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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2 06:37:21

关于诗及诗人的随想

2010_金汝平  

 

每当读到一首好诗,我就兴奋得大声叫好,同时又有一种隐隐的失落:“这样的好诗为什么不是出于我的笔下?”  为写出坏诗而脸红的诗人,才能够写出好诗。那么,所有中国诗人的小白脸,都该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好诗基本上可分为两种:有风格的好诗和无风格的好诗。

有风格的好诗,非强力诗人莫属。它们因灌注着诗人饱满、充沛、雄强的内在精神和别具匠心的审美形式而耀人眼目,动人心魄。以不可替代的“这一个”从无数平庸之作中脱颖而出,迸射千古不灭的光芒。如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

无风格的好诗或者风格不太鲜明的好诗,太多出于小诗人笔下,它们也能在夜深人静时  ,悄然叩动读者的心灵,触摸读者的神经,并让我们玩味良久,但由于诗人“个性的相对隐匿”和形式上的常规化、凡俗化,流通化,不能最大程度突显自己独异的美学观, 从而减轻了美学上的重要性。这一类作品,进入读者的记忆但同时抹去作者的姓名。我想,这是因为小诗人较为匮乏的创造力导致的必然结果。

有风格的好诗,完成自己时也塑造诗人的形象。

无风格的好诗,完成自己而诗人的嘴脸较为渺茫。

两种好诗,都是我们的“人间食粮”。但对于一个诗人,最为辉煌也最为困难的,是写出有风格的好诗。倘若失败了,就写出有风格的坏诗。然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无风格的好诗,难道真是所谓的“好诗”吗?——如姚合、李洞、赵师秀的某些诗。

有风格的好诗,难道真是所谓的“坏诗”吗?如杜甫、韩愈,苏轼的某些诗。

值得我们沉思,沉思,再沉思。  

以前,我的诗中飞舞着太多“否定的精灵”,今天,我要让肯定的光明重新照耀我的诗篇。前提是:首先肯定那些“否定的精灵”。否则 ,一个诗人的精神就是残缺的,他的诗也注定是软弱而颓伤的。  

只要是诗人,你就得用语言捕捉大千世界的光与影,捕捉内心深处的风吹草动。诗的意象乃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减少意象,淡化意象,但不能消灭意象;消灭了意象也就消灭了诗 剩下的,只是寻求什么样的意象罢了。

许多诗中常见的“公共化意象”,不过是诗歌之敌——陈辞滥调的堆积, 具备审美价值的“私人化意象”,才能够雄强地、突兀地、激进地、革命地确立起一个诗人的存在 

“私人化意象”的孕育与诞生,注定是一个艰难的、痛楚的过程。它,宿命地带上诗人的血液,骨头和肉,呼吸,精子或卵子,也不得不依赖于诗人的世俗生活,家庭,婚姻,职业,甚至居住城市的环境……

没有对法学的认知和具体实践,卡夫卡的小说里很难出现“审判”、“判决”、“城堡”、“法的门前”之类的题目。 鲁迅笔下刺人眼球的“吃人的筵席”,“人血馒头”等意象也和他童年的苦难及学习医学,甚至他患肺结核的肉体不无关系。

那么,把传统腐朽的遗产抛进古董店去,创造令人耳目一新又具备震撼力、冲击力、诱惑力的“私人化意象”吧。 从对自我生命至深的体验和对万事万物透彻的洞察中。 

阐释它。注解它。引用它。捍卫它。你贸然相信了古人的一句话。但没有想想,假如那人是一个活在古代的傻逼呢?

古代的垃圾比今天的垃圾更垃圾。古代的傻逼也比今天的傻逼更傻逼。 

谈论什么匮乏什么。再伟大的传统,也救不了一个气数已尽的诗人。该完蛋就完蛋吧。  

同样是诗人, 李白和杜甫是诗人,苏轼和黄庭坚是诗人, 赵师秀和姚合也是诗人。

同样是老板,比尔·盖茨和李嘉诚是老板,小巷深处卖大同刀削面、徐沟灌肠和浑源凉粉的也是老板。能同日而语吗? 

