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特灵厂家电话:“多纲多本”：语文教科书的现状与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12:23:40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一直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供应的制度。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原新闻出版总署编审局的基础上宣告成立。直到1986年以前，国家历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包括课程计划的制订、教学大纲的研制、教科书及教师教学用书的编写，以及教师的培训等，实际上都是教育部指定人教社负责组织实施的。1983年，为了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教育部决定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教社合署办公）。一般出版社的工作程序是“策划选题——约请作者撰写（或作者自然投稿）——作者完成书稿并交给出版社——出版社进行编辑加工——出版发行”，基本上是属于“来料加工”的性质。而人教社的主要产品都是靠自主研发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编辑，既是书稿的编辑，同时又是书稿的作者，后一种功能类似于民国时期教育部成立的国立编译馆，现在台湾还保留着这样的机构。另外，人教社所承担的教师培训、组织教研活动等职能，也是一般出版社所不具备的。有人认为，这次课程改革的教材建设，就是要打破人教社对中小学教材的“垄断”，显然是不了解我国教材编写历史。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生产技术落后的条件下，这种“垄断”为体现国家意志、保证教材质量和“课前到书”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垄断”，也谈不上人教社的“垄断”，而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垄断”，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2．编审分开：“多纲多本”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于1986年4月1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是在《义务教育法》的实施过程中，教育部根据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实际，才逐步确立了“中小学教材要在同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的方针。国家教委在1986年9月召开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上，决定教科书编、审分开；逐步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有专家学者、专职人员和有经验的教师、教研人员参加的三结合教材编写队伍。对原教育部1985年1月11日颁发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进行修改后，于1987年10月颁布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中小学教材送审办法》。从此，我国的教科书制度就由过去的统编制（“国编制”）改为编审制。

1989年～1997年，全国中学语文实验教材审查委员会先后审查通过了十多套初中语文教材，分别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三年制、四年制共两套，刘国正、顾振彪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洪宗礼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曹础基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张鸿苓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欧阳代娜主编）、北京教育出版社（沈心天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潘述羊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颜振遥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郑祥五、孟宪和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耿法禹主编，1～4册审查通过，5～6未审查），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志公主编）。根据国家教委的规划，上海和浙江承担整体改革实验。1991年10月18日～25日，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审查通过了上海市教委制订的《上海市九年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和浙江省教委制订的《浙江省义务教育各学科教学指导纲要》。上海编写了两套初、高中语文教材（分别为S版、H版），浙江也编写了初中语文教材（王尚文主编）。至此，我国教材建设“多纲多本”的局面正式形成。

3．新课程：“多纲多本”的发展

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教材建设上，沿用了过去“多纲多本”的方针，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先后有8套课程标准七至九年级（初中）实验教材通过教育部审查，分别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顾振彪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洪宗礼主编），语文出版社（史习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王先霈、徐国英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王富仁、傅中和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孙绍振主编），作家出版社、中华书局（郭预衡、章培恒、陈平原主编）。长春版（张翼健主编）也作为地方教材通过了教育部的审查。

2003年4月，教育部公布《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2004年～2006年，先后有6套高中语文教材通过教育部审查，分别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袁行霈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丁帆、杨九俊主编），语文出版社（史习江、张万彬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陈佳民、柯汉林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谢冕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童庆炳主编）。此外，北京版（顾德希主编）也作为地方教材通过了教育部的审查。

4．主流教材：教材领域的拨乱反正

“主流教材”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部分领导同志提出的。2005年1月，周济在考察人教社工作时指出：“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教材建设中要形成主流教材。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统一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要争取有若干教材在使用中占有主流地位。”2005年12月10日，陈至立致信人教社，希望人教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为中小学师生编写、出版更多更好的教材。不断开拓进取，提高教材编写质量，以质量争主流，以创新求发展”。2007年12月，许嘉璐、陈至立、周济、柳斌杰等在出席“李岚清篆刻艺术讲座暨李岚清篆刻艺术展”时再次强调，人教社要发扬优良传统，加强主流教材建设，为我国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当然，主流教材既不能靠领导命名，更不能是自我标榜，只能靠教材本身的高质量，靠良好的售后服务以及较大的市场占有率。主流教材不会只有一个版本，更不会只指某一家出版社的教材，因而不是教材建设上“多纲多本”的“倒退”，而是新课程实施以来教材领域拨乱反正的必然要求。

