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洗涤机械:记者调查：究竟有没有信得过、安全的食品？

    寻找食品安全

　　编者按：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近发生的食品安全危机已经上升为民生领域的头等大事。在重拳出击之下，一场重点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监管整治风暴迅疾席卷全国各地，一批违法大案要案相继被曝光、处理。从立法到执法、监督，一系列切实的行动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坚定决心。正如国家有关负责人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30多年时间解决了人民吃得饱的问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下决心解决群众吃得好、吃得安全的问题。

　　但是，由于食品安全领域积弊深重，群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不信任感和悲观情绪普遍存在，常常会发出“我们到底该吃什么”的疑问。因此，在加大监管整治力度、消除不安全食品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多方着力，培育、发展安全食品的供应体系，让群众信任的安全食品占领市场。

　　那么，究竟有没有信得过、安全的食品？在许多人看来是有的。一是食品的原材料供应地相对安全，比如在农村，仍然存在大量以传统生产方式、无公害生产方式为主的安全农产品。二是市场上的无公害、绿色、有机等获得认证的安全食品，其极少发生事故的优势使其在群众心目中也获得了相对安全的印象。那么，它们能否担当起为群众打造安全食品供应体系的重任？群众对之是如何看待的？我们的政策又该如何发力？半月谈编辑部组织多路记者赴北京、黑龙江、山西、江西、广西等地进行了深入调查。

　　自供现象：逼出来的百姓“餐桌自救”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的频频爆发，已经促使许多人自发行动去寻找、建立自己的安全食品供应渠道。他们或者与农村的安全农产品生产者“对接”，或者干脆直接介入生产环节，自力更生。在自供现象这个食品安全的“避风港”里，存在大量以传统生产方式、无公害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产品，它们事实上扮演了“百姓餐桌保卫者”的角色，使一部分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获得了“暂时安全”。但是，自供现象背后也有许多无奈。

　　担忧食品安全，城里人“爱”上种菜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作家池莉呼吁政府管好食品安全，同时还告诉媒体，自己种菜已经三年了，她的菜园不施化肥，只用豆饼、菜饼做肥料，味道与市场上购买的蔬菜有很大不同。

　　广西桂林市兴安县的唐阿姨五年前相中了门前一片十来平方米的空地，她把土地打松，精耕细作种上了各类时令蔬菜，竟一年四季不用上街买菜了。“老听说市场上的菜不安全，好多长得好看的都是农药‘喂’出来的，老年人受不起这残害，就想着自己种菜了。”唐阿姨说，她一般只种豆角、西红柿、辣椒、小白菜等常见菜，不用任何农药，顶多加点烧火剩下的土灰，一天早晚淋两遍水。菜园子里的菜虽长得不够茂盛，但吃得放心，街坊邻居偶尔也过来讨要。

　　半月谈记者最近在江西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走访时看到，在昌九高速边上一些正在开发的楼盘附近，一块块大大小小的菜园“见缝插针”长势不错；在赣江边因河水退潮裸露的岸边，一些居民也随河水涨落“适时介入”地种起了蔬菜。正在赣江边菜地里摘菜的陈大爷告诉记者：“虽然不值几个钱，咱图的就是一个放心：自己家的菜不打农药！”

　　随着市民种菜的流行，一些公司看到其中的商机，在郊区开辟土地供人承包种菜，既有蔬菜收获也有精神娱乐。山西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生态主题公园晋祠农场也开发了类似的功能。该农场被分为5万多块地，每块地面积约为10平方米，市民可以认领其中的土地“自种自收”。据晋祠农场负责人郭晋嵩介绍，考虑到好多市民从未有过种菜经历，他们还专门邀请附近的农民当义务指导员，给认领人做技术指导。如果认领人没时间照料自己的菜地，还可以将地“托养”给农场。

　　与郊区田农对接，寻求绿色专供

　　据了解，食品安全危机不仅来自生产过程中的催熟剂、瘦肉精等，更多的是来自流通环节，例如毒豇豆、毒大米、硫磺生姜等都是无良菜贩在流通环节所为，用各种工业添加剂为食品保湿保鲜。于是，一些市民选择在节假日到城郊绿色蔬菜基地或口碑较好的村庄去“淘菜”，寻求自己的绿色食品专供、直供和特供。