“定义”,是一撮知识分子所玩弄的游戏。有时是严肃的,必要的,有时则无关痛痒。

“定义”总是小于事物。事物总是大于“定义”。

那么多哲学家簇拥而来围绕着“人”苦思冥想,但他们谁又能“定义”——“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昨天我是对的,今天我是错的,明天我是对的,后天又是错的。我就这样不断地攻击自己围剿自己刺杀自己直到那风平浪静的最后一天。 

每当诗人提出一个观点,他就听到自己内心里反驳它的声音。反驳,反驳,再反驳,直到这怀疑主义的蛀虫挖空信仰。但怀疑主义者对自己的怀疑也在怀疑:

“难道真是这样的吗?”“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当一个侏儒喝得自称是巨人,一个诗歌小混混自称是大诗人,一个卖羊肉串的小贩子自称是大老板的时候,他也就喝得多了。

喝多了酒的人连打嗝都是诗。 只是我们听不懂。 

柔软的人,总是说我的诗硬。 就让这坚定的精神的花岗岩,擦伤麻雀的翅膀,也擦伤你们忧郁的小白脸。 

反对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思想 。

没有一颗大脑能够忍受日日夜夜思想的酷刑。思想,不是名词而是动词。

漫步在小路上,站在河边,或破砖烂瓦上,对着残月孤星,对着一阵此起彼伏的狗叫声,思想者产生了思想。惟有他自己才会深深体验  ——思想,撞击着思想者的秃脑门,就像石头撞击着大树上垂挂的丧钟。 

    一个人以他的奇特与怪诞,带给我们充沛的美感。 

一个大诗人的博大精深,伤害了小诗人的自尊心。 

 

 这是不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这不是不是一种生存的悖论?多少精神病人本该关在疯人院里接受治疗,结果混迹在诗人中间冒充诗人。冒充的时间太久了,太久了,也被人当成真正的诗人……  

只有在诗的写作里,我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才是走火入魔的“唯心主义者”,诗之外,我惧怕孤独,我反抗孤独,我战胜孤独,我热爱集体主义那喧嚣的、沸腾的、热烈的、互相撞击的其乐融融的生活,谁呆在一间静悄悄的房间里,谁就是囚徒,就是为自己殉葬的人;我会瞪大近视眼,戴上老花镜,不让那必然的、本体意义上的、绝对的物质,碰伤我的脑袋。

生活太广阔,诗不过是弹丸之地。 生活太无情,诗总是多情的。

生活在一个人的支配之外,诗歌在一个诗人的控制之中。

生活永远大于诗。那么,有什么理由凭什么把诗与生活融为一体呢?

把诗与生活融为一体的人,必伤害生活,更伤害诗歌,古往今来,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傻B 

肯定。否定。肯定中的否定,否定中的肯定。或者超越于肯定与否定之上那些更难以捉摸难以表达的复杂微妙的感情……

万物,无须诗人的这一切,它就那样牢不可破但瞬息万变地存在着。

火车一路狂奔,狂奔在一万条蟑螂的热血里翻山越岭,偶尔停在一个荒草凄凄的小站。

诗人,你悲哀吗?不,不要悲哀。这样的悲哀是太自恋了,太非理性了,太多情了。你应该微笑;万物,它就这样牢不可破瞬间万变地存在着,你的肯定,否定,你的肯定中的否定,否定中的肯定,已经满足了自己。

——这就够了。就像我们常常站在飞扬的尘埃里捂住自己的眼,一列火车呼啸而去…… 

诗人在绝望中写诗,他对诗的价值已不存在奢望。而他还要写,生命不息,写诗不止。在一个意义已荡然无存的世界上,请不必要追问意义。

“置之死地而后生”,希望或在绝望中诞生?而绝望中诞生的希望真的配称希望吗?难道它不是绝望的一部分? 没有意义,我们就非得自杀吗?没有意义,诗人就要放弃写诗吗? 

一个患咽炎的嚎叫派诗人,只要不患上阴道炎,他就会继续嚎叫。

嚎叫下去就是胜利, 哪怕嚎叫得歇斯底里上气不接下气…… 

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唾沫横飞的时代,一个抢夺话语霸权的时代。诗人们也把过多的时间耗费于对诗的争论上。你从这个角度,他从那个角度;你强调这一方面,他强调另一方面;你坚持这种写法,他又坚持那一种写法,诗坛是热闹起来了,吸引了读者亮晶晶的眼睛,而寂寞的依然是诗,冷落的依然是诗。

归根到底,诗是写出来的而不是争论出来的。对诗的意识支撑着自己的写作,但不能保证自己写作的成功。诗的神秘精灵永恒飞翔于理论的灰色尘埃之上。有时,诗的理论有益于诗,有时诗的理论有害于诗。谁敢宣告诗是纯粹的观念的产物?我们应该回到最基本、最本质的出发点:置身于各种各样的争论之外,直接面对诗,更深地面对诗。  

再没有比“不写诗也可以当诗人”这种说法是可怕的谎言了。不写诗竟然可以当诗人,按照这种逻辑,不写小说可以成为小说家,不打仗可以成为军事家,不搞革命可以成为革命家,不生孩子也可以成为母亲……

