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莎讲解山丹丹开花红: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大计"引发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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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 卷第6 期

2010 年11 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0 ,No .6

Nov .2010

。收稿日期。2010 03 04 。本刊网址? 在线杂志。http ://www .journal5 .zju .edu .Cn/5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0 06 22

。作者简介。陈永福,男,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政治史、地域社会史研究。

DO1 :10 .3785/j .i55n .1008-942X .2010 .03 .042

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

陈永福

(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东京120 0006)

。摘 要。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大计"引发的纷争,由于导致众多东林党核心人物被罢斥而被看做明末

东林党甚至万历党争的起点。包括顾宪成、高攀龙在内的众多东林派官员都认为他们所受到的处罚不是

出自万历皇帝的本意,而是王锡爵内阁擅权所致。但这其实是对王锡爵内阁的误解。由于内阁的票拟权

并不固定,外廷官员就不知道处罚是出自内阁的建议还是皇帝的本意。再者,由于万历皇帝几乎不见外

廷官员,内阁与皇帝沟通时经常使用的密揭又不可外泄,从而导致外廷不了解内阁与皇帝沟通的实情,内

阁往往因此遭到猜疑和抨击,处境为难。

。关键词。万历党争;癸巳大计;王锡爵;内阁;东林党

A Stud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Donglin Faction and Wang Xijue Cabinet

Chen Yongfu

('raduatC SChoo1 of Human1t1C£and SoC1o1o9少,ThC Un1公Cr£1t少of Tok少o ,Tok少o 120-0006 ,Ja尹an)

Abstract :The ConfliCt Cau5ed by 月'u1£1 Examination月in 1593 led to the downfall of the Core member5 of

the Donglin FaCtion .Many offiCial5 of the Donglin FaCtion ,inCluding Gu XianCheng and Gao Panglong ,

in5i5ted that the puni5hment meted onto them wa5 not from the Wanli Emperor ,but from a 5enior

Cabinet member ,Wang Xijue .However ,their in5i5tenCe i5 a produCt of their mi5apprehen5ion .A5 the

5peCial right of 尸1aon1 (票拟) did not follow 5triCt rule5 ,the offiCial5 did not under5tand the 5ourCe of

the puni5hment . In addition , the Wanli Emperor would rarely if ever meet hi5 offiCial5 , and the

C。mmuniqu‘ (密疏,M1£hu) that the Cabinet u5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Emperor wa5 to be a 5eCret .

A5 5uCh ,there wa5 no way in whiCh the offiCial5 would know the exaCt detail5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abinet and the Emperor .Eventually ,the Cabinet Came to be viewed with 5u5piCion and wa5

CritiCized ,thereby finding it5elf in a diffiCult po5ition .

Key words : politiC5 5truggle in the Wanli Period ; 'u1£1 Examination ; Wang Xijue ; Cabinet ;

Donglin FaCtion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通常被看做明末东林党的起点,因为东林党的重要核心人物赵南星、高攀

龙和顾宪成等都在万历二十一、二十二年相继被贬出京城,甚至革职为民,高攀龙因此感叹"善类摒

弃一空" ① 。而导致东林党领袖人物被罢斥的直接原因是"癸巳大计"引发的纷争。这一事件通常

被认为是吏部赵南星等力争考察的公正,罢免了政府私人,得罪了首辅王锡爵,结果遭到王锡爵的

报复。东林党人与王锡爵的对立也就被看做主持公正的东林与询私害公的内阁之对立② 。但这一

看法其实是包括顾宪成、高攀龙在内的外廷官员对王锡爵内阁的误解。

当前关于明末党社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东林党人的立场和思想,对王锡爵等"东林党对立面人

物"的处境和主张则疏于考察,从而在解释王锡爵的行为动机及其与东林党人对立之性质时,难免

有失偏颇③ 。本文拟利用代辑校万历起居注分、代明神宗实录分以及王锡爵周边人物的文集等史料,在

多角度考察万历皇帝、王锡爵内阁以及东林党人之主张的基础上,重塑事件过程,检讨上述说法。

此外,对张居正以后各辅臣的考察,是明末政治史、内阁制度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希望本

文的考察也能为填补王锡爵内阁时期的研究空白提供一些基础工作。

一、"癸巴大计"事件过程

所谓"大计" ,就是对官员的考察。自明弘治年间始,定京官六年一查,也称"京察" 、"内察" 。京

官四品以上自陈,由圣旨定去留,五品以下则由吏部考察,实际负责人是吏部尚书、吏部考功司郎中

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大计之后复有"拾遗" ,就是在吏部考察之后,由科道合议,纠核"居官有遗行

者" 。被纠核的官员须交吏部复议,最后呈皇帝裁断,被科道拾遗的官员一般难以幸免。1 。卷七一。

万历二十一年是六年一度的"大计"之年。万历年间的每次大计都会引发纷争,而此次犹甚。

此次大计由吏部尚书孙、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主持,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文选司郎中顾宪

