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商城:张子林书法 收藏 红山文化:解密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

转载《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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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典籍中，中华文明一向被形容为“上下五千年”，然而自现代考古学建立以来，能够证明文明存在的地下证据只能将中国文明史上溯到四千年前。红山文化的发现似乎证实，中国确实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因此提前了一千多年。

　　一次不经意的发现

　　1983年秋季的一个黄昏，夕阳的余晖将辽西建平、凌源两县交界之处的牛河梁染得一片赤红。北梁主山上，几个考古工作者已经进行了一整天的考古勘察工作。一天下来，他们一无所获。

　　在北山的两侧，已有一处红山文化的墓地在1970年代的考古普查中发现。按照常识，史前文化的墓地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总是与建筑遗迹相伴，除非它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被人为的或是自然的因素彻底破坏。北山地势高于牛河梁的其他山梁，这样一座大型平整的山台极似人工所为，然而，没有陶器、石器等遗物的发现作为佐证，考古学者是不能为其贸然下结论的。

　　天色渐暗，考古队员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开始拾掇随身物品准备下山。一位考古队员来到旁边的一处冲水沟边小解。就在他解手的时候，脚下一块似石头又非石头、似陶片又非陶片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弯腰拾起，定睛一看，心里不禁一阵狂跳，天哪，原来，这是一件人像雕塑的鼻子！

　　轰动世界考古界的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就在这一次不经意的解手中被发现了。

　　后来，在正式发掘中出土的女神头像正好缺少一个鼻子，把最初发现的那个鼻子安放上去，不偏不倚，不大不小，恰好属于一个个体。

　　牛河梁女神庙问世的时候，我正在上大学。上述故事来自我后来的一位同事，他曾参加过那次女神庙遗址勘察，后来又到我就读的大学进修。故事里有多少演绎的成分已无从可考，时隔多年，当初参加勘察的考古队员对发掘过程中的细节已记不清楚了。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他们一方面在竭尽所能地恢复远古人类生活的情景，甚至不遗余力地去寻找细节，却忽略了在他们身旁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也许，对于这样的细节的考证，就只好留给以后的历史学家了。

　　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远古神殿，其遗址中文化内涵与宗教遗存的丰富程度都是任何其他遗址所无法比拟的。它的发现，对中国史前宗教及文明起源的研究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热潮也因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在国内学术界，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被掀动起来。

　　“中国的维纳斯”

　　从现代考古学自20世纪初建立以来，中国的学者因为受到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的影响，不知不觉间把中原汉族史当成了中国历史的正史，即便面对史前文化时也持此种思维态势。人们习惯性地，而且是毫不怀疑地把中原即黄河流域当成中国文明的起源地。尤其是绚丽夺目的河南仰韶彩陶文化的发现，更是坚定了他们对这一观念的信心。然而，早在1960年代，苏秉琦先生在对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新石器文化进行考察时，就敏锐地发现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古代文化水平要高于中原，于是首先在学术界对正统的“中原中心论”进行了质疑。这种怀疑态度表现了苏秉琦教授过人的预见性和巨大的勇气，对中国的考古学者带来了这样的启发：史前更为发达的文化并不在中原，而恰恰在中原以外的地区。

　　1970年代以来，一批重要的红山文化遗址如胡头沟墓地、小河沿遗址、大南沟墓地、三官甸子墓地逐渐被发现并予以披露，诸如C形玉龙等一些精美的玉器的出土使人们坚信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的重要性。当考古学者于1979年对辽宁喀左县东山嘴予以正式发掘，认定其为一处宗教祭祀遗址，而且还发现了女性人体雕像的时候，红山文化终于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轰动。

　　东山嘴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处宗教祭祀遗址，两枚女性小型雕像也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史前人形圆雕。以前半坡等史前遗址虽也有人形艺术品出土，但均为陶器上的附件，形体简略粗糙。东山嘴的人体雕像呈孕妇特征，臀部、阴部等性部位都被着意刻划，它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小型石头女性圆雕如奥地利“维尔伦夫的维纳斯”，与西亚出土的小型孕妇塑像在表现手法上都极为相似。因而，有的专家毫不迟疑地称之为“中国的维纳斯”。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更为重要的发现还在后面。1983年秋季，牛河梁女神庙被发现。198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女神庙进行了正式发掘。尽管女神庙的出土是人们翘首以待的事情，但当它真的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其建筑遗存的完好程度、结构的复杂性，尤其是女神像的规模和精湛的雕塑技艺还是让人大吃一惊。

