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白神器软件带视频的:周恩来身边，有位“倒霉官儿”（组图）

    给一流大学排座次，参照的指标非常复杂，比如教授队伍、学科建设、实验室、图书馆……但最要紧的，是这所大学的精神旗帜——校长。清末民处的戏班子崇尚“名角负责制”，谭鑫培、盖叫天、梅兰芳、马连良的海报一贴，立刻应者如云。这就是“台柱子”的市场号召力。大学，也是如此。一位学养深厚、目光高远、人格清纯的大学校长，可直接提升大学的社会声誉和发展空间。比如蔡元培对北大、张伯苓对南开、匡亚明对吉大……大学掌门人的确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样的人物一旦消失，现实便开始新一轮残酷的洗牌。所谓光荣历史、优秀传统云云，不过是后来者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昔日辉煌对于一所大学已经做不了什么了，甚至会成为历史包袱——映衬现实的无能。（下图：张伯苓堪称中国一流的教育家。）

      单说开创南开的张伯苓先生，这样兢兢业业、大公无私的教育家，足令当今所谓名牌大学的校长们汗颜。周恩来总理在南开就读期间，曾受他的教诲。青年周恩来对张先生的为人和治学极为推崇。建国之后，由于张伯苓和国民政府走动得太近，这位教育家便成了“带色”的人物，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活动受到压抑。
    首先，张伯苓把大学教育当作了“社会福利”，每个阶层的人都应该廉价地享受到。他的南开不是“惟智力”、“惟分数”的学府，而是“以德为先”。为了教育学生如何应对社会风云、怎样报效国家、如何为人处世，张伯苓亲自登上讲台，以漫谈的方式现身说法——当然，这种教育是心贴心的，不是应付教育体制的所谓“政治课”。此外，张伯苓还遍请社会名流、诸方贤达来校传经布道，比如胡适、梁启超、陶行知、徐悲鸿、张学良……目的只有一个：教育南开学子如何做人；而不是怎样应试、怎样混文凭。（下图：张伯苓的书法隽秀、典雅）
      如今，大学智育优先（当然这并不算错，问题是不能以智育取代德育，甚至让德育彻底滚蛋），录取学生动辄挖各省市的文理科状元、数理化奥林匹克竞赛的尖子。以这种思路，当年的胡适、臧克家、陈景润，都将被挡在大学门外。尤其令人恼火的是，大学的“公益性质”彻底退化，完全沦落为无耻的商业运作——钱，钱！钱！！这样以来，大学教育便沦为一种行当、一种买卖，跟菜市场上卖西红柿、卖猪头肉的小商贩毫无区别，哪里还称得上百年育人、教化国民的“事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大学校长应该抽自己的嘴巴，甚至更高一级的头头脑脑也该自己打自己。中国优秀的青少年上不起大学，这不是犯罪是什么！
    其次，张伯苓千金过手，就是不爱财。按说，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最起码的道德标准，但是，及至现在，似乎变成了“大熊猫”式的活化石——太奇缺了。据说，“张伯苓一生从国内外为南开诸校募集的资金数以千万计，而且大多数是个人行为，他若提留若干入私囊，别人根本不会知道，更不会过问。但他不肯也不屑这样做，而是分文不差地收入南开的账户。”张学良曾慕名拜访这位南开大学的校长，不料，开车转了很久也找不到“张府”在哪儿，最后，徒步而行，打听了不少人，才叩开了张伯苓简陋的家门。少帅对此唏嘘不已。还听说，张伯苓出差，只坐三等车厢，并寄居在一元一宿，包食宿的鸡毛小店，因卫生条件太差，还随身携带“杀臭虫剂”……1951年2月，张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家里还是一贫如洗，身上仅有几块钱零币和两张剧院的入场券。如今，漫说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就是普通行政人员，稍微管一点事情，都在物质上讲究得多。（下图：张伯苓身边的优秀学生们。）
      另外，张伯苓非常清楚：大学是培养学识、树立精神的场所，而不是取悦游客的豪华宾馆、五星酒店。凡是名扬天下的学府，都不大注重校门的森严、气派，楼群的巍峨、壮观，花园的宽大、优美。有这种条件当然好，没有，也不强求。毕竟学校是读书的地方，不是游乐场后者疗养院。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是弹丸之地，爱因斯坦执教的普林斯顿大学也以小而精闻名。可是，中国大兴高校合并热，上下弥漫着“高大全”，好大喜功的市侩倾向。和男多大学动辄几万人，拥有数千亩的庞大校区，随之而来的就是高收费、乱收费。“象牙塔”夷为平地，金钱成了调动一切利益的老祖宗。幸好文化教育还没有彻底一丝不挂，没有打出公司、集团、托拉斯的招牌，否则，那些自诩为学者、教育家的大学校长们，早就摇身一变成为总经理、董事长了。倘若一语成谶，这将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滑稽、最无耻、最空前绝后的闹剧！
    号称“中国的富兰克林”、“孔后办学第一人”的张伯苓先生，曾培养出周恩来、梅贻琦、陈省身、曹禺等优秀人物，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他已经作古多年。此后，再没有听说类似的佳话。是不是，中国真正的教育家已经死绝了？如今轮到了生意人替大学当家？或许，这是历史潮流吧。时下，北大、清华能否稳坐头把金交椅的话题吵得正欢。其实，哪有千年不变的业界老大？不行了，就让位，能者居之。大学是最不应该造神、最不应该敬神的地方。张伯苓一去，南开便只剩下美丽的传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