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颊海蛇可以吃吗:张子林书法 收藏 夏朝起源于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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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起源于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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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感谢星之海洋的邀约!
我是《青铜爵、斝的秘密》一书的作者,愿意与大家一起来交流。在我看来,良渚文化的4000年前古城的发现是必然的,因为这里正是第一王朝的起源地。夏朝的建立,正是以强势先进的良渚文化为基础,加上迁徙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融合滋长,最后卒底于成的。
不管在大陆还是台湾,我们从小在教科书所学到的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黄河流域、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夏朝是中原部族所建立的……。这似乎已经成为无可怀疑的基本常识了!
我所读到的第一篇有关夏禹来自浙江地区看法的文章是陈瑞苗先生的〈大禹其人〉一文。当时也直觉地将陈先生的看好当笑话一桩,认为浙江、河南相距千里,哪有这种可能啊?这样的见解也能当学者吗?
我现在提出的论点一定也会有人如同当初的我一样,认为无比滑稽!但现在的我却相信,这才是真的夏代史实,时间将会证明一切。
先看我的有关夏族迁徙与发展的结论:

良渚文化中晚期之交,由于良渚内部的分裂,或由于其它如洪水等外在的因素,使得创造良渚文化最高文明的一个部族──“原始夏族”向西北迁移进入安徽中北部的江淮地区。
进入安徽地区的“原始夏族”,与当地部落有了交流,并进一步结成所谓“部落联盟”,此即“禹娶涂山”传说的由来。此时的安徽北部地区,正处于黄泛区上游的淮北平原;“原始夏族”累积与洪水奋斗的经验,结合当地的“夷”族,在此地展开漫长的治水工程,这就是“益佐禹治水”传说的根本。水患平后,“原始夏族”除以其功绩受到其它部族的拥戴外,在与“夷”人长期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及势力更为强大,足以号召天下,是以「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壮大后的“原始夏族”,更以其势力进入豫东南地区并向西挺进,直抵伊、洛,征服了中原地区。这时的“原始夏族”也吸收了中原的文化,实力更上一层楼,形成了会聚多重文化的“夏族”。
进入伊、洛地区后,“夏族”的势力迫使原来中原地区包括“陶寺文化”在内的部族完全臣服,其首领“启”终于成了天下的共主,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我推测“禹娶涂山”、“益佐禹治水”都是发生在淮北平原。20075月安徽蚌埠“禹墟”的发掘成果,已经确确实实地显示大禹在安徽北部地区活动的极大可能!而刚发现的良渚古城,也显示了良渚文明无愧为当时的第一强势文化。
我之所以敢如是主张,是因为它有坚实的地下考古资料作基础。从文献结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资料,邹衡先生认为:「觚、爵、盉(指封顶盉)与觚、爵、斝这两种不同的组合,应该是代表了夏、商两种文化不同的礼俗。」我仔细分析后认同了这个观点,也就是说:觚、爵、盉是夏文化礼俗的重要特征。其中盉更是夏文化用来祭祖的礼器,也是夏文化有别于商文化的关键。早期礼器往往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而图腾则是该部落或民族的「祖先或保护神」。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图腾信仰,具有严格的族属性格,《左传》:「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正是最好的写照。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以绝对严格的考据,推导出封顶盉正是良渚文化陶鬹的嫡系后裔,而觚、爵的主要源头也是良渚文化,并且其传播与演变路线非常清晰,正好与我前面所提出的夏族迁徙路线完全吻合。
另外有关大禹治水的地点,也是有考古研究及发掘资料作基础,不是我随便说说的。另外历史学者徐旭生先生当初曾从文献记载所推得的看法也与我大致相当,他说:「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兖州当今日山东西部及河北东部的大平原,豫、徐平原当今日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及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
文献记载在辗转传抄及解释过程中,早已扑朔迷离。解决之道只有从考古发掘及研究着手,然后再去与文献作比较,设法找出历史的真实。夏文化起源于东南地区的文献支持度非常的高,并且年代越早的文献越有这种倾向。这一部分可以阅读陈剩勇先生的《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一书,有非常详尽的分析,也指出了当前多数学者的研究盲点。我的研究结果能与以下红字部分保持印证关系:

