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农业普查污染严重


工业固体废物每年倾倒丢弃量4914.87万吨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8.52亿吨，综合利用量18.04亿吨（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2124.44万吨），处置量4.41亿吨（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1964.05万吨），本年贮存量15.99亿吨（其中符合环保要求贮存量12.11亿吨），倾倒丢弃量4914.87万吨。农业畜禽养殖业污染较严重
    畜禽养殖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化学需氧量1268.26万吨，总氮102.48万吨，总磷16.04万吨，铜2397.23吨，锌4756.94吨。畜禽养殖业粪便产生量2.43亿吨，尿液产生量1.63亿吨。重点流域畜禽养殖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化学需氧量705.98万吨，总氮45.75万吨，总磷9.16万吨，铜980.03吨，锌2323.95吨。  采砂业失控威胁生态 政府为"违法"买单

　　6月10日，拒马河河道内，一辆铲车正往货车上装砂石。河道内到处都是深深的大坑。本报记者 杨杰 摄

　　■ 核心提示

　　河北涿州，采挖河砂已严重威胁拒马河的生态。当地政府正为几年前的“违法”行政买单。

　　2001年起，涿州欲打造京津砂石供应基地，大力招商，诸多采砂企业涌入，“先上车后买票”，在政府默许下无证开采。

　　采砂业带给砂石老板的是暴利，但给拒马河和当地百姓带来的却是满目疮痍。政府年收9万地税，而单为砂车碾坏的公路维修就要4000万。

　　于是，涿州痛下决心整治采砂业，宣布昔日“手续”一概作废。不过其“一刀切”的行政行为，没有根治滥采，却引起砂石厂主反弹———上访和私采。

　　如今，当地政府正背负着被行政诉讼和采砂企业盗采的双重压力。

　　东北商人徐颖达在河北涿州开了一家砂石厂。

　　去年7月23日，徐颖达的宏远石料厂收到了限期拆除采砂设备的通知。涿州市水利局认为该厂不符合继续采砂的条件。

　　一年过去了，徐颖达坚持认为政府在违法行政。

　　“没有提前行政告知、没有听证会、没有补偿款……”今年6月19日，徐颖达说，这一年他都在讨说法。

　　在讨说法的，不是徐颖达一个砂石老板，而是几十个。

　　这让涿州市政府压力很大。不过，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说，政府这次下了决心。取缔砂石厂，治理拒马河，已是涿州市首当其冲的政治任务。

　　据介绍，流经河北、北京的拒马河，是涿州的主要行洪河道，如今已濒临砂石资源枯竭的境地，而河道更是千疮百孔。采砂导致河床下降、河势不稳，丧失基本行洪能力。

　　2009年7月起，涿州掀起“治砂风暴”，对全市的河道采砂企业进行全面整顿。

　　“市委书记亲自牵头，现场督导，该拆就拆，该取缔就取缔。”白景华说，此次涿州市政府“有壮士断臂的魄力”。

　　而部分砂石厂老板称，他们是当年涿州政府招商来的企业，与当地村委会签有承包协议,在正常经营中被取缔,“全然不顾当初招商时的种种承诺，这种出尔反尔的行政方式，有何公信力可谈？”

　　政府招商河道采砂

　　与诸多工程在建设的北京近邻，涿州看到了砂石市场的商机，以此招商引资

　　徐颖达是2003年初到涿州开砂石厂的。

　　2002年时，他的一个朋友到涿州投资开采砂石，后来推荐他也去。朋友说，河道采砂是个利润非常可观的项目，涿州政府也十分欢迎投资该行业。

　　家住北京丰台区的褚世昌是2002年到涿州开砂石厂的。他介绍，2001年北京全面禁止在河道采砂，而此时期，北京诸多工程项目正上马和建设，并且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砂石是建筑必需品，因此价格一路高扬。

　　涿州距离北京不足一百公里，交通便利。北京禁采后，大批砂石商人蜂拥至涿州。

　　当时的涿州市领导看到了“商机”，要将涿州打造成京津砂石供应基地，带动涿州经济发展。

　　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介绍，涿州的砂石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流经该市的拒马河。他称，因北方干旱，加上上游北京段建设“引拒济燕”工程以及抽取地下水等原因，涿州段拒马河已干涸15年了。而干涸的河道利于采砂。

