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证券西安营业部:苏南视窗-苏州玄妙观的“追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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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玄妙观的“追租局”

苏州胡伯诚

2008年10月07日14:01   

《点石斋画报》描绘的玄妙观追租图    “苏州出现了‘租栈’一类的私家收祖机构,但它在中国毕竟是一个别现象--如所周知,江苏正是抗租抗粮特别严重的地区。”
                        --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苏州出现“租栈”之前,苏州已经有了资格更早的“收租局”,而且是官方机构,时在同治二年。清朝官府本来是只管收粮(这个粮,就是皇粮,即田赋)、不管收租的。但同治二年,情况有点特殊。这一年的农历十月初九,清军围攻苏州。十月二十四日,苏州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八名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叛变,杀害主将慕王谭绍光,献城投降,苏州失陷。十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入主苏州。
    一个月前的九月二十七日,立冬。
    按老规矩,立冬后三日,开始收租。以三十天为限。第一个十日为头限,可享受九折的优惠。就是一石地租减收一斗,实收九斗。第二个十日为二限,可以减收七升,实收九斗三升。第三个十日为三限,可以减收五升,实收九斗五升。凡是三限期内交租的,照例给点心钱,按租米折价,每一元大洋,给二三分。三限过后,转入追租阶段。但清朝的的追租,也不是一过三限就追的,还有一个缓冲期,大致也是十天,其标志性节气是冬至。冬至过后,田主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追租了。
    但这一年,政权交替、兵荒马乱。田主无暇下乡收租,大家都在观望。
    李鸿章进苏州,正好是三限到期的十月二十七日,应该是追租的日子了。苏州田主觉得今年的租米收起来有点难了,于是审时度势,决议将这一年的地租减半,另一半,分为三份。一份犒劳清军,一份用于苏州地方善后,一份田主们自用。但收租的事要请官厅代劳了,并创议成立“收租局。”
    上文说到,清朝官府本是不管收租的,政府出面收租有悖清朝法制。但同治二年,苏州刚收复,南京还在洪秀全、李秀成手里,明年打南京,还有一场恶战,军费、政费,急待筹措。另一方面,清朝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给予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极大的行政权力,成立“收租局”的建议,自然得到了南方主政的同意而无需上奏,无需报请皇上批准。
    同意苏州绅商成立“收租局”的,当为江苏巡抚、淮军首脑李鸿章。
    说起来,苏州设立“收租局”,在中国经济史与中国社会史上,还是一个创举。
    苏州收租局设在玄妙观火神殿的间壁。间壁,《辞海》不收。是否就是隔壁的意思?好象不准确。但“间”有隔出的意思,大致是在火神殿中辟出一块地方来办公。这样,似乎可以确定,收租局就设在火神殿内。玄妙观火神殿现在还在,但是搞笑的是,在1998年的玄妙观大整修中,主持此事的苏州市道教协会和苏州市平江区政府,竟把火神殿置换成了寿星殿。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孔方兄的威力,将火神赶出了家门。本来,借助宗教的力量,可能为收租局留下了一堂历史建筑,但现在没有了。只剩了一个遗址。苏州收租局在慕家花园还有一堂分支机构,但随着慕家花园的败落,早已踪迹全无。
    收租局虽然是个为了应付战事状态的临时机构,但这个准衙门居然也维持了很久,一直没有撤,光绪十二年和光绪十三年的《益闻录》都有苏州收租局的报道,只是分别写成催租局和追租局。是名称变更了,还是新闻报刊的落笔随意,一时还无法说清,但既然是“局”,都是官方机构,这个字的意思至今一点不变的。 