阿Q精神在诗歌观念方面的精彩体现。严肃的诗人说:“我写了不少诗,也许还不是诗人”。 

违背自己对诗的真实感受,用一套理论为一首低劣的诗辨护,这是批评家人格上的堕落。确实,放弃了诗歌的良知,什么样的破烂玩艺儿不能够被滔滔不绝地“赞美”呢? :平庸可以说是“平淡”,胡说八道可以说是“制造陌生化效果”,空洞无物可以说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像裹脚布又臭又长可以说是“气势雄伟”,单薄和小气可以说是“短小精炼”,多数读者,并没有足够的修养分别两者之间不可逾越的界线,也被这样的“赞美”弄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以。

平庸之作在别有用心的包装下,冒充“杰作”招摇过市,然而在明眼人眼里,它永远是假冒伪劣商品。 

抒情抒了二十年,抒情抒了一千零一夜再加多多少少个明亮或灰蒙蒙的白天,终于无情可抒了。诗人放下笔,点上烟,泡上茶,像失去王国的帝王瘫痪在一把象牙椅子上。但对着风、花、雪、月,对着牛、鬼、蛇、神,对着蝴蝶的翅膀蚂蚁的细腿,诗人有时哀声叹气,朝自己的乳头喷射香水喷射杀虫剂然后搓了又搓挤了又挤。

难道这样就能搓出或者挤出一首又一首甜蜜蜜的抒情诗吗? 

一个老诗人如是说:“当一阵西风拔去我的头发,我就用光芒四射的骷髅照耀你们——世界的新一代,粗野的布娃娃。”

我们可以不问“什么是美女的的标准”,而色迷迷凝视着美女心醉神迷;我们同样可以不问:“什么是好诗的的标准”,而喜滋滋品着好诗摇头晃脑连连叫好!

“什么是好诗的标准”?让寻章摘句的老学究争辩去吧,打架去吧。一切不过是捕风…… 

耗费了多少精力,付出了多少代价,头发白了,牙齿也落了,唉,他还是没能跨越从一个诗歌爱好者到一个诗人的距离。

表面的优雅有时隐匿着内在的粗俗,表面的粗俗有时隐匿着内在的优雅。文学的辩证法这样启示我们。优雅,乃是诗本质上的特征。但必超越表相的、外在的、公式化的、传统理念上的优雅。这需要付出艰巨持久的劳动。轻而易举的优雅只是“惯性写作”的结果,让我们离这样的优雅更远些,更远些吧。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写诗,在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度写诗,在一片大众的麻将声中和卡啦OK的低吟浅唱中写诗,诗人肯定是悲壮的,怪诞的,滑稽的。但对于一个被命运注定的诗人,这一切包围着他笼罩着他影响着他,而他最终不屑一顾并怀着隐秘而强大的自尊一意孤行!他不希望在写诗中获得世俗意义上的价值——“无欲则刚” , 让这一切见鬼去吧。什么“读者的理解”、“文化精神的传承”、“历史的肯定”、“文学史的位置”,也是虚幻、空洞而且无足轻重的。或者只是一种阿Q式的自欺欺人。做到这一点,诗人才牢固地确立起自己的信仰——对诗的信仰。他的精神王国则不可征服。

写诗不可替代的价值就在写诗这种特殊的个人化的行为里。过分追逐“发表”,定会伤害自己的写作。写出好诗就是一个诗人最高的荣誉。 一个诗人在诗歌的创造里就满足了。其他是次要的,是依附性的。 

从乌鸦变为独角兽,或者从独角兽再度变为乌鸦,然而它们都笼罩于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骚动的黑”中。

杰出的诗人常是有争议的。伟大诗人所引发的争议则更为严重,更为普遍、更为巨大。他的丰富、厚重、博大精深,他奔腾不羁的创造力,必不可少的独立性和异端性,欣赏与赞美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否定,反对,误解,隔离,排斥,责备甚至蔑视也可以找到更多理由。于是,读者的看法五光十色,诗人在他们的阅读视野里会呈现出千变万化,各不相似甚至截然对立的形象。

遍观全世界诗歌史,我们能找到一个所谓“公认”的伟大诗人吗?不,即使找到了,他也变成了一具僵尸的残骸。有人烧香,有人膜拜,有人吐痰,有人小便。

伟大的政治家也是如此。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圣贤豪杰同样如此。“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毛泽东洞察了这一点。                           

