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国运1909》大清国也有信访接待日

《国运1909》大清国也有信访接待日

国运1909:清帝国 2010-02-14 19:24:05 阅读17410 评论4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蒙”“瞎”官府

粉墨登场是大清国官员们最为拿手的绝活，往往将自己作为舞台的主角，全力打造“高、大、全”的光辉形象，养成了浮夸、疲怠的工作作风。

1909年2月9日，在袁世凯因为“健康问题”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仅1个多月，袁的亲密战友徐世昌，也从位高权重的东三省总督任上离开，而回到北京出任邮传部部长（“尚书”），接替因腐败问题而被“双开”的陈璧。

从管理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块块”，到管理油水最足的“条条”，年轻的摄政王载沣还是对徐世昌给足了面子，尽管按照组织路线的山头来划分，徐绝非是载沣可以放手重用的人。

作为大清国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东北文治武功均有相当建树。即使年轻一代的领导核心，也能认识到徐的价值。大清国军队年仅22岁的总参谋长（军咨大臣）载涛，从欧洲考察陆军建设回国时，经过奉天（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当然，也有愤青们对此不以为然。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说，徐世昌到东北后，干的无非都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先以数十万金建新公署，其奏章曰:以耸外人观听。而此折且发刊宫门抄，外人腾笑。此一小事，足见中国大臣全班之愚陋矣。”

王照的评价自然相当偏颇，却也描摹出大清国改革的另一幅画卷。时人另有记载道：“易私塾门榜即为学堂，改亲兵衣饰即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学生，即为崇奉西法。”轰轰烈烈的改革，被各级领导干部有效地当做了道具和工具，而政绩斐然如徐世昌者，在官场的同僚看来，最为艳羡的还是那些外在的市政建设。各地官员也莫不倾力在“马路、电灯、军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文章上大下功夫，锣鼓喧天，色彩烂漫，改革如戏，梨园一梦，只具有短期的观赏价值。

粉墨登场是大清国官员们最为拿手的绝活，而其中往往将自己作为舞台的主角，全力打造“高、大、全”的光辉形象，养成了浮夸、疲怠的工作作风。在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启动时，中央就曾经想将改革的刀子对准干部队伍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监察官员们（“御史”）甚至具体选定了繁琐的官场礼仪作为下刀的对象，认为领导干部们的官威森严，已经成为一大问题。

御史吴钫在1907年的一份报告(《御史吴钫奏更定官制宜厘订选用升转俸给仪节四端折》)中描绘道，大清国官员的“过自尊贵”已经“相沿成习”：平日深居简出，脱离群众，而一旦离开那奢华的办公场所，则又“盛陈仪卫，道路避人”。改革的成果似乎还是显著的：以往扛着“肃静”、“回避”导牌、挎着腰刀的衙役们，换成了装束精神、扛着洋枪的警察，军乐则取代了敲锣。领导干部们在日理万机中，也还是能抽空心系群众，设立了“接待日”（“告期”），当然，“接待日”之外，恕不接待，违反此规定、非要领导接待的百姓，就是恶性上访，扰乱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不仅接见群众要定日子，连接见下属也同样要有“衙期”。至于“告期”、“衙期”之外，领导干部们都在忙些什么，那自然是大清国的国家机密，与平头百姓没啥关系。

在珍稀的“告期”、“衙期”到来之时，繁琐的礼仪却忙于包装、凸显领导干部的威严，“于是百姓视州县为神圣，属官视长官如帝大”，而升堂问案的实际时间就更少了。根据记载，在国家机关持久的自我雄起包装下，贵州苗人甚至将所有的官员一律尊称为“皇帝”，而把北京城的皇帝称为“京中老皇帝”。没有史料表明，被称为“皇帝”的大小领导干部们是泰然受之，还是惴惴不安，但遍布史料的是，地方官的确如同小皇帝，恨不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也建个天安门、金銮殿。

