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装奶粉保质期是多久:湖北首富兰世立狱中绝笔信曝光(3)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在东星航空短暂的正常运营时间里，脆弱的资金链一度成为一只无形之手，时刻在卡着兰世立的脖子。也有人说，兰世立对“空手套白狼”颇为擅长，从最开始“忽悠”来20多架飞机一直到停航，兰靠的只是能言善辩的嘴。

2007年，兰世立经营的地产业务——武汉光谷中心花园遭遇资金链危机，兰世立被限制出行，东星航空的贷款信用亦受到牵连。兰世立经常对高管说的一句话是“钱不是问题”，但2007年以后，这句话后面就经常有高管们调侃地对上一句“问题是没有钱”。

了解东星航空财务状况的人士回忆，2007年之后，东星再没获得过一笔银行贷款，所需资金的巨大缺口都是通过民间机构的融资来填补的，实际上就是高利贷。2007年底，为了一笔7000万元的高利贷，被兰世立从湖北省委挖来做副总裁的马格胜拒绝在借款合同上签字。“贷款额六七千万元，贷款利息一年翻两倍，我算过账，这相当于每天一台豪华奔驰车扔长江。”马格胜因此离开了东星集团。

投资民营航空，兰世立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遗憾的是并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去做。2007年底，岌岌可危的资金现状还没来得及让兰世立反省，全球金融危机来了。

“在2009年春节之前，东星航空实际上已经有3个月没发工资了。其实是金融危机坏了兰世立的好事，否则东星航空肯定会卖个好价钱。”在与中航的合作协议签署后，东星航空一位中层管理人士如此表示。

事实亦是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中国民航业面临全行业亏损的局面，包括奥凯航空、鹰联航空、春秋航空在内的民营公司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更加显得手足无措，同样也加速了东星航空资金链的断裂。

兰世立一直有着尽快做大东星航空的想法。其间，经过牵线，兰世立曾经数次前往香港，与一众投资者接触。有很多次，东星与巨额资金擦肩而过。2007年末2008年初，马格胜与兰世立一起前往汇丰银行与投资人见面。兰世立那次迟到了，汇丰的一名副总裁就在门口等了他大半个小时。

2007年底，兰世立在多方牵线搭桥后，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签订融资4亿美元的协议，用于未来几年内购买6架空客A320飞机。晚上在武汉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的庆祝酒会上，意气风发的兰世立一直周旋于国外资本大亨和政府官员之间。有人问兰：“如果以后还不上这些巨额贷款和租金怎么办？”兰世立哈哈大笑、双手一摊，轻描淡写地回答：“那就破产呗。”

压垮兰世立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东星航空与通用电气旗下公司GECAS的一场诉讼。2005年底，东星航空计划向GECAS租赁10架空客A320飞机，分三年引进，不过最终只租赁了九架。GECAS称，东星航空从2008年9月起开始拖欠飞机租金，GECAS及通用电气旗下的另外五家公司，最终于2009年3月10日将东星航空告上法庭。

截至2009年3月27日，东星航空欠款总额约为5亿元，其母公司东星集团旗下其他业务欠款额约为6亿元，涉及法律纠纷达100多起。

航空业是典型的烧钱行业，而资金链风险被兰世立错误地估算了。在几年左支右绌的经营中，兰世立还曾经试图通过上市获得充沛的现金流。如果能够顺利上市，他完全可以头戴“中国民营航空第一股”的桂冠跻身于上百亿身价的巨富行列。

但一切在2009年3月份戛然而止。

空客中国公司副总裁陈菊明事后回忆，在3家民营航空公司惨淡经营、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当时，兰世立把自己的航空公司建立在“空中楼阁”上。兰世立要的是规模，每天从武汉飞往香港、澳门各一班，照飞不误，加剧了亏损。号称有30亿资产的东星集团，其总部在武汉证券大厦只有一层楼的租场，他自己的公司至今还在租借的写字楼里办公。

志得意满时，兰世立登上胡润富豪榜，成为显赫的湖北首富；坎坷到来时，全中国的银行，已经没有人愿意再贷款给兰世立哪怕一分钱。

被歌颂的反叛者

《福布斯》杂志对兰的报道中，曾赋予他一个企业家群体的印记：“兰世立身上集中了新一代中国富豪的特征，他们有相对较高的学历，懂得利用国际合作伙伴的力量，并使用成熟市场上的财务工具。最重要的，新一代富豪积累财富的过程更有个性，也比前辈更懂得享受财富的快乐。”

从接到第一架空客A320到将东星航空委身他人，兰世立一直在跟钱着急，梦魇般的债务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的命运，与债主和银行的斡旋中发生的阴差阳错，不断地跟这位张狂的船长开着不合时宜的玩笑。

2007年5月的一个晚上，湖北省政府一位领导对兰世立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劝诫：“第一你不能天天到处飞来飞去，到处接受采访、演讲，多点时间抓好内部管理；第二是要严谨，你要紧开口慢开言，须知祸从口出，说的话、做的事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然而兰世立不仅没有听进去，反而变本加厉地我行我素。2008年，兰世立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因一笔债务纠纷，兰世立为了给武汉市交委施加压力，连续一个星期，每天派出百余名员工到交委办公楼前静坐。而2009年春节期间，兰世立更是多次扬言要搬离武汉，把总部迁往郑州。

2009年3月13日，在省领导与国航签署合作协议后，兰世立在武汉突然釜底抽薪地代表公司签发了“严正声明”拒绝中航收购，也让当地政府陷入极度被动和尴尬的境地。

不仅是与地方政府交恶，兰世立在与人交往时也处处表现出独裁性格。在被限制出行和被监控期间，兰写了一本自传《东星18年》。其中有一段话，将他的独裁体现得淋漓尽致：

“反对的人多了，反而坚定了我的信心，与当时开东星一样，如果没有父亲的强烈反对，也许我会打退堂鼓。后来多年的实战经验告诉我，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甚至有一套理论，在中国你想干一件事，如果有大多数人赞同，那你往往是农民，因为会有几亿农民与你共鸣。如果有少数人赞同你，那你往往是工人，因为工人为数不多。如果没有人赞同你，你可能是伟人，毛泽东当年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几乎全世界都没有人赞同他，他才把握捷径，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据兰世立早年的下属说，兰在做企业决策时极少采纳团队高管的意见。“他会亲自参与到集团管理的每个细节。东星集团各个机构的业务量，每天用电话或短信向他汇报，他每天要接的内外电话达到300个以上。他甚至直接干预每个产品的定价。”

他有独裁的一面，还有讲究排场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兰刚创业时，他为大家配发了统一西服，中国刚出现BP机，他便给公司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配发了一部——要知道当时一个本科生月工资30多元，一部BP机的价格是3000多元，相当于一个本科生10年的工资。

兰世立很少开管理层的会议，却喜欢召集所有员工演讲、对话。“我要把我的观念讲给每一个员工听，因为传播渠道再通畅，也不如我直接和他们沟通。讲话不光出成书，而且全部放在网上，让所有的人来看。”

在2009年3月21日这一天，马格胜发表了一篇题为《民营企业的13种死法》的博文。文章列举的“死法”有：死于经济危机、死于和政府对着干、死于狂妄和诚信缺失……言外之意直指兰世立与东星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