恢复红军中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发展黔东根据地。决定建立黔东革命委员会（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等部分地区）和几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随后又建立了部分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关向应同志任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这年经过两、三个月的斗争，创建了纵横两百余里的黔东根据地。这样，红三军才度过了建军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会师后，红军的力量增强了。遵照中央电令，成立了两军团总指挥部（后又成立党的军委分会），建立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为核心的领导机关，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军委分会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纠正了“左”倾冒脸主义的错误，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接连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建立了以永顺、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边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军区和革命委员会，开始了湘鄂川黔红色区域发展的新阶段。
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命令两湖军阀六路围攻我军。
红军三大主力于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关向应同志担任八路军第一二 O 师政治委员，与贺龙师长一起率领部队创建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一九四 O 年，他担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一九四二年八月，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十多年中，他在党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率领革命部队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维护党的团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三）纯朴求实的风格
关向应和贺龙同志都是长征到陕北后才见到毛泽东同志的，但当他们独当一面在湘鄂西红色区域、红二军团工作的时候，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体现者。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就是贺龙和周逸群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以毛泽东同志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关向应和贺龙同志，一向对毛泽东同志很崇敬。一九三五年初的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新领导，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年二月，二、六军团接到了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有关组织问题的电文，得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贺龙和关向应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指挥。贺龙同志非常激动地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此后，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初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关向应同志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光明正大，忠心耿耿地站在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作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同志回忆说，早在洪湖时代，向应同志就是遇事从实际出发，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事物。他在那个时候的思想与作风，大都与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相符合，“字面上虽不尽同，原则上是一致的。”