　　牛河梁遗址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等16个地点组成，占地约50平方公里。女神庙位于牛河梁诸道山梁的主梁之上，其地位的重要性从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表现。女神庙和其北部的大型山台是牛河梁遗址的主体。山台地势平稳，系人力加工所为，南北东西长各200米，四周砌以石墙，极似城址。令人注意的是，神庙与山台的走向完全一致，说明应是一个整体。在山台北侧也发现有塑像残片和建筑物架，说明另有一座神庙与女神庙以山台为中心呈南北对称分布，从而构成一台（一城？）两庙的建筑群体结构。

　　女神像发现于1984年10月31日的上午。一位参加发掘的考古队员后来回忆说，根本无法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达那时的心情。是欣喜若狂吗？显然不是。当女神像被一点点剥离出来的时候，人们都屏住了呼吸，整个工地悄然无声，只有小铲和小刷子剥离泥土的声音在沙沙响着。当女神头像完全显露出来的时候，辽宁省博物馆的摄像师不失时机地把这激动人心的瞬间定格在胶片上。后来，这张照片被题为“五千年后的历史性会面”。照片上，女神坦然而镇定地注视着五千年后的人们，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是否古文明？

　　红山文化的墓葬异于其他新石器文化常见的那种土坑竖穴墓，其墓上积石成塔，气势壮观，有“中国金字塔”之誉。每个墓地都设有中心大墓，似乎在着意表现“一人独尊”的等级观念。冢坛结合是其又一重要特点，冢上置坛，说明积石冢不仅为墓穴，同时还兼有祭祀的功能。这些积石冢的陪葬品几乎全部为各种精美的玉器，只有个别等级较低的墓葬以陶器为随葬物。

　　令人惊奇的是，在牛河梁遗址群南部一处名叫“转山子”的山岗上，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座类似积石冢的金字塔式建筑，与山丘浑然一体，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规模之宏大、结构之复杂非其他积石冢所能比拟。其建造十分考究，内部夯土，外部砌石，台体顶部有炼铜坩锅等遗物发现，说明其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作为一座单体建筑，它是至今发现的中国史前建筑中规模最大的。由于尚未发掘，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确定。

　　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出土的玉质礼器，这一切都似乎说明，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已出现了基于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度、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级的组织形式———早期的城邦制国家。以往，中国典籍一直把中华文明史说成是五千年，但现代考古学建立以来，能够证明文明存在的地下证据只能将中国文明历史上溯到四千年前。而今，红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红山文化因此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

　　牛河梁遗址北望老哈河，与赤峰的西辽河流域相接，东临大凌河，俯视朝阳、阜新两地，东北通过努鲁尔虎山山谷达教来河、孟克河流域，西部和南部有大凌河通达渤海，并沿着燕山山脉直下华北平原。牛河梁初次发掘的领队、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认为，鉴于以上的地理形势，牛河梁遗址正好处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四通八达的中心部位，表现出对周围聚落的强大驾驭态势。

　　苏秉琦先生在对上述区域的原始文化进行多年的研究之后，形成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是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红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层次性分化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产生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并以宗教形式将这种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固定下来。”（郭大顺：《龙出辽河源》）这正是苏先生所论述的古国的特征。苏先生在中国第一次突破了考古学传统上的文明起源诸要素的理论，就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建立了新的理论体系。

　　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的理论诞生于西方。英国考古学家V.G.柴尔德认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开始的标志。美国人类学家C.克拉克洪首先明确提出了文明起源诸要素的理论，他认为，无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了下列三项中的任何两项，就应被纳入到文明的范畴：一、有高墙围绕的城市；二、文字；三、复杂的礼仪中心。我国考古界泰斗夏鼐先生在分析商代文明时也遵循了上述的理论，认为殷墟文化已经具有了城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所以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

　　除了苏秉琦先生的理论以外，关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学术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文明起源诸要素展开的。刘素侠在《红山诸文化所反映的原始文明》一文中认为，红山文化后期出现在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应当是原始的文字，同时其聚落城壕的出现、青铜冶炼遗存的发现以及复杂的礼仪都足以证明红山文化已进入一个文明社会。青年学者陈星灿则针锋相对地认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因为现有资料并不能证明红山文化已经具有了青铜器的铸造和应用以及城市和文字的产生，因而红山文化并不具备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