成等人协助,于二月结束。三月,科道言官刘道隆等以拾遗论幼兵部职方司员外郎杨于廷、职方司

主事袁黄,以及孙同乡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台省为之交滴。

吏部议留虞淳熙等,于是刘道隆上疏言孙植私党,虞淳熙等不当议留。万历皇帝下旨质疑吏

部"结党擅权" ,令吏部回奏,而顾宪成则替孙代笔,上疏力辩。结果万历皇帝以孙不引罪,罚棒

二月,赵南星镌三秩调外,虞淳熙等则俱勒罢。孙因此乞休,并为赵南星辩论。左都御史李世达

以自己同掌京察,也为赵南星、虞淳熙等上疏辩论。内阁王锡爵也上密揭,请求对吏部从轻处分。

密揭日:"臣等因见言出该科,事盺_t盺关圣断,且吏部原覆拾遗之疏,不动一人,委属欠妥,皇上所疑,其理

未尝不正,以此仓惶照依传旨票拟。既而细访外论,今年考察,系郎中赵南星专管,虽意见可否之

间,时多与台省有异,而执法之公、任事之勇、怨仇不避、请托不行,则南星以此自信,臣等亦可以信

南星者。特其是己非人,抑扬太过,致招警议,情或可原。至于本部堂上官,则以事在该司,不代为

之认罪,亦或其体统当然,而不可深罪也。今幸本未发下,倘圣意尚在脚橱,不妨从轻处分,量为罚

棒,以全吏部之体。"。2 。第2册,1090 结果皇帝皆未采纳。于是,金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少卿曾

干亨,礼部郎中于孔兼、陈泰来,主事顾允成、张纳陛、贾严,助教薛敷教交章为赵南星讼冤,指责首辅

王锡爵为了庇护其私人,兼程人京,欲干计典,而赵南星等主察公正,处罚了内阁的私人,因此得罪内

阁,所以内阁借拾遗以激圣怒,并擅自拟票,处罚吏部。陈泰来等人的主张是当前各研究认为内阁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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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城井隆志所指出的,记述东林事迹的两本重要史料一一一蒋平阶代东林始末分和吴应箕代东林本末分都把万历二十一年当

做东林党的起点。参见城井隆志厂万膺二十年代刃吏部胜党争J ,载九州大学束洋史输集卷一三,(福冈)九州大学文学部

束洋史研究会1984 年版,第52 53 页。谷应泰代明史纪事本末分卷六六代东林党议分也把这一年看做万历党争的开始。

目前言及"癸巳大计"的论著基本持这一观点。如林丽月指出:"内阁辅臣询私害公、扰乱察典,这是万历年间东林人士在历次阁

部冲突中一再与首辅对立的根本原因。"参见林丽月代明末东林运动新探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4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287 页。持此观点的代表性论著还有: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束林党胜腹社,(京都)同朋舍1996 年版,第213 217 页;张宪博

代东林党、复社与晚明政治分,见万明主编代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分第八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518 页。

关于东林党对立面人物的研究,目前有黄仁宇对申时行、城井隆志对沈一贯的研究,分别参见黄仁宇代万历十五年分,(北

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城井隆志厂万膺30 年代汇打汁乙沈一贯刃政治胜党争J ,载r史渊J第122 辑,(福冈)九州大学文学

部1985 年版,第95 135 页。与对东林党的研究相比,可以说是较少的。

私害公的主要依据① 。

但是,陈泰来等人的主张有三点值得探讨。其一,对吏部的处罚是否是内阁激怒皇帝,并且利

用票拟权,严旨处罚呢? 从上引内阁申救吏部的密揭所言的"以此仓惶照依传旨票拟"可知,此次票

拟显然不是内阁自己的主张,而是根据万历皇帝传旨所拟的。而且,王锡爵既然上密揭请求万历帝

从轻处罚吏部,也说明不可能是他激怒了皇帝。其二,王锡爵是否干预吏部的考察了呢? 对于陈泰

来的指责,王锡爵上疏辩论道:"而南星见在,臣等曾否干预考察一人,可问而知。惟九卿拾遗,例说

阁臣径自票处,而臣锡爵自以新至领事,恐见闻未的,反一一问于南星。南星谓李尚思当留,则留

之,谓余愈学、张橙当去,则去之。此南星本心亦自明,可以无辩也。"。2 。第2册,1091 从王锡爵的辩论来

看,他从考察到拾遗都是尊重赵南星的意思,没有干涉。对此,赵南星没有反论,说明王锡爵的说法

是可信的。而且,陈泰来的奏疏也只是指责王锡爵"欲干计典" ,说明王锡爵实际上没有干涉考察。

其三,王锡爵是否如陈泰来所指责的,为了干预考察而兼程人京呢? 其实,王锡爵人京是在万历皇

帝屡次催促之后,于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二十九日离家赴召,翌年正月十五日抵京② 。相比之

下,万历二十二年(1594)乞退时,是万历二十二年六月启程,同年七月十五日同眷属抵家③ 。也就

是说,他罢相回家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人京却用了半年左右,显然毫无兼程人京的迹象。