　　白景华介绍，那个时期，招商引资是各地市县领导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当时的涿州市领导，将河道采砂作为一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2002年，涿州电视台轮番广告，宣传当地拒马河砂石资源丰富、政府鼓励采砂行业的政策。

　　褚世昌成为第一批集中到涿州投资的人，他多次参加涿州政府组织的砂石招商会。

　　他回忆，当时涿州的市领导还在拒马河河道上的砂石厂召开现场考察会，让当地老板现身说法，描绘采砂“钱”景。

　　十分之九的企业无证

　　“先上车后买票”，企业在水利局备案后就可开采，政府曾承诺办证，后来默许了无证开采

　　“找个村子买块地，签个承包合同，再经镇领导同意，就可以开采了。”褚世昌称，当时到涿州开采河砂，对企业要求的门槛不高。

　　徐颖达称，当时都是和拒马河边的村子谈价格，村委会同意就成交了。

　　据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介绍，按国家规定，河道归国家所有，由县级以上政府水利部门进行监管与治理。不过，因涿州段河道长年无水，加上是无堤河道，许多老百姓在河道耕种了庄稼。而每段河道归附近村庄集体负责维护，村里又具体承包到了户，河道实际上形成了集体所有的性质。

　　徐颖达介绍，当时的砂石企业只要和村子里签了包地合同，拿着合同去涿州水利局备案，就可以开始开采了。涿州政府部门代企业向省水利厅申请采砂许可证。

　　褚世昌、徐颖达等砂石厂老板均称，当时涿州市政府承诺，“可先上车后买票”。

　　2002年，徐颖达以不足4000元每亩的价格，与百尺竿镇二站村村委会签订合同，承包了途经该村的拒马河河道150亩地，租期10年。

　　徐颖达拿到了许可证。不过更多的企业是无证开采状态。他称当时有几百家砂石厂，后来大约十分之一拿到了采砂许可证。“当时市政府称还要为企业办采矿许可证，但一直没办下来，我们就边采边等”。

　　褚世昌承包了一块70亩的河道。据了解，2002年前后诸多与不同村委会签协议包地的企业，合同期多为十年以上。

　　据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介绍，2002年前后，因涿州市政府大力招商，采砂企业达到100多家，还不包括没在水利局备案、没有任何手续的小作坊，而这种小作坊甚至比备案企业还多。

　　“省厅对采砂企业数量控制很严，很多采砂许可证没批下来，但政府当初又承诺企业能办下证来，于是，很多企业在政府默许的情况下，无证开采。”7月中旬，涿州市一名曾担任招商任务的市领导回忆。

　　暴利与采砂失控

　　砂石厂老板们一夜暴富，村民们却发现道路毁了，土地沙化了，双方由此冲突不断

　　6月21日下午，沿涿州至涞水段公路，向拒马河河道方向走，越来越多的运砂车飞驰而过。扬尘弥漫，路面上随处可见坑洼。

　　“国家明文规定，55吨以上的车不允许上路，你看看这些车，哪一辆不在100吨以上，什么路轧不坏？”一名涿州当地砂石厂老板说，涿涞路是涿州连接京津的一条省级公路，因超载车长年运行，路面千疮百孔，每年车祸频发，“不到两年就要修一次路”。

　　随着砂石价格逐步攀高，更为面目全非的，是拒马河。

　　“一个规模一般的砂石厂，一天能产价值20多万元的砂石。一个成年人用铁锨挖一晚上就能赚个三四百块。砂石厂白天黑夜不停挖。盗采的人也越来越多。”家在河道边的涿州本地采砂老板孙东明说。

　　今年6月23日，涿州市砂石监管治理办公室主任王金峰介绍，按国家规定，每年汛期不能采砂，并且河道采砂有严格标准，但许多企业都在违规采，挖的深度和宽度远超规定，甚至将河道挖出几十米的深坑。

　　许多人一夜暴富。

　　据传，一个外地砂石厂老板采砂不到一年，买了5辆豪华轿车。

　　而在当地村民看来，采砂带来的好处十分有限，危害却凸显。道路被轧坏，机器噪音日夜轰鸣，地下水沉降，扬尘造成污染，耕地日渐沙化。河道里，连树都栽不活了。

　　另一方面，河道当时多是以不到4000元每亩的价格承包出去的，村民们发现，钱都让砂石厂老板赚走了，留给他们的只有破坏。

　　据徐颖达讲，镇里曾要求砂石厂每年向村子捐助数万元用来修路、打井等，但许多砂石厂老板并不愿意。于是，经常发生村民到砂厂偷沙子，甚至挖断路面禁止运砂车通行的事。双方冲突不断。