一九三一年冬，当他初到洪湖根据地的时候，根据地在强大敌人疯狂“围剿”下，遭到极其残酷的破坏，向应同志提出扩大红区，恢复生产，曾经转变了当时相当困难的局面。在执行土地改革的政策中，他主张集中打击农民最痛恨的大地主和恶霸，加以正确地执行了我党对付地主武装与土匪的政策，大大分化和削弱了敌人的阵营。有的同志说：早在一九三五年，向应同志就曾经指出，干部政策中改造思想是基本问题。在党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他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即使受到错误路线的排挤、打击，仍然对党忠心耿耿，坚定不移，一心只念着党和人民，至于个人的荣辱得失是在所不计的。当他病情垂危的时候，在遗嘱中写道：“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勇前进！”
在工作中，关向应同志既敏锐又谨慎，既果断又细心。他对任何事情都经过深思，然后给以恰当的估价，绝不做夸大武断的论断。并且经常教育同志们遇事要作分析，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从书本出发。
他在作风上是认真负责，精密细致的。无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红二军团，或者是抗日战争时期在第一二 O 师，他都很少坐在家里，总是经常深入部队，到各旅、团去检查工作，教育干部。而且总是一直下到连队，和广大战士保持了亲密的接触，从那儿了解具体情况。一九三八年第一二 O 师主力东进的时候，他留一个排布置工作，连党和部队的关系，住房等具体问题，都亲自指示，一丝不苟。他对下属的指示，都是及时而具体的。有一次，我军在杨方口打了胜仗，他和贺龙同志联名给前方连拍两个电报说：你们打了胜仗，敌人要报复，切忌骄傲，防敌袭击。果然敌人立即增援报复。因为部队已经有了准备，就避免了可能有的损失。
关向应同志每到一个地方，绝不“下车伊始”就轻易发表意见，总是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和具体办法。他在传达党的文件、党的会议精神的时候，完全打破那种照抄照搬的方法，而是针对客观实际，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以后，他到晋西北来传达。在晋西北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上，先让大家报告工作情况，研究好坏典型，找出关键所在，然后才以六中全会决议精神，联系当地实际，解决晋绥工作问题。他和干部谈问题的时候，大多也都采用这样的方式。正如一些同志回忆时候说的：“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
（四）文艺工作者的良师
关向应同志不但精通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思想，而且熟知党的文艺方针，有精湛的文艺修养，十分关心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文艺工作，关怀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晋绥解放区开创初期，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一九四 O 年
他对一二 O 师政治部的战斗剧社，经常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九三九年，他就指示这个剧社的同志，在创作上应该坚持和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他还经常到宿舍里跟大家聊天，问搞创作的同志在写什么？怎样写？并为他们解决具体的困难。就是路上遇见剧社的同志，总要热情地问寒问暖。剧社每次演出新剧，他都亲到后台同演员们研究问题。他以自己的丰富阅历，除对演出中的一般问题提出真知灼见，对于某人某句台词或某个动作，都给予细心缜密的指点。他的态度谦虚，使人一点都不觉得是在提意见，这就使人易于接受，并且在行动中改正，乐于同他接近。
他对到部队工作的作家艺术家，也都非常关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有一些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与学习的文艺工作者，随同贺龙师长到了晋西北前方，以后又随一二 O 师挺进冀中地区。向应同志鼓励他们深入前线，鼓励他们长期留在部队工作。他很关切地说：“战争，你们是应该去看看啊！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明明知道那里是死，然而却要向那里冲过去。”他们在前方工作了一段时间，鲁艺文学系的同志提出回延安的要求。有些同志提出批评说：要求回延安就等于怕艰苦。虽然“实质上就是这样”，但在当时他们还不能够，或者还不愿意认识得这样尖锐。“却借艺术之名和他们（批评者）抗争。却说，写作品要经过时间的沉淀，不能就在前方写。却说，作文艺工作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直在前方，准备将来写长篇，一种是到前方来了又回到后方去写。”只是“忽略了另外一个更大的事实，抗日战争的前方需要文化干部在那里作宣传工作。而且，既然承认有两种文艺工作方式，为什么却一定要坚持后一种呢？”这次争论的结果如何？