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海顿教育锦园酒店:追思丁仰炎

追思丁仰炎

何祚榕

2010.2.9.亦师亦友的老丁（仰炎）同志“走”了。留下遗嘱：丧事免办，遗体捐献。给我们这些迟早有一天也要走的人，做出了卓越的榜样。

我，1950年考入大连工学院。邻近上海交通大学的南洋模范中学同班好友魏柏长（1947年团结在我周围的唐孝威等三人之一）1949年已进入大工造船系即来看我，介绍大工情况，就谈到丁、雷（天岳）、马（啸）等上海交通大学学运中的骨干均来大工任教任职，使我倍感亲切。因为抗战胜利后，我们深受交大学运的影响，时常结伴去观看交大学生会办的“民主墙”，接受进步思潮启蒙教育。

那时，对丁、雷、马虽不认识，而对其后众多交大学运中的骨干却认识不少人，如许健、章苏菲、李家镐、陈明煌、吴振东、刘泉祺、陈启懋、曹子真等。所以，每逢交大学运中的朋友，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老丁为人低调，对他的过去我们了解甚少，直到2005年读到他写的《足迹与探索》才了解，老丁更是学运骨干中的佼佼者。

那时在白区入党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朝气蓬勃，自觉甘当螺丝钉，一切听从党安排。老丁也是这样，不管分配到什么岗位上，都是全力以赴尽心尽责地去工作，并且追求卓越。1948—1964十六年在大工做教育工作，特别是政治理论教育工作。我于1951年秋第一批被抽调到政教室，在老丁直接领导下工作。而实际上与老丁共事只有三个月。三个月的朝夕相处，受益颇多。印象最深的是在老丁带动下，我们比较系统地自学了苏联学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16分册中的前几册。以后就是参加旅顺农村调查，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夏，我由大工推荐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研究班和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三年，毕业后调出大工，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所以，虽然我和老丁分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对他在这段历史时期的情况是不了解的。总体来说，恐怕也是乏善可陈的。如他在“文革”后回顾说：“我党从1952年知识分子政治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往后的历次运动中，‘左’的思潮逐步高涨。我当初还是很以为是，努力贯彻执行的。……在政治理论教学中，也搬来了不少教条，当时以为是真理，而照讲不误。现在看来实在误人，深感歉疚。”一个“实在”，一个“深感”，道出了我们这些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共同心态。

1964年，老丁调到新华社。不久，就碰上“文革”十年大灾难。比我们幸运的是，1973—1980年，他被派到联邦德国任新华社驻波恩记者，从而躲过了“文革”后期国内风云多变、惊涛骇浪的风险。从1964—1990年总共26年的记者生涯，占了他参加革命工作的大半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他名列国内600余著名记者名单，并于1984年被推举为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一位年轻的新华社同事评述他说：“学问深厚，见多识广，常驻国外，平易近人。”可见，他的记者生涯也是卓越的。

1990年离休，接着发生了苏东剧变。具有无比先验优越性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以及它的缔造者同样是有先验“伟光正”的苏联共产党怎么会忽然解体垮台了呢？将近20年来，政治家、学者们都在思考、探索。不同立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思维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有从坚持马克思主义角度切入，有从现实的经济、政治变化切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至今争论未息。这从《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中国人民大学离休教授何伟《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可以看出。

新世纪初，2001年3月和2002年2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载了老丁的《政治经济学随想》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几个特点》。在我看来，这两篇都是对斯大林模式粉碎性的批判。按其思路趋向，后来人们明确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喷薄待出了。这两篇理论文章，在当时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卓越的探索。可惜未能在主流社科刊物上刊出。即便在今天，像何伟的文章也只能在非官办的刊物上刊出。主流社科界中若干权威人士观点之落后、僵化、脱离现实，实在令人遗憾和担心。老丁在《足迹与探索》中还收了一篇未曾发表的《示范教材（教育部编、2003年8月出版）的严重问题》，就是对主流社科界编的教材的批判。未曾发表，当然也起不了作用。问题是五年之后2009年由中宣部编发的《六个为什么》，其基本思路仍然未脱斯大林模式的窠臼。以致到今天何伟教授还要写《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

除了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外，近一两年来，所谓“中国模式”的喧声甚嚣尘上。所谓“中国模式”指的是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政治上保持高度集权。有人认为这是中国近几年繁荣崛起的奥秘所在，进而认为中国创造了奇迹，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创建了足以为全世界效法的“中国模式”。更令人担心的是，传说现时中共中央领导也有人认同此说。故我于2010年6月21日上书中央提出：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对未来的战略思考、两种战略选择：一是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主义’（或曰国家社会主义），它不同于德、意法西斯的是它‘不反共’，相反，它与毛奉行的和发展的马列主义相结合，主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强国强军的民族社会主义道路，领导全世界，实现毛提出的‘埋葬帝修反’的伟大目标，通向世界共产主义。另一是适应全球化进程的需要，走中国特色的（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渐进地）民主社会主义（推进民主宪政，力争社会公正）的道路，并积极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社会。”

并坦言：“我主观猜测，由于各种利益机制的牵制，各位实在也是言不由衷，身不由己，不能自主选择。面对这两种战略，犹豫不决；时而偏右，时而偏左，并未选定走哪条道。……在复杂的环境下，只能临时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争取左中右各方面人好感，以维持住这相对稳定表面辉煌的局面。” “但是如时人比喻所说：‘悬崖上的辉煌’或‘火口上的辉煌’。这是险情万分的辉煌，是不可持续性的辉煌。迟早有一天，将结束这种局面。它将以何种方式结束，我们不知道。左右两方都有人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看确切地应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也许将是新生的转机。”

可惜老丁恰恰在近一两年，身体不好，精神不济，患有嗜睡症，至今年2月9日撒手人寰，不可能就这些当前现实紧迫的问题发表意见、为国献策了。他未竟的事业，比他年轻几岁的我们将会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