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酒桶上单天赋s6出装:什么是好的汉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1:30:37
■郜元宝
5月15日至19日，“世界华人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悉尼大学召开，顾彬教授提交的报告《何为好的文学？何为好的文学语言？何为好的汉语文学语言？》原稿是英文，但他临时改用流利的汉语娓娓道来，可见准备之充分。
近年来顾彬有关“中国当代某些作家的作品是垃圾”、“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等系列讲演和访谈，在汉语/华文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这次专从语言角度发问，显然是以往论述的继续。
“什么是好的汉语？”据说这个问题由诗人欧阳江河多年前提出，国际汉学界迄无深入讨论。不管学术界现在或将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语言都将成为一个悬念，留待后人评说。他自己作为中国文学勤奋的翻译者的经验是：译古代和现代优秀作品时很用心，唯恐遗漏字里行间精彩之处；译当代文学或当代世界华文文学则完全两样。他认为当代汉语/华文文学最大的缺点是啰嗦而不准确，太多可有可无、不能击中要害的废话。他相信美国的葛浩文也跟他一样，只肯翻译作家们的思想而害怕翻译他们的语言。
有代表问啰嗦不准确的汉语的反面是什么，顾彬毫不犹豫再三举《藤野先生》为例，认为这篇散文第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的“也”就符合既准确又简捷的标准，看似毫不经意，绝非可有可无。他也提到诗人欧阳江河和翟永明，向他们的“低产”致敬。他觉得汉语的恶化首先因为许多中国作家轻率的写作态度和片面追求产量，其次才是语言修养差。他引用2011年3月28日《中国日报》报道，说2010年中国网上注册作家146万，发表（上传）小说410万部，某著名作家每天写6000字。顾彬惊呼：中国文学成了百万人参加的马拉松，但肯定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合格运动员，而判断是否合格，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看他们的语言。
顾彬为中国文学确立语言标准的苦心值得同情，但这也只是重申一个古老的命题而已。一千多年前韩愈就呼吁“文从字顺各识职”，标准也是简捷准确。契诃夫的名言“简捷就是天才”，弄笔者悬为不刊之论。蔡元培给《鲁迅全集》写序，也说鲁迅的天才在“字句之准确”。古往今来多少作家为追求简捷准确而殚智竭虑，“善为文者，富于千篇，穷于一字”，刘勰这话绝非夸张。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方干“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正是刘勰劝人避免的“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或《传道书》告诫的“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而韩愈徘徊于“推敲”二字，王安石几易其稿得一“绿”字，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顾文炜“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早已传为佳话。但同样追求简捷准确，落实到不同作家，又呈现不同的语言风貌。心中可以存一个抽象的简捷准确的标准，所能看到的却只是这个那个作家的简捷准确。天才作家的简捷准确产生于他们置身的语言环境，后人只能学习他们追求简捷准确的精神，和如何针对他们的语言环境进行创造的匠心，而不能直接学习他们简捷准确的文体本身。生硬的模仿注定徒劳，盖因在语言上犯了误认时代的错误。司马迁引《尚书》一律改为汉朝人能懂的语言，没人说不妥；宋祁一味好古，宜乎遭到欧阳修的捉弄。希望当代作家懂得鲁迅“用字之准确”，只是号召他们学习鲁迅文字上精益求精的态度，揣摩鲁迅作为“历史中间物”，在特殊过渡时期如何将尚未彻底退场的文言文、刚刚取得合法性的口语、排闼而入的外来语和古白话文杂糅配合，为我所用，自成一格，而并非要大家直接搬用鲁迅的词汇、语法和口吻，更不是拿鲁迅的语言做标准约束当代作家，那样就脱离了当代语言环境。用老派术语讲，不能只要美学标准，丢掉历史标准。
当代汉语/华文作家的语言无论好坏，都反映了当代汉语/华文的实际，标准应该来自这个实际的语言环境，看他们置身各自的语言环境有怎样的作为。以古代或现代优秀作家的语言造诣作为静止的标准，通不过就枪毙，那就失去了语言判断的起码的历史意识。