河梁考古遗址发现的女神头像

　　惟玉为葬

　　然而无论如何，红山文化在与之同时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据了最高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不仅引发了学者们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同时也引发了对炎黄时代古史研究的热潮。从这一点上来看，以牛河梁为中心的红山文化的意义在于，古史学者们终于摆脱了片面的神话意识的影响，进入到了一个将考古实物材料引进到古史研究中的一个实证阶段。

　　成组出土精美玉器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突出特点，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只有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堪与其媲美。

　　红山文化的墓葬有一独特之处，即只随葬玉器。牛河梁的1号冢是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墓葬之一，但就是在这样一座随葬品如此丰富的墓中，竟无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的陶器。郭大顺先生在对红山文化已发现的墓葬及随葬品情况做了统计分析之后，得出了红山文化具有“惟玉为葬”的特征的结论。

　　红山文化的玉器可分为三类。一为斧、凿、锛、铲、刀等工具和兵器；二为动物雕塑，如龙、虎、龟、蝉、熊等；三类可暂称为“饰品”，是被赋予了一定意义的具有某种特定形状的器物，如勾形玉佩、连环饰、琮、箍、璧、环、璜等。有人把第三类玉器同《周礼》中记载的六种玉礼器璧、琮、圭、璋、琥、璜比较，发现在红山文化中均可以找到相似甚至相同的东西。由此可见，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备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礼”的雏形。郭大顺先生因此进一步提出，“惟玉为葬”的实质乃是“惟玉为礼”。

　　将出土成组玉器的牛河梁积石冢与近旁的女神庙相联系，我们不难想像，这些享有如此规格大墓的主人一定拥有较高的宗教地位，占有通天祭神的宗教权力，而这些并不一定属于实用的玉质工具、饰品和以神化动物为题材的玉器，表明它们具有一定的神器性质，是通神的工具。

　　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商代的至高神“上帝”崇拜观念并非发生在商代，而是在史前时代就已出现。巫是人神之间交通的使者，红山文化随葬有众多玉器的主人或许正是这样的巫。玉器乃是巫师代表人奉献给神的礼物，同时又通过玉器来表示神的存在，即“以玉示神”。巫师在与至上神沟通时还要用一些灵性动物作为自己通神的助手，这种宗教风俗在近代的满族－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教中还可以见到。那些动物玉雕以及神女庙中的动物塑像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的展现。由此可见，“礼”的实质乃是人对神的崇拜和赞美。

　　勾云形玉佩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十分有特点的一种器物。其中心为旋涡形，四角作卷勾状。已发现的勾云形玉佩均置于死者的胸前，说明其非同寻常的神圣意义。陆思贤先生认为它是红山文化先民“古城古国”的徽帜，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创见性的见解。玉佩上急剧旋转的涡形纹和勾云纹体现了巫师在同至上神沟通时那种旋狂迷醉的感觉。

　　雾里看龙

　　玉龙显然是红山文化玉雕中最夺目的亮点，其独特而精美的器形以及众多的出土数量使它成为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种类。同时，“龙的起源”这一流行多年的热点问题又因红山龙的出土而再度升温。

　　在红山文化的前身———辽宁阜新市的查海文化遗址中就已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石块摆放的龙，身长约20米，头、尾、腿、足可辨，周围有50多座房址环绕，其尾部与遗址中最大的房址相连。在它刚出土时，对其是否是龙，辽宁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持谨慎态度。然而，当它全面呈现出来时，那昂首张口、身躯宛转、似欲腾空飞起的形象使人无法否认，中国最早的龙的形象已于辽河流域面世。