追求“更大、更牛、更雷”排场的官场礼仪，其造成的危害是“疾苦无所周知，利弊无以上达”，时人将此归咎于“专制政体养成骄泰之习，数千年于兹矣”。御史吴钫认为，那些“告期衙期、跪拜请安、称卑道小”的“陋习”，会造成“上骄”、“下谄”两方面问题。“上骄”就是领导干部自我陶醉，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并且以自我表扬为主，忘乎所以；“下谄”就是人们在权力面前无法“养成高尚之人格”，官大一级压死人，爹亲娘亲不如长官亲。吴钫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无非就是让国民担当起国家的重任，而这就必须“先使国民有爱国亲上之热诚”，而“官场之仪节不除，则上下之意情终阂”，只有将那些陋习“革除尽净”,才能“通难言之民隐、合已涣之群情”。

当时，早已经走向世界的大清国，对西方的情势并不隔阂。几乎每一个出访西方的大清代表团，都会注意到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法国等共和国家，“其总统与民相见，称谓同，报礼同，节目疏阔，而情意周浃，皞暤乎其盛也”。大清国那些饱读诗书的使者，都会因此联想到书本中所描绘的上古纯朴社会，联想到“以天子之尊”而“下车泣罪”、“止辇受言”的古老故事。

戒除官气，不仅是监察官员们的呼声，也是那些掌握实权的改革派官员的呼声，包括张之洞、刘坤一等。“古之言治者，曰亲民，曰忘势”，其实，“忘”却自己的威“势”，正是亲民的基础，但要“忘势”，仅仅依靠官员们的自觉是完全不可能的。

大清官场的习气早已扩散在全社会，即使企业也要学官场，将架势撑起来。根据史料记载，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国有企业，衙门作风甚至比机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盛宣怀每次到机器织布局的各工厂检查工作，厂里都要组织员工夹道欢迎、欢送，各级经理人员也如同官场一样，捧着手本，依序站班、等候接见。即使民营企业家们，也无不以捐个官阶为荣，便于在名片上印上“相当于处级（或局级）”之类的官衔，乐于被称为“x长”而非“x总”。

在各级官员们扯着改革的大旗可劲为自己包装造势的同时，大清国的官场主流并没有任何改变。光荣的送礼传统不仅在改革中被保持下来，并且得到了发扬光大：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送给领导夫人的“妆敬”、送给领导孩子的“文敬”，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与时俱进，从土货升级到西洋的奢侈品，从银子升级到美元英镑。

这其中，最有创造性的，当属盛宣怀。1908年，这位在官商两道都极有能量的大腕，就积极谋划在辖下的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留出一定的股份，作为“内府公股”，送给皇室。给皇家送干股，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观念下，十之八九要被斥为居心叵测，而如今是“改（革）开（放）搞（活）”的新时代，就看谁的思想更为解放、步子更为大胆，自然更要看谁最能体谅当权者的苦衷，主动投怀送抱。大清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远远比政治体制改革历史悠久、成效显著，其中相当闪光的就是股份制改造，国有与私有的政策不断左右摇摆，而每一次摇摆，都是股份的整合与重组，权力资本在其中“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占据不少股份。1886年，盛宣怀刚刚接管招商局时，户部在拒绝通过李鸿章提出的、要求为招商局的漕粮运费加价的请求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稽之案牍，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於中饱之员绅。”（《清史稿》）

在庞大的官僚体制过滤下，大清国的改革被不断地异化变形，“清理财政而漏危愈大，编练新军而哗兵愈众，改轻刑律而断狱愈多，事事有尽更其故之思，人人有不如其初之慨”，人们甚至开始怀念起改革之前的“旧社会”来。至于那演艺已经如火纯青的干部队伍，虽然被贵州苗人尊称为“皇帝”，但苗人私下里却将其称为“蒙”，无独有偶，粤西的瑶人则称官府为“瞎”。一“蒙”一“瞎”，似乎倒也形容得一针见血……

【欢迎转载，请注明摘自《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雪珥/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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