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子游戏中文版:党报刊文分析：干部为群众办事为何还被“挑剔”

党报刊文分析：干部为群众办事为何还被“挑剔”
2011年03月22日 10:49:40 　来源： 人民日报 【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中央高层领导人论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群众工作要义│一位县委书记的群众工作实践│舟山探索群众工作36计│哪类干部最受群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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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常听到一些干部感慨：“现在群众工作越来越难做了！”
为什么群众工作难做了？是群众不通情达理了？还是群众更“挑剔”，对干部不领情了呢？
“我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只需我们端上一杯水，说上一句暖心的话，诚恳地道个歉，不少群众就当场流泪，积存多年的怨恨顷刻间烟消云散了。”一位基层公安局长说，其实真正不讲道理的群众是很少的，大多数都是通情达理的。
现实是，让领导干部相信群众上访、“闹事”自有其道理，并能心平气和地静下心来倾听群众的诉求，在实践中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利益多元
群众工作越做越难
有一位基层干部说，有些群众“不顾大局”给改革发展稳定添乱，社会情绪极不稳定，一点就着，感觉压力很大。
有的干部说，群众“只看到自身利益”，就是不愿相信政府的说法，哪怕这种说法合情合理。
在与基层党政干部接触中，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高新民发现，基层干部普遍反映的群众工作很难做，“其实背后都是个利益问题”。利益问题不解决，群众工作也就无从谈起，“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高新民说，尽管党的群众工作有着宝贵的传统，经验也十分丰富，但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今天的群众工作也出现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群众基础发生了多方面变化，比如：代际更迭，使得群众对党的认同已经从过去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型认同和利益认同；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复杂化，群众分处于多个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诉求呈现碎片化。另一方面，作为群众工作的施行者——执政党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党员社会身份复杂了，可以说社会上有多少利益群体，党员的社会身份就包含有多少利益群体；二是干部队伍经历几次代际更迭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也与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老一辈党员干部有了很大的不同。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相互交织，又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结合在一起，的确给党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带来了重大考验与挑战。
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在“能否公正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主要是能否建立公正的社会分配格局，基层各种利益矛盾能否得到公正、及时的化解。高新民分析，如果说群众工作难做，首先难在宏观制度方面，主要是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和社会分配制度存在问题，群众把怨气撒到了基层干部头上，导致基层具体工作难以推动。
对此，来自中央的新要求十分明晰：确定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政策和工作目标任务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群众的利益和承受能力，有利于群众的就干，不利于群众的就不干，决不能干劳民伤财、违反群众意愿的事。同时，要坚持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兼顾好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关切。
然而，现实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有的能够与这种变化相适应，有的则明显不能适应，习惯于用传统的强制性手段对待群众”， 高新民说。
公正公平
群众利益能够协调
早在2008年，人民论坛杂志组织了“群众最喜欢的干部类型”专题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是：对群众有感情、讲诚信、工作有建树。其中，“对群众有感情”排在了第一位，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存在的问题。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朝梁子村党支部书记杨秀华说：“我不主张为了完成一个工作目标而让老百姓的利益受损，不能让新农村看着光鲜、住着辛酸。”
显然，“对群众有感情”不是空洞的，绝不是“为了完成一个工作目标”而违反群众意愿，擅自替老百姓做主，“让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因为群众最看重的首先是你是否真正从他的利益出发。有位基层干部坦言，目前基层替老百姓做主的现象比较普遍。好比说一个城市、社区未来10年、20年要变成什么样儿，没有人和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商量，少数地方甚至出现过领导一句话就决定一条街道、一个村庄是否拆迁的事情。个别地方做完规划“蓝图”，马上就建沙盘模型，很快就汇报到上级或者请领导参观，大宣大讲我们这个地方要怎样怎样发展，宏伟目标要怎样怎样实现……至于原先住在这里的人怎么想，他们同不同意？没有人关心。
“当务之急是解决底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县域以下城镇化进程中失地、拆迁群众的利益补偿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说。
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因拆迁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在一些地方甚至引发了紧张冲突。人们不禁要问，大家所乐见的城市发展为什么会引起如此抵触？
可以说，这里有干部作风的原因，对群众冷漠，方式简单粗暴，导致群众难以接受。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利益。常能听到一些基层群众议论：干部都讲“执政为民”，我就是那个“民”，我没感觉到你在为了“我”，反倒觉得你损害了“我”。你把我们的土地以每亩两三万的补偿征走了，变成国有土地招拍挂，一转手就是几百万，开发商一转眼多少亿进了腰包。地方政府的GDP上去了，干部的政绩有了，个别领导好处拿了，可我们住房看病、上学就业、社会保险、环境污染，哪一样是轻松的？
“不轻松”的农民自然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与不满情绪，甚至开始“漫天要价”。有学者调查认为，在基层的各类矛盾纠纷中，农村的几乎占50%以上，除了邻里、朋友之间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外，许多矛盾的另一方就是村干部甚至乡镇干部。在这些矛盾中，基层干部们有的本身就是利益相关者，有的虽然是解决和调停矛盾的“第三方”，但由于态度粗暴强势，没有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成为群众眼里的“被告”，继而引发上访。
可见，公正协调各方利益，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但在体制转轨期，由于法制不完善、对旧体制的改革不彻底等原因，各种非规范的求利行为“乘隙而生”。张希贤认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非规范的求利行为，导致利益失衡，因而必须强化利益约束机制，规范转轨期的求利行为。把握底线
不与群众争利
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首要的是解决好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前提和底线是做到不与民争利。
广东一位县纪委书记表示，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下，名义上“七站八所”由镇统管，事实上“有权、有钱”的站所实行的是垂直管理，人员、经费由垂直管理部门负责。而行政权力部门化，导致直接与民争利。目前群众反映最多的是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补偿不及时、降低政策标准的问题。此外，导致群众集体上访的问题大多涉及村干部挪用和侵占集体资金、强行或不公开招标投标低价承包集体山林土地、鱼塘虾池、海滩涂等由自己经营，或是暗箱操作、收受他人好处，把集体山林土地等承包权低价承包给他人经营。
造成这些与民争利、损害群众利益的因素之一是，不公开不透明。这位纪委书记表示，尽管中央对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已有明确的规定，但依然存在摆花架子、流于形式的问题。比如，在重大决策上，未能做到明细公开；公开好的，不公开存在问题的；公开群众平时了解的，不公开群众需要了解的。公开内容避重就轻，公开不碍“大局” 的问题，不公开群众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比如，在财务方面，公开简单的账面数字，不公开详细的情况；公开总收支情况，不公开群众最关心的招待费情况。这些现象导致群众对基层干部不信任，干部说话没人听，遇到敏感问题很容易形成对立心态。
同时，从制度层面上来说，中央要求的各种民主决策、监督制约等制度在镇村一级缺乏规范的可操作性的配套制度，也是重要因素。
张希贤认为，不与民争利，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底线。要守住这一基本底线，需要继续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员大会制度、村民代表大会制度、“两委”班子议事规则等各项制度，确保村级重大决策、重大事项和集体资金管理由集体讨论决定。“实践证明，群众工作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根子在于党在基层的领导体制。因此，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必须有体制创新作保证。”张希贤说。（记者 董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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