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关心自己的收入，也都关心自己收入与他人的差距。在国家财富增长的时代，个人收入分配成了民众最热议的话题之一。

　　应当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正得到稳步提高，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民众并没有感到满足，原因在于一些要素失衡：

　　比如，据人保部专家测算，2009年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左右，但在15前，也就是1994年的时候，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却在65%以上；在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占比偏高，消费拉动能力偏弱的问题，也经常被舆论诟病；贫富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世界银行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中国经济报告指出，在2001年至2009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这些不均衡现象，不仅会拉大人们的心理落差，更可能滋生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科学发展，基本民生就不能得到切实保障，所谓民富民强就只能是空话。

　　温家宝在今年2月27日与网友交流时表示，收入分配不公还严重存在，这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邓小平说过：“如果是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

　　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要求“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收入分配的调整方向已经很明确，但在实操中，还缺少一些共识，尚需要更具体的细则。

　　“兔子”的存款

　　讲述人／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工作三年，存款突破了十万元。“兔子”在电话那头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我惊讶得沉默了。在广州一重点中学当教师的她，月收入税后不过4000多元。以三年收入15万元计，其中三分之二保存下来，这样的节省，在八零后同龄人中可谓凤毛麟角。

　　“兔子”离开北京的时候是2008年。堂堂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拿不到一纸“北京绿卡”，要走。广州一所中学接纳了她。走的时候，她把窗台上的芦荟留给了我，“也许哪天我会回来呢，我是真喜欢北京。”

　　广州的生活从她只言片语里传出。交通费比北京贵，食堂花销比大学时贵，商场里仍然有那么多好看的花衣裳，但是标签上的数字，往往让她以为多了一个零。

　　那年中秋，她发来一条短信：“仲秋已至，凭栏远望，忽生苍茫之感。人生幸事，莫过邀三五知己凭湖小酌。然人生漂泊，兄弟散于江湖，有心相聚，无力常逢。遥寄诸君安康勿忘衷肠。”我读得有些忧伤，怕她在广州的日子不好过。

　　听说她存下10万元的“光荣”事迹后，我又喜又恨，问她是如何办到的。

　　她叹了口气说，首先，尽量不出门，出门就要花钱。她学校位置较偏，出门来回的地铁费要10元。在外面吃顿饭得20多元，这一趟外出，什么都不买，也要花她四五十元。再说吃，她们有食堂，一学期有1000元的餐补。她坚持不再往餐卡里充钱。食堂里一份马马虎虎的套餐，全素，也要4元。“那是吃不好的，我中午还是要吃一荤一素的，那就要六元。”广东人吃饭离不开汤，食堂里一盅盅花样繁多的靓汤看上去不错，但是她不问津，“那么一小盅乌鸡汤要9元。”

　　女孩子爱美，要说她花销中最大的奢侈，就是买衣物了。这是痛并快乐的享受，购物时大脑里装了个报警器，时不时让她把好看的衣服放下。春夏季单件不超过200元，不论衣服还是鞋子。秋冬季单件不超过500元。这是她的极限。

　　商场里标价成千上万的天价商品琳琅满目，她也只是瞅下而已。那些商品并不愁销路，她也只能暗地里嘟囔几句，怎么富人这么多？

　　在住房上，她算是幸运的，学校有宿舍，租金几乎忽略不计。不过两人一间，爸妈来了不能住。她这么拼命地攒钱，就是要攒个房子。房价总骂也不是办法，总得下手。

　　她感到很累。但也许是不错的了，有时想想农田里的农民、城市里的农民工、社区里的低保人群，就该知足了。在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他们的生活还是那样艰辛。

　　春节前，在京的同学聚会。进银行的同学，第一年年收入就十万元，相当于“兔子”年收入的两倍，第三年收入直逼20万元。政府部门的同学，虽然工资跟“兔子”差不多，但没那么疲惫，也买了车。

　　我把这些信息转达给“兔子”，告诉她隔行如隔山的不止是专业知识，还有报酬。她只是在网上打出一串省略号，然后说，如果是她，可以多存好多钱啊。

　　“兔子”曾问我一系列问题，你现在关注经济，告诉我为什么我不敢花钱，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买奢侈品？为什么我觉得收入真少，生活真累？

　　她也偶尔跟我谈起北京，像谈起自己的前男友，已经是别人家的事情了。“还好离开了它，否则一辈子都买不了房。”她忘了送我芦荟时的感叹，根本不想再回来。

　　杨宜勇/利益调配须达成共识

　　“在利益的调配上，中等收入者、富人、穷人各方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唯一的‘共识’是大家都提高收入，但这个命题是假的。”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的记忆中，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从1993年就开始了。至今，这仍然是个待解的课题。

