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而“杂”的境界(蒋子龙)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03月15日11:41   人民日报 蒋子龙

　　纵观当今文坛，网络文学以青少年为绝对主力；小说、诗歌、影视文学则以中青年作家为主力；唯杂文界，仍活跃着一批老作家，担当着主力。套用萧荻老先生的话说，其中有不少还是另类的“80后”——即80岁以上的老人。

　　天津“80后”的杂文主力，当数萧荻。

　　老而能“杂”是一种福气，更是一种智慧。能“杂”者往往不老，至少心灵和脑力没有老化。那么，为什么有些老作家，如荻翁这般能老而“杂”呢？

　　首先的还在“多劳”。“多劳”才能“多产”。人大多是“歇”老的，“养”老的。不写东西，不出成果，久而久之难免会小脑生锈，大脑变钝，对外闭塞，对内僵硬，焉有不老之理？且看萧荻，一年一大本，想老都没有工夫。前年出版了《起落人生》，天津市文化局老局长张映雪，听别人说这本书不错，就找朋友借了一本，每天让保姆读给他听。去年出版了《岁月如诗》，他把自己坎坷跌宕的人生视为一首长诗，长诗如歌，长歌当哭，哭哭笑笑，笑中飞泪……哪一个精彩人生不是如此！一中年人读后感佩不已，突发奇想就带着上中学的孩子专访萧荻……实际是用萧荻的经历给孩子补课，进行历史和品德教育。

　　已经是“80后”的人了，何以还能如此“多产”呢？因他“多闻”。萧荻大半辈子当记者，炼就了一种“首席记者”的基本功：“铜头、铁嘴、蛤蟆肚子、飞毛腿”。以我的理解，“铜头”应该是指听到新闻就上、就钻，脑袋不怕磕碰；“铁嘴”是不怕磨破嘴皮子也要问出自己想要的材料；“蛤蟆肚子”是装的事多，满肚子材料；“飞毛腿”自然为了抢新闻要跑得快。而现代网络就是他的“飞毛腿”，眨眼工夫可游遍世界，电脑成了他的“蛤蟆肚子”，里面什么都有，没有它装不下的。

　　因此，他原有的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没有迟钝，反而愈加老道了。于是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他成了受益者，天上地下、大道小道、五洲四洋、角角落落、虚拟的世界、现实的社会……梳理辨析，为我所用。

　　2009年文坛盛行“揭老底”，曝出几位文化老人曾干过卧底告密的勾当，萧荻便发表了《无须掩饰的败笔》，即使在日本侵华时期，中国人也不是只有当汉奸一条路，他指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仍然有三条路可供选择：“仗义执言，沉默不语，出卖他人。”

　　天天信息爆炸，如何不被炸蒙，还能游刃有余地去芜存菁，营养自己的文思？这就牵扯到萧荻的另一个特点：“多思”。“多思”不是多虑，不是多疑，是思想多，思考的多，特别是要有自己的“活思想”。如今死思想、假思想、抄袭别人的思想成风，因此显得“活思想”尤为珍贵。也只有“活思想”才有个性，有生气，有活力，自然也最有价值。比如对于腐败，萧荻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制度结构上缺乏监督，为百病之根，使人性中的恶念如苗中之莠，疯长不已，肆无忌惮。此弊不除，好人会变坏，坏人会更坏。

　　若要“多思”，还须“多智”。有价值的思想不会凭空冒出来，也不是信息爆炸炸出来的，要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常写杂文就要让自己成为“杂家”，还要有足够的智慧处理千变万化的信息，以产生自己的见解。正如萧荻所言，写杂文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戒、定、慧”。杂文是思想的凝炼，要求作家必须对自己有所戒持，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诱惑要有守得住自己的定力，有起码的公共意识和社会良知。否则纵有生花妙笔，也难以为文。自己心虚又怎能产生锋锐的思想，敢对社会发言？

　　萧荻的杂文风格中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多趣”。物以稀为贵，当今文坛，杂文因其少而精，愈显珍贵。在这个全民书写的时代，不是虚构文学，而是杂文把许多写作的人挡在作家的门槛之外。因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并不容易，它对文字功力的要求更严格。杂文别看顶着个“杂”字，却不允许兑水、掺假，一旦有了假情假意假深刻，立刻变味，就不再称其为杂文了。且看他的自述：“8岁逃难江南，18岁泊镇入党，28岁因言获罪，38岁前路茫茫，48岁改正复苏，58岁忙着采访……一连串镜头恍如昨日，转瞬白了少年头！”有自嘲、自信、自省、自励，不禁令人想起启功老先生对自己的经典调侃。