可见,陈泰来对王锡爵的指责不可尽信。对此,屡次催促王锡爵人京并亲自下达处罚吏部

之旨意的万历皇帝应该是很清楚的。此时,万历皇帝已经为百官争册立的奏章发怒,欲处罚一

些官员来"预戒党众" ④ ,结果在接到这些"胡言乱扯" ⑤ 的奏章后大怒,批下陈泰来的奏疏道:"陈

泰来这厮,前者屡屡悠肆狂悖,因未责处,心怀疑惧,故逞刁恶,欺君比于幼年,将联独断处分,徉作

不知,诬赖辅臣,显然乱政惑众,好生可恶。本当絮问,姑从轻降极边杂职。贾严、薛敷教、于孔兼、

顾允成、张纳陛,明谋结党,济乱政体,都着降三级调外任,俱不许朦胧推升。"。2。第2册,1095

就这样,这一批官员受到了处罚。其后,左都御史李世达又抗疏论救,皇帝更加愤怒,把涉及争

执的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廷、袁黄等尽斥为民⑥ 。

李世达因赵南星被斥为民而求去,结果不允。但到了八月,曾与吏部侍郎赵用贤的女儿订亲的

第6 期陈永福: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91

关于此事件的过程以及陈泰来等人的主张,林丽月代明末东林运动新探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4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275 288 页)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束林党胜腹社(同朋舍1996 年版,第213 217 页)已经根据文秉代定陵注略分卷三代癸巳

大计分等史料作了详细论述。由于上述研究的侧重点在于东林党人的主张,所以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万历皇帝和

王锡爵内阁的主张,在必要的范围内对事件过程予以尽量扼要的重塑。

据王衡、王时敏编代王文肃公年谱分(北京图书馆编代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分第52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版)万

历二十年、二十一年条。王锡爵(1534 一1614 ,字元驭,号荆石)从万历十三年初到十九年六月长期任职内阁,并于万历二

十一年正月到二十二年五月之间短暂担任首辅。

关于乞退归去的时间,参见王衡代缎山先生集分卷一四代浩封一品夫人先母朱氏行实分。

代辑校万历起居注分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王锡爵奏疏中所引御批:"联原无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处之,今

疑君侮上愈甚,朝纲倒持,联岂不怒,卿亦何安也? 将各疏留中,看有无礼太甚,欲处一二,所以预戒党众,卿知之。"参见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代辑校万历起居注分第2 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81 页。"三王并封"事件的中心

为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和二月,但实际上到二十二年二月万历皇帝允许皇长子出阁受教时才告平息。参见谷应泰代明史

纪事本末分卷六七代争国本分;沈德符代万历野获编分卷四代三王并封分。

"胡言乱扯"一词出自代王文肃公全集分"奏草"卷一代辩论阁中事体疏分(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之御批:"这等明白事

情,群小当联面前,辄敢胡言乱扯,可见朝臣结党乱政非止一端。"参见王锡爵代王文肃公全集分,见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分

第135 136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版。以下代王文肃公全集分俱从此版本。

代明神宗实录分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癸未条记道:"上怒,降泰来极边杂职,以贾岩、薛敷教、于孔兼、顾允成、张纳陛朋谋乱政,各夺三

官外任,于是左都御史李世达等合疏申救。上日,卿等为国大臣,不惜国体,以镇静为重,反市恩群小,晓晓烦读。赵南星、虞淳

熙、杨于庭、袁黄俱械职。"文秉对此的记述则是:"给事中刘道隆、许子伟附权献馅疏,攻南星不当覆留淳熙等,并攻不当调淳熙

于吏部。太仓遂票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着令回话。上疏争之,强不认罪,有旨, 罚棒,南星降三级调外任用。总宪李世达、

礼部陈泰来、于孔兼等相继讼言,并攻太仓,太仓随激圣怒,孙罢,南星淳熙等皆削籍,泰来、孔兼皆降调,而门户之祸,坚固而不

可拔,自此始也。"(文秉代定陵注略分卷三代癸巳大计分,日本东洋文库藏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抄本影印本)这里文秉采用的正是当

时亲吏部派官员的主张,即认为处罚出自王锡爵,而从代明神宗实录分的记载来看,处罚显然出自皇帝。

太仓人吴之彦的儿子吴镇,状告赵用贤"论财逐婿,蔑法弃伦" 。时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力低赵用