过了将近十年以后，当时在场的何其芳同志于一九四六年，在讲了前述争论过程以后写道：“这个争论后来关向应同志给我们解决了。愿意留在前方工作的他们欢迎，实在不愿意留的就送回延安。现在想来，他这是一种正确的革命的等待。等待将来有更多的经历来教育我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果然，后来经过延安的整风运动，我们能够明确地客观地清算这段个人的历史了。而且我痛切地感到，作为一个革命的军事家，革命的政治家，无不经过多次的残酷斗争，战场、监狱、负伤、毒刑，挫败了而又重来，出生入死，艰苦备尝，然后他所从事的事业才可能取得显著的发展与成就。而作为一个革命的创作家，加之又处在战争的时代，难道却可以没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经历多种的困难与危险，就能写出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作品吗？”
向应同志很喜爱字画。他在幼年时候就爱画水笔画，而且经过勤学苦练，能写一手清秀有力的毛笔字。在他病重的时候，不能读书读报。医生知道他喜爱画，曾经找些字画给他看，他常发表一些非常湛深的见解。一九三九年冬天，年轻的业余画家李少言同志调来一二 O 师司令部，给贺龙师长当秘书。他晓得李少言爱好木刻，就和同样喜爱文艺的贺龙师长经常鼓励李少言抽空搞创作。这位新来的秘书在他们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下，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利用战斗间隙和工作的余暇，连续刻成组画《一二 O 师在华北》大约一百幅。在这些木刻创作过程中，他和贺老总对其中的每一幅画，都仔细地观看并提过多次意见。向应同志基于对美术的爱好和对青年干部的关心，把新刻出的作品都拿去贴在自已房间的墙上。他比较喜欢组画中的一幅《露营》，曾对李少言说，这幅画较有意境：表现夜深人静，人马在行军与战斗之后的特点，能够使看画的人联想到的东西比较多一些。他还同李少言谈到民族遗产的问题，强调指出中国的新兴木刻，应当多接受一些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有一次在行军作战的空隙，他还特别领李少言到一个庙里看壁画，探讨民族绘画的特点。他说，中国画善于用很简练的形式表现丰富的内容，很讲究意境。……贺老总根据自己丰官的经验和对生活的了解，也常对李少言的作品提出精深的意见。有一次，他看到李少言的一幅骑马的画稿说：这个骑马的人，骑的不是地方，常言道，“马骑前背牛骑腰，驴骑屁股左右摇……”作画应当仔细观察，不能只凭自已的想象。他们两位的关心与指导，都对画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少言以后在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与向应同志和贺龙同志当年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的。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向应同志幼年没有读过多少书，便出来做工，接着就参加了革命斗争，他的渊博的知识，都是在戎马倥偬的战场上，在敌人的牢狱内，在公务繁忙的间隙中挤时间学得的。他说，一九三一年被捕的时候，曾经在监狱里读过很多书。当时反动派禁读革命书报，只能设法找些古书来读。但是，这些阅读却使他得以提高关于我国古籍的素养。在他养病的几年中，又读了不少古书，读了许多旧诗词，还读了几遍《春秋》、《左传》。他读得多，记忆力很强。对于比较熟悉的《水浒》、《聊斋志异》和其他一些古书，能够背诵书中许多很有风趣而且富有政治意义的句子。
新书读的更多。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手不释卷。抗日战争时期，他珍藏着不少鲁迅著作和其他著名的文艺书籍，经常借出去流传在同志们手里。一九四一年，他在兴县对岸、黄河边上的彩林养病的时候，听说我有一本苏联小说——作家肖洛霍夫的著名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便让李少言同志给他拿去。为时不久，他就叫人把书送回，还写了一封信给我，大意说：这本精装的书，虽对躺着的病人很不适宜（因为重得象块砖头），但仍“看一会，放一会”地看完了。并且谦虚地说，这本书使他获益颇多。
每个同他交谈过的文艺工作者，都感到他对文艺的见地精湛。他对鲁迅作品的深刻分析，尤其令人折服。一九三八年，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后，许多同志准备回前方去，住在延安中央军委副官处等待出发。那个时候，向应同志整天阅读鲁迅的作品，爱不释手。他常津津有味地谈论鲁迅的笔法如何的犀利，有气魄。他佩服鲁迅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他爱鲁迅的小说，更爱鲁迅的杂文。他常手持《阿 Q 正传》，一面分析当时鲁迅写作这篇小说的环境，一面引证书中的语句，说明鲁迅反映现实的深刻。他曾精辟地说：“人言鲁迅深刻，但不了解鲁迅的浑厚。其实，鲁迅对于人民的热爱，和对于统治者的憎恨，正是表现他的浑厚，如大海之不可测。”当时很多文艺工作者听到他的谈论，异常惊奇他那样的谙熟鲁迅的作品，敬佩他那敏锐精辟的见解。有人曾对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料到关政委竟然如此精通鲁迅。”小平同志笑着风趣地说：“大惊小怪作什么！人家早已有小鲁迅的诨号了。”