　　摆塑龙在距今6000多年的河南濮阳以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也有发现，在红山系列文化中是孤例。待真正的红山文化时代来临，以玉来表现龙则成为时尚。玉龙大体分为两例，一类因形似英文字母C而被称作C形，这类玉龙体形细瘦，有飘动的长鬃，出土于内蒙古三星他拉的大型玉龙即属此类；另一类环体肥厚，首部硕大，有双耳，吻部有皱纹，形象似猪，因而在最初发现该类玉龙时发现者将其定名为“猪龙”。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所长孙守道先生还据此大胆地提出了“猪龙变化说”，认为龙的形象乃是由猪演化而来。这一说法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流行并被广为引用。然而，时隔多年，当初与孙守道先生合作推出此说的郭大顺先生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种龙短耳圆目，吻不外伸，其实应为熊的形象，而牛河梁的积石冢中又多次发现熊骨，说明红山人有以熊为祭的习俗。在女神庙中曾发现有类似的泥塑动物，以前也定为猪龙，郭大顺先生认为这也应是熊的形象，所以把猪龙改称为熊龙似应更为准确一些。他又同史载“黄帝为有熊”这个说法联系起来，暗示红山文化的活动区域正是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

　　关于龙的起源，最流行的说法是闻一多先生的观点。闻先生认为龙是以蛇为主体，再结合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形成。

　　郭大顺先生虽然主张“猪龙”应为“熊龙”，却并未直接提出“龙起源于熊”这样类似的说法。他在《龙出辽河源》中以赵宝沟文化中的动物陶尊为例，认为龙是沟通人间和天上的媒介。这一说法颇有启发意义。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大约为同时期，有许多共同特征，在地域上又同红山文化相邻，它曾有一件刻划有鸟、猪、鹿等动物纹的陶尊出土。四个动物体躯盘蜷而舒展，似在空中遨游，郭大顺直接将其定名为“龙纹陶尊”。这些辗转腾空的动物形象似乎说明：龙真实的起源和实有的动物并无直接、必然的联系，它的旋动回转同上文提到的勾云纹一样，正是人与至上神沟通时的那种旋迷感觉的艺术再现。

　　商文化的祖先？

　　红山文化一经发现，其美术特点与商代文化的相似性就迅速被学者们捕捉到了。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上文提到的C形龙与商代殷墟的妇好墓出土的龙的比较。二者在轮廓上几无出入，只是龙头的样子不甚相同。基于此，王曾先生将考古发现同古史传说结合起来，推断红山文化正是商文化的祖先。

　　据史载，黄帝最终平定蚩尤之乱曾得到女魃的帮助。王曾推测古史所说的女魃正是“红山王国”的大军。这支进入中原的红山先民在战后并未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带流动，大致在尧时迁至商丘，以后又因有功被封于商丘。红山先民因其原有的高水平文化为上古文明做出了突出贡献。契在尧舜时做司徒，掌教化百姓和百工之事，助禹治水，功劳卓著。其后代伯益凿井，番禺以竹为舟，吉光发明木车，王亥发明牛车，相土发明了马车，这些都体现出了红山先民原有的手工业优势。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其经济实力后来已远远超过了夏王朝，也正因此才能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中国史前集中出土玉器的文化除了红山文化外还有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虽距千里之遥，但在文化上，尤其是在玉器特点上的共同性让人称奇。如红山文化C形龙的龙头与良渚文化的大目兽面纹有着共同的基本构成因素，两个文化中都有以玉器为陪葬品的特点，两者的玉璧、玉环、玉龟、玉鸟等玉器也均有一定的相似性。马承源先生以此为据认为良渚文化的形成乃是受到了红山文化的影响。结合王曾先生的观点，我们不难推测，正是红山先民向中原的迁徙，造成了长江下游地区文化面貌的急剧变化，并融入了诸多红山文化的崇玉传统，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如果把红山文化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中来研究，我们也许会赋予红山文化以全新的意义，并揭示出有关中华文明发生的全新内涵。（南方周末）转入对意义的思考之中。

　　围绕着山台和女神庙，周围的山岗上还有多处的积石冢遗迹分布。红山文化的墓葬异于其他新石器文化所常见的那种土坑竖穴墓，其墓上积石若塔而为墓冢。因塔势壮观，有“中国金字塔”之誉。每个墓地都设有中心大墓，似乎在着意表现一人独尊的等级观念。冢坛结合是其又一重要特点，冢上置坛，说明积石冢不仅为墓穴，同时还兼有祭祀的功能。这些积石冢的陪葬品几乎全部为各种精美的玉器，只有个别等级较低的墓葬随葬有陶器。在等级较高的墓里，以龙形为代表的玉器成组出现，说明玉器在红山文化先民的精神世界中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