　　萧荻的杂文语言充盈着浓郁的天津味，常常画龙点睛般地用民间俏皮话破题。用老百姓的话为某些大人物写生：“道貌岸然，四轮生风，出将入相时，不是主席台，就是前三排，讲话出口成套，出行威风八面。”既入木三分，又令人忍俊不禁。

　　可以想见萧荻老先生在写作时的痛快淋漓，自然也会给读者带来痛快淋漓的阅读享受。 

当今文坛流失了文人间应有的善意(蒋子龙)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12月20日09:52   文汇报　蒋子龙

　　心灵贫乏和险隘的作家，一写散文就露馅，如同姿色不够的优伶，只能上妆登台，靠油彩博得爱慕。“造作的散文，就是下台后仍不卸妆，仍在装腔作势，把剧中角色的优雅或怪诞一直演到后台，甚至演到亲戚朋友的家里。”

当今文坛流失了文人间应有的善意

也评王必胜的《东鳞西爪集》

　　近日得到一本好书《东鳞西爪集》，一翻就放不下了。作者王必胜先生以难得的率直与机趣，讲述了近几十年来与许多作家交往的故事。其中有说事的，论人的，谈文的，品书的，赏字的，观景的……美不胜收，令人玩味无穷。

　　比如，出乎我想象，刘恒竟还用最原始的工具写作，令人叫绝：“他一是用人们不太用的蘸水笔，写一下，再点一下墨，这恐怕已经绝迹的东西，却是他当年的最爱；二是在一个普通的大32开的日记本上，纵横驰骋，笔走龙蛇，成为一代小说和影视的高手。多年后他还是不用电脑。用这类多是没有笔锋的断尾蘸水笔，写出的字粗大圆实，形成独有的风格。”我正是在这本书里见识了刘恒的字迹，是他写给王必胜信的影印件，愤怒地控诉《人民日报》副刊转载一篇文章，将他的小说《伏羲》改编的电影《菊豆》，骂得“狗血淋头”。

　　岂知正是此人，当年也曾对我“狗血淋头”。他率先在报上写长文发难，由此掀起一场对我长达数年的“剿杀”。早知道当时我也给必胜写封长信，一是发发胸中闷气，像刘恒所说的“表达一个顺民的无奈”，二是借必胜之笔“立此存证”。

　　必胜兄的文字，随意自然，真挚而温暖。如他评价汪曾祺的散文：“注重情致和性灵，简洁精短，有如明清小品。”为文张扬人道，不愧是“当代文坛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说邓刚，“看似一介武夫，粗粗拉拉，却是很细心的人。”我尤其欣赏他把跟我相交近30年的林建法称作“文坛大侠”，说他是一个仗义的人，也是一个挑剔的人。生动而准确。

　　他对别人真率，别人对他同样也会直来直去。且看多年前方方陈述自己散文观的信：“王必胜你好。听说你们在海南惊险事不断出现，显示了资本主义笔会的诡谲。我们这边的社会主义笔会，实在是祥和、安定，形势一派大好，可见‘资’和‘社’的分野随处可见也……”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又机趣盎然。令我不禁想起跟方方交往的诸多趣事，许多年前她给我写信，也是这么上来就直筒筒地冒叫一声：“蒋子龙你好！”足见湖北人的爽利，但她的智慧与敏俏，仍一如继往地天方地阔。

　　在当今文坛上已经很难见到这样的爽直了，甚至流失了文人间应有的善意，相互间也缺乏真实自然的交流。如韩少功所言，作家见面聊体育、聊电影、聊股票、聊收藏，唯独不谈文学。《东鳞西爪集》做了一件功德，作者跟数十位作家聊散文。问题出得好，作家们答得用心，最后集成“百家散文观”，既妙趣横生，又各具真知灼见，可称得上是“散文百科”。