    江南农村中,佃户的抗租与田主的催租、追租,主要发生在近代,它颠倒了田主与佃户是一对“田亲戚”的传统,裂变出一场笨拙的游戏。
    上文说到,田租虽然有租约的约定,但根据丰歉情况,可以作相应的调整的,这一调整,就调整出年年想减租的念头来。《申报》光绪六年曾报道说:“每当田主收租之时,佃户必多方勒掯,甚至有逼令家中老人以性命相拼。” 勒掯,这个词,现在用得不多了,就是刁难的意思。
    收租,于是成为田主的一大难题。这也是创意成立收租局的理由。正由于收租难,还引发田主的迁移,成为城居田主。而将收租等农村事务交于代理机构和代理人。田主的流失,对农村是不利的,将本来可以用于农村公益事业的资金也带走了。
    佃户不交租,田主可以向收租局申告,要求追租。但也不是当年不交,当年就申请追租的。一般要三年,至少要两年。所以,被拘到收租局的,常常是欠租或抗租的老客户。
    收租局将佃农拘押到局后,伙食自掏腰包,官家不管饭,但代办。只要租款到,立即放人。但如果拖到年底,佃户依然交不出款,也得放人了。欠租毕竟不是犯罪,要回家过年的。另一层意思是,过了年,农民有农活要做的。
    有这个规矩,欠祖农民也常常借此而抗命
    苏州尹山乡有个叫莫阿毛的,承租各家租栈的几十亩地,抗不交租。每到追租期,安排家务,挺身而出,听任拘押。而岁暮归家,安然耕种。
    莫阿毛绝对是位抗租英雄。一进收租局,八十大板是免不了的。这是雍正皇帝定下的规矩。但熬过了这一关,就休问田租的事,一顿板子已经把田租给抵消了。所以象莫阿毛这样的佃农,也决不在少数。《周庄镇志》的作者陶煦在光绪十年写到,收租的差船到乡里后,力不能完租的农民争着跳到船上,愿意随船到县里去吃租米官司,以至人多得连差船上都容不下,事情到这番地步,差役反而无能为计了。
    所以,陶煦批评说,设立收租局,是桩“太阿倒持”的蠢事。(太阿,古代名剑,相传为欧冶子、干将所铸。)
    但田主和收租局也不是吃闲饭的。莫阿毛仗着一身钢筋铁骨,不怕吃板子,就拘莫家的其他家庭成员。这一拘,莫阿毛只得乖乖的交租了。
    光绪元年,吴江县令觉得光有“收租局”的一手硬,是不行的,于是作了一首《劝民还租歌》。这首《还租歌》能起到多大的教化作用,无法评估,但其中所反映出的一些抗租的场情,还是值得拿来一读的。歌曰:
    莫欠租,莫欠租,欠租之人吴江多。我今来摄吴江篆,为民作个还租歌。粮出于租人共晓,租不清完粮亦少。业主何尝愿送官,奈尔自家不要好。谁人不是父母生,何苦公堂受苦刑。抛妻撇子坐饭歇,阖家老少尽担惊。一日不还押一日,直待还清始省释。抗租终是要还租,枉受官刑何值得?即使不曾如数完,饭食油火费多般,。在家犹有工钱趁,在押徒嗟用度难。我想此情我欲哭,我乡无此坏风俗。业佃称为田亲眷,休戚相关甚联络。我今苦劝吴江人,从此绝了欠租心。先尽租米后还债,不怕官法如雷霆。…群言吴俗太刁顽,租风未必能转圜。藤条竹板追得起,好言劝化恐徒然。我未严刑待自省,天良何至皆丧尽。快将租米扫数及时完,莫负  我一片苦心作此长歌劝尔等。
    这位吴江县令在收租上的政绩如何?不知吴江志上有没有记录。但其自称是有点办法的。他在江阴县令的位置上,曾教育一名十多年不交租的“老大难”交了租。
    收租局没有撑到清朝结束,就被租栈所取代了。
    收租局的最终消亡在所难免。一个是政治原因,国家不能代替田主去收租。田主与佃户的关系,实际上是“田亲眷”,它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事实上也不是对立的关系。从宋朝以来,租佃制度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不见得就没有一点合理性。
    田租,是一个软指标。虽然有租约的约定,但田租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丰年不增租,但灾年要减租。这天灾人祸的事,是需要田主与佃户共同踏勘灾情的,就象现代的保险公司一样。这样的事情,政府是包不了的。政府只能依律行事。
    另一个原因是,田主报官追租是要承担费用的,这费用还不低。官员对欠租佃户发出拒捕令,有发牌费;差役提了拒捕令上路,有发路费;欠租佃户到案,有铺堂费;欠租佃户被关押,有饭歇费;最后结案了,有酬劳费。往往追讨来的田租,还不够这一笔笔的费用,田主又何苦呢?
    所以,收租局最终还是被租栈所取代了。租栈,是代理田主收租的中介机构。虽然在功能上,与收租局是一样的,但在具体的处置上,显得要温和得多
    租栈的产生有两个背景:自晚明以来,江南市镇在经济、文化上的日渐繁华,吸引田主离开农村。另一个更主要的背景是,农村中抗租运动的经常化,使田主不胜其烦,促使田主逃离农村,而将收租事宜交与租栈。
    田主的撤离,意味着资金流的丧失,江南农村越加的变得苍老和陈旧。
    江南田租的恶化,是江南农村经济恶化的一个缩形。追根寻底,它是封建社会赋予江南重税重赋的恶果。江浙一带的人民是勤劳的中国人民中最最勤劳的,它的经济成就是最辉煌的,它的政治地位是最最低微的,它遭受到的经济压榨是最重的。
    帝国的大厦其实就建在南人的脊梁上。