　　百尺竿镇西豆庄村支书张少华兼任镇大信访调解中心副主任，6月28日，他介绍，随着采砂企业增多，引发的信访和官司剧增。

　　涿州市砂石监管治理办公室主任王金峰认为，2001年以后的那段时间，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心切，对采砂业的管理疏于规范，当初“先上车后买票”的政策，让政府部门对采砂企业的监管困难重重。

　　他认为，那段时间，拒马河道的采砂失控了。

　　收税9万修路耗4000万

　　据介绍，涿州发展采砂业并未带来经济贡献，而维修轧坏的路面却耗资巨大

　　“市人大和政协代表，多次向政府提出整肃采砂。政府越来越重视过去无序开采的危害，加大了治砂力度。”今年6月23日，王金峰说。

　　据白景华介绍，采砂业给涿州经济发展带来的贡献非常有限，2008年仅收到地税9万元，而每年用来维修轧坏的公路，政府支出费用4000多万元。

　　王金峰介绍，涿州市政府逐步加强治理，通过控制企业每年需要换发的采砂许可证，从而控制采砂企业数量，至2007年，涿州采砂企业从原来的数百家只剩下52家。

　　2007年6月15日，涿州市政府向52家砂石厂下发通知，要求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整顿期间停水、停电，并让市供电局强行拉走了各企业的变压器，进行封存。

　　52家企业的河道采砂许可证，均停止更换，政府没有通知整顿何时结束。

　　6个月后，52家砂石厂老板开始联名上访。曾从事过司法工作的徐颖达，被推选为信访代表之一。

　　“我们这50多家企业基本上都是招商引资企业，是历经政府多年整顿考验的企业，我们一直是合法企业，为什么政府突然就不让干了？”徐颖达说，如政府所说，这些企业没有采矿许可证，但涿州市领导当时承诺政府代办，并且每年都核发了采砂许可证。另一方面，当时他们与各村委会签的协议，还远没有到期。

　　2008年初，52家企业老板与涿州市交涉无果后，到保定市上访。

　　徐颖达称，保定市主管信访的政法委书记称他们都是合法企业，不会被取缔。

　　因这些企业频繁上访，涿州虽然没有给这些企业换发采砂许可证，但又让他们恢复了生产。昔日合同一概作废

　　涿州宣布砂石厂与乡、村两级签的协议全作废，而砂石厂主们称当初政府正是以这些协议为基础允许开采

　　2009年1月，涿州市委书记黄恩桥调离涿州赴河北省国土厅任职。黄恩桥2000年起任涿州市长，他任市长期间，涿州大力发展河道采砂业。

　　黄调离后，对采砂一直持从严治理态度的市长王舟出任市委书记。

　　当年3月，涿州市人大和政协受市政府委托，要求组织代表对全市河道采砂情况进行调研并形成报告和提案。

　　在涿州开砂石厂的徐颖达、褚世昌等人收到了政府命令，停止采砂并撤出河道。

　　涿州市政府2009年度“治砂大事记”显示，当年6月1日起，停止一切在拒马河的采砂活动，将企业的变压器、动力线拆除并封存；两天后，市政府要求供电局对采砂企业强行停水停电；6月28日，政府发文要求所有河道内采砂企业必须在两天内将采砂设备全部拆除并撤出河道。

　　2009年7月，涿州市政府掀起治砂风暴。

　　政府制定了《砂石料治理整顿规范验收的实施办法》，提出，乡、村两级签订的各类合同、协议均无效，全部废止。

　　《办法》明确提出砂石资源归国家所有，县级水利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河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其他任何人无权出让和转让砂石矿产。

　　涿州的两个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出名为《涿州砂石料整顿纪实》专题片，“城市上空乌烟瘴气，道路损毁严重……拒马河已成为掠夺者们的淘金温床，我们的母亲河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非法破坏，河道告急，道路告急，环境告急，我们必须对非法采砂者断喝一声，住手！”