　　韩少功认为，心灵贫乏和险隘的作家，一写散文就露馅，如同姿色不够的优伶，只能上妆登台，靠油彩博得爱慕。“造作的散文，就是下台后仍不卸妆，仍在装腔作势，把剧中角色的优雅或怪诞一直演到后台，甚至演到亲戚朋友的家里。”岂止散文，简直活画出当今文坛的一个普遍现象。

　　能被请到峨眉山寺庙为僧人们讲佛经、近乎是化外高人的何士光，其文学见解自然更为独特。他借用《金刚经》里的话说，世界非世界，众生无自性，这个世界是无法描绘的。“你的存在，不过是一个不断变动着的身躯的存在，和一串不断变动着的念头的存在，这之中哪一个又是你呢？我们通常说的自我，又会在哪里呢？”听何士光讲话或读他的文字，尽管不能尽解其高妙，却常有一种醍醐灌顶的钦快。难怪王必胜评道：“齐、清、定，清爽、洁净、秀气，现在恐怕得绝版了。”

　　果然是“东鳞西爪”！随意而自然地记录和反映了文坛生态。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他笔下的作家们，都处于和生活中的真实相符的位置，有股极其珍贵的温暖和善意充盈其间。这一点格外让我感动。而当下的文坛，未免太冷了，那是来自骨子里的一种阴冷和偏狭。一旦开骂，便怎么刻毒怎么来，恨不得一句话就将文学骂死，将对方置之死地。即便不开骂，也基本上不读同时代作家的书，写文章或向别人推荐书目，都是外国作品或古代经典，既显示自己博学，又优雅地鄙视了当代的同行。更不会轻易说别人的好话，除非是自己小圈子中的人，或在某个人的讨论会上。那就会费尽心机、花样翻新的大说好话。但那不叫温暖，叫发烧。忽而太冷，忽而太热，唯独缺少王必胜式的自然而然的温暖和善意。

　　白居易讲，文学的根是情。作家间没有正常自然的温暖和善意，如何有情？如何养育真性情？若硬要煽情，只能是虚情、滥情？我读此书中的“病后日记”一章，几次眼睛发潮，投桃报李，你有温暖和善意，必然会收获别人的温暖和善意。

　　必胜先生的《东鳞西爪集》，为文事存真，为文人存情，为文坛存佳话，为文学存温暖，是一部绝佳的“当代文学史话”。既赏心悦目，又可作为珍贵的资料收藏。

蒋子龙：大编辑能点石成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11月12日10:45   江西日报 蒋子龙

　　作家如老舍者，算是够“大”了吧？他称编辑为“元帅”，自己顶多是个“先锋”，只要元帅有令，自己就会拍马提枪，冲锋陷阵。许多年来，人们都把这个比喻当作一种幽默，我却以为老舍先生准确地道出了编辑和作家的真实关系。碰上好“元帅”，是“先锋”的幸运，能打大仗、打胜仗。倘若遇到大编辑，作家就有可能一“作”成名，甚或写出“名作”也未可知。那么，什么样的编辑可以称“大”呢？

　　首先是能慧眼识珠。比如秦兆阳，他主持《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时候，推出了王蒙、李国文、刘绍棠等一批轰动一时的青年才俊。这些人后来都成大气，担当起文坛主将的角色。

　　其次是重情谊、重培养。不才如我，也有幸沾染过大编辑的仙气。1975年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召开，随后为落实这个座谈会的精神，各行业纷纷召开学大庆会议，我在天津宾馆参加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学大庆会。《人民文学》的老编辑许以，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有我这么个人，专程从北京来天津找到我的工厂，又从工厂找到会场，将我从会场上叫出来约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编辑，真的是受宠若惊，几天后就写出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不久便遭灭顶之灾，“在全国批倒批臭”。4年后，又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顶着大雨到天津向我组稿，于是我又重回文坛，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

　　第三，大编辑能打造名作。一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龙世辉，人们就会想到《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提起他人们立刻就想到了《红旗谱》、《红岩》……如果没有这些大编辑，即使还会产生这些作品，但作品的面貌、文字的质量以及出版后的影响，也许就不一样了。