　　令人惊奇的是，在牛河梁遗址群的南部名叫“转山子”的山岗上，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座类似积石冢的金字塔式建筑，建筑与山丘浑然一体，匠心巨制，规模宏大，其结构之复杂非其他积石冢所能比拟，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其建造十分考究，内部的夯土与外部的砌石将内外两部份分开，同时又使两部份结合。作为一座单体建筑，它是至今中国史前时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由于尚未发掘，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确定。它的台体顶部已有炼铜坩锅等遗物发现，说明其文化内涵的复杂性。

　　类似的金字塔式建筑近年来在红山文化的其他遗址中也有发现。2001年，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镇又发现一金字塔式建筑，遗迹位于一山梁之上，为三层，石砌而成。塔顶有7座墓和一座祭坛。遗址内散落着许多“米”字形陶片。在一个墓葬里出土了一尊与人体大小相等的石雕女神像。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其中一个墓葬的墓壁上发现了一具石祖(石雕的男性生殖器)，大约成人的一掌长，其下方还有一尊小石雕女神像。

　　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出土的玉质礼器，这一切都似乎说明，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业已出现了基于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度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级的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便是早期的城邦制国家。以往，中国典籍一直把中华文明史说成是五千年，但现代考古学建立以来，能够证明文明存在的地下证据只将中国的文明历史上溯到四千年。而今，红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我们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由于她具有一定的文明渊源性质，也有人称之为“文明的曙光”。

　　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已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



　　3、文明起源之争

　　牛河梁遗址北望老哈河，与赤峰的西辽河流域相接，东临大凌河水俯视朝阳、阜新两地，东北通过努鲁尔虎山山谷达教来河和孟克河流域，西部和南部有大凌河通达渤海，并沿着燕山山脉直下华北平原。牛河梁初次发掘的领队，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认为，鉴于以上的地理形势，牛河梁遗址正好处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四通八达的中心部位，表现出对周围聚落的强大驾驭态势。

　　苏秉琦先生在对上述区域的原始文化进行多年的考究总结之后，形成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是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红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层次性分化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产生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并以宗教形式将这种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固定下来。”（郭大顺语，《龙出辽河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57页）这正是苏先生所论述的古国的特征。苏先生在中国第一次突破了考古学传统上的文明起源诸要素的理论，就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建立了新的理论体系。

　　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的理论诞生于西方。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开始的标志。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首先明确提出了文明起源诸要素，他认为无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　了下列三项中的任何两项，就应被纳入到文明的范畴。三项要素是：1）、有高墙围绕的城市；2）、文字；3）、复杂的礼仪中心。我国考古界泰斗夏鼐先生在分析商代文明时也遵循了上述的理论，认为殷墟文化已经具有了城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所以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

　　关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学术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文明起源诸要素展开的。《考古》杂志社于1987年5月号就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问题进行了讨论。刘素侠在《红山诸文化所反映的原始文明》中认为，红山文化后期出现在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应当是原始的文字，同时其聚落城壕的出现、青铜冶炼遗存的发现以及复杂的礼仪都足以证明红山文化已进入一个文明社会。青年学者陈星灿先生则针锋相对，认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在他看来，现有资料并不能证明红山文化已经具有了青铜器的铸造和应用以及城市和文字的产生。因而红山文化并不具备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

　　对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一说提出质疑的还有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先生。他在２００３年１期《考古与文物》上撰文《关于对牛河梁遗址的重新认识》，对苏秉琦先生的文明起源理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牛河梁遗址还没有深入发掘之前，就急于抛出一套不切合实际的理论，其影响也不可低估。实际上，红山文化仍处在氏族制度的原始阶段，尚无法作为‘文明的曙光’的象征…… 因而‘文明的曙光’势必成为过眼云烟。”
　　遗址

　　4、黄帝和女娲

　　然而，无论如何，红山文化在与之同时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据了最高的发展水平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不仅引发了学者们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同时也引发了对炎黄时代古史研究的热潮。从这一点上来看，以牛河梁为中心的红山文化的意义在于，古史学者们终于摆脱了片面的神话意识的影响，而进入到了一个将考古实物材料引进到古史研究中的一个实证阶段。