二、“多纲多本”的意义

1．有利于教材编写质量的提高

有竞争才有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多纲多本”的实施，在教材编写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无疑会大大提高教材研发人员的质量意识，有利于提高教材编写质量。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教材只有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多样化，才能适应不同地区和学校的需要。正如国家教委于1988年8月11日颁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中所指出的：“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通过竞争促进教材事业的繁荣和教材质量的提高。”“鼓励各个地方，以及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教师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编写教材。”“在教材内容和体系的安排上允许有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层次。”“加强宏观管理，严格审查、审定，以保证教材的编写质量，防止在教材建设中，人力、财力和时间上的浪费。”

2．有利于教材的多样化发展

“多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实施，直接摧生出一大批适应不同地区、具有风格特色的教材。比如七至九年级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人教版继承了1992年版以“语文与生活的联系”的编排线索，按照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大板块组织单元，并适当兼顾文体。苏教版围绕一个人文性的主题词，把读写听说优化整合，使之彼此渗透、互相联系。写作部分借鉴了原人教版高中教材中的“自由写作”，让学生自由选题作文；湖北版用话题组织单元，突出人文性和综合性；河北大学版教材面向农村语文教学，注意开发农村题材的课文，比较好地处理了农村生活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特别是增加了农村孩子相对薄弱的口语交际活动，综合实践活动的设计注意利用农村特有的资源等。北师大版用“语文趣谈”代替过去人教版教材的“知识短文”，既向学生介绍了相关的语文知识，又能够贴近学生，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人教版强调“守正出新”，既注重对以往教材编写经验的继承，又注意体现课程标准的基本精神；语文版注重对新课文的开发，强调教科书在实际教学中的适用性；苏教版以人文专题为线索，突出教材的人文性；广东版兼顾人文内涵和文体特征；山东版以语文活动为核心，注重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北师大版强调文学教育；北京版强调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等。

3．有利于教材出版单位提高服务水平。

这次新课程，教育部在教材建设继承了上世纪80年代的“多纲多本”方针，即上海实行自主编制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其他地方则实行“一纲多本”。中小学教材的竞争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也正因为如此，大大增强了各教材出版单位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为了响应教育部师范司提出的新课程实施要“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政策，不少从事新课程教材开发的出版单位，纷纷成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不惜财力、物力，对实验区教师进行教材培训，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教师业务素质的普遍提高。正如陈小娅所说：“做强做大的前提一定是质量，一定是水平，一定是专业化程度。尤其是在今后教育发展转向内涵发展，转向素质教育的时候……现在不靠行政手段，必须在市场里拼搏，靠专业化水准、高水平、高质量、公益性和引领性。”

4．有利于教师转变教材观念

在“一纲一本”时期，全国的语文教师只有一个“教学大纲”，学生只能读一套教材，高考时只能做一份高考试卷。教师只需按照“教学参考书”的内容，把教材讲深讲透，学生死记硬背就可以了。当时在教育界有一个说法，叫做“以纲为纲，以本为本”，就是以“教学大纲”为纲，以课本为本。新课程不仅规划了国家教材、地方教材、校本教材的三级教材管理体制，而且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材观”，即课程不等同于教材，“用教材教语文”，而不是“教语文教材”。也就是说，教材不再是“圣旨”，它只是教学的一个线索，一种凭借。语文教师完全可以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对教材进行或删繁就简，或补充增加的整合工作。这给教师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动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比如，初中的综合性学习，教材一般都是设计若干项活动，让学生有选择地开展。高中写作教材，每个单元设计五个参考题目，供教师和学生选择。教师也可以另拟题目让学生写作。最终的目标，是看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否真正有所提高。对学生来说，课文分精读、略读、浏览，还有供学生课外阅读的《语文读本》和名著导读，学生学习语文的范围更广了，选择面更大了，要求也更加自由灵活了。师生们最担心的中考、高考，近年来也逐渐明确了“能力立意”的考查导向，除了名篇名句的默写（以古代诗文作品为主）外，已基本不再考书本上那些死的知识。