贤,于是赵用贤上疏辩论并乞休。李世达又上疏为赵用贤辩白,指斥杨应宿、郑材谗馅,结果杨、郑

二人上疏低李世达,于是李世达连章乞休① 。李世达乞休的前九疏都是温旨勉留。至十月,吏部文

选司推用因建言被特旨处分的言官张栋,结果万历皇帝大怒,将文选司全司削籍为民。正好当日李

世达第十次乞休疏上,王锡爵仍拟温旨勉留,但万历皇帝怒气当头,特旨准李世达乞休。3 。。结果,行

人高攀龙以为是王锡爵拟旨放归李世达,于是上疏指责内阁利用杨应宿打击吏部和都察院,而皇帝

则事事唯内阁是听。杨应宿上疏与之对攻,指责高攀龙等受顾宪成指使,依附吏部,专以抗阁臣为

风,并指责吏部贪赃。结果都遭到皇帝批评:"近来小臣不修本等职业,更关是非,该部院会同该科

从实问他何以见得吏部有许多赃私,及高攀龙为顾宪成所使。亦问攀龙,何以见得联一事不管,亲

批亲点,俱出辅臣之意,明白参看来说,不许询私党护。" ② 于是,高攀龙上疏弹幼王锡爵,称"窃近见

朝宁之上,善类摈斥一空} } (辅臣王锡爵等)何忍坐视至尊之过举,得毋内泄其私愤,而利于斥逐

之尽乎" ③ 。可见,高攀龙之所以愤怒上疏,是误认为吏部赵南星、都察院李世达等官员被贬斥都是

王锡爵所为。而杨应宿指责吏部贪赃也没有证据,结果万历皇帝同时处置了双方,命降杨应宿为湖

广按察司经历,滴高攀龙为揭阳典史,并谕廷臣:"时事艰难,不求理财足兵宴政,乃诬造是非,部院

公论所出,今后务持平核宴"。3 。。

从御批来看,万历皇帝是想通过处罚"诬造是非"互相低诽的双方来平息事态。然而廷臣并没

有就此罢休,此后御史吴弘济、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南京刑部郎中谭一召、主事孙继有等相继上

疏,指责王锡爵"再辅政以来,斥逐言者无虚月" ④ ,结果均被严惩。而王锡爵面对这些或贬滴或罢

斥者的猜疑和埋怨,最终以乞退来避免对立,在万历二十二年二月请求豫教元子获准后,连疏乞去,

于五月得请⑤ 。

二、东林党人对内阁的误解

从上可知,之所以不断有官员上疏弹幼王锡爵,是因为他们认为吏部及后来为吏部申冤的官员

被贬斥都是王锡爵所为,其实这些处罚均出自万历皇帝之旨意。相反,王锡爵从赵南星被处罚起就

请求皇帝从轻处分,在后来陈泰来、高攀龙、谭一召等人受处罚时,都上疏请求"平淡处之" ⑥ 。

从王锡爵的奏疏来看,他之所以不赞同严厉处罚,首先是认为处罚越重,被罚者对自己的怀疑

越深,如其申救谭一召、孙继有时所言,"今皇上为臣而重处二臣,是厚其疑臣之心"。2 。第2册,1174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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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参见谷应泰代明史纪事本末分卷六六代东林党议分;代明史分卷二二O代李世达传分、卷二二九代赵用贤传分;代明神宗实录分万

历二十一年七月壬戌、八月癸未、九月壬戌条。此事件即"赵用贤绝婚案" ,赵从此不再复职,四年后卒于家,当时也有传言

称此事件为王锡爵主使(参见沈德符代万历野获编分卷四代三王并封分) 。

引自代明神宗实录分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癸巳条。关于此事件,还可参见代明神宗实录分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乙亥条。

语出高攀龙代高子遗书分卷二代幼王锡爵疏分,(无锡)东林书院光绪二年刊本。关于事件过程,可参见代明史分卷二四三代高攀

龙传分。

语出代明神宗实录分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辛未所载谭一召奏疏。事件过程参见代明史分卷二三一代谭一召传分、代安希范传分。

代明史分卷二一八代王锡爵传分称:"既而郎中赵南星斥,侍郎赵用贤放归,论救者咸遭谴滴,众指锡爵为之,虽连章自明,且申救,人

卒莫能谅也。锡爵遂屡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为出内努钱建酷祈愈。锡爵力辞,疏八上乃允。"(张廷玉等代明史分,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5754 页)代万历野获编分卷九代阁部重轻分则指出:"太仓(王锡爵)还朝,孙( ) 、陈(有年)二公相继为吏部,同为浙人,