() 河南
1. 禹居阳城
见于《孟子?万章上》、古本《竹书纪年》、《史记?夏本纪》、《水经?颍水注》等,《世本》更说:「夏禹都阳城。」阳城之所在古今四说,其二在河南,即颍川阳城(河南登封)陈留浚仪(河南开封)。
2. 禹都阳翟

见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帝王世纪》、《水经?颍水注》等,阳翟一般认为在河南禹县
3. 禹与涂山

“禹娶涂山氏”见于《尚书》、《楚辞》、《史记》。“禹合诸侯于涂山”事见《左传?哀公七年》。涂山之所在,自古有异说,其一认为在河南嵩县陆浑。据《淮南子》说涂山氏女在嵩山下化为石,石破而生启。
4. 夏启钧台之享

事见《左传?昭公四年》,杜预注:「河南阳翟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则启当活动于嵩山脚下阳翟一带。
5.夏与崇山

《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韦昭注:「鲧,禹父。崇,鲧国;伯,爵也。」按韦昭之注,崇为崇高山,即今嵩山;鲧为崇伯,即嵩山地方的一个封国诸侯。
6.伊洛下游是夏代中后期的统治中心

《逸周书?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战国策?魏策》:「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国语?周语上》:「伊洛竭而夏亡。」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鄩一般均认为在河南偃师一带

() 山西

1. 禹居阳城
阳城之地点古今四说,其二在河南已如前述,另二地则在山西,即泽州阳城(山西阳城)和故唐城(山西翼城)。
2. 禹都平阳、安邑、晋阳

《世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地理志》:「夏禹自平阳徙都安邑,后徙晋阳。」一般以为平阳在临汾西,安邑在夏县境,晋阳在虞乡(运城市)附近,皆在今山西南部。
3. 夏墟

《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是古文献中最早提出的“夏墟”一辞。唐之所在,众说不一,有绛州翼城、太原晋阳、河东大阳、平阳、永安、安邑等,但大抵在今晋南地区,汾、浍、涑水之间。
4. 大夏

《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大夏之地望,亦有多种说法,如唐、平阳、安邑、晋阳、鄂等,皆在今晋南地区。按《左传》所说,夏墟亦即大夏,故杜预直释夏墟为大夏。
5. 夏与崇山

崇山依韦昭的批注是河南的嵩山,但近来有些学者认为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附近的“塔儿山”。《读史方舆纪要》:「崇山在(襄汾)县东南四十里,一名卧龙山,俗名大尖山,南北连亘长二十余里。」亦是唐尧所葬之处。唐尧葬处的文献有司马相如《大人赋》:「历唐尧于崇山。」王充《论衡?书虚》:「尧葬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

() 山东

1. 大禹治水
徐旭生先生曾根据古代文献,考定夏禹治水的地域:「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兖州当今日山东西部及河北东部的大平原,豫、徐平原当今日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及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
2. 禹与泰山、会稽、涂山

《史记?封禅书》:「禹封泰山,禅会稽。」《国语?鲁语》:「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据杨向奎先生考证,会稽、涂山均在泰山附近。
3. 夏都斟鄩、斟灌

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鄩」,「相居斟灌」,「桀居斟鄩」。斟鄩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今山东潍县,斟灌则有山东寿光、安邱、观城县等三种说法。

() 安徽

1. 禹与涂山
传说的涂山故地在安徽有二处。一在九江当涂县,一在寿春东北(今怀远县一带)
2. 桀奔南巢

《竹书纪年》:「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史记?律书》:「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淮南子》:「汤伐桀,放之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括地志》云:「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庐州为今日的合肥,巢县即今日的巢县,巢湖在巢县境。有学者认为桀奔南巢应是回到故乡,故夏族应来自安徽。

() 浙江

1. 禹与会稽
《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山。」《竹书纪年》:「(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会稽而崩。」《史记?始皇本纪》:「始皇三十七年十月,……上会稽,祭大禹。」《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吴越春秋》:「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越绝书》:「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会稽在今绍兴
2. 禹与涂山