    佃户的抗租与田主的催租、追租,是一只碗不响,两只碗丁当。争斗的双方都有点无奈。
    晚清时代,苏州农村的经济秩序出现极度的不平衡性。苏州东部的甪直、斜塘(即谢塘)、车坊、唯亭等地出现了影响市面的抗租、抗粮的纠纷,而湘(城)沺(泾)太(平)一带的佃农,却习惯于主动上栈交租,交租率达到80%。这是非常高的比例了。上海《申报》的报道中用了“佃户丰衣足食”这样的字眼。
    从总体上说,洪杨以后,同治中兴,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新气象。清政府整理地籍,受到社会资金的追捧,苏州的地价从十三、四元上升到四十元左右。光绪朝的时候,即便有局部的田租风波,但收租还算比较顺利,在苏州买田收租被大家认为是桩利好产业,湘沺太地区传统高产区的地价更飙升到一百元以上。自1931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水灾后,苏州的租佃关系就发生逆转,抗租情绪高涨,田价才逐年下落。之后,外侮内乱,政局动荡,到解放前的十余年间,苏州地价几乎达到无人问津的地步。(参看《苏州文史资料》1-5合辑)
    民国革命,将前清时的“收租局”、“催租局”、“追租局”等名色都革去了,置换成一个全新的机构“追租委员会”和“追租处”。但抗租运动已成为一种潮流而风起云涌,1935年,车坊发生了六千人的武装抗租。1936年,苏州周遍乡镇发生了21起抗租事件,被一个记者写进他的作品中,题目就是《1936年的农民》,刊登在天津《益世报》上。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江南农村以至中国农村的租佃关系是何等模样,几何就是一个空白了。中国的田主和佃农将面对国民政府、中共的抗日政府和汪伪的汉奸政府,要描绘出这个时期的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是中国史学界的盼望已久的期待。   

    附言:就苏州玄妙观将火神殿换成寿星殿再说几句:
    道家历来注意贴近民众,这是道家的传统,也是道家的本色。民间爱看西游记,所以孙猴子也被道家供奉起来,这就是道家。所以,玄妙观将火神殿换成寿星殿,在作者而感到惊讶,但对道家而言,是习以为常的。
    但火神是道教的重要神祇,民间对他特别的敬畏。他赐福于人时称为祝融;降祸于人时称为回禄。在道家经典中,火神与日月水诸神为同一级别、一并供奉的。玄妙观之有火神殿,是因为旧时的苏州城大多为木结构房屋,而且建筑密度大,一旦火灾,身家性命都将蒙受巨大损失。所以,玄妙观的供奉火神,既表达一种民众心理,也是宗教良心的体现。从道光年间留存的《玄妙观殿宇图》看,火神殿处于东附殿的中心位置,前有照壁,可见地位不低。
    道光年间的《玄妙观殿宇图》上还看不到寿星殿,由此推断,寿星入玄妙观大概是民国年间的故事,位置在西附殿一侧,估计也是挤走了不知那位神祇而登堂入殿的。向往长寿是现代人的主张,所以道家赶紧出来捧场。
    寿星再次挤走火神,是1998年的事了。1998年玄妙观大整修,待到整修完毕,火神殿房屋依然,只是门楣上的三个大字,是“寿星殿”了。想想也是,这时的苏州,已是钢筋水泥大楼的天下。一家火灾,再也不会出现火烧连营的惨祸,所以,火神是该退休了。换成人见人爱的寿星,这是俗家的思维,但道家也急吼吼的赶将出来,正应了两个字:媚俗。
    苏州市道教协会要想做一个道教娱乐中心,完全可以另外择地重建,何必在国内硕果仅存的南宋大殿的所在,描绘俗家的画图?
    --2008年9月29日,为拍摄苏州追租局(火神殿),有感而发。
玄妙观火神殿的位置 原来的火神殿,现在变成寿星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