他也喜爱诗词。在延安养病的时候，一二 O 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曾经送去一部唐诗，他很喜欢。杜甫和陆游的诗，都是他常看的。他特别喜爱陆游那首著名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向应同志的家乡辽东半岛，于一九三一年“九 · 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的卖国投降的“不抵抗主义”下断送我国东北的时候，金县是最早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对于陆游这首诗中所表达的爱国激情，他的感受自会特深。
他和续范亭同志有着深厚的友谊，也很喜爱续老的诗文。晚年同在延安养病，彼此关怀，经常相互慰问。续老在柳树店休养的时候，他曾写信去索要新作。续老把亲笔写的诗送来以后，他就让人贴在墙上，整天地看。当时任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的武新宇同志写过一首短诗，题赠续老：“三晋名流多，宇独爱先生，不忌亦不求，永作座右铭。”给向应同志看到了，他曾指出：“续老的不忌不求，正由于他有所求。他所求的不是个人的荣誉得失，而是真理。”
向应同志逝世以后，笔者在他遗留的笔记本里面，曾经发现他用挺秀的笔迹所写的几行诗：
月光在征尘中暗淡，
马蹄下迸裂着火星。
越河溪水，
被踏碎的月影闪着银光，
电火送着马蹄，
消失在稀微的灯光中。
这是很富有诗意的句子，在他一生不知疲倦地埋头解决各种工作问题的间隙中，这也许是仅有留下来的诗句吧！
（五）顽强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关向应同志一生勤俭朴素，刻苦自励。他出生在贫寒家庭，从小过着贫困的生活。六、七岁起就参加家庭劳动，在家里帮助母亲推磨，到野外拣粪、拾柴草，稍长在农忙时还帮助父亲种地、拔草、积肥。幼年在家穿的衣服总是打了许多补钉，鞋子也是补了又补。就是学习用的白纸也很节俭，蝇头小楷正面写了反面写，小字写满不能再写了，还要一遍又一遍地在上面练习大楷。他在大连《泰东日报》做事的时候，主要是干些打水、扫地、擦桌子、送信送报、记帐或抄写书信等杂活。他在那里算是小职员，但他不愿住在职员宿舍，特地搬到大屋子里和工人同住，有空就到排字房去干活。他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时候，当过做饭的大师傅，卖过报纸，忍饥受寒，把挣来的钱交给党，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在共青团中央组织部担任负责工作，还要自己刻蜡板，印文件，一直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从无怨言。那个时候，他的生活十分俭朴，一年四季，足有八个月穿着一件旧夹袍，外罩一件蓝布大褂。以后他到武汉工作的时候，仍然备历艰苦，经常挨饿。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坐牢，受尽反动派的酷刑折磨，身体受到很大损伤。以后长期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整日奔波，劳瘁致病，仍然夜以继日地操劳，直到病情日益沉重，不能再拖的时候，才去休养。任弼时同志讲起他这种为革命奋不顾身的精神时说：“一九四 O 年，他初患肺病到延安的时候，如及时注意休养，或可治好。但他因关怀前方战事，坚决要求回晋西北工作，以致后来沉疴不起。”
情况就是这样。一九四 O 年他因病回到延安休养的时候，身体已经消瘦多了，常常咳嗽。他因关怀前方战事，住了没有几天，坚决要求回晋西北工作。在前方，有次连续开了四、五天会，会议日夜都在进行。他吐了血，肺病一天天加剧，消瘦得腿比平常人的胳膊还细。病得不能再拖，才又回到延安养病。
二十多年中，关向应同志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很大，在长期斗争中成为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但他却一直谦逊谨慎，虚怀若谷，把一切劳绩归劝于党和人民。他是党的中央委员，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但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对地方党都很尊重。在党小组内，他和普通党员一样服从组织，把私生活上的一些事情都告诉党。他这种从来不以特殊自居的精神，贯彻在一切细小处。据医务工作者说，在治病的时候，只要是医生说这东西吃不得，他就永远不吃，医生要他怎样他就怎样，能够严格遵守医生的嘱告。原来他的酒量很大，纸烟也抽得很多。但是，烟和酒对于他的病体异常有害，听到医生的劝告，他就马上全都戒绝了。这些看来象是平常小事，但是如果没有高度的纪律性，缺乏坚强的意志，是不容易办到的。
向应同志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部队的生活异常艰苦，每日天一亮就要行军作战。他虽然是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但是他和战士一样，伙食吃得很坏，日常他只有一套替换衣服，满身都是补钉，脚上穿一双草鞋。他从不计较，无论是下雨刮风，夜晚宿营的时候，摊开一些柴草，盖一条破军毯就睡了。一九三五年在西康缝的一条被子，早就破烂不堪，直到一九四五年才换过。养病期间，凡是为他准备的一切东西，他总要注意是否浪费，哪怕是很少的一点添置，他都要亲自过问，如果不得到他的许可，人们不敢给他购置任何一件东西、中央给他的生活待遇，他总感到用费太大。他见不得浪费现象，经常教导人们，要记得生产每一粒米老百姓流的血汗，记得秘密党的艰苦生活，处处注意勤俭节约，消除一切浪费现象。