推敲字句，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文心雕龙·指瑕》就专门研究作家的语言错误。但这种推敲一不小心也会误解作者的用心。和《文心雕龙》同时的《颜氏家训·文章》也有大段“指瑕”，例举吴均、蔡邕、王粲、曹植、潘岳、陆机、何逊等许多当世名家的用语不当，其中就有不够公允处，比如说陆机因《诗经》有“孔怀兄弟”而径以“孔怀”代“兄弟”属于不通，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举《南史·刘溉传》为例，认为这种“藏词”法乃当时文人惯技，并非不通。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也指出《指瑕》类似的偏误。
这并非要替顾彬批评的某些当代作家啰嗦不准确的汉语辩护，只是想引入“语言环境”的概念，以便在分析类似语言现象时能够区别对待。
比起古代或现代作家，当代作家语言功底薄弱，人所共知，但古代和现代作家的语言是否生来就纯金足赤？当代作家的语言是否绝无贡献？对此古人倒并不拘执。善于“指瑕”的颜之推承认同时代作家缺乏古人的“宏材逸气，体度风格”，但也说古人有“辑缀疎朴，未为密致”的弱点，而“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他主张“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需两存，不可偏废”。颜之推所谓“古人”、“今世”不能简单类比“现代”、“当代”，但他知古人之长并知古人之短，见今人之短也见今人之长，主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融通古今，这就贤于今之论者割裂现当代，拿当下汉语“规范”批评鲁迅不够规范，或像“鲁党”反唇相讥，以鲁迅文白夹杂中西合璧的白话之丰盛恢弘来鄙薄规范汉语的僵化单薄。这种割裂法，也看出现、当代各自的长短，却使二者势同楚汉，无法扬长避短，或取长补短。语言研究缺乏历史意识，非但使古代和现代长期不通声息，恐怕也将令现代与当代老死不相往来。
作家尽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根本却只能立足当代，在属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有所作为。对此古人也很通达。刘勰主张“征圣”、“宗经”，但他在语言上并不复古。他看到汉以后“小学转疏”、“率从简易”，迥异“前汉小学，率多讳字”，但并不鄙薄汉以后文学，倒是体谅当时作家，“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要求汉以后作家像汉以前那样用语古奥，不啻逼他们为“字妖”。但他也并不以汉以前小学发达文采斑斓为非，那样的文章他也追慕不已。时代变了，“难易”也随着改变，“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总之作家所处的“时”与“世”最重要。他说的是用字的难易，也关乎语言的好坏。
立足同时代的语言环境、针对同时代读者的接受能力进行创造：这是在语言上有所作为的作家的共性。有长期语言生活的泛政治化，便有王蒙对臃肿俨然的政治化语言的滑稽模仿；有丰富而影响力巨大的翻译文学，便有孙甘露极端欧化的语言实验；有北方广大乡村对方言土语的固守，便有贾平凹晚近对方言文学的全面恢复；有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广阔的模糊地带，便有阎连科穿越两套语言系统的大胆生造；有部分读者对文言之美的眷恋，便有晚年孙犁、汪曾祺、柯灵、张中行、余光中作品的一度流行。明白这些作家怎样应对语言环境，再谈他们语言的好坏，才有的放矢。王蒙戏仿臃肿夸饰的政治语言，自己是否也感染到这种语言的痼疾？孙甘露的欧化实验难以为继，原因何在？贾平凹堆砌方言，是否一俊遮百丑？“五四”先贤划定的白话文五要素——口语（含方言土语）、文言、外来语、古代及近代白话文——收缩为清一色的方言土语，是否会导致境界的萎缩？阎连科的生造是否会破坏汉语基本的语法规则而造成理解障碍？文言成分在当代汉语写作中还能保持多久？如何估计其消极或积极的价值？
不同时代作家相同的语言使命，都只能是在借鉴古往今来优秀作家语言经验的基础上，最终把自己时代的语言写好。
这不是取消标准，而是让标准从天空降至地面，由抽象变为具体。
好的汉语，只能是立足自己时代的语言环境而有所创造并积极影响自己时代语言环境的那种写作。糟糕的汉语，并非因为不如鲁迅，不如周作人，不如沈从文，不如钱锺书，不如张爱玲，不如孙犁、汪曾祺，而是因为面对自己时代的语言环境，作者们都交了白卷。
据说网络时代，语言资源更丰富，写家互动更便捷，汉语或许因此翻到新的一页。但几亿人除了围着“给力”、“神马都是浮云”之类小花样激动不已之外，还能激发更有意思的创造吗？