　　徐颖达的宏远石料厂，被告知不符合继续开采条件，要求将采砂设备与厂房限期撤离河道，否则政府将组织强拆。

　　“意味着我的砂石厂被取缔了。”徐颖达说，2009年7月中旬起，他又与20多家砂石厂老板开始上访。

　　这些砂石厂老板称，当初政府部门正是根据他们与村子签的合同审核验收和发了许可证。如今政府一纸命令，这些合同又变成无效，“岂不是出尔反尔？”

　　收回河道缴费开发

　　涿州市将砂石资源拍卖给少数通过验收的企业，有规划开采。不过，未通过验收的企业，却加入了盗采行列

　　2009年，52家砂石厂中28家被允许继续采砂，其余被取缔。

　　“这是涿州历史上决心最大的一次治砂。”涿州市砂石料监管治理办公室主任王金峰认为，治砂风暴完全是政府一次“壮士断臂”的行为，“及时纠正历史形成的无序采砂行为”。

　　“市长和书记当时承担的压力太大了，这群砂石厂老板哪个不是身家数千万，他们四处告状谁能受得了？但就是这样，治砂风暴也不会停止。”王金峰称。

　　根据涿州市《砂石料治理整顿规范验收的实施办法》，政府对河道内的采砂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进行有偿开采。

　　2009年获得许可证的28家企业，被要求停产，原砂石厂进行竞拍。

　　“办法上注明了原企业主具有优先竞买权，除非原企业主放弃经营权的，才进入拍卖程序。”代表市水利局组织拍卖的王金峰称，28家砂石厂还有14家没通过验收，通过的14家全部“拍”给了原砂石厂企业主，每亩交8000元的资源费，“之所以让原企业主购买，也是为了减小治砂改革的阻力”。

　　众兴砂石厂的老板孙东明是14家竞拍成功的企业老板之一，他有两个砂石厂，一个他自己竞拍下了，另一个还被搁置中。

　　他说政府部门没再给换发采砂许可证，“告诉我们可以生产了，对采砂许可证是否更换，采矿许可证何时能办下来，政府无明确答复”。

　　7月5日，河北省水利厅大清河水务管理处副处长严增才介绍，河道砂石是否要归国土部门管，开采是否需要采矿许可证，资源费如何收，目前国家尚无明文规定。他认为涿州是在进行探索，“做了就值得鼓励”。

　　对于采砂企业先前合同一概废止，严增才认为应该给予企业适当补偿。徐颖达曾向涿州市水利局提出行政复议，水利局回复认为，徐颖达的砂石厂采砂许可证到期，不符合继续开采条件故不再核发，不存在赔偿问题。

　　当地砂石厂老板告诉记者，政府“一刀切”取缔砂石厂后，原来盗采的企业依然在盗采，后来被取缔的企业，也加入了盗采行列。

　　今年6月22日晚10时，漆黑的夜色中，记者看到涿州孙庄大桥北300米处灯光闪烁，采砂机器发出轰鸣声。

　　“把我取缔了，我就偷偷采，更自由。还不用每年给政府交这个费那个费了。”被取缔的一家砂石厂老板称，其实去年被取缔的企业现在多数在偷采，“给村里、镇里一些人拿点钱，没人管，关键要找个人罩着你，就没人来查了”。

　　当初“大方向就错了”

　　无论被毁坏的河道，还是现在砂石企业的强力反弹，都成为涿州为昔日政策要付出的代价

　　在严增才看来，涿州当初的采砂，犯了根本性错误，大方向就是错的。

　　“河道采砂本就不应作为一个产业来大力发展，而应是作为维护河道、清淤防洪的一个辅助行为，采砂是为了河道顺畅。”他称，按相关规定，河道只能在非汛期进行清淤性采砂。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涿州发展采砂业，涿州申办许可证，“我们批得很少”。

　　不过，严增才说，他知道涿州政府领导当时急于上采砂项目，于是“才有了先上车后买票的状况”。

　　2005年，严增才到涿州考察拒马河，“触目惊心啊。我当时就找到涿州市的水利局长，告诉他决不能这样采砂，将来这个损失太大了，也弥补不了，一旦来洪水，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严增才说，虽然近些年没有发洪水，但一旦出现洪水，涿州60万人的生命财产无法得到保障。