又同邑也,修平湖(陆光祖)故事,稍稍见怜端。盖王非挠部者,而不能不惜阁体之日见轻;孙、陈非侵阁者,而不能不恨部权之未

尽复。其黯而喜事者,复从旁挑之,遂有异同之说,然王亦自此急引退矣。"(沈德符撰、钱仿辑代万历野获编分,康熙三十九年序刊

本)代明史分和沈德符的记述都有王锡爵为了避免对立而选择乞退的意思,这种说法应该是可取的。因为王锡爵若是排除异己的

话,那么他不应该在这些被认为是其"异己"的吏部和都察院主要官员被斥逐之后,反而选择乞退。

王锡爵不处罚的主张可参见代王文肃公全集分"奏草"卷一代论救重处诸臣疏分,卷一七代谢宣谕并求去疏分、代请宽言官疏分等。

次,他认为这样一概斥逐,只会激成门户,即申救陈泰来等人时所言的"今身反被侵权结党之名,纷

纷得遣逐而去,其势将愈激而愈不平,人持一是非,家立一门户,恐皇上不胜其怒,而臣等不胜其争

矣"。2 。第2册,1096 ,以及申救谭一召、孙继有时所言的"皇上处之愈重,是愈驱之使自附于攀龙也,欲以明

邪正,而邪正愈乱矣"。2。第2册,1174 。所以他一再主张"故不如依臣疏中平平发下为当,其二臣之人品政

事及建言之有心无心,自当从容听公论于外"。2 。第2册,1174 。

然而对王锡爵不应"纷纷遣逐"的劝告,万历皇帝则认为,"近来朝臣每每妒害,联欲从重究处,卿

反为救解,因此小臣益无忌惮,将联亲批旨意,诬为卿拟,妄肆低诽,好生无状"。2。第2册,1173 。结果众多上

疏抨击内阁的官员被斥逐出京,王锡爵因此更受误解甚至仇恨,此后一直被东林党核心人物目为大

敌① 。关于王锡爵所受的误解,从后来他与顾宪成的几次书信辩论中也可以看到。就在王锡爵为了避

免对立深化而连续乞退时,万历皇帝见他去意坚定,于是命会推阁臣,顾宪成为首的吏部推举了王家

屏,结果被夺官。此事件使得东林派官员与内阁更是水火不容② ,而这一结果显然是王锡爵不愿意看

到的,于是由王锡爵之子王衡给顾宪成写信解释说,内阁和吏部并非真有邪正对立,阁部的隔阂只是

源于相激和误会,天下事诚不可激,否则将把误会当真,贻祸国家③ 。顾宪成则回道:"门下其有天下心

乎} } 窃以为昔之患,患在阁部异同,今之患,患在君相异同。阁部异同,天下按其是非而交责之,君

相异同,天下舍吾君而责吾相,此纷纷之议所由起也。" ④ 即顾宪成始终认为在处罚这些官员一事上,是

"君相异同" ,即皇帝本人并不想处罚,但被王锡爵操纵左右,所以天下才纷纷责备王锡爵。

然而,顾宪成对王锡爵是否操纵只是猜疑,并不确定。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 ,万历皇帝突然

想再召王锡爵人阁,顾宪成因此写了代痞言分、代寐言分两封长书,其中代寐言分就是要就多年的怀疑向

王锡爵讨教。在代寐言分中,顾宪成举了两个例子:一是邹元标乞归时,吏部侍郎蔡时鼎告诉顾宪

成,据王锡爵说,皇帝派宦官传谕,准邹元标的辞呈,然而顾宪成要求拟留,结果皇帝也批允,并不责

备。另一件事是顾宪成请吏部尚书陈有年拟升江东之,结果皇帝御笔亲书拟升江为光禄寺少卿,但

不久江东之因言官弹幼,还是没有得到升迁。据此顾宪成认为,皇帝的意见不可能前后不一,想放

归邹元标以及压制江东之的显然不是皇帝,而是王锡爵内阁从中作祟。顾宪成指出,推而言之,包

括吏部在内的"不可胜数"的官员被斥逐,甚至现在大臣和科道官员不补、获罪的官员不被重新起

第6 期陈永福: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93

万历三十五年(1607) ,万历皇帝再召王锡爵人阁,顾宪成在代自反录分中把李三才阻止王锡爵再出马看做社樱第一大功(顾宪

成代自反录分一卷,光绪三年刊代顾端文公遗书分所收) 。参见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束林党胜腹社,(京都)同朋舍1996 年版,

第317 页。高攀龙则抨击王锡爵道:"今上御极以来,江陵(张居正)煽虐以后,未有如娄江(王锡爵)之邪毒者,一切否局,皆其

所造。"参见高攀龙代高子遗书分卷八代答段幻然一分,(无锡)东林书院光绪二年刊本。此书当作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段幻然

弹幼王锡爵前后。万历二十一年被斥逐的官员对王锡爵的仇恨是一目了然的,而且这一仇恨最后演变成世仇。天启三年

(1623) ,在野多年的赵南星复职并再次主持察典,当时王锡爵已经去世,其孙王时敏荫官尚宝垂,结果赵南星对他是"多方吹

索" 。王时敏代王烟客先生集分之代遗训? 自述分记道:"癸亥(天启三年) 、已巳(崇祯二年,1629)两察,始则当事者(赵南星)欲修

先人之怨,继则弄权者将为异己之锄,多方吹索,究无可抉摘而止,始终幸全,得免吏议。" 参见王时敏代王烟客先生集分,(苏州)

振新书社、(上海)苏新书社民国五年(1916)刊本。

吴应箕代东林本末分下代会推阁员分记道:"予于万历癸巳(二十一年) ,盖不胜世道消长之感焉。诸君子之被祸也,争并封未尽

者,大计尽之,大计未尽者,会推又尽之。自顾径阳(宪成)削归,而朝空严,实东林门户始成。" (吴应箕代东林本末分,同治五年

刊代楼山堂遗书分所收)显然,东林党人将会推受罚一事也归咎于王锡爵。但其实王锡爵与顾宪成一样推崇王家屏,他向万历

皇帝举荐时,甚至称"有如家屏他日负臣所举,臣甘连坐"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代辑校万历起居注分第2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1215 页) 。当然,由于王锡爵举荐时用的是密疏,所以包括顾宪成在内的外廷官员并不知情。

王衡代缎山先生集分卷二四代顾径阳选郎分:"不肖窃观天下之乱,莫大于人心之不和,不和始于相睽,而成于相激,激不已而门

户,而戈矛,朋起角立,若有真是非真邪正者,而其端十之九皆误也} } 天下事诚不可以激也,激则不白不平之极何所不至,其

究必下挟其同以为公,上挟其独以为势,所谓误者将真,而国家之祸不知所终矣。" 参见王衡代缎山先生集分,代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分第178 179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版。