2011年5月31日
5月15日至19日，“世界华人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悉尼大学召开，顾彬教授提交的报告《何为好的文学？何为好的文学语言？何为好的汉语文学语言？》原稿是英文，但他临时改用流利的汉语娓娓道来，可见准备之充分。
近年来顾彬有关“中国当代某些作家的作品是垃圾”、“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等系列讲演和访谈，在汉语/华文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这次专从语言角度发问，显然是以往论述的继续。
“什么是好的汉语？”据说这个问题由诗人欧阳江河多年前提出，国际汉学界迄无深入讨论。不管学术界现在或将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语言都将成为一个悬念，留待后人评说。他自己作为中国文学勤奋的翻译者的经验是：译古代和现代优秀作品时很用心，唯恐遗漏字里行间精彩之处；译当代文学或当代世界华文文学则完全两样。他认为当代汉语/华文文学最大的缺点是啰嗦而不准确，太多可有可无、不能击中要害的废话。他相信美国的葛浩文也跟他一样，只肯翻译作家们的思想而害怕翻译他们的语言。
有代表问啰嗦不准确的汉语的反面是什么，顾彬毫不犹豫再三举《藤野先生》为例，认为这篇散文第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的“也”就符合既准确又简捷的标准，看似毫不经意，绝非可有可无。他也提到诗人欧阳江河和翟永明，向他们的“低产”致敬。他觉得汉语的恶化首先因为许多中国作家轻率的写作态度和片面追求产量，其次才是语言修养差。他引用2011年3月28日《中国日报》报道，说2010年中国网上注册作家146万，发表（上传）小说410万部，某著名作家每天写6000字。顾彬惊呼：中国文学成了百万人参加的马拉松，但肯定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合格运动员，而判断是否合格，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看他们的语言。
顾彬为中国文学确立语言标准的苦心值得同情，但这也只是重申一个古老的命题而已。一千多年前韩愈就呼吁“文从字顺各识职”，标准也是简捷准确。契诃夫的名言“简捷就是天才”，弄笔者悬为不刊之论。蔡元培给《鲁迅全集》写序，也说鲁迅的天才在“字句之准确”。古往今来多少作家为追求简捷准确而殚智竭虑，“善为文者，富于千篇，穷于一字”，刘勰这话绝非夸张。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方干“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正是刘勰劝人避免的“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或《传道书》告诫的“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而韩愈徘徊于“推敲”二字，王安石几易其稿得一“绿”字，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顾文炜“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早已传为佳话。但同样追求简捷准确，落实到不同作家，又呈现不同的语言风貌。心中可以存一个抽象的简捷准确的标准，所能看到的却只是这个那个作家的简捷准确。天才作家的简捷准确产生于他们置身的语言环境，后人只能学习他们追求简捷准确的精神，和如何针对他们的语言环境进行创造的匠心，而不能直接学习他们简捷准确的文体本身。生硬的模仿注定徒劳，盖因在语言上犯了误认时代的错误。司马迁引《尚书》一律改为汉朝人能懂的语言，没人说不妥；宋祁一味好古，宜乎遭到欧阳修的捉弄。希望当代作家懂得鲁迅“用字之准确”，只是号召他们学习鲁迅文字上精益求精的态度，揣摩鲁迅作为“历史中间物”，在特殊过渡时期如何将尚未彻底退场的文言文、刚刚取得合法性的口语、排闼而入的外来语和古白话文杂糅配合，为我所用，自成一格，而并非要大家直接搬用鲁迅的词汇、语法和口吻，更不是拿鲁迅的语言做标准约束当代作家，那样就脱离了当代语言环境。用老派术语讲，不能只要美学标准，丢掉历史标准。
当代汉语/华文作家的语言无论好坏，都反映了当代汉语/华文的实际，标准应该来自这个实际的语言环境，看他们置身各自的语言环境有怎样的作为。以古代或现代优秀作家的语言造诣作为静止的标准，通不过就枪毙，那就失去了语言判断的起码的历史意识。