　　山西临汾市民王栋说，自从同事们尝过他乡下亲戚带来的无公害果蔬杂粮后，大家就让他牵头轮流去向亲戚及周边同样种植无公害粮食和蔬菜的农户购买。“他们地里有什么，我们就买什么、吃什么。”王栋说，“在这场食品安全保卫战里，我们必须学会自救。”

　　在江西南昌市政府机关工作的戴先生这几年吃的大米都是老家的弟弟“专供”的，被同事知道后，几个同事也成了弟弟家的“固定客户”。“每家每年也要不了多少米，三四百斤足够了，现在我弟弟定期给我们几家人把米送过来。”他告诉记者，他有个组织人团购水库里的鱼的想法。“因为市场上的鱼不少是污染的河水中生长的，吃起来不仅不新鲜，而且有的还有煤油味。”

　　除了“单打独斗”寻找安全食品外，一些有心人开始组织起来形成自供、团购联盟，集体行动。作为一名4岁孩子的妈妈，家住北京市回龙观地区的刘宇璟是“有机生活主妇团购”的发起人之一。2010年7月，以“为了孩子的健康”为目标，刘宇璟和女儿班上几个全职妈妈一起自发组织了“有机生活主妇团购”，目前已发展到100多名会员，建立了实体店铺“绿之盟妈妈生活馆”，每周均从经过自己亲自“认证”的郊区农场订购绿色农产品，总是很快被一抢而空。

　　刘宇璟认为，“绿之盟妈妈生活馆”是食品安全危机催生的群众安全食品自救组织。她说，孩子的身体自净能力弱，农药残留等带来的危害对其更长久更严重，很多人关注食品安全是从有宝宝开始的。“我知道食品安全的情况会越来越好，但是这段时间需要等待，而我们的孩子等不起。”

　　自供属于反应过度？“餐桌自救”存在诸多问题

　　一些专家认为，“餐桌自救”现象是群众面对食品安全时的无奈之举，可以理解但问题多多。

　　江西南昌大学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副院长邓泽元认为，一些消费者对食品供应市场失去信任，转向自供，其实有反应过度的心理成分。邓泽元说，问题食品仅占小部分，但近年来每次食品安全事件都会带来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更多质疑，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于食品安全的严重性认识不够，信息披露不及时。实际上，食品安全没有许多人想象得那么严重，大部分食品是安全的。比如，一谈到食品添加剂就人心惶惶，实际上，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食品工业，超标使用并非普遍现象。

　　一些专家认为，“自供”解决不了“自救”问题。江西省农产品质量监督局局长邓贵仁说，首先，普遍自供是不现实的，城市里的菜地资源毕竟有限，再说群众自己种的东西也未必健康，比如一些群众不施化肥但会使用人体粪便，后者可能带有许多有害微生物，种出来的蔬菜同样不安全。

　　山西省工商局一位干部指出，消费者与菜农果农直接对接，既减少了流通环节的人为安全风险和自然质量损耗，也减少流通环节增加的成本，实现了农民和买家双赢。但也要意识到，双方的关系是松散和原始的。组织、个人与种地的农民和生产基地对接，大都是组织成员通过朋友、亲戚关系寻找到，并以松散和非契约化的形式确定的租种和雇用关系。这种交易行为跳过了市场监管这一环节，是建立在对田农食品安全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而后者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邓泽元认为，自供现象背离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不现实，同时折射出群众科普知识的缺乏。他说，自供现象的一个基础是群众认为越天然、越原始的食品越安全，其实这并不正确，有不少自供行为反而害了自己。他举例说，有人喜欢去小作坊买花生油，但这些缺乏先进工业手段制作出的花生油往往黄曲霉超标，而且营养成分破坏严重；还有人喜欢自酿葡萄酒，但葡萄本身有许多有害菌，杂菌发酵物是有毒的。他认为，自供现象说明，食品安全的科普同样十分重要。(记者 李美娟 张莺 管建涛 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