他和贺龙同志一样，具有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精神，宏伟的魄力和刚毅的意志，遇到任何紧急关头，都有坚定的信心和充分的把握，困难反而使他们更加振奋坚强。一起战斗过来的同志们都记得，洪湖时代，红二军团常和数倍以至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苦战。部队被打散了，贺龙司令员骑上他的大红马，擎起红旗，便是部队集合的目标；加以关政委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便保证了工农红军的继续发展和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在长征途中，每天都要和追击的反动军队打仗，没有军用地图，只有一份旧时中学生用的中国分省地图拿来辨别方位。向应同志饱受折磨，消瘦得皮包着骨头，依然肩负艰巨的工作，不但从不气馁，反而显得更加愉快。横渡金沙江的时候，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空中又有反动派的飞机狂炸，形势万分危急。当时全军只找到三只小船，还被打坏了两只。但是，贺、关钢铁般的意志鼓舞着英勇无比的红色战士，几万人的队伍迅速飞渡金沙天险。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藏民吃的“酥油粘粑”，很多同志吃不得。向应同志首先学会吃，并且告诉同志们说：“如果你们不学会吃酥油粘粑，草地走不出去，会要命的。”草地行军期间，不光被反动派大汉族主义激怒了的藏民会来袭击，单是那怪戾的气候和生活，就足能把一个部队拖垮。那个时候，他今天跟着五师行军，明天又和六师一起前进，鼓励大家振奋精神，讲解少数民族政策，率领大家胜利完成长征。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关向应同志担任八路军一二 O 师政委，与贺龙师长率部挽回晋西北的危局，从而缔造了晋绥解放区；一九三八年，他又和贺师长率部挺进冀中，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旌旗所指，捷报频飞。所以人们一提起贺、关，就感到有种巨大的力量可以依靠，立刻会增长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向应同志在病中，时时刻刻都注意使全党全军团结得象一个人。
（六）伟大的革命友谊
关向应同志在和贺龙同志相处的日子里和共同的战斗中亲密团结，彼此关怀，互相支持，成为全军的典范。从一九三一年起，直到向应同志因患重病于一九四一年回延安休养以前，他们两个从来没分开过，都是在一起行军、作战，住的总是在一个房间。他们在长期并肩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有位同志回忆说：在工作上，“自内战到抗战期间，我们部队经厉过成千成百次战斗，从未见他们两位意见上有过分歧的地方。每次战役都指挥得很好，任何艰险的战斗都能获得胜利。”他们的关系好似兄弟骨肉，人们写信以及他们自己签名也就写作“贺关”。李井泉同志比喻锐：“贺关”是我们一面旗帜上的两个名字，正如我们党旗上的镰刀斧头一样。
一九三九年，关向应同志和贺龙同志在
冀中陈庄战斗中视察地形。
向应同志纯粹的党性，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艰苦朴素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得贺龙同志的尊重和热爱。贺龙同志在一二 O 师的威信是很高的。但在谈到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作战能力的时候，他没有一次不强调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的作用。沙汀同志曾在一九三八年访问一二 O 师，以后写了一本记述贺龙同志革命事迹的书。过了许多年以后，贺龙同志还特地让一个亲属向他指出：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就是对关向应同志写得太少了。因为在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关向应同志对一二 O 师的作用是主要的。⑤
向应同志对于贺龙同志同样非常信服尊重，一九三六年，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记述了会见关向应同志的印象：“他留着整齐的小胡子，一边抽纸烟，一边告诉我关于贺龙的一切——虽然他不愿意费时间来讲他自己的事。”确是这样，每逢接待来访者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经历向来只字不提，总是满怀兴致地畅谈贺龙同志的斗争事迹。有一次，他曾谈到贺龙同志特有的乐观精神：“老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说有办法，而且每当最艰苦危难的时候他最快乐。”另一次，当提到贺龙同志超乎常人的记忆力的时候，他亲切地说：“人们说，老贺的脑袋里有一张详细的地图，这是真的！”
一生中最真挚的战侣，你先我永逝了，辞去了你亲手抚养的部队，辞去了千百万人民，还辞去了你的难友——“云青”。