　　常春林先生通过对红山文化遗存与仰韶文化的遗存的比较发现，大量以箭簇为主的细石器的存在证明了红山文化在武器的拥有上远远高于仰韶文化。根据古史传说，黄帝在阪泉同炎帝、在涿鹿同蚩尤的交战中均获全胜，这同他拥有强大的武力是分不开的。（常春林：《试论红山文化文化的族属问题——红山文化黄帝说》）但也有的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蔺新建根据古史记载认为，“五帝”中的炎帝和黄帝大致在中原，少昊在山东，祝融在长江流域，而活动在北方的则是帝颛顼以及商的高祖帝喾，因此，红山文化应是帝颛顼和帝喾的遗存。（蔺新建：《红山文化与古史传说》，《北方文物》1987年9期）

　　古史记载中黄帝与蚩尤出事地点交战的涿鹿位于河北的桑干河流域，从考古发现来看该地区正是中原的仰韶文化与北方的红山文化的交汇之处，也是红山文化的南界。所以，不管红山文化是否族属黄帝集团，它同黄帝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则是不容否认的。

　　被用来与红山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古史人物还有个女娲。关于女娲，人们并不陌生，她是中国古史传说中创造了人类的女神，化生万物的始祖《山海经》、《楚辞》、《太平御览》等古籍对此均有所记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陆思贤先生认为，女神被供奉在庙中或祭坛上，是被当作生育神或地母神来崇拜的，部分身躯残块表现了鼓腹、女阴等孕妇特征特征，正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他认为，红山文化的裸体孕妇塑像是最古老的女娲像，我们有理由直接称其为“女娲”。（陆思贤：《红山文化裸体女神为女娲考》，《北方文物》1995年3期）

　　5、“惟玉为葬”与中国礼制的滥觞

　　成组出土精美玉器是红山文化的另一大突出特点，呈如此规模出土玉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只有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堪与其媲美，除此之外，别无他例。

　　上文提到，红山文化的墓葬有一独特之处，即只随葬玉器。牛河梁第二地点的1号冢是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墓葬之一，但就是在变样一座随葬品如此丰富的墓中，竟无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的陶器和玉器。郭大顺先生在对红山文化已发现的墓葬及随葬品情况做了统计分析之后，得出了红山文化具有“惟玉为葬”的特征的结论。

　　红山文化的玉器可分为三类。一为斧、凿、锛、铲、刀等工具和兵器；二为动物雕塑，如龙、虎、龟、鴞、蝉、熊等；三类可暂称为“饰品”，是被赋予了一定意义的具有某种特定形状的器物，如勾形玉佩、斜口形玉饰、连环饰、琮、箍、璧、环、玦、璜等。有人把第三类玉器同《周礼》中记载的六种玉礼器璧、琮、圭、璋、琥、璜作一比较，发现在红山文化中均可以找到与之相似甚至相同的东西。由此可见，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备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礼的雏形。郭大顺先生因此进一步提出，“惟玉为葬”的实质乃是“惟玉为礼”。

　　将出土成组玉器的牛河梁积石冢与近旁的女神庙相联系，我们不难想像到，这些享有如此规格大墓的主人一定拥有较高的宗教地位，他们占有了通天祭神的宗教权力，而这些并不一定属于属于实用的玉质工具以及“饰品”、以神化动物为题材的玉器，表明它们具有一定的神器性质，说明古人一直把玉器当作一种通神的工具。

　　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商代的至高神上帝崇拜观念并非仅仅发生在有商一代，而是在史前时代就已出现。巫是人神之间交通的使者，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也是人在神面前的代表。红山文化随葬有众多玉器的主人或许正是这样的巫。玉器乃是巫师代表人奉献给神的礼物，同时又通过玉器来表示神的存在，即“以玉示神”。巫师在与至上神沟通时还要用一些灵性动物作为自己通神的助手，这种宗教风俗在近代的满族－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教中还可以见到。那些动物玉雕以及神女庙中的动物塑像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的展现。由此可见，“礼”的实质实质乃是人对神的崇拜和赞美。

　　需要提及的是，女神庙中的女神塑像之所以被置于各种动物神之中，说明女神与这些动物一样只是人类与至上神上帝交通的媒介，其本身并不具备至上神的特征，无论她是或不是古史中开天辟地的女娲。女神可以是丰产的地母神，也可以是为人类自身繁衍的生育神，但没有来自上天的圣灵的临幸，女神的孕育特征便无从体现。