传说之涂山故地在浙江亦有一处。《越绝书》:「涂山者,禹所娶妻之山也,去县五十里。」所指涂山,在今绍兴县西北。
3. 夏禹后裔

据清光绪元年重修的《绍兴大禹后裔姒姓世系表》列,从大禹到光绪元年的姒振先,长达141世。据云,至今在绍兴禹陵乡仍有禹的后裔姒姓人士。

() 四川

1. 禹生石纽
《孟子》云:「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在四川的岷江流域有禹生石纽的传说,如汉广柔县、唐汶川县、唐宋石泉县等,大致在今汶川县与北川县之间。
2. 禹与涂山

涂山故地在四川亦有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庾仲雍《江记》、《水经?江水注》及《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杜预,均云禹娶涂山在江州县(今江北县)。杨守敬引《寰宇记》说:「涂山在巴县东南八里岷江南岸。」宋无江州县,而于重庆设巴县,则江州、巴县实一地。

() 甘肃

《史记?六国表》:「禹兴于西羌。」《后汉书?戴良传》:「大禹出西羌。」《新语?述事》、《盐铁论?国疾》等亦均有此说。汉代西羌大致分布在兰州至青海湖之间。《水经?河水注》引《晋书地道记》说大夏县「有禹庙,禹所出也」。汉唐大夏在今甘肃临夏东南。《禹贡》所说夏禹「道河积石」之积石山,亦在临夏北。

夏朝起源于良渚文化的论文专书比较



夏朝起源于良渚文化的论文专书比较


书名


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

《山海经》考古:夏朝起源与先越文化研究

青铜爵、的秘密:从史前陶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

著者


陈剩勇


黄懿陆


吕琪昌


出版


湖南出版社


1994/05


民族出版社


2007/08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11


研究途径


1.
运用文献学方法,通过对先秦两汉历史文献中全部有关夏代历史和文化的内容进行探讨,综合归纳出夏文化的内涵及基本特征,以为探寻夏族和夏文化发祥地的标准尺度。

2.
结合考古成果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于殷商时代之间长江、黄河流域各文化圈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综合、系统、深层、动态的观照和研究。

1.
论文重点在对《山海经》内涵进行深层次的探索,以著者在民族语言方面和民族习俗(如壮族的鸡卦)方面了解的优势,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攻破了《山海经》研究中的一些难题。

2.
以研究所得结合考古发掘的实物,进行分析、判断、推理。

1.
结合考古实际与文献记载,确认青铜封顶盉、爵、觚在夏代礼制上的重要地位。

2.
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对此三大礼器的起源、传播与发展进行深入的探讨。

3.
以研究所得的三大礼器的传播轨迹,通过古传说的验证以思考夏族的起源及迁徙问题。

研究特色


近代从文献学探索夏文化多集中在有关夏人或夏王朝活动区域的记载上,却忽略了文献所记的夏文化内涵及其基本特征。但相对来说,文献所载夏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如夏王朝征战、祭祀、婚娶、会盟等活动,反而更不易失真走样。此外,大部分的研究者往往还被「夏为中国之人」这一主观偏见所支配,对于文献中大量夏人在中原以外尤其是东南地区的活动记载视而不见,或强为之解。本书研究的特色即在于更加强调夏文化的内涵及特征,并把探索夏文化的视野从中原一隅拓展到整个中国。

神话是远古历史的载体,是人类历史的童年。著者认为《山海经》是古代巫祝占卜时有意无意当中记述夏、商、周时代历史和神话的一部“史学巨著”。他对《山海经》的研究证明,良渚先民因洪水北迁中原,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通过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良渚文化有过因洪水迁移的历史。这段历史证明夏朝的存在是信史,不是传说!当洪水淹没良渚其地之后,良渚先越之民就通过以图记事的方法,把这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事记录在《山海图》中,最后经过翻译整理,形成今天人所共知的《山海经》。

相对于多数学者以一般日器皿作为研究考古学文化发生及传播、迁徙的指标,本论文着重在更具备族属性格的礼器作为观察重点。根据考古实际与文献记载,青铜封顶盉、爵、觚在夏代的祭祀及葬俗方面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封顶盉更是有别于商代的祼祭礼仪的最重要特征。通过对夏代三大礼器的起源、传播与发展的深入探讨,发现其根源都指向良渚文化,并且传播与演进的脉络历历分明。对照古传说如“禹娶涂山”、“益佐禹治水”、“禹会诸侯于涂山”等,一切过程若合符节,从而肯定了夏朝起源于良渚文化的观点。