　　这就牵涉到大编辑的第四个特点：能点石成金。我在文学讲习所读书时的一个同学，托我向《天津文学》推荐了两篇小说，编辑部勉强选中了其中一篇，还做了很多修改才得以印成铅字。发表后也几乎没有任何反响。这不能全怪我那个同学水平不高，水平不高的还有编辑。讲习所毕业后，我的同学住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改稿子，有幸碰上了大编辑龙世辉，一年后他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两年后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讲习所的同学们读后都大吃一惊，感觉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写作才华脱胎换骨般提升。他成名后没有再跟龙世辉合作，似乎又退回到以前的写作水平，再没拿出惊人的东西。这倒也创造了另一种惊奇，原来，作家的写作水平，提上来之后还可以再退回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看他遇到什么样的编辑。

　　我也亲身感受过什么叫“点石成金”。1980年初，我到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秦兆阳老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我得以近距离地聆听这位大编辑家的教诲。有一次南方一个刊物催稿甚急，我用大半夜的时间赶出了短篇小说《狼酒》，第二天早晨讲习所通知我，带着新作去见秦先生。当时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初是不敢带《狼酒》去的，自己知道它是什么成色，怕让先生失望。可手边又没有别的新作，只好硬着头皮拿它充数。秦先生让我在他的书房里随便翻书，老人家默默地先把《狼酒》看了一遍，然后拿起铅笔看第二遍，这一次是边看边写，有时写在我的稿子上，有时写在旁边的白纸上。我神经紧张，不知老先生在写些什么，却又不敢凑过去看。直到先生看完第二遍，才招呼我坐到他对面，上来并没有批评我，只是就稿子论稿子，先分析《狼酒》里的人物，哪儿该加些什么哪儿该删掉，才能使人物性格的发展更合理。接着又剖析我的故事，指出结构该怎样调整，哪一段该提到前面来，哪一段往后挪……三下五除二，连我自己都觉得《狼酒》面目一新了。那天整整占用了秦先生大半天的时间，谈完了对稿子的具体修改方案之后，他才含蓄地告诫我不可过分依赖兴之所至一泻千里，动笔前要多在构思上下功夫，想透了再动笔，才能在写的过程中出现真正的神来之笔。

　　1981年我答应《当代》的编辑贺嘉，在某个星期二我们厂休时来取稿。不想星期一快下班的时候设备出了故障，抢修设备我这个车间主任是不能不在场的，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生产恢复正常了我才回家。回到家看见贺嘉正在我家门口转磨磨，他是从北京坐早班车来的，可我答应给他的中篇小说由于夜里加班，还差几千字的结尾没有完成。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我拿出已经写好的前面6万多字，让贺嘉在卧室里审看，我将切菜板搭在厨房的水池子上，给小说写结尾。我们两个一直干到傍晚，贺嘉将前面的6万多字编辑完了，我又写出了4000字的结尾，然后交换，我修改前面他指出的欠妥之处，他继续编辑小说的结尾部分……这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产生的过程。后来，秦兆阳先生看了这部作品，寄来一封密密麻麻7页纸的长信，至今那仍是我最珍贵的收藏。

　　作家不会忘记编辑，写和编是一种缘分，像一对搭档。我想，有许多作家同自己的编辑会成为师生或朋友。上海文艺社的老编辑王肇歧，多年来在文字上对我的帮助自不必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为朋友以来，每年中秋节前后，他若有北上的机会必给我带一盒月饼，若没有机会亲送就会通过邮局寄来，从未忘记过。这股长远劲，体现了一份多么厚重的情感。我无比珍视，终生不忘……

文化以厚道为心(蒋子龙)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9月01日10:08   中国文化报　蒋子龙

　　在四川南充仪陇的金城山上，古柏掩映、奇花衬托着一幅巨大的“德”字石刻，丰润沉厚，古朴苍劲。整个字的高和宽均为二十二米，立面达四百八十四平方米，显而易见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字石刻，张扬着一种举世景仰的两“德”精神——从这里走出了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普通一兵”张思德。

　　两“德”精神最大的特点，就是厚道。以至仁为厚德，以至诚为厚道。

　　张思德终其一生，忠诚厚实得像他烧炭的那一炉净火，在平凡的工作中成就了壮丽的人生，点凡成圣。而朱老总，领导南昌起义，创建红军，长征途中制止分裂、挽救革命……功勋卓著，威名赫赫，在战争时期是革命营垒中的磐石；革命成功后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敦厚长者，量大如海，容载万物。特别是当厚道几乎成了现代社会的稀缺品质，人们以“雷人”和“段子”为时尚，以尖酸刻薄处世防身，谋富不谋道，以不择手段出人头地为目标……于是就愈加怀念以朱老总所代表的厚道——中国人性中最为明亮和温暖的一面。