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瑚，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亭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
你的革命的一生——出身于纯正的无产阶级，参加团参加党，直到成为团、党最后完备的一个领导人，你在牢狱中，战场上，艰苦备尝，顽强对敌，从没有计较过个人。你掌握着毛主席的思想与作风，高度的原则，诚挚的精神，严己宽人。
你死了，悲痛了千万人的心：我要把悲痛变成力量，我对你沉痛的纪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床恳切深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是你含笑九泉之时！
这是一种伟大的阶级友谊，强烈的真挚感情，是只有为人民事业共同奋斗的战友同志之间才能有的崇高感情，是人间任何其他形态的私人感情所不能比拟的。这种伟大友谊和真挚感情，正是革命先驱者为了共同理想和革命事业，“同生死、共患难”，在异常剧烈的革命斗争中亲密合作，在生死搏斗的战壕里并肩血战中凝成的崇高感情。这种感情是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因而是人间最伟大、最真挚、最深邃的感情。他们这种历史上所少见的，亲如兄弟骨肉的伟大革命友谊，将同他们毕生献身的革命事业一样，永远受到人民的崇仰和歌颂，受到人们的钦敬和仿效。众所周知，贺龙同志是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在对敌斗争中勇猛无比，他的威名曾使敌人闻之丧胆。在他毕生战斗经历中，对他怀有刻骨仇恨的国内外反动派，曾无数次地造谣说他“死了”，也企图用谣言把他渲染得使一般人恐惧。“无情未必真豪杰。” ⑥在敌人面前，他铁面无私，确是凛然不可冒犯的威严元帅：白色恐怖威胁不了他，高官厚禄引诱不了他，人间的任何艰难困苦全都压服不了他。在同志中间，他却又是感情洋溢，心肠炽热的群众领袖。对人民，对同志，怀有无比的热爱，有着火一样炽烈的热情。他对亲密战友关向应同志的逝世，怀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首悼词字字句句都洋溢着深沉的哀思，表现出共产党人所特有的高贵的革命情怀。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向应同志把这种亲密团结的精神带给全部队。他的为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要求严格，待人热情。对于干部的培养，他一贯是诲人不倦，耐心说服；干部有了问题，一次谈不通，再一次，再一次，直到你接受了真理，改正错误，这会使你一辈子都忘不掉。对任何干部，他都这样耐心细致地谆谆教导，尤其注意帮助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改造思想。他在病中还常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往住为个人利益而使思想纠缠不清。若是为革命着想，纷乱的思想当可澄清。”他在批评犯了错误的同志的时候，向来不戴大帽子。他在处理任何一项工作中，从未声色俱厉地跟人发过脾气。有时下边干部发脾气了，他也只是严肃指出：“你这样子是不对的呵！”依然平心静气，用真理说服对方，告诉你这事不是这样做的，要怎样改，直到你点头心服。一九四O年，他在兴县城关，遇见有些地方机关捆绑起农村的二流子乱戴帽子游街，就批评道：“你们不好好做工作，光游街就能改造了他们？”
他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具有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下边出了毛病，他在严正批评以后，总要检查自己的责任，指出检查督促不够的地方。每当兄弟部队会合，他和贺龙同志都注意约束自己的部属，教育他们虚心学习兄弟部队的长处，发生问题时，则着重责罚本部同志。有次在晋绥北线，两个部队发生争执，贺龙同志知道了，便把双方部队的负责同志请来，亲自陪同他们观看京剧《将相和》。使双方部队的负责同志深受感动，争作自我批评，问题迎刃而解，这比严厉批评的效果更强。
洪湖时代，关向应几乎认识所有的干部战士。长征途中，他对指战员深切关怀，无微不至。当时他和红二方面军最后面的部队走在一起，不是在五师，就是跑到六师，象对亲生骨肉一样爱护战士。红军长征所经历的地区，大都人烟稀少，比较荒凉，粮食本来就少。向应同志带领的五师和六师是后卫，前面的队伍筹集粮食已感不足，轮到他们困难更大。很长时间，他和战士一起，只靠野菜充饥。有时总指挥部发给他些挂面，他就在小口袋里随身背着。一到师里，就拿出来给大家吃。一个人几天的粮食，一次就给大家吃光了。部队进入草地以后，粮食问题更加严重。五师六师的任务，原是堵截追击敌人。敌人不敢进草地，这时饥饿成了最大的敌人，有一天宿营的时候，部队全部绝粮。关向应夜晚集合部队，进行政治鼓动：“我们是工农的武装，同生死共患难的队伍。我们生在一堆，死在一起！”这些话使大家异常感动，全部低下了头。最后他说：“派出寻找牛羊的队伍，赶天明就会回来，可以设法调剂补充给养的。”讲完话，路过剧团训练班住的帐篷，看到一个年纪很小的演员饿得啼哭。他走过去，抚摸着孩子的头劝慰道：“哭什么呢？小鬼！饿肚子的同志多哩，大家都哭起来怎么办呢？”孩子告诉他：肚子饿痛了。他温和地说：“慢慢想办法，会有希望的，哭有什么用呢？”就在那天晚上，他把收集到的羊，赶紧送了八只给剧团训练班。以后，在行军中一遇见困难或听见有人哭泣的时候，那个红小鬼就学着他的口气说：“慢慢想办法，会有希望的，哭有什么用呢？”