结论


东南地区是夏文化的发祥地,夏族本是居住在长江下游沿海地区的海洋民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即崛起于东南地区。从文献记载看,夏代初期,夏朝王畿的地望也仍然在东南地区。在先秦史书的记载中,夏王朝在其崛起初期举行的国家大事或重大活动,主要有会盟、征伐、祭祀、婚娶、丧葬等,这一系列涉及政治、宗教、军事、外交的国家大事,几乎都是集中在东南地区举行的。

《山海经》是中国的《洛书》。所谓《洛书》,就是《鸟书》。细读《山海经》,全书讲的都是鸟的故事。屈原在《天问》中提到的《雉经》,实际上指的就是《山海经》,《山海经》是一部以鸡(鸟)占卜为主的巫祝之书。举世闻名的良渚文化是5000年前中国走向文明的第一证,但随后却神秘地消失了。他们没有“人间蒸发”而是北迁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这是有实物左证的,如典型的夏文化的代表——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礼器,基本上是良渚文化的传承。良渚先越之民通过以图记事的方法,把这件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记录在《山海经图》里,最后经过后人的翻译整理,形成了《山海经》。

良渚文化中晚期之交,由于良渚内部的分裂,或由于其它如洪水等外在的因素,使得创造良渚文化最高文明的一个部族──“原始夏族”向西北迁移进入安徽中北部的江淮地区。进入安徽地区的“原始夏族”,与当地部落有了交流,并进一步结成所谓“部落联盟”,此即“禹娶涂山”传说的由来。此时的安徽北部地区,正处于黄泛区上游的淮北平原;“原始夏族”累积与洪水奋斗的经验,结合当地的“夷”族,在此地展开漫长的治水工程,这就是“益佐禹治水”传说的根本。水患平后,“原始夏族”除以其功绩受到其它部族的拥戴外,在与“夷”人长期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及势力更为强大,足以号召天下,是以「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壮大后的“原始夏族”,更以其势力进入豫东南地区并向西挺进,直抵伊、洛,征服了中原地区。这时的“原始夏族”也吸收了中原的文化,实力更上一层楼,形成了会聚多重文化的“夏族”。进入伊、洛地区后,“夏族”的势力迫使原来中原地区包括“陶寺文化”在内的部族完全臣服,其首领“启”终于成了天下的共主,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当代学者研究夏族起源地及早期夏文化的看法的回顾
目前学界对夏族起源地及早期夏文化的看法,据张国硕先生的整理,主要有“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东南地区说”(又细分为安徽说与浙江说)、“四川说”等五类。除此之外,笔者资料当中还有一些来自西北地区的相关说法。因此,以下就分“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东南地区说”、“西北地区说”、“四川说”等六类,参考张国硕先生的整理,并加入笔者的一些数据,略述于下:

