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杂志社招聘:张子林书法 收藏 休闲与文明

休闲直接和时间有关，它处于“有空”的时间内。但是有空并不是“休闲”的主要意义。如果把休闲同有空的时间等同起来，那末，懒惰、“无所事事”都可当作休闲度过。虽然在一定的时刻内，懒惰、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等可以充当某种调节器，但它对休闲的意义基本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过去是次要的休闲时间，现在成为重要的时间，这不仅是因为“有空”时间的延长，而且更是因为它代表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的可能性。

把休闲理解为“无事可干”的作家并非没有。斯金纳在那本引起强烈反响的著作《超越自由和尊严》中，担心休闲会对文化构成威胁。他起先正确地指出了休闲的重要性：一种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身的前途，检验它的有效办法之一是看它如何处理休闲问题。然后却笔锋一转，把阅读、打猎、钓鱼、观赏、收藏、闲谈等休闲活动统统看是无意义的。他说道，“闲暇对人的行为的实际影响可能会危及文化的生存，那些无事可干的人的巨大潜能不可忽视。”

休闲并不等于“无所事事”、“懒惰”，凡勃伦在他那第一部无拘无束地研究休闲问题的《有闲阶级论》中指出：“‘有闲’这个字眼，指的并不是懒惰或清净无为。这里所指的是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此前，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一个注释中也曾说明：休闲不是闲混，而是发展智力：“休息（闲暇）是指停止旨在创造财富的劳动；所以，决不能和无所事事混为一谈。”“作为休息，主要是一切脑力活动，而且脑力活动只能和休息同时存在，所以，人们进行积累，只是为了在他消费自己所积累的果实时去锻炼自己的脑筋，舒畅自己的心神。国家进行积累是为了使每个人能够得到启迪智力的必要的休息，使群众中的某些人能通过逐渐完善的途径来提高人类的品质。如果他们不断劳动，便达不到财富的目的,……，也就是说：国家在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却由于手段而牺牲了目的。”

    休闲对劳作世界具有种功能,人们经常把看成是解除疲劳的良药。在西方思想史上，这种休闲观源远流长。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我们看到了它的神话表达，其大意是：诸神怜悯人类，怜悯他们生来如此受苦受难，因而以劳作后休息的宗教节日的形式来使人类消遣一下。诸神把缪斯及其领袖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一起赐给我们。如果要有效地劳动，休闲是必不可少的。如马歇尔所言，“过度的劳动时间并不经济”，但是，休闲更重要的作用，不在于它是解除疲劳的一剂良药，而在于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因而，西斯蒙第虽然不太严格地把休闲说成是一种“休息”，但他同时指出，这种休息主要用于发展人类智力和人类品质。休闲不仅是人类一种自然的愿望，而且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西斯蒙第发现，在某些国家里，人们并不受苦，但是他们也没有相当的余暇或相当的安闲去尽情享乐和钻研学问，这种国家只能算是一个半文明国家。

　　同样，马歇尔不仅从经济学角度推断,休闲可以是“经济的”，而且把休闲视为是“高等生活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的高等生活程度是不会达到的，除非人学会了善于利用空闲时间”。所谓“高等生活程度”，就是高度的文明生活。马歇尔感到遗憾的是，懂得善于工作的人比懂得善于利用休闲的人要多得多。人性的改善很慢，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比在学会善于利用休闲这方面慢了。但是，缺乏休闲的劳动者，难以成为具有高度自尊和优秀的公民，也难以过上高质量的生活。那种母亲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或父亲不到半夜不回家的家庭，多半过的是悲惨生活。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关注到：在当时,苏格兰的农业工人每天要劳动13-14个小时，星期日还要额外从事4小时的劳动；伦敦的时装女工平均每天劳动16.5小时。累死！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都是劳动，“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这全都是废话！”

　　马克思说，缩短工作时间和增加自由时间，“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从目前的趋势看，休闲时间被用来作为仅仅是休息的情况是越来越少了。

　　希腊人所理解的休闲或闲暇，是属于是希腊公民，并且是男性所享有的闲逸状况。但是，正是这种休闲状态，同希腊文明，包括政治、哲学、艺术、教育等，有着密切关系。

　　以哲学的起源来说，哲学的产生，需要主观条件如惊异状态、神话来源等，需要有客观条件如生活实践、地理环境等，此外，它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那就是一个有闲阶级的存在。他们不必为生计而劳作，有空余时间来进行一些高雅活动，从事哲学思辨活动。“理智的活动则需要闲暇，它是思辨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可追求，它有着本己的快乐（这种快乐加强了这种活动），它有着人可能有的自足、闲暇、孜孜不倦，还有一些其他的与至福有关的属性，也显然与这种活动有关。”尽管这部分有闲之人必定要靠大多数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对古代文化直至现代文化的影响决不可低估。人们很自然地把哲学、艺术、教育、甚至体育的文明，称作在休闲中得到实现和发展的文明。