　　勾云形玉佩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十分有特点的一种器物。其中心为旋涡形，四角作卷勾状。已发现的勾云形玉佩均置于死者的胸前，说明其非同寻常的神圣意义。陆思贤先生在《“勾云形玉佩”的形状结构及寓意的思想内容》（《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一文中把它推论为红山文化先民“古城古国”的徽帜，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创见性的见解。玉佩上急剧旋转的涡形纹和勾云纹同那些陶器上的旋转纹一样，体现了巫师在同至上神沟通时那种旋狂迷醉的感觉。

　　令人称奇的是，红山文化的玉器除了上述的三种之外，还有玉人的发现。以前，英国的费兹威廉博物馆、天津市文化局以及台湾的日月坊等地都有红山文化玉人的收藏，但由于缺乏地层根据，研究人员在引用这些收藏品时表现得比较谨慎。2002年9月，红山文化第一件玉人在牛河梁第16地点4号墓中的出土使人们终于意识到，玉人在红山文化中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像红山文化的其他玉器墓葬一样，出土玉人的墓葬中也是只出土玉器，共计8件。玉人为站立的裸体女性，高18。5厘米，性质应同女神庙中的女神像大致相同。该墓中还出土把一件鸟形玉器，从形状判断，似为凤的雏形。龙与凤同时作为祭祀或是身份象征出现在史前文化遗址中，迄今为止尚属首次发现。

　　6、雾里看龙

　　玉龙显然是红山文化玉雕中最夺目的亮点，其独特而精美的器形以及众多的出土数量使它成为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种类。同时，“龙的起源”这一流行多年的热点问题又因红山龙的出土而再度升温。

　　在红山文化的前身——辽宁阜新市的查海文化遗址中就已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石块摆放的龙。身长约20米，头、尾、腿、足可辩，周围有50多座房址环绕，其尾部与遗址中最大的房址相连。在摆塑龙刚刚出土时，对其是否是龙，辽宁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对此持谨慎态度。然而，当它全面揭露出来时，那昂首张口、身躯蜿转、似欲腾空飞起的形象使人无法否认呈现在眼前的这样的事实：中国最早的龙的形象已于辽河流域面世。

　　摆塑龙在距今6000多年的河南濮阳以及湖北黄龙也有发现，在红山系列文化中也是孤例。待真正的红山文化时代来临，以玉来表现龙则成为时尚。玉龙大体分为两例，一类因形似英文字母C而被称作C形，这类玉龙体形细瘦，有飘动的长鬃，那件形体最大的出土于三星他拉的玉龙即属此类；另一类呈玦形，环体肥厚，首部硕大，有双耳，吻部有皱纹，形象似猪，因而在最初发现该类玉龙时发现者将其定名为“猪龙”。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所长孙守道先生还据此大胆地提出了“猪龙变化说”，认为龙的形象乃是由猪演化而来。（见演变示意图）这一说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度流行并被广为引用。然而，时隔多年，当初曾极力赞同此说并与孙守道先生合作推出此说的郭大顺先生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应是这样，玦形龙形象为短耳圆目，吻不外伸，其实应为熊的形象，而牛河梁的积石冢中又多次发现熊骨，说明红山人有以熊为祭的习俗。在女神庙中曾发现有类似的泥塑动物，以前也定为猪龙，郭大顺先生认为这也应是熊的形象，所以把猪龙改称为熊龙似应更为准确一些。他又同史载“黄帝为有熊”这个说法联系起来，暗示红山文化的活动区域正是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

　　孙守道先生也承认祭熊风俗在红山文化中的存在。但他后来并未在猪熊之间过于纠缠，而是从几件熊人合一的玉器收藏品上去寻找根据。他曾在中国文物月刊的140期和153期上分别撰文《红山文化玉熊神考》和《红山文化玉蚕神考》，认为红山文化不仅有熊与人合一的形象，还有熊与蚕的合体形象，而这些现象的出现均与始祖的图腾崇拜有关。在上述两文中，孙先生也试图将红山文化的熊崇拜与黄帝氏族联系在一起。

　　关于龙的起源，最流行的说法是闻一多先生的观点。闻先生认为龙是以蛇为主体，再结合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形成。“猪龙”一说发表后，也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如郭晓晖先生在《北方文物》文物上撰文（《红山文化玉龙考》，《北方文物》，1988年1期），坚持沿用闻一多的观点，认为龙乃起源于蛇，原因在于蛇乃土地的代表，对蛇乃至龙的崇拜就是对“地母神”的崇拜。他的观点似乎暗示着龙崇拜与女神崇拜都源于一个人类共同的古老的愿望，即丰产多收。