(一) 豫西说
(1) 徐旭生先生
他应该是当代学人中最早提出豫西说的。他在〈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11期),认为探索夏文化的区域,「第一是河南中部的伊洛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
(2) 吴汝祚先生
〈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9期),认为煤山类型是早期的夏文化,「是处在先夏时期到夏代之间」。〈夏文化初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2期),认为「夏族的活动地区原是在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和和颍水上游一带」,「晋西南与夏民族发生密切的关系乃是后来的事」。
(3) 安金槐先生
〈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1期)及〈对河南境内夏商城址的初步探讨〉(《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1987年),认为王城岗城址可能和“禹都阳城”有关。
(4) 邹衡先生
〈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3期),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认为夏文化早期分布于嵩山周围,以后开始向更远的地区扩展,直到黄河以北的晋西南地区。〈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1987年),强调「夏文化主要是在伊洛地区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又吸取了其周围诸龙山文化及其后的青铜时代诸文化的先进因素不断地丰富了其本身,从而形成高于其它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实体」。
(5) 徐中舒先生
〈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1979年3期),「夏文化的中心地带已经查明,就是分布在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6) 李民先生
〈《尚书?甘誓》所反映的夏初社会〉(《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4期),认为夏族「最初的中心地区在现今河南登封、禹县」,「应该是夏族的发祥地」。
(7) 陈旭先生
〈关于夏文化问题的一点认识〉(《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3期),认为「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文化是二里头文化之源,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则王湾、煤山类型文化是先夏文化」。
(8) 田昌五先生
〈夏文化探索〉(《文物》1981年5期),认为「从现有数据看,可以确定为先夏文化的应是河南龙山文化」。
(9) 李先登先生
〈对夏文化探索若干问题的看法〉(《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1987年),对晋南陶寺遗址及豫西地区的许多考古发现,认为「在原始公社末期,居住在晋南的唐虞族与居住在豫西夏族生产与文化已经很发达,结成了很强大的部落联盟,而由晋南的唐虞族作为盟主」;「尔后,居住在豫西的夏族在禹的领导下发展得更为强大了,首先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夏王朝」。
持“豫西说”的学者还有很多,看法的差异也不大,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 晋南说
(1) 丁山先生
〈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史语所集刊》第5卷第1期),认为禹都的「阳城故名当曰唐城」,在山西「翼城西者较确」。
(2) 黄石林先生
〈关于探索夏文化问题〉(《中原文物》1978年1期),认为「阳城当曰唐城」之说较确,并指出「唐城在翼城西的塔儿山下的浍水之阳的天(天马村)曲(曲沃曲村)平原上」。陶寺遗址发现后,又发表〈再论夏文化问题──关于陶寺龙山文化的探讨〉(《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1987年)一文,认为「无论从文化特征、地望、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这四个方面加以探讨,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与夏族情况基本相合」,「晋南才可称为夏族的发祥地」。
(3) 李民先生
李民先生先提出“豫西说”,后又有“晋南说”的论点。〈试探夏族的起源与传播〉(《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2期),认为「禹部落最早活动的中心地区,当在今山西翼城到夏县一带」。「夏族由北向南播迁,至太康时已进入豫西」。
(4) 王克林先生
〈龙图腾与夏族的起源〉(《文物》1986年6期),从图腾的观点,认为「夏族起源于晋南,而陶寺文化应是先夏─夏早期文化」。其后,〈中国古代文明与龙山文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1987年)一文,再一次肯定这个看法,并认为「崇山不应为嵩山」,而是「今之晋南襄汾东南的塔儿山」;并且「今晋南古“夏墟”的陶寺龙山遗址和墓地,其规模之宏大,遗存之丰富,人口的众多」,「在夏文化探索重要地区之一的河南,目前尚没有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或墓葬可与之相比」。
(5) 何建安先生
〈从王湾类型、二里头文化与陶寺类型的关系试论夏文化〉(《考古与文物》1986年6期),同样从龙图腾观点,联系到陶寺大墓的龙盘,而认为「陶寺类型的文化面貌与我们目前对夏文化有限的认识较为接近。……属夏文化的可能性较大」。至于王湾类型─二里头文化系统则「从与商民族文化的关系上考虑较为合适」。
(6) 刘起?先生
〈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1987年),以夏为冀州之人,认为华夏族必起自晋南,然后再东进豫境;而且,晋南的陶寺、东下冯遗址正是夏文化的铁证。
(7) 曲英杰先生
〈禹都考辨〉(《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1987年)一文,经由文献有关禹都的比较研究,认为「夏代早期的活动中心应在今晋南一带,与尧舜为同一系统,其在文化面貌上基本相同。夏代中后期的活动中心则逐渐转移至今豫西一带。……以安邑为禹都似更接近于当时的历史实际」。
(8) 史道祥先生
〈关于夏文化起源的探索──由古本《竹书纪年》夏代“西河”地望谈起〉(《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结论是:「从古本《竹书纪年》及相关文献的系统排列与分析,我们明确地看到夏族起源于晋南并始终把它作为根据地;夏族的三次大的循环迁徙皆沿黄河南北,对所到之处的地方文化吸收乃至同化从而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与东夷斗争是夏族东移的动因,其结果导致东部文化的繁荣;东西文化的渗透形成初步的中原夏文化区。」