推敲字句，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文心雕龙·指瑕》就专门研究作家的语言错误。但这种推敲一不小心也会误解作者的用心。和《文心雕龙》同时的《颜氏家训·文章》也有大段“指瑕”，例举吴均、蔡邕、王粲、曹植、潘岳、陆机、何逊等许多当世名家的用语不当，其中就有不够公允处，比如说陆机因《诗经》有“孔怀兄弟”而径以“孔怀”代“兄弟”属于不通，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举《南史·刘溉传》为例，认为这种“藏词”法乃当时文人惯技，并非不通。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也指出《指瑕》类似的偏误。
这并非要替顾彬批评的某些当代作家啰嗦不准确的汉语辩护，只是想引入“语言环境”的概念，以便在分析类似语言现象时能够区别对待。
比起古代或现代作家，当代作家语言功底薄弱，人所共知，但古代和现代作家的语言是否生来就纯金足赤？当代作家的语言是否绝无贡献？对此古人倒并不拘执。善于“指瑕”的颜之推承认同时代作家缺乏古人的“宏材逸气，体度风格”，但也说古人有“辑缀疎朴，未为密致”的弱点，而“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他主张“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需两存，不可偏废”。颜之推所谓“古人”、“今世”不能简单类比“现代”、“当代”，但他知古人之长并知古人之短，见今人之短也见今人之长，主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融通古今，这就贤于今之论者割裂现当代，拿当下汉语“规范”批评鲁迅不够规范，或像“鲁党”反唇相讥，以鲁迅文白夹杂中西合璧的白话之丰盛恢弘来鄙薄规范汉语的僵化单薄。这种割裂法，也看出现、当代各自的长短，却使二者势同楚汉，无法扬长避短，或取长补短。语言研究缺乏历史意识，非但使古代和现代长期不通声息，恐怕也将令现代与当代老死不相往来。
作家尽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根本却只能立足当代，在属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有所作为。对此古人也很通达。刘勰主张“征圣”、“宗经”，但他在语言上并不复古。他看到汉以后“小学转疏”、“率从简易”，迥异“前汉小学，率多讳字”，但并不鄙薄汉以后文学，倒是体谅当时作家，“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要求汉以后作家像汉以前那样用语古奥，不啻逼他们为“字妖”。但他也并不以汉以前小学发达文采斑斓为非，那样的文章他也追慕不已。时代变了，“难易”也随着改变，“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总之作家所处的“时”与“世”最重要。他说的是用字的难易，也关乎语言的好坏。
立足同时代的语言环境、针对同时代读者的接受能力进行创造：这是在语言上有所作为的作家的共性。有长期语言生活的泛政治化，便有王蒙对臃肿俨然的政治化语言的滑稽模仿；有丰富而影响力巨大的翻译文学，便有孙甘露极端欧化的语言实验；有北方广大乡村对方言土语的固守，便有贾平凹晚近对方言文学的全面恢复；有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广阔的模糊地带，便有阎连科穿越两套语言系统的大胆生造；有部分读者对文言之美的眷恋，便有晚年孙犁、汪曾祺、柯灵、张中行、余光中作品的一度流行。明白这些作家怎样应对语言环境，再谈他们语言的好坏，才有的放矢。王蒙戏仿臃肿夸饰的政治语言，自己是否也感染到这种语言的痼疾？孙甘露的欧化实验难以为继，原因何在？贾平凹堆砌方言，是否一俊遮百丑？“五四”先贤划定的白话文五要素——口语（含方言土语）、文言、外来语、古代及近代白话文——收缩为清一色的方言土语，是否会导致境界的萎缩？阎连科的生造是否会破坏汉语基本的语法规则而造成理解障碍？文言成分在当代汉语写作中还能保持多久？如何估计其消极或积极的价值？
不同时代作家相同的语言使命，都只能是在借鉴古往今来优秀作家语言经验的基础上，最终把自己时代的语言写好。
这不是取消标准，而是让标准从天空降至地面，由抽象变为具体。
好的汉语，只能是立足自己时代的语言环境而有所创造并积极影响自己时代语言环境的那种写作。糟糕的汉语，并非因为不如鲁迅，不如周作人，不如沈从文，不如钱锺书，不如张爱玲，不如孙犁、汪曾祺，而是因为面对自己时代的语言环境，作者们都交了白卷。
据说网络时代，语言资源更丰富，写家互动更便捷，汉语或许因此翻到新的一页。但几亿人除了围着“给力”、“神马都是浮云”之类小花样激动不已之外，还能激发更有意思的创造吗？
2011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