　　严增才称，他当时要求水利部门必须停止无序采砂，但“当地的水利局负责人当时也很无奈，说这是市领导大力举荐的招商引资项目”。

　　严增才说，他后来见了当时的涿州市领导，表达了自己意见。不过，对方很不快。严增才感觉，当时涿州市领导把“打造京津砂石料供应基地”当成一个很骄傲的政绩。

　　严增才认为，涿州现在大力治砂是明智之举。虽然他觉得拒马河已破坏到“无可挽回”的程度，做再大努力，都很难回到以前状况。但若继续无序开采，“后果不堪设想”。

　　“采砂是一个暴利行为，哪怕多干一天都能多赚个几十万。争议更多来自既得利益者。”严增才认为，涿州市政府当初“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是引起砂石企业主反弹和遗留诸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涿州市政府必然要为以前的行政行为付出一定代价，目前所承受的压力，正是为昨日行政行为的“埋单”。

我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多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

我国约1/5耕地受污染 国外企业看好土壤修复市场

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制订地方性标准

中国潜力巨大的土壤修复市场商机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外环保企业觊觎的目光。

　　近日，由山东环境科学学会主办、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湿地与土壤生态修复论坛”在山东大学举行。论坛吸引了不少国外从事土壤和湿地修复的环保企业。

　　据一位与会者透露，自2006年以来，他每年都要接待近20家意欲来华开拓土壤修复市场的国外环保企业。承接了北京土壤修复所有试点项目的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总经理高艳丽说，自去年下半年做北京染料厂土壤修复项目标书至今，她几乎天天和国外环保企业打交道，国外环保企业进入中国土壤修复市场的欲望非常强烈。

　　土壤修复市场前景诱人

　　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世纪末，中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多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面积达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面积为130多万公顷。每年因土壤污染粮食减产就达1000万吨，还有1200万吨粮食受污染，二者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多亿元。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土壤修复专家林玉锁认为，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原有土地利用功能发生转化，一些工业用地变为住宅用地，这一过程必然会产生大量有待土壤修复的场地。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原有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转产，这些腾出的土地也必须经过修复后才能达到使用要求。

　　北京轻工环保所总工程师宋云介绍说，仅北京地区而言，将工厂外迁转产遗留的场地进行无害化处理，就将带来300亿~500亿元的土壤修复市场。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副经理翟立前介绍:“在环保产业发达国家，土壤修复产业所占环保产业的市场份额高达30％~50％，而我国土壤修复产业才刚刚起步。”

　　目前，我国土壤修复产业尚无完整标准。宋云说，现在对污染场地进行土壤污染测评时，更多的是参照环保产业发达国家的标准。相关国家标准尚未制订出台，决定了中国土壤修复市场目前只能处于实验阶段和市场培育阶段。宋云说，他们曾到土壤修复产业发达国家进行考察，目前正在着手和相关部门合作，进行土壤修复地方性标准的制订。

　　国外环保企业打出“技术牌”

　　论坛上，来自日本环保企业的技术人员介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就非常重视土壤污染的治理，积累了很多土壤修复的经验。还向与会者赠送了土壤修复技术方案，推介他们的技术。

　　客观上分析，发达国家开展土壤修复产业早于我们几十年的时间，我国应该充分利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改善我国土壤污染状况，降低我国土壤污染的危害。我们的需求也正是国外环保企业的市场。

　　高艳丽认为，发达国家土壤修复产业的确做得比我们好，国外环保企业可能会先在我国开展土壤修复设备和技术咨询业务。为建设国内先进的修复平台，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正在考察采购土壤修复设备。同时，也积极与土壤修复产业发达国家开展技术合作。

　　本土企业严阵以待

　　山东省环保局副局长张波说，随着我国土壤修复市场的发展，以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为代表的国内环保企业已开始了土壤修复市场技术、人才储备，并积极开展土壤修复工程实践，对土壤修复市场进行培育。

　　论坛上，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介绍了他们为推动中国土壤修复市场、减少污染土壤对人体危害所做的努力，为与会者带去了他们已经修复完毕的北京化工三厂、红狮涂料厂、北京焦化厂南厂区和兰州石化老硝基苯装置污染土壤修复工程等实际案例。翟立前在主题发言中表示，北京建工环境正在打造世界一流的土壤修复技术中心。待中心建成后，将大幅提高污染土壤的科研水平和终端处置能力，进一步完善专业服务，实现土壤无害化目标。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土壤修复企业技术和服务的逐步提升，我国本土企业在土壤修复市场将大有作为。（刘登铁）