　　下一步，如何实现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不仅关系着民生问题，也关系着未来五年提高消费能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能否实现。

　　“一个盘子里切蛋糕”

　　《中国周刊》：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到改革收入分配，但我们也关注到，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了。

　　杨宜勇：的确。收入分配改革，不是新话，都说了二十几年了。1993年国务院成立收入分配办公室，设在国家计委，当时我还借调在那里工作。这些年来，一直在提这个话题。

　　但在利益的调配上，中等收入者、富人、穷人各方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唯一的“共识”是大家都提高收入，但这个命题是假的。

　　收入分配改革是在一个盘子里切蛋糕，是要缩小差距，如何缩小差距，给谁多给谁少，这没有达成共识。富人和中产阶级不太愿意给穷人钱。

　　《中国周刊》：你的意思是说，缩小贫富差距，应当主要由富人来承担责任？国家在这其中应当担当什么责任？

　　杨宜勇：是，富人不能为富不仁，中产阶级要有责任担当意识。国家要维持好一个公平的对话机制，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中国周刊》：这其中有没有博弈的关系？国家只是单纯的裁判员吗？比如在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上。

　　杨宜勇：你要知道你博弈的对象是谁。老百姓博弈的对象绝对不只是国家，还包括富人和企业。

　　我个人认为，个人所得税会缴得越来越多。美国三亿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劳动者都缴纳个人所得税，征集的范围很广。而中国不到百分之十的劳动者缴纳，大概只有近七千万人口。从个人所得税征收的范围来说，中国不是征收多了，而是少了。

　　也有人说要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再征税。那样的话，现在七千万劳动者里，只有千分之五交税。这个方向是错误的。

　　当然在起征点不变的情况下，每档税率可以适当调整，适当降低，这是人代会可以讨论决定的事情。但在征收的范围上，只会越来越广。

　　最低工资标准偏低

　　《中国周刊》：那政府在增加居民收入方面可以做什么呢？

　　杨宜勇：政府是从企业、发达地区、个人收税，然后给不发达地区、穷人。在增加居民收入方面，政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低保标准。这是地方政府可以做的。

　　当前，从国际惯例来说，最低工资标准应当是当地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偏低。

　　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低保标准，无非，一是增加税收来源，二是减少其他开支。如不愿意减少其他开支，就要增加税收。这就和各级政府预算有关，人大代表可以在当地“两会”上代表人民讨价还价。当地居民觉得有不满意，可以找当地人大代表反映诉求。

　　《中国周刊》：据媒体报道，全国最低工资相对标准最高的城市是海南，这和当地人大很有关系？“提低”的难点在哪？

　　杨宜勇：我相信这和当地的人大很有关系。海南省是中国建省最晚的，最早就有一个目标——小政府大社会。作为一个改革的试点，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还有，就是海南老百姓收入就不高，相对“最低”的差距小点。

　　“提低”的一个重要难题是当地的招商引资。招商引资可以获得支持未来发展的税收，各地希求最大化。如果说GDP是地方政绩，税收就是地方的钱包。最低工资标准提得太高怕吓跑了来投资的商人和企业，影响当地的税收。

　　《中国周刊》：那增加居民收入的最好手段是什么？

　　杨宜勇：最好的手段是创业。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来讲，都是创业。

　　过去我们的政策在提到增加农民收入时，会说一靠党的政策好，二要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提高农民的创收能力。再有就是政策和补贴。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把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放在“依靠政府”之前。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创业、集体协商、整体税收调整，是增加个人收入的不同层面，但最主要还是靠自己，而不是国家。

　　“两个同步” 是把双刃剑

　　《中国周刊》：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到“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应该怎样理解？

　　杨宜勇：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从宏观上说，居民收入增长和GDP的增长，不能差得太大，也不能超GDP太多。当然，现在的方向主要是说差距不要太大。但也有地区收入速度超GDP太多的，短期内可以，长期是不可持续的。

　　从微观上说，劳动报酬的增长，也不是无限的要求，要和劳动者对企业的贡献，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挂钩。劳动生产率不增长，劳动报酬也不能增长，这是第一次提出来。

　　事实上，这“两个同步”的实现有个隐含的前提，就是税收的增长要和GDP的增长保持同步，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中国周刊》：也就是说，“两个同步”对收入分配是一把双刃剑？