(三) 山东说
(1) 杨向奎先生
〈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考〉(《禹贡》七卷第六、七合期),考证与禹的活动相关的会稽、涂山均在泰山附近,并认为「古代兖州一带黄、济流域实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
(2) 程德祺先生
〈夏为东夷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4期),从文献探讨认为「夏族本是东夷的一支」,并说明「大汶口文化是夷夏族炎黄时代到虞舜时代的共同创造,山东龙山文化是夷夏族在夏朝时期的共同创造」。
(3) 杜在忠先生
〈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兼述泰山周围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族属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3期),从考古分析认为「豫西洛阳平原和颍水流域的二里头文化及史前文化遗存中,反映出一系列大汶口─龙山文化因素,可以这样认为,在野蛮时代后期阶段,泰山周围夷夏部族的一支沿黄河故道开辟了一条东西走廊,并在豫西一带盘据下来,与当地先民融合慢慢形成自己的文化共同体」。其后,〈山东二斟氏考略〉(《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1987年),再一次强调夏王朝中兴以前的中心活动区域不在中原,而是在山东的黄河下游与海岱之间。

(四) 东南地区说

1. 东南地区总合的说法
(1) 顾颉刚先生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根据《楚辞》、《史记?越世家》认为「禹是南方民族中的神话中的人物」。
(2) 李晓路先生
〈夏文化地望在东南地区说〉(《江汉论坛》1987年11期),认为:「从地域上看,夏文化(按:包括先夏、夏及夏后文化)活动时期几件重大事件的发生地点,与江淮、江南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文化特征上看,夏文化与活动于东南地区的古越文化有较多相似之处,……夏文化的活动中心……应该在长江下游两岸地区。」
(3) 陈剩勇先生
〈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东南文化》1991年1期),根据古文献及夏文化的基本内涵,认为「夏代前期的盟会、婚姻、征伐、祭祀、丧葬等一系列国之大事,几乎都发生在东南地区,这就表明,夏王朝崛起于东南,夏代前期的疆域仍然在东南地区」。
(4) 方酉生先生
方酉生先生的意见并不是绝对的“东南地区说”,但却肯定二里头文化与东南地区的“东夷文化”的密切关联。〈夏与东夷族关系新探〉(《东南文化》1992年2期)一文,肯定“禹娶涂山”在安徽境内,而「桀败,乃奔回安徽老家南巢」。

2. 安徽说
(1) 胡悦谦先生
〈试谈夏文化的起源〉(《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1987年),根据“禹娶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桀奔南巢”等文献,认为「禹既然与涂山氏族通婚,夏后氏族的部落所在地应与涂山氏族住地相距不远」,并主张「夏后氏原居江淮之间的涂山至南巢地区,屡遭洪水之灾,禹平治洪水有功,舜帝推荐为部落联盟的大酋长。禹避舜之子商均的势力,溯淮水经颍水至中州地区的阳城,待获得部落酋长们的拥护,即天子位,定都平阳」。
(2) 吴汝祚先生
吴汝祚先生主张“豫西说”,认为煤山类型是早期的夏文化,「是处在先夏时期到夏代之间」。〈后岗二期文化煤山类型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以及桀奔南巢〉(《中原文物》1994年2期)一文,虽仍以煤山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渊源,但却强调安徽地区在夏禹之前就已经和夏族有了密切的关系:「夏桀为何不往西,而要往南奔逃呢?夏桀选择奔逃的去向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往何处走对其比较有利,能够有着一定的依靠关系」。「禹要到千里之外的涂山娶其妻,这种关系,不可能在夏禹时才建立的,应在禹以前在经济上、文化上已有较多的来往。」

3. 浙江说
陈瑞苗先生的〈大禹其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3期)一文,认为:「禹是越族人氏,为越姒姓的先祖。」「由于卷转虫海侵造成的环境恶化,迫古越族大规模外迁,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一带,以至于散居于其它地方,部落众多,故有百越之称。」「宁绍平原的越族居民,有可能经江淮迁徙河南境内」。「『鲧和夏人北迁后,确曾回归故土』,『夏禹与涂山氏女结婚,是夏人回归东南故土的更为确定的文献证据』。」「正因为禹是于越人氏,那么他在“周行天下”以后“还归大越”,并留下了“吾百世以后,葬我于会稽之山”的遗嘱。」