　　“闲暇时做些什么？”亚里士多德直接提到的是教育。他的教育概念是：“应当有一种教育，依此教育公民的子女，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习惯上，教育大致可以分成四种，即读写、体育、音乐和绘画。亚里士多德着重分析了其中的音乐。音乐是个意味深长的词。亚里士多德说，今天大多数人修习音乐都是为了娱乐，但是最初设置音乐的目的则在于教育。“以前人们把音乐归入教育，既不是作为必需之物——因为它不具备这种性质，也不是作为实用之物——因为音乐不像读写，在理财、家政、求知和政治活动等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它也不象绘画，有助于更好地鉴别各种艺术作品；它也不像体育，有助于健康和强壮，因为我们看不到音乐能起这样的作用。于是，剩下的可能就是在闲暇时的消遣，显然这是设置音乐课程的初衷。音乐被认为是自由人的一种消遣方式。”

    休闲不仅对教育发展起过作用，而且还在一些有教养的文明行为举止的习惯养成方面发挥过作用。关于这一点，可引用凡勃伦对礼貌的分析。凡勃伦认为，礼节最初始时只是一种姿态，是一种象征，但后来发生了变化，礼貌不再被看成人类交往中的象征事实。违礼失仪已成为人所共弃的行为。有教养、有礼貌，不仅是品质优良的外在标志，而且是心灵高洁的主要特征。然而，按凡勃伦，讲礼貌风尚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它的效用，而在于它是有闲的荣誉性的证明。“虽然礼貌具有这样的真实效用，但执行者和旁观者同样认为，礼节天然具有正确性这种想法只是讲究礼貌所以会成为风尚的一个近因，其真正的、经济的依据，还应当求之于有闲的荣誉性，或以非生产活动消耗时间与精力这一事实的荣誉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点，是不会在礼貌上有高度修养的。高雅的风度、举止和生活习惯是出身名门望族的有效证明，因为好的教养是需要时间、实践和费用的，那些把时间与精力使用在劳动上的人是不能想望的。……。归根到底，礼貌的价值在于它是有闲生活的确凿证明。”

如何看待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存在着的有闲阶层及其作用？罗素提供了一种明确的看法：“在过去，存在着小小的有闲阶级和广大的劳动阶级。有闲阶级享受着种种利益，……但尽管有这种缺陷，它培养了艺术，发现了科学；它著书立说，发明了各种哲学和纯化了社会关系。”“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会从野蛮状态中解放出来。”

哈耶克同样认为，社会“必须允许一些享有‘休闲’的富人的存在——此处的闲暇并不是指他们连有意义的事也不做，整日游手好闲，而是指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受物质利益的支配。”毫无明确目标的游手好闲是令人鄙视的，但不从事物质利益的活动，却未必是游手好闲。实际上，富有阶层往往是一个有闲阶层，“他们当中应有超过一定比例的学者和政治家、文学家及艺术家”。哈耶克认为，“如果大多数知识界领袖、道德捍卫者、艺术先锋人士都属于被雇佣者阶层，尤其为政府所雇佣，那么这个社会的缺陷就太严重了。”如果没有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的开创性活动，就难以产生网球或高尔夫球的职业选手或博物馆的馆长。要成功地享用休闲需要有先锋的开创：当今已相当流行的许多生活方式，应归功于那些贡献于生活艺术的有闲者。　

尽管一部分人的休闲生活可能会引起另一部分人的反感，但我们很难断言，那些生活尝试就一定不会产生普遍的有益的结果。相反，在这个领域里，正是因为某些人想标新立异，才会产生重大后果。如果因忌妒而使某些新颖的生活方式无法实现，那么，最终蒙受物质与精神损失的，将不仅仅是少数人，而是大多数人。在哈耶克、布罗代尔等人看来，那些富裕人士已在享受非异化的生活了。他们在各个领域之间转换着生活方式，以闲暇的方式开发他们的个性与人格。这种生活方式，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将会呈现普遍化和多样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