参见顾宪成代径皋藏稿分卷二代复王辰玉书分,见代文渊阁四库全书分第3169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本。王衡,字辰

玉,他在王锡爵即将离京时给顾宪成写信,企图解释误会,此信为顾宪成给王衡的回信。

用,都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王锡爵等阁臣从中作祟,皇帝则是被冤枉的① 。

对顾宪成的责问,王锡爵在回信中指出,"尝记锉郎(顾宪成)得怜时,如邹(元标)如足下,不候

未尝不力争" ② 。也就是说,他并不赞成皇帝处罚顾宪成、邹元标。顾宪成显然对这个回答不满意,

然而事实上王锡爵是器重邹元标的。在次辅期间他就曾用密揭举荐获罪的邹元标,对此,其密友王

世贞曾在一封劝王锡爵不要乞退的信中说:"兄(王锡爵)云有密揭上,上即为感动而用邹尔瞻(元

标) 。圣明推肺腑之爱若此,岂便舍兄,兄亦何忍邃舍也" ③ 。另外,万历二十一年任首辅时,王锡爵

再次举荐邹元标④ 。可见,王锡爵屡次举荐邹元标应该是有诚意的,不太可能如顾宪成所称的耍手

腕放归邹元标。而且,即使放归邹元标不是皇帝本人之意,而是有人从中作祟的话,那也只能是包

括传话宦官在内的内宦⑤ ,而不可能是王锡爵。显然,与"癸巳大计"事件中大批官员被遣逐一样,

此事也是顾宪成等人对王锡爵的误会。

那么,是什么导致顾宪成等人误解王锡爵呢? 特别是"癸巳大计"事件中,明明万历皇帝多次在

御批中斥责外廷官员"将联亲批旨意,诬为卿(王锡爵)拟" ,外廷官员为什么仍然怀疑是王锡爵从中

弄权操纵,斥逐赵南星等官员的呢? 以下试通过考察当时内阁的运作方式来探讨误解产生的原因。

三、内阁运作方式与误解产生的原因

王锡爵所受到的猜疑之一是擅自拟票严厉处罚吏部,因此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当时内阁票拟的

运作方式。明代自票拟制度建立以来,皇帝的命令和百官的奏章基本上都要经过内阁票拟,票拟因

此被看做对君权的一种限制,但实际上,内阁的票拟权取决于皇帝与辅臣的关系⑥ 。在王锡爵内阁

时期,票拟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内阁可以径自拟票。如王锡爵在辩论陈泰来等人的怀疑时提到

的"惟九卿拾遗,例说阁臣径自票处"。2。第2册,1091 ,即在一定程度上,内阁有独断之权。其二,当遇到重

大事件或者事关内阁的敏感章奏时,内阁则会先请示皇帝。如杨应宿与高攀龙对攻的奏疏涉及内

阁,王锡爵采用的就是先请示的方式:"臣等为此不敢擅便拟旨,仍将应宿本封进,以待皇上检发高

94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40 卷

参见顾宪成代径皋藏稿分卷三代寐言分,见代文渊阁四库全书分第3169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本。江东之即万历十

三年受王锡爵弹幼后被贬出京城的"三御史"之一,可参见黄仁宇代万历十五年分,(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33 34 页;

曹永禄明代政治史研究:科道官刃言官的樱能,渡昌弘靓,(束京)汲古鲁院2003 年版,第241 143 页。赵用贤代松石斋

集分卷三O代与江念所分载:"适见邸报,知丈已晋南光禄} } 孙家宰( ) 、顾选君(宪成)作用只是非凡,可为世道一庆。" (赵

用贤代松石斋集分,明万历四十五年序刊本)可知此时江东之将晋升的是南京光禄寺少卿。

参见代王文肃公全集分"犊草"卷一八代答顾径阳光禄分。关于上密揭救顾宪成之事,代王文肃公年谱分万历二十二年条有"免

其重罚,外人均不与知"之记述。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文集只收录自己发出的信稿,但顾宪成文集中不但收录了王锡爵父

子的回信(即顾宪成代径皋藏稿分卷三所收代相国复书分、代王辰玉复书分) ,还有一篇顾宪成的附记,显然他对此事的真相始终

很在意。在此附记中,顾宪成表示不满意王锡爵的回答,又不便再读扰,于是收藏了双方的信件,以资后考。

参见王世贞代鼻州续稿分卷一七九代与元驭阁老分之17(数字17 为笔者所加,表示该卷第17 封,下同) ,见代文渊阁四库全书分

第1284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本。王世贞和王锡爵同为太仓人,他们之间有大量书信来往。从代鼻州续稿分的

收录来看,从王锡爵北上出任辅臣(万历十三年正月) ,到王世贞去世(万历十八年十一月)的六年之间,王世贞写给王锡爵

的尺犊就有74 封,平均每月1 封。而王锡爵刚刚离开太仓一个月左右,就给王世贞写了四封信,六年之间给王世贞的信件

数量也应该不少。仅从通信数量便可看出太仓二王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史料。

参见代明神宗实录分万历二十一年四月丙申条。这次举荐应该是受赵用贤之请,可参见赵用贤代松石斋集分卷三一代上王相

公分。王锡爵在次辅期间给王世贞的一封信中提到:"邹吏部(邹观光)毕竟君子,九卿中王用汲、郎署中李三才,此铁肩帮

汉子,老海(海瑞)自成就狂捐人品,此三人即手批弟颊,弟当含笑受之。其它断乎吓弟,不动也。" (代王文肃公全集分"犊草"

