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绿地国际花都坑人:汉语尚未准备好

汉语尚未准备好

假若有人问我，在现代文艺理论著作中哪本最难读，我也许会回答：哈罗德-布鲁姆的A mop of misreading；至少在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文艺理论著作中，我认为，它是最难读的。说它难读，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象《纯粹理性批判》或《小逻辑》那样耐读。早期布鲁姆行文的特点是抽象、跳跃，不照顾读者，喜欢将专业术语跟不寻常的措辞搅和在一块。这本书难不是难在语言本身，而是难在极少有中国读者会跟布鲁姆拥有相近的知识背景；熟悉犹太教经典，娴于修辞学与美学批评，习得较完整的哲学史常识，英语诗歌烂熟于心…

对于这种著作，我一向持“汉语尚未准备好”的态度。什么叫“汉语尚未准备好”？打个比方，《纯粹理性批判》是1781年出版的，在中国，这一年是乾隆四十六年，假设彼时有个人马上将《纯粹理性批判》一字不差地直译成汉语，那么大儒戴震就能看懂康德说的是什么吗？看不懂的，因为知识背景和理论体系的鸿沟大到根本无法弥合的程度。布鲁姆的书尽管没有这么极端，但对绝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他的话语系统跟我们的差别还是太大，汉语，特别是理论化的汉语，还没丰富到能承受其压力的水平，因此，这时把这种著作翻译出来就多少有些“理论冒进”的味道。

1992年11月，布鲁姆的这本书有了中译本，由台湾骆驼出版社出版，书名叫《比较文学影响论——误读图示》。今年，译本改题《误读图示》（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又在内地出版了。《译者前言》里谦虚地说：“由于当时翻译得比较粗糙，印刷质量也比较差，这次进行了较大的修订。特别要说明的是，这次译文最后请陆扬教授作了细致的校改订正，花费了他很多工夫……”我拿来1992年的版本跟新版的对比过，修订的确是全面的，从头到尾，到处都有订正的地方，有时，一页之内大大小小的改动达十几处之多，译者与校者的心力当然没少花。那么，结果如何呢？我仍然得遗憾地说，这是一个无法认真对待的译本。“无法认真对待”的意思是，将原著译为中文的条件本来就不成熟，所以你不应该跟它较真，可你一定要较真的话，那就会发现译本到处都是错误。

举个第2页的例子：“Kabbalah始终成为物质最大的独有资源，它帮助我们研究修正的冲动……”原文为：Kabbalah remains the largest single source for material that will help us to study the revisionary impusle…..句子的意思挺简单，说的是：卡巴拉仍然是向我们提供研究“修正企图”这方面原材料的一个最大来源。可是，译者把通俗的“原材料”（material）,当成了抽象的“物质”，我们想问的只是：什么叫“物质最大的独有资源”？译者明白自己写下的这些话吗？

再举一个第3 页的例子：“苏勒姆本人同该书的关系是为本书理论部分的背景”1992年的译本作：“而读者，作为本书的理论部分的背景与该书相关。”原文为：the reader is refered to it (指Scholem的著作) as background for the theoretical parts of my book。其实，句子的意思特别简单，说的是：读者可以参考苏勒姆的这部著作，作为理解拙著理论部分的背景材料。一个常见的单词refer（叫某某人去参考某某书）都不明白，如何翻译，又如何校订？

前两个例子都是不懂词汇的，再举两个不懂语法的例子。第68页：“回到维柯和爱默生，就是要看到，起源、诗词和人类，不仅依赖于比喻，而且它们就是比喻。”原文中与所谓“起源、诗歌和人类”对应的其实是origins, poetic and human,有点英语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就相当于说poetic origin and human origin, 即诗的起源与人的起源。居然译成“起源、诗歌和人类”，这一并列关系又如何能成立呢？

再看第133页：“拉底贡，亚马逊的公主，像阿基里斯一样，为骄傲和愤怒所支配。撒旦的臭名昭著胜过了骄傲与愤怒。”后面一句的原文为：Satan, excelling both in his bad eminence…...这里的both显然指的是拉底贡和阿基里斯两个人，而不是什么“骄傲与愤怒”。原文的意思是说：众所周知，撒旦较之二人，有过之无不及。

上面这些例证都是相当明显的，类似的错误，在书中可谓俯拾即是。以这样薄弱的英语能力，挑战这样难读的理论著作，对此类悲壮的努力，我们除了“无法认真对待”，还能评价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