　　杨宜勇：对。政府是居中位置，企业和劳动者双向约束。政府不是光站在老百姓这一头。

　　政府虽有义务创造一个公平的收入分配环境，可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却不能强制要求企业涨工资，否则有违《公司法》的精神。政府应该一手托两家，即站在中立的立场来处理劳资矛盾。政府要搭一个平台，建立政府、雇主和工人或者工会三方协商的机制。

　　《中国周刊》：普通老百姓怎么跟雇主要求多增加收入？

　　杨宜勇：国外有三种办法：一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真是人才，不涨百分之二十的工资，不提这个要求，他都会觉得你有病。当然，这不具备普遍意义。

　　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集体谈判，跟企业谈。这也不是搭便车，需要工人请谈判专家、会计师事务所等购买服务。

　　第三，我自己去创业，这在国外叫做用脚投票。

　　税收增长过快

　　《中国周刊》：你上面提到，“两个同步”的实现有个隐含的前提，就是税收的增长要和GDP的增长保持同步。现在的税收增长似乎过快？

　　杨宜勇：去年税收增加百分之二十几，增长过快。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如果中央和地方对税收超GDP增长津津乐道的话，那居民收入与GDP的同步增长就会落空了。

　　《中国周刊》：因而，收入分配改革和税收改革应当保持同步？这其中是否也包含着中央和地方的重新划分税收比例问题？

　　杨宜勇：税收改革也提了，但是是否是同步，没有文字依据。比如说，物业税、房产税也算是税收改革的一个行动，但目前来看，总体缺少一个系统化的顶层设计。

　　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说，加快税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要地方财力和实权相匹配，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其实这个思路也提了很多年。现在我们说地方是土地财政，实际上第一财政是企业税，第二财政才是卖地所得。

　　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就跟小两口吵架，是非说不清楚。中央收得多，但是转移支付也很多。100元上缴来，30元可能通过各种形式还给你。比如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另外，中央提供了一些公共服务，像空气一样，必须有，但你感受不强烈，比如国防等等。

　　税收的改革问题，要充分发挥“两会”机制，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调控尚需细则

　　《中国周刊》：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似乎仍然是一个目标，而不是方法？

　　杨宜勇：这和党的十七大的说法没有变。从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变化。二次分配主要是税收，比如由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形式来调控。具体的调控还需要更多的细则。

　　《中国周刊》：还有很多人关注“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是说要给公务员涨工资吗？国际上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如何？

　　杨宜勇：国际上有个说法，公务员收入和大型企业同岗位同资历的报酬相当。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没有基础数据，高低就很难说。这次的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调整，主要是规范地区津贴。有的地区太高，有的地区太低。

　　微博议收入分配

　　将爱情进行到底：唐僧等人取经有功，被封为菩萨佛爷，几人高高兴兴到西天各处找房子，几天后败兴而归。唐僧说：“咱哥儿几个还是回去吧，西天房价太高，咱连首付都交不起。”沙僧说：“不是听说有经济适用房么？要不咱问问去？”悟空说：“傻兄弟，西天大大小小的领导，谁没几个亲戚？能轮到咱们？”

　　Jeff_Au：仇的不是富，是不仁；恨的不是官，是贪腐；愤的不是穷，是不公；怒的不是房，是奸商。

　　中岛：调查称七成半中国人感到幸福，青年人幸福感最低……分析发现，我国青年人幸福感最低状况与国外研究结果不一致，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已成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

　　崽ZK男士内衣定做：“十年生死两茫茫，国渐富，民愈难。国富民穷，百姓情何堪。税收产值步步高，民腰包，不见涨。和谐社会要搞好，民为本，莫忘掉。”

　　李东生：我认为行业收入不怕差距，怕不公。现在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公正。初次分配中，需消除垄断和政策保护带来的不合理高收入。再分配过程，更有效地运用税收政策，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加大高收入者对税收的贡献，消除分配过程中的不公正。

　　汪潮涌：亚布力论坛分场“国富民强与收入分配”：陈浩武教授认为要大幅减税，没立法的税种要立法，给企业减轻税负使之有能力给员工涨工资，以各种政府豪华办公楼与大额公款消费等例子说明政府有必要减税收以及限制国企利润，还富于民。邱晓华以基尼系数为例说明分配体制的问题，尤其是城乡分配关系不合理。

　　LV2008：为什么人们对某些收入差距心服口服，对某些却难以容忍？这提醒相关政策制定者，收入分配改革不是说把高收入降下来或者把低收入提上去就能让人们满意，更要关注制度的一致性和公平性，消除差距中的不公正因素，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