 与其谈论诗人的承担,不如谈论诗人的承受。“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尘埃无所不在,恶无所不在,物的腐烂气的聚散无所不在,还有鸡毛的轻盈,铁的沉重,还有鬼的诡秘,神的残忍……

让我们疲惫地,无奈地承受吧——

“一片树叶轻轻落在我的肩头,我却重重地受伤了。”  

启示写在水上,启示写在石头上,启示写在划破黑暗的闪电中,写在骷髅的舞蹈中,写在猫的眼睛中。

早晨从一个梦中醒来,额头上冒着汗,——启示写在梦里。“ 诗人 , 你要寻找更纯真的自己吗?请到梦里去寻找”,每一个梦,剥去你的一层画皮裸露出更多血肉;每一个梦,都展示一个诗人更幽晦的秘密。  

我认识一个著名诗人,只知道陶渊明不知道陶潜;我还认识一位中文系的博导,只知道李太白不知道李青莲。 

对作家的作品中清晰、明白、暴露出来的,有限的思想,我不屑一顾,而他那些晦涩的、深潜的、奥秘的、对我的智力构成冲击力的东西,才是我觉得无比迷人的地方。

纵观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作家,真正晦涩的太少了。有些只是“伪晦涩”,剥去这层画皮,作家的浅薄和小聪明暴露无遗。如此看来,晦涩乃是一种境界和人的内在精神有关,它超越于美学和风格。反对晦涩,就是反对对生命更本质更无情的探索;反对晦涩,就把自己的阅读水平降低到中学生的层次。

真正的晦涩源于一个作家纯粹的、原始的精神。它是相当朴素的。我热爱这一种不可替代、不可重复、不可炮制的“朴素的晦涩”。 

 

删除了形容词,只留下名词和动词;就类似于割去自己身上的肉,只留下血和骨头。这难道是合理的吗?而许多诗人试图这样做,并美其名曰:“减法”。

减来减去,惟有零会剩下。 

“天才”、“大师”,还有“ 智者”、“超人”,这么多光芒四射的桂冠,沉甸甸扣在一个诗人头上,难道不怕压弯他的小脑袋?  

偶尔大脑里跳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句子,这就是所谓“灵感”吗?灵感究竟来自何方?我问自己。

灵感来自天花板上的苍蝇,来自电视机里的西门庆潘金莲。墨索里尼希特勒,来自我昨夜梦见的汪洋大海和今天看见的车祸,来自打不着火的打火机,来自压在我肩上沉重无比的三座大山,来自庄子的夸夸其谈和韩非子比手术刀更尖锐的智力的解剖,来自母亲的乳腺癌父亲的心脏病以及一个诗人25岁的死和异教徒的自焚,来自黄土地上一群被宰杀的山羊和绵羊,也来自性欲的下降和股票的上涨,来自钓鱼岛和珍宝岛上的枪声,来自人肉的宴席,老鼠的远大目光!被绑架在一只猫纵横甩打的尾巴上 ,来自天上飞机的轰鸣和卫生间水龙头关不紧时哗哗的水声,来自一尊被人们膜拜的镀金的偶像,千百年都保持固定不变的姿势。来自旧日的一首歪诗写在日记本里 ,来自病历,一次艳遇和一次重逢,来自从各各他吹来吹到脸上有些发凉的风……

偶尔跳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句子,灵感来自一切刺激我灵感产生的地方。灵感来自这个更莫名其妙的难以阐述难以表达的时代。

不论忠实于这个时代,还是背叛这个时代,诗人注定是“时代的儿子”。     

诗人中有许多神经兮兮的神经病,也有真正的智者。我不告诉你他是谁。 

对于许多人,“贪婪”是贬义词;换另一个角度,“贪婪”又是褒义词。人类根深蒂固的本能离不开贪婪,社会的演变源于人性内部的贪婪——它以深不可测之力推动着车轮的前进或倒退,它以无孔不入的魔法摧开盛开在大地上的善之花,恶之花。

所有已经完成的,已经呈现的,我们都觉得廉价了,乏味了,于是再度投入新的创造。老板挣了一笔钱还要再挣一笔钱,官员当了市长还要当省长,当了省长还想当部长,秃顶的思想者发现了一个真理还要发现另一个真理,哪怕这真理对他是有害的,有毒的。

制止了人性的贪婪,就取消了人的创造。如此文明将是枯木一堆死水一滩。

因此,真正的诗人都是为一首诗活着——哪一首?下一首。因此,他生命不息,写诗不止。但旁观者不会理解。他瞪大亮晶晶的眼睛叽叽喳喳:“写,写这么多干什么?你有那么多需要表述的东西吗?你有那么多需要宣泄的情感吗?不,知足者常乐,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你写上两行比黄鼠狼尾巴更短的诗让人们记住就够了。” 

读没有头脑的人写的书,会让自己也变得没有头脑。这就是我把许多书轻轻翻开又轻轻合上的原因。吃一杯淡绿的茶吧,它,滋润我干渴的喉咙——我更干渴的精神又有什么来滋润? 