卷四代王凤洲侍郎分)可见,王锡爵对"君子"和"铁肩帮汉子"是敬重的,这或许是他举荐邹元标,申救顾宪成,以及在万历二

十二年乞退时选择给顾宪成写信进行解释的原因。

王锡爵怀疑可能是宦官弄权而使皇帝和内阁蒙冤。代王文肃公全集分"犊草"卷一八代答顾径阳光禄分载:"至于教尾皇上大

冤一段,则不候方与病儿(王衡)言此,何其先得同然。然鄙意特疑内臣弄权,归冤主上,而尊意却专指阁中挠部权。"

指出这一点的论著很多,如谭天星代明代内阁政治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年版,第46 页。

攀龙原疏,一并下部院该科,令其明白查问,以示至公"。2 。第2册,1157 。其三,万历皇帝有时也直接涂改

内阁的票拟,或者干脆不经票拟,径发"中旨" 。如王锡爵指出,万历皇帝对一些吏部官员的处罚

是"昨者处分吏部之事,断自圣衷,亲改朱票"。2 。第2册,1094 ,对高攀龙、吴弘济的处罚是"至于高攀龙

之拟票轻处,而皇上一笔涂尽。吴弘济之疏,径不发票"。2 。第2册,1172 。

由于内阁的票拟权并不固定,方式多样,所以外廷官员当然不知道御批是出自内阁的建议,还

是皇帝的本意。如赵南星被处罚时,虽然内阁是依皇帝亲传旨意拟票,而且上密揭请求从轻处分,

但亲吏部的官员并不知情,而猜疑是内阁擅自拟了严厉处罚的票拟,即王锡爵所说的"赵南星之得

罪,疑臣等主使言官,擅票严旨"。2 。第2册,1091 。

当然,对内阁的上述怀疑还与内廷的传旨方式有关。虽然处分吏部等重大决定,王锡爵内阁主

要是在请示皇帝之后,根据皇帝的谕旨拟票,如果皇帝用书面方式传旨,事后王锡爵就可将之出示,

以消怀疑。但处分吏部各官员的谕旨显然是口传,事后王锡爵请求万历皇帝"区区所望,但得皇上

片言发中,自然明白"。2 。第2册,1094 。也即谕旨口传就使得内阁在遭受外廷官员怀疑时没有释疑的凭

证。因此,在事件过程中,王锡爵再次特地上疏指出:"今皇上口出御批,间常颁出,然所颁者十不二

三} } 望圣断实时信笔批出,以便遵行} } 乃近来往往有蝇头细书,亲自挥洒而反托之内臣誊真,

不惟暴珍手札,抑且朦胧独断,使外廷之臣尽以为臣等之润色及左右之"。4 。"奏草"卷一三。王锡爵此疏是

在受外廷怀疑后,请求万历皇帝亲笔御批,不要口传,也不要内宦誊写,其用意显然有二:一则避免

内宦或后宫弄权,假传圣谕;二则可以让外廷百官明确看到旨意是出自皇帝,而非内阁。

而王锡爵内阁受到的另一个怀疑是激怒皇帝,导致吏部被严厉处分。这一猜疑的产生主要和

内阁与皇帝的沟通方式,特别是内阁密揭制度有关。万历年间,官员向皇帝上奏,主要通过题本和

奏本,题奏本章经皇帝御批后,都发科抄传,百官事后都可知其内容,所以也称为"明章" 。而内阁大

臣为了保密以及保证传递速度,在题奏本章外还经常用密揭。密揭一般由内阁辅臣亲自书写后封

缄,直达御前拆封,其后或留中,或批复后封还本人,内容外人都不予知,故称"密揭"或"密疏" ① 。

众所周知,万历皇帝极少与外廷官员见面,这是万历朝的一大特征② 。而且当时能经常用密揭与

皇帝沟通的只有内阁,特别是内阁首辅。即如顾宪成在给王衡的回信中所言,"君相异同,其为证也

微} } 旋转一脉,实惟尊府君(王锡爵)是系"。5。卷二。百官既见不到皇帝,同时又看不到内阁与皇帝沟

通时的密揭,自然不清楚内阁与皇帝间的交流实情。因此,即使赵南星、顾宪成等人受到处罚,王锡爵

都上密揭申救,但除了内阁之外的外廷官员对此是不知道的,从而导致内阁反而被怀疑是从中挑拨激

怒皇帝,即王锡爵所言的"(外廷)不知禁中之事,而随众传毗,遂以为真"。2。第2册,1094 。当时同样受此质

疑的次辅张位也上疏指出:"有疑臣及首辅激成圣怒者} } 夫内阁之地,密勿之司也,独断之旨有难事

事自明,揭疏之陈未可一一宣泄,从下则疑,从上则阿,本无事权,动有责备。"。2。第2册,1093

可见,由于万历皇帝与外廷百官几乎隔绝,内阁与皇帝沟通时经常使用的密揭又不可宣泄,同

时内阁票拟权限和方式又不固定,结果导致外廷对内阁猜疑纷纷。特别是赵南星、顾宪成等人本来

就与王锡爵不睦③ ,因此更容易误会自己的获罪是王锡爵所为。

第6 期陈永福: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95

关于题奏和内阁密揭制度,参见王剑代论明代密疏的处理分,载代史学月刊分2004 年第10 期,第36 41 页。

在王锡爵任职内阁首辅的一年半之间,百官只见过一次皇帝。即在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皇太后寿节时,万历皇帝在皇