(五) 西北地区说
(1) 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认为:「“禹敷下土方”,土方从甲骨卜辞推测,在商朝的西北方向,估计在河套一带地方。夏后氏当是从这里沿黄河南下到今河南西部原共工氏所在的地区的。」
(2) 姬乃军先生
〈关于夏文化发祥地的思考〉(《考古与文物》1999年1期)一文,呼应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并以陜北地区发现夏文化陶器及大量龙山文化晚期的玉器,认为「应把目光投向西北地区,特别是陜北黄土高原。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上,是很可能解决夏文化发祥地这一重要学术课题的」。

(六) 四川说
在早期曾有一些学者持此看法,但近来似乎已少有呼应者。所知有:罗香林的〈夏民族发祥于岷江流域说〉,姜蕴刚的〈治水及其人物〉,林民均的〈四川治水者与水神〉(以上均载《说文月刊》三卷九期),陈志良的〈禹生石纽考〉(《禹贡》半月刊六卷六期)。

上述诸学者对夏文化起源的研究,目前大致仍以从文献上探索,利用历史地理学加以解释的占多数。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还结合了考古数据作为左证。但是,引用的文献可能相同,所得的结果却是大异其趣。总其原因,古文献记载往往相互抵牾,错节盘根;而历史地理学也因后世同名之地,甚或古音可以通用、互转、假借等因素,困难重重。而且,考古学对夏文化的界定与认知目前也还没有取得共识,也造成逻辑上的困扰。
上述诸说中,以“豫西说”的支持者最多,而且多能在考古上取得可能的证据。不过,“豫西说”多针对夏代早期或所谓夏代建国之前不久的部分,追溯到王湾类型龙山文化而已。对于更早的起源是否来自庙底沟二期文化,甚或仰韶文化,则未见到相关的见解。“晋南说”也具有相当的份量,尤其文献之外还有陶寺遗址惊人的内涵做考古基础。但是,陶寺遗址与已经被公认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的衔接问题,是比较难以解释的。其它,“山东说”、“东南地区说”、“西北地区说”则相对弱势;至于“四川说”近来则已难再见到。虽然如此,“山东说”及“东南地区说”的部分论点,却能将夏族起源的目标更向前延伸,这又是其它诸说所不及的。   夏朝起源于良渚文化的论文专书比较


夏朝起源于良渚文化的论文专书比较


书名

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
《山海经》考古:夏朝起源与先越文化研究
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

著者

陈剩勇

黄懿陆

吕琪昌


出版

湖南出版社



1994/05

民族出版社



2007/08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11


研究途径

1.
运用文献学方法,通过对先秦两汉历史文献中全部有关夏代历史和文化的内容进行探讨,综合归纳出夏文化的内涵及基本特征,以为探寻夏族和夏文化发祥地的标准尺度。

2.
结合考古成果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于殷商时代之间长江、黄河流域各文化圈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综合、系统、深层、动态的观照和研究。
1.
论文重点在对《山海经》内涵进行深层次的探索,以著者在民族语言方面和民族习俗(如壮族的鸡卦)方面了解的优势,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攻破了《山海经》研究中的一些难题。