三、新课程教材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1．教材建设上的急功近利

以往历次课程改革，一般都是采取先经过一轮完整的实验、再逐步推广的办法。这次课程改革则是边实验、边推广。义务教育新课程从2001年秋季开始，到2005年已全面推开。教材建设基本上是一种“大跃进”的方式。比如，2001年7月，教育部公布《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各科的课程标准，9月1日中小学新学期开学，新的实验教材就要进入学校开始实验。各教材出版单位，不仅要完成全套教材的研究编写，还要完成送审、修改、印刷、发行以及教师培训等一系列任务。否则，将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结果有些教材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开学一个月才到教师手中；有些教材在实验的过程中，因教师意见太大，不得不每月给学校印发“增选篇目”来弥补不足。查有良在《新课程需要“软着陆”》中表示困惑：“‘一纲一本’不行，‘一纲多本’要‘多’到多少本呢？实行‘一纲多本’，采用‘市场竞争’，又必须经教育部组织的专家组审查。成本如何？效率如何？质量如何？错误多少？其中的‘操作’有没有‘贪腐’行为？教师和学生们对使用新教材的真实感受如何？实际效果如何？等等，这是必须认真总结的。”


2．利益分割中的无序竞争


由于教材版本众多，竞争激烈，在教材选用问题上就出现了一系列“不和谐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地方行政部门直接插手教材选用，二是教材发行部门（有的是通过代理商）的恶意竞争。有的省以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发文，规定凡进入本省的教材必须租型，优先保证本省教材的使用量，有的甚至规定主要学科只能使用本省编写的教材。一些教材出版、发行机构为了推广教材，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近年来，一些地方因为教材选用而引发的职务犯罪案件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在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

正是针对教材领域的种种乱象，2006年初，在讨论《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关于教科书的三条禁令：一是减少教科书的种类，提高教科书的质量；二是降低教科书的成本，三是防止利用教科书非法牟利。为此，国家发改委和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出台教材降价、减少教材利润10%的宏观调控措施。教育部要求人教版教材首先降价。这一措施的实施，有利于在把一些资质较差的单位或机构挤出教材市场，培育主流教材研发基地。因为在低成本、微盈利的情况下，只能靠规模和质量取胜。

3．对正常教学的负面影响

有的地区可能使用了多个版本的教材，有的地方由于受利益驱使，往往同一个地区，今年用一种版本，明年又用另一种版本。结果害苦了教师和学生，教师刚刚熟悉了一个版本，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新的版本，无疑增加了教师的备课负担，也使教学内容和进度难以协调，开展教研活动以及教学评价等难度加大。从行政领导的角度来说，既然是国家审定通过的教材，当然都可以用。谁给的好处大就用谁的。至于教材的实际使用效果，由于短期内看不出效果，也就乏人问津了。

四、结语

1．教科书作为商品的特殊性。教科书是商品，但同时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具有特殊性。从国家来说，中小学教材事关亿万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尤其是政治、历史、语文等学科，国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放开。有人以为作为企业的出版社为教材的研发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就应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既忽视了教材作为商品的特殊性，也不符合目前的国情。

2．主流教材的研发。要编写主流教材，首先就是要保证有一支高水平的课程教材研究编写队伍，形成学术立足、科研先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研究氛围。其次，要不断完善一整套严谨、科学、高效、务实的教科书研究编写工作机制，虚心学习别的版本教材的长处和优点，克服自身教材中存在的问题，保证教材的高品质。第三，在教材建设的多元化时期，还要主动眼睛向下，面向市场，适应市场，强化为一线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为基层服务的意识。

3．教材的评价。一套教材能否使用，当然首先要通过教育部的审查。但是否适合多数地区的教学实际，是否受到师生的欢迎，既不是行政领导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专家、学者的评说所能引领的，主要靠教材本身吸引师生，从而赢得良好的社会评价。所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816号）。
查有良《新课程需要“软着陆”》，（见《传播学论坛》2006年12月29日）
田雨、陈菲《关注立法：三项措施防止利用课本非法牟利》，新华网2006年02月26日
陈香《教材出版：刀锋上的舞蹈？》，《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26日第13版
钟启泉《一纲多本：教育民主的诉求——我国教科书政策述评》，《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4期
2009-11-18 人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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