极门接受百官朝贺,其后单独宣王锡爵召对,这是王锡爵任首辅时仅有的一次召对。参见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代辑校万历起居

注分第2 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1151 页。

顾宪成与万历十三年被王锡爵弹幼的李植、江东之等"三御史"友善(参见顾宪成代自反录分,光绪三年刊代顾端文公遗书分所

收) 。万历十四年,顾宪成之弟顾允成参加会试,据说殿试时的对策涉及敏感的国本问题,被王锡爵降为三甲二一三位,顾

宪成兄弟对此当然不满。而赵南星曾在万历十七年科场案中参与批判申时行和王锡爵。相关内容分别参见小野和子明

季党社考:束林党胜腹社,(京都)同朋舍1996 年版,第176 、182 页。可以说,双方的不睦由来已久,但正如前文所言,双方

对立的突显乃至王锡爵被仇视,则主要因为万历二十一年大计和二十二年会推事件。

四、结 语

万历年间的内阁辅臣往往被视为政治混乱腐败的罪魁祸首,"东林运动"的原因被认为是东林

党人不满内阁"询私害公,逢迎帝旨,不能有所匡救,使朝廷的政治道德日趋没落" ① 。而王锡爵无

疑被视为一个"询私害公"的当权者,万历二十一年的"癸巳大计"即被认为是王锡爵庇护私人、排除

异己的斗争。但从本文的考察可知,此说只是包括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在内的外廷官员由于

不了解内阁实际的作为和主张而产生的误解,并且当时亲吏部的外廷官员还因误解而对王锡爵内

阁发起猛烈抨击,结果激怒皇帝,不断受罚,从而加深误解,导致了更严重的对立乃至仇恨。对辅臣

王锡爵所遭遇到的这一结局,申时行曾指出:"上英睿独断,宫闹之事,外廷不得闻,而巷议横生,廷

论蜂起} } 上初辟言路,起废臣,言者益发舒,无复顾虑,其所厚望而苛责者,常在辅臣。上或震怒,

有所谴斥,公常婉委救解,往往霏威从薄罚,或贯不问。人不以德公,而更极低交啤。公方且为疑

标,为怨府,难抑又甚焉。"。4 。"奏草"序

在这段话中,申时行扼要地描述了万历皇帝刚恒孤僻所导致的内外廷隔绝、言路的苛责对内阁

辅臣的冲击,以及内阁因此受到猜疑乃至以怨报德的遭遇。王锡爵的这种遭遇或许是万历年间张

居正之后众多首辅的共同难题。申时行在万历十九年任内阁首辅时也曾向万历皇帝诉苦道:"如迁

滴官员,孰非亲断亲传? 明言之则谓臣归过于上,而不言则又疑臣修憾于中。"。2 。第2册,920

而内阁之所以容易遭到猜疑,主要还是因为外廷官员对内阁所作所为的不了解。万历晚年首辅叶

向高对申时行的"其所斡旋多在奥安之中,不见不闻之地"而"难于自白" ② 深有感慨。王世贞也曾针对申

时行内阁因外廷的猜疑和责备而为难的困境指出:"臣下大抵喜事者多,知事者少,只难为把舵者。" ③

综上所述,关于"癸巳大计"事件的所谓"力争考察公正的东林派与询私害公的王锡爵内阁之对

立"的常说,显然尚有探讨的余地。当然,仅凭这一事件,还不能武断地认为东林党人就是"知事少"

的"喜事者" 。万历党争非常复杂,如何通过考察具体事件中对立各方的主张,重新认识党争的形成

过程及其性质,诚然还需要很多工作,笔者不揣浅陋,谨请方家叱正。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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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n99ao Can99ao ,in S1ku 口uan£hu :Vo1 .3169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55 ,1986 .。96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40 卷

参见林丽月代明末东林运动新探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4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05 页。

叶向高代苍霞续草分卷一三代特进光禄大夫在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师溢文定申公墓志铭分:"我朝阁臣

有相名,而无相权,其所斡旋多在奥安之中,不见不闻之地,望之者常以为阴阳鬼神不可测识,而其人亦难于自白,乃至久而后定,

盖古今政地之难易如此。"参见代四库禁毁书丛刊分第125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版,第186 187 页。

参见王世贞代鼻州续稿分卷一七八代与元驭阁老分之4 ,见代文渊阁四库全书分第1284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本。该信写

于王锡爵任次辅时,"把舵者"指当时的首辅申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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