　　郭大顺先生虽然主张“猪龙”应为“熊龙”，却并未直接提出“龙起源于熊”这样类似的说法。他在《龙出辽河源》一著中以赵宝沟文化中的动物陶尊为例，认为龙是沟通人间和天上的媒介。这一说法颇有启发意义。赵宝沟文化是一支与红山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和许多共同特征、在地域上又同红山文化相邻的大约为同时期的考古文化，它曾有一件刻划有鸟、猪、鹿等动物纹的陶尊出土。四个动物体躯盘蜷而舒展，似在空中遨游，郭大顺直接将其定名为“龙纹陶尊”。这些辗转腾空的动物形象似乎在说明：龙真实的起源和实有的动物并无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它的旋动回转同上文提到的勾云纹一样，正是人与至上神沟通时的那种旋迷感觉的艺术再现。

　　7、历史时空中的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一经发现，其美术特点与商代文化的相似性就迅速为学者们捕捉到了。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上文提到的玦形龙与商代殷墟的妇好墓出土的龙的比较。双二者在轮廓上几无出入，只是龙头的样子不甚相同。孙守道先生在《红山文化玉熊神考》中主要引证的熊人双腿呈跪状，两手抱于胸，同商代殷墟出土的玉人在形制上十分相象。基于此，王曾先生在《文史研究》上撰文《红山文化的走向》（1987年第1辑），将考古发现同古史传说结合起来，推断红山文化正是商文化的祖先。

　　据史载，黄帝最终平定蚩尤之乱曾得到女魃的帮助。王曾推测古史所说的女魃正是“红山王国”的大军。这支进入中原的红山先民在战后并未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带流动，大致在尧时迁至商丘，以后又因有功被封于商丘。红山先民封于商丘以后，因其原有的高水平文化，故为上古文明做出了突出贡献。契在尧舜时做司徒，掌教化百姓和百工之事，助禹治水，功劳卓著。其后代伯益凿井，番禺以竹为舟，吉光发明木车，王亥发明牛车，相土发明了马车，这些都体现出了红山先民原有的手工业优势。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其经济实力后来已远远超过了夏王朝，也正因此才能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中国史前集中出土玉器的文化除了红山文化外还有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虽距千里之遥，但在文化上，尤其是在玉器特点上的共同性让人称奇。如红山文化玦形龙的龙头与良渚文化的大目兽面纹有着共同的基本构成因素，两个文化中都有以玉器为陪葬品的特点，两者的玉璧、玉环、玉龟、玉鸟等玉器也均有一定的相似性。马承源先生以此为据认为良渚文化的形成乃是受到了红山文化的影响。结合王曾先生的观点，我们不难推测到，正是红山先民向中原的迁徙，造成了长江下游地区文化面貌的急剧变化，并融入了诸多红山文化的崇玉传统，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

　　美洲古代考古文化，如奥梅特克文化以及西北岸土著图腾柱文化与商代文化在美术构图上的强烈相似性于二十世纪初殷墟文化刚被揭露时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曾一度流行的大洋交通一说并不能给人以满意的答复。已故美国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则提出了一个“底层文化说”，认为二者在文化上的相似性乃是来自经东北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底层文化。这一说法等于无形中支持了“商人源于东北”的观点。从这一点出发，红山文化应是东北亚洲底层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先进文化。因而它在对商文化与美洲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将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红山文化是东北亚地区从底层文化发展而来的纯粹的本土文化了吗？这样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既然涉及到所谓的“底层文化”，我们就应该把整个欧亚大陆当作一个大的文化整体来看。作为同一个整体内的文化互动从来都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近来又有学者发现，红山文化的神庙结构布局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文化十分相似，均由中殿和侧厅组成；其巨形金字塔式建筑也无疑受到了欧贝德文化的金字形神塔的影响；另外，以石为冢的传统在史前的欧洲十分流行。以上种种都说明了如果把红山文化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中来加以考察和研究，我们也许会赋予红山文化以全新的意义，并揭示出有关人类文明发生的全新内涵。


　　　　　　　　曲风2003年10月15日子夜于尼德兰王国莱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