2.
以研究所得结合考古发掘的实物,进行分析、判断、推理。
1.
结合考古实际与文献记载,确认青铜封顶盉、爵、觚在夏代礼制上的重要地位。

2.
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对此三大礼器的起源、传播与发展进行深入的探讨。

3.
以研究所得的三大礼器的传播轨迹,通过古传说的验证以思考夏族的起源及迁徙问题。

研究特色

近代从文献学探索夏文化多集中在有关夏人或夏王朝活动区域的记载上,却忽略了文献所记的夏文化内涵及其基本特征。但相对来说,文献所载夏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如夏王朝征战、祭祀、婚娶、会盟等活动,反而更不易失真走样。此外,大部分的研究者往往还被「夏为中国之人」这一主观偏见所支配,对于文献中大量夏人在中原以外尤其是东南地区的活动记载视而不见,或强为之解。本书研究的特色即在于更加强调夏文化的内涵及特征,并把探索夏文化的视野从中原一隅拓展到整个中国。
神话是远古历史的载体,是人类历史的童年。著者认为《山海经》是古代巫祝占卜时有意无意当中记述夏、商、周时代历史和神话的一部“史学巨著”。他对《山海经》的研究证明,良渚先民因洪水北迁中原,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通过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良渚文化有过因洪水迁移的历史。这段历史证明夏朝的存在是信史,不是传说!当洪水淹没良渚其地之后,良渚先越之民就通过以图记事的方法,把这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事记录在《山海图》中,最后经过翻译整理,形成今天人所共知的《山海经》。
相对于多数学者以一般日器皿作为研究考古学文化发生及传播、迁徙的指标,本论文着重在更具备族属性格的礼器作为观察重点。根据考古实际与文献记载,青铜封顶盉、爵、觚在夏代的祭祀及葬俗方面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封顶盉更是有别于商代的祼祭礼仪的最重要特征。通过对夏代三大礼器的起源、传播与发展的深入探讨,发现其根源都指向良渚文化,并且传播与演进的脉络历历分明。对照古传说如“禹娶涂山”、“益佐禹治水”、“禹会诸侯于涂山”等,一切过程若合符节,从而肯定了夏朝起源于良渚文化的观点。

结论

东南地区是夏文化的发祥地,夏族本是居住在长江下游沿海地区的海洋民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即崛起于东南地区。从文献记载看,夏代初期,夏朝王畿的地望也仍然在东南地区。在先秦史书的记载中,夏王朝在其崛起初期举行的国家大事或重大活动,主要有会盟、征伐、祭祀、婚娶、丧葬等,这一系列涉及政治、宗教、军事、外交的国家大事,几乎都是集中在东南地区举行的。
《山海经》是中国的《洛书》。所谓《洛书》,就是《鸟书》。细读《山海经》,全书讲的都是鸟的故事。屈原在《天问》中提到的《雉经》,实际上指的就是《山海经》,《山海经》是一部以鸡(鸟)占卜为主的巫祝之书。举世闻名的良渚文化是5000年前中国走向文明的第一证,但随后却神秘地消失了。他们没有“人间蒸发”而是北迁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这是有实物左证的,如典型的夏文化的代表——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礼器,基本上是良渚文化的传承。良渚先越之民通过以图记事的方法,把这件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记录在《山海经图》里,最后经过后人的翻译整理,形成了《山海经》。
良渚文化中晚期之交,由于良渚内部的分裂,或由于其它如洪水等外在的因素,使得创造良渚文化最高文明的一个部族──“原始夏族”向西北迁移进入安徽中北部的江淮地区。进入安徽地区的“原始夏族”,与当地部落有了交流,并进一步结成所谓“部落联盟”,此即“禹娶涂山”传说的由来。此时的安徽北部地区,正处于黄泛区上游的淮北平原;“原始夏族”累积与洪水奋斗的经验,结合当地的“夷”族,在此地展开漫长的治水工程,这就是“益佐禹治水”传说的根本。水患平后,“原始夏族”除以其功绩受到其它部族的拥戴外,在与“夷”人长期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及势力更为强大,足以号召天下,是以「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壮大后的“原始夏族”,更以其势力进入豫东南地区并向西挺进,直抵伊、洛,征服了中原地区。这时的“原始夏族”也吸收了中原的文化,实力更上一层楼,形成了会聚多重文化的“夏族”。进入伊、洛地区后,“夏族”的势力迫使原来中原地区包括“陶寺文化”在内的部族完全臣服,其首领“启”终于成了天下的共主,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段渝先生在其新作《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中以“附录 大禹传说的西部底层”的形式探讨了“禹生石纽”;

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林向先生曾撰写《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一文,现收入其《巴蜀考古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谭继和先生在其《巴蜀文化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中认为:“夏禹本生于蜀兴于西羌,夏禹文化从蜀地西兴东渐”;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绍明先生曾撰写《从石崇拜看禹羌关系》一文,现收入其《巴蜀民族史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四川专门成立了研究夏禹文化的学会,召开过若干次全国性学术会议。2000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了这些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夏禹文化研究》,共30万字。

此外,清华大学的李学勤先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孟世凯先生与上述川内专家的观点类似。

关于四川和其他省关于大禹文化的研究情况,建议吕先生可以在网上查一篇叫做《大禹文化研究综述》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