千余化学原料桶冲入松花江 目前水质未见异常  

环境保护部已加大水质监测力度，将及时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以确保群众饮水安全。人民网北京7月28日专电 （记者扎西）7月28日上午10时许，吉林省永吉县因特大暴雨造成山洪暴发，致使该县一化工厂的部分化学原料桶被洪水冲入松花江，目前吉林省正在全力开展打捞拦截工作。

　　环境保护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28日称，环保部已于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并紧急部署沿松花江增设了7个监测断面，加强水质监测，目前未见异常。环境保护部已加大水质监测力度，将及时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以确保群众饮水安全。污染土污染土壤修复：萌芽中的新产业壤修复：萌芽中的新产业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共同举办了“土壤环境修复院士专家行”活动。到达广西后，专家感觉这里土壤污染问题的确很严重。

　　考察地之一的河池市环江县，2001年6月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上游3家选矿企业的尾矿库被冲垮，导致尾矿和30家选矿企业历年的废矿渣随洪水淹没两岸农田，洪水退后，尾矿及废矿渣沉积于被淹没的两岸耕地上，造成近万亩农田污染绝收。

　　广西喀斯特地貌占其总面积的37.8%，农作物产量不高。不少地方粮食不能自给，即使小块土地，农民也很珍惜。因此，一旦发生土壤污染，对这里农民的生活影响非常大。

　　2005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应环江县委、县政府的邀请，赴污染现场考察农田污染状况，并带领团队进行土壤修复试验工作。2007年，在国家“863”课题的支持下，又进一步联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广西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大学、北京矿业研究总院、云南环科院等单位开展成套技术研究。通过3年的修复，土壤中砷、铅、锌和镉等重金属活性和环境危害大幅度降低，原来寸草不生的污染农田恢复了生产能力，可以种植甘蔗、桑树、苎麻等经济作物。

　　但目前的修复工作仍是示范性的，开展更大规模的修复治理尚需配套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在国家层面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污染土壤不仅是单纯的环境要素，也涉及食品安全、人体健康乃至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广西来说，在一些地方还会影响到老百姓的脱贫。

　　“污染土壤修复，功在当代，利及千秋，非常重要。此次专家行活动是很好的启动与宣传。”广西人事厅副厅长何利顺表示。

　　“土壤污染问题必须想办法尽快予以解决。”广西环保局副局长钟兵表示，与水和大气污染相比，土壤污染的治理难度更为巨大，修复时间长，投入大，往往很难彻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目前，值得欣慰的是，国务院高度重视这方面工作，提出要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

　　“此次就土壤污染修复及阶段性成果进行这样的专家、官员的专题调研和讨论，建立了产学研结合的土壤修复综合研发和技术示范平台，对其他地方的污染治理是很好的借鉴。”环境保护部生态司土壤处处长张山岭表示。

　　在国家层面，最近几年土壤污染问题已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把防治土壤污染提上重要议程”。

　　特别是从2006年起，国务院批准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攻关专项，目前该项工作已进入后期总结阶段。

　　2008年1月8日，环保部在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对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未来的工作计划和目标。2008年6月，环保部特别出台《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

　　从2006年开始，在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中，除了能力建设、水、大气方向的治理，在涉及新农村方面，就包括规模化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及污染防治示范项目和土壤污染防治示范项目，从2006年至2008年，对这一专项投入约为4000万元。“虽然资金有限，但毕竟开了头。”张山岭说。

　　从去年底至明年，环保部一直在筹划“十二五”的环保工作。张山岭介绍，其中已经确定有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规划。下一步，除了就此问题加大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力度外，也需要与各省一起，共同努力把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做好。

　　“从国家目前的管理方向来看，地方要争取项目支持，如果没有规划就比较困难。”张山岭提醒，“对中西部，中央支持多，但也不是全部投入，地方和企业要合理承担一部分配套资金。”治标更要治本：

　　怎么解决源头问题

　　“矿业采、选、冶三位一体，一旦造成污染，后果严重。从现在就抓起很有必要，否则治理成本远远高于源头治理。”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研究员李培军表示。

　　从源头及早解决问题也是多位活动参与者的共识。

　　张山岭表示，土壤问题不单纯是就土壤污染治理而言，尤其在环江，共性的问题是由于矿山开发甚至冶炼加工等一系列活动所衍生的土壤环境问题。要系统考虑、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不是说哪一片污染了，就去做个方案拿钱治理。流域管理如果跟不上，再来一场大水，成果可能就会毁于一旦。