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越注意部队生活，关心群众疾苦，与士兵同甘共苦。有些新战士没有鞋穿，他便向干部讲：“步兵靠脚，骑兵靠马”，随即发动老战士帮助打草鞋，总指挥部给他的马，他从来不骑，总是给伤病员骑。贺龙同志也是这样，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把自己的大衣送给哨兵穿。战士们激动地说：“贺老总的马是伤病员的马，贺老总的大衣是哨兵的大衣。”红军一路上风餐露宿，经常在狂风暴雨中野营。暴戾的气候，饥饿的折磨，严重摧残了大家的健康，损害了身体，部队减员很大。有些红军战士牺牲了，向应同志就拣起他们的枪，背在身上；红军战士只要有一口气，他总要想办法把他们带出草地。向应同志如此关心同志，体贴部属，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表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样，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使全军广大指战员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整个部队就成了一个和睦亲爱的大家庭，贺司令员和关政委就是全军衷心崇敬的好兄长。
（七）“永记心头，永世不忘”
关向应同志具有鲜明的群众观点，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群众的利益，时刻注意军民关系——部队的群众纪律，终常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部属。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是同对剥削阶级的仇恨相联系的，是同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分不开的。
他的爱憎是分明的。提起那些置广大人民于地狱惨境的剥削者，他恨死了他们。抗战初期，晋西北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一二O师除了要和强大的敌人作战，又要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在争取山西军阀阎锡山、赵承绶抗日的同时，又须对他们的反动统治和投敌反共的阴谋坚决斗争。向应同志经常教育大家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警惕一切反动统治者的阴谋暗算。他经常讲：“对反动派，不要有任何幻想。”当赵承绶在晋西北力量还小，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乞求进步势力帮助他的时候，他就教诲同志们从骨子里看人，揭露了赵承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那些家伙吃肥了翻脸就不认人！”果然不久，赵承绶等投降派便发动了晋西事变，欲陷广大抗日军民于血海；我们党因有思想准备，率领人民奋起自卫，终于把赵承绶辈赶出了晋西北。另一方面，他对一切被压迫者，则是由衷地同情；对于劳动人民，具有真挚的热爱。一九二七年冬天，一位同志当了县长。他遇见这位同志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如今的政府是不是还象旧日的衙门？老百姓是否还是‘有理无钱莫进来’? ”又一次则问：“旧日农村的老百姓，对催粮要款的狗腿衙役是最怕，也最恨的，现在是否替老百姓除了这一大害？”
早在洪湖时代，他就经常教育部队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每次部队临出发的时候，他都要亲自到连队去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地扫干净了没有，借老乡的东西还清了没有，如有战士违犯了群众纪律，指挥员就要连带受处分。当时部队白天行军作战，。夜晚还要执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动员战士去发动群众，集中打击农民最痛恨的大地主和恶霸，把粮食分给农民。向应同志总是跟战士一起，发动农民进行斗争，帮助群众搬运分到手的粮食。
抗日战争期间也是这样，他很注意部队的群众纪律，干部战士对群众的态度。一九四 O 年，军区司令部驻在兴县李家湾。有一天，村民李成海去关政委住院一间房子里磨辣椒面，辣味一直冲出房子。院中哨兵被呛得难受，要求老乡把磨房门关上，老乡不干，两人争吵起来。向应同志听见，就对卫兵严肃地批评说：“你站在院子里，还怕呛，人家在房子里，不比你呛得厉害吗？你应当处处为群众着想，才是一个革命的好军人。”卫兵很惭愧的认错，又向老乡道歉。李成海深为感动地说：“国民党军队打人骂人，八路军和和气气。战士错了，首长还叫给咱赔礼。关政委真是个好人。”这年夏季反“扫荡”中，二十里铺战斗以前，部队在兴县城南奥家滩一带夜行军时踩坏了老乡的庄稼。关政委知道了，一面批评部队，同时派人调查后，拿钱赔偿农民的损失。战斗结束时，有个部队动员老乡的牛驮粮，给他碰见了，他便让老乡把粮食卸在司令部里，亲切地安慰老乡，请他们拉牛回去。然后把部队负责同志叫来，予以批评，并告诉他派部队自己背运粮食。另一次，司令部在兴县蔡家崖住的时候，他遇到一个部队干部，没有经过地方政府，自己直接动员担架，而且对群众的态度非常不好。他便让那个干部同他一起回到司令部，教育他注意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地方政府，并且写信给他所在部队的负责人，要他们继续进行教育。