唯物主义者做事,唯心主义者写诗。

无论中国传统中的“诗言志”还是“诗缘情”,都在强调诗与“心”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志不过是心中之志,情不过是心中之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更本体的意义上,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只有被诗人的心所触摸所渗透所体验所参悟的时候,它才摆脱客体的、外在的、无生命的性质具备了诗意,才由一堆混乱的、零散的、支离破碎的物质升华为诗。有人认为诗歌本身存在于天地之间,只要诗人苦苦寻觅就够了,这未免自做多情,同时抹杀了诗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许,诗人来到这世间的确是两手空空,但他得天独厚拥有他人没有的“诗心”。这是无比珍贵的呀。

唯心主义者写诗,写诗必趋于唯心主义。 

诗人啊,诗人——诗人真是形形色色。

有的诗人勤奋有余才华不足,有的诗人才华有余勤奋不足他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写诗了,有的诗人堕落为某个小圈子摇旗呐喊的批评家,有的诗人转变为每天为晨报晚报闲谈鸟兽虫鱼的小品作家,有的诗人言必称屈原但从未完整读过《离骚》,有的诗人照相的时候也摆出大师的姿势而这大师的姿势许多诗人都在摆,有的诗人吞吃了七十只苍蝇然后痛饮青岛啤酒,有的诗人说鬼话说神话就是不说人话,有的诗人固执地以为废话就是诗,有的诗人名为病夫实则壮丁去年患上糖尿病今天秃了顶摇身一变成为一本服装杂志的主编,有的诗人激情澎湃赞美女诗人,口水涟涟,有的诗人耳朵发生了故障但仍能听到故乡的田野上布谷鸟叫了又叫了,有的诗人胖如杨玉环,有的诗人瘦如赵飞燕,有的诗人诗和他的诗论背道而驰,有的诗人被警察打掉一颗牙遍地开满玫瑰花,有的诗人因中风把他吞吃恐龙蛋和炮弹的樱桃小嘴扭向黑暗的北方,还留下一些后遗症,有的诗人因卧轨自杀被称为“诗歌烈士”多少金童玉女为他献花献纸钱,有的诗人靠几首打油诗在作协混了一辈子,有的诗人一首打油诗也不写自命为“不着文字尽得风流”,唉,此种风流乃下流,有的诗人长得像土匪其实有一颗比水更软的心,有的诗人真的成为土匪浪荡金三角,有的诗人把在《诗坛》上发一首烂诗当为生命中辉煌的时刻,有的诗人获取鲁迅文学奖这无异于在鲁迅头上公开撒尿,有的诗人二十岁时写的极其牛逼但没能把牛逼坚持下去,坚持到五十岁,有的诗人发了疯骑自行车撞击天安门,有的诗人的哥哥是一个诗人,有的诗人的妹夫是一个诗人,有的诗人的二奶也是一个诗人崇拜徐志摩的小才华,有的诗人钻进终南山里种土豆去了,有的诗人爬上断头台打秋千去了,一个诗人的另一重身份是赚了几亿的大老板但喜欢吃羊肉串,有的诗人饿得只能吃自己的奶了,有的诗人伫立于天安门挥舞火红的袖章八次检阅红卫兵那神圣的高峰体验一去不复返了,有的诗人与另一个诗人狼狈为奸,有的诗人与一群学者不共戴天,有的诗人每天训练小猪天上飞,患咽炎的假嗓子吼出了时代口齿不清的最强音,有的诗人号称诗仙,有的诗人号称诗鬼,有的诗人号称诗魔,有的诗人作为幸福的嫖客名垂千古,有的诗人以梦为马四分五裂倒在山海关下,有的诗人的寿命比乌龟更长——

还有一个诗人恨透了诗,恨透了汉字,被一缕旋风卷进乌有之乡无影无踪……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诗人啊,诗人,各各不同的异类,花枝招展的妖精,喷云吐雾的巫师,担水砍柴的隐士……我也以一个诗人的名义朝活着或死灭的你们彬彬有礼地敬礼,但始终有一个疑问折磨着我在地球这浑圆的鹅卵石上睡不着觉——“你们,你们写诗是为了什么?你们,你们到底是何方神圣?”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有过一群被称为诗人的火烈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