　　钟兵认为，长期以来，在工矿企业资源开发中，环保观念、理念不到位，也使不少区域土壤污染问题突出。他表示，环江遭遇暴雨袭击所导致的尾矿库冲毁，如果当时及时采取措施，污染不会有今天这么严重。“上游尾矿库治理必须解决，要进行系统综合的工程部署。”钟兵说。

　　中科院资环局研究员芮海凤表示，从源头上，要考虑尾矿治理。在土壤环境方面，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等单位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相关研究工作，并且在污染土壤修复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在尾矿清洁生产方面，中科院过程工程所就工艺改造方面有很好的工作，能够达到综合利用零排放。科研上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在做，如果有需要，可以为全国的土壤环境修复提供各种服务。

　　芮海凤表示，此次工作既是广西与中科院工作的对接，也希望有多部门的协同合作，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

　　广西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但目前从管理来说，整个国家层面对采矿业导致土壤污染的法律约束不够，管理相对粗放，更多还是靠地方自觉。这方面的法律规范有待加强。技术推广期待国家层面的统领带动

　　实验表明，陈同斌课题组1999年筛选出的超富集植物蜈蚣草对砷（砒霜）的吸收能力可以达到普通植物的20万倍。该超富集植物是环境修复领域中具有重要潜在应用价值的修复植物材料，受到国内外同行和科技部、中科院、环保部等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推动了我国土壤环境修复领域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

　　全球砷矿资源的分布很不均匀，其中砷探明储量的70%集中在中国。而中国的砷矿资源则大部分集中在广西、云南和湖南。

　　土壤中的砷可以通过非食物链途径，如地表扬尘，大量进入人体。在被砷污染的土地，即使不种植农作物、不食用当地的受污染蔬菜和水，人体和环境仍会受到很大影响。

　　在陈同斌领衔的国家“863”计划“重金属污染土壤的联合修复技术示范”重点项目中，有一支专门的力量——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矿业研究总院、广西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大学、云南环科院等单位配合下，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解决超富集植物蜈蚣草焚烧和砷的回收等配套技术问题。目前，已有较成熟的专利技术，蜈蚣草的推广应用一旦达到一定规模，就可以发挥作用。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与资源工程室副主任、“863”计划“砷污染土壤联合修复技术”重点课题负责人雷梅博士则领导课题组建立了蜈蚣草与桑树、甘蔗和苎麻间作的修复模式。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开发出污染土地的重金属钝化技术，能阻止重金属进入食物链。

　　陈同斌介绍，他们的土壤修复成果是多团队参与的大集体成果，集成了20个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的力量，围绕重金属污染土地的修复工作已经开展成套技术的研发和工程示范研究。所筛选出的大豆、玉米、红薯等修复植物，不限于环江的品种，也选择了适合其他地方的品种。作为广西人，陈同斌希望下一步能把广西的力量组织起来、队伍带起来，以更好地承担相关国家项目，促进广西发展。

　　参与此次活动的不同单位的多位专家，在土壤修复领域都有比较专业和长期的工作，并与陈同斌团队合作过。

　　“要有很好的技术推广、规范、规程，下一步应该由国家项目带动，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推动，了解关键技术是什么，涉及哪些问题。”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成升魁研究员建议，以科学家的积累，把河池市的环江、南丹作为典型，形成系统到位的污染土壤修复咨询报告，向中央提交。与多个研究所一起联合起来申报国家支撑计划，深层次解决土壤污染修复的关键技术。他同时建议，支撑技术应有地方企业配套，也应该提高老百姓的环境意识。

　　成升魁表示，可以通过一个系统工作，包括把河池地区的水、土壤、空气等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

　　李培军也认为应通过争取大的科技项目的关注，利用成熟技术，在地方热情匹配的地方进行试点，以尽早解决现实问题。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对陈同斌团队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强调指出，污染土壤修复是广西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环境问题，希望中科院的技术为广西解决污染农田修复的难题。

　　污染土壤修复是一个正在诞生中的新兴环保高技术产业。2002年以来，陈同斌团队研发的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已先后在湖南郴州、云南个旧、广西河池和北京进行应用示范，为推动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产业化奠定了一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