部队行军每到一个地方，向应同志都督促部队抓紧和地方党政部门联系，搞好和地方的团结，并且派出干部调查社会情况。他也经常和群众坐在一起交谈，关心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意见。因为他对群众谦虚和气，亲切关怀，群众全都把他当成亲人。驻地群众不分老少，都爱同他接近，喜欢对他讲心里话。每当战斗的间隙时间，常看到他在百忙中，还到田野里和老农谈话。
因此，听到关向应同志逝世的消息，无不感到深沉的哀痛。
边区一级的所有机关，驻守兴县地区的所有部队，都是全体到场哀悼，岚县、神府等地，也都派来代表。大家铭感向应同志的抚育，景仰其伟大的人格，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保卫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坚决打击敢于进犯的敌人。
城乡群众许多都是全家来祭奠。水磨滩的康三孩，带着他的妻子和刚会走路的娃娃，一家三口携来祭礼。贺家圪台的郝卢新，和他妈妈、祖父——祖孙三代前来。一九四四年夏季反“扫荡”中，军区部队拯救了兴县二十里铺全村人民。六十五岁的孙老汉，是被敌人抓住正要杀害的时刻获救的。听到关政委病逝了，孙老汉流泪哀悼，两三天没睡觉，抱病前来悼念。冀中解放区博野县抗战军人家属刘风羽，途经此地，也赶到祭堂悼念。他说：“关政委也有功于我们冀中老百姓。没有一二 O 师开到冀中，我们在日本人手里也活不成。”
许多群众虽未熟知向应同志的生平事迹，但都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优秀领导者，是晋绥解放区的缔造者之一，对于他的病逝，都深感悲痛，纷纷送来挽联，表达对关向应同志的怀念。
兴县城关水门街全体群众的挽联是：“永记心头，永世不忘。”边区各界对于关向应同志的隆重哀悼，表现出关向应同志的品德高尚、功勋卓著，共产党和人民间血肉相关的亲密联系。关向应同志二十余年来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革命业绩，深印在三万余与祭者的脑际，传播于边区五百万军民之间，将在劳动人民中间流传下去，永垂不朽！
①一九三O年七月，组成的红二军团于一九三一年三月根据当时派在这个部队的中央代表的命令，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六军团来到贵州印江县与红三军会师后，根据中央指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
②周逸群（一八九六—— 一九三一年）：贵州铜仁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一九二六年后，历任北伐军左翼军宣传队队长，第一师政治训练所所长，独立十五师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二十军第三师师长。一九二八年后与贺龙一起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创建工农武装，历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湘鄂西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团政治委员，湘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
③段德昌（一九O五——一九三三）湖南南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任师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参加领导农民起义。一九二八年任湘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第一师师长。一九三 O 年以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军长、政治委员、红三军第九师师长、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和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等职。一九三三年三月在湖北鹤峰金果坪牺牲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屠刀下。
④朱瑞（一九 O 五 —— 一九四八）江苏宿迁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去苏联学习。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 O 年回国。一九三二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军和第五军团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一九四五年后负责延安炮兵学校工作。抗战胜利后率炮校到东北建立炮兵部队，任司令员。一九四八年秋参加辽沈战役，
⑤（沙汀《沉痛的淖念》，见《记贺龙》（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二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