　　也正是以厚道为心，成全了丰盛的南充历史和文化。王充在《论衡》中说：“德弥盛者文弥缛(繁华昌盛、多姿多彩)，德弥彰者人弥明。”由此南充曾被奉为“文都”，对中华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巨匠，云集南充，河汉灿烂。随意例数一二，便可活活羡煞那些文化干旱、无名人可数，争将西门庆、潘金莲等认做先人的地区。比如时下集中国流行文化之大成的春节文化，其源头就在南充。

　　古时帝王继位后，为庆祝自己登基或显示权威，常常要自立历法，将自己登基的日子当做新“年”肇始，元日便成了一个不固定的“变日”。商代的“年”是十二月初一，周代是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以孟冬为正月，以十月初一为元日……于是四季混乱，农事失序，出现了“朔晦见日，弦望亏满”的怪象。天象大乱，导致天下大乱，灾祸频仍，到汉武帝时不得不下令改变历法。最终由南充阆中人落下闳，创制了《太初历》，确立以每年的正月初一为岁首，到冬季十二月底为岁末，使政治年度与自然的节律统一起来，让月份与季节合理地按一定的周期律动，并一直沿承至今。

　　当汉武帝要给落下闳加官进爵、诏拜侍中之职时，他却坚辞不受，执意归隐故里，宁肯将满腹独步天下的天文历算知识，尽数传授给有志于此道的后生。君子之怀，遵厚道而弘大德，谋道不谋富。正是因得益于落下闳的这份淳厚与耿直，他家乡的周舒、周群、周巨祖孙三代都成了三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周群还被称为“蜀中后圣”，而落下闳则被奉为“蜀中前圣”。两千多年来，落下闳的《太初历》紧密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世界。为了感念他，国际天文联合会于二○○四年，将一颗国际永久性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而中国人则尊称这位春节文化的创始者为“春节先圣”。不要高官厚禄的落下闳，却无法拒绝后人给他戴上了两顶圣人的桂冠。

　　在南充这块厚道的土地上，圣人确是太多了，无论来旅游，还是采风，都会产生一种文化朝圣的感觉。南充至今仍留有独具一格的“万卷楼”，那是陈寿的父亲专为供其读书而修建的，代表着南充还是“三国文化”的发祥地。读书时的陈寿即被喻为孔门七十二贤中的子游、子夏。后历时十余年写成《三国志》，世称“良史”，堪与太史公比肩，也跻身圣贤之列。

　　还有《子虚赋》、《上林赋》的作者、与卓文君一道创造了千古爱情佳话的司马相如，被誉为“赋圣”“辞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相如县”建县近千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县”。后人甚至一度将司马相如的故居改造成监狱，相如时期的古树、琴台一应俱在，好不温文尔雅！被关在里面的犯人想来也是够幸运的了，得以用中国最精美的辞赋来改造灵魂，恐怕只有厚道的南充人才会想得出这么高雅的主意。

　　我从未见识过《天书》，但有本神秘的古书从刚一上学识字就翻阅它，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仍未真正读懂它，这就是《推背图》。其作者袁天罡、李淳风，还是世界上最早将风分为八级的人。也属于有奇才大智，在促进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扮演了神仙式的角色。他们一个是成都人，一个是陕西凤翔人，奉皇帝之命来南充观测天象，不想一到南充竟不想走了，甚至连官也不要了，分别相中了同一块地方做墓地，要在南充终老。后来他们果然不争不抢、厚厚道道地都葬于南充的天宫乡。

　　人文源于天文，天文源于自然。袁、李二人是朝廷的天文学家，自然也通晓地理之妙，袁天罡借老子的话道出了南充的这种优势：天得道而清明，地得道而宁静，神得道而英灵，人得道而朴厚，万物得道而生长，河谷得道而充盈。南充山茂水丰，万物欣荣，是天造地设的一方厚土！所有来到南充的人，也都会像袁、李二人那样迷恋上这儿的自然风光，一会儿水在山中，一会儿城在水中。浩波荡漾的嘉陵江，忽而穿山过市，忽而盘来绕去，极尽婉转，极尽妩媚，蕴玉含珠，养山润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保护一方文化，所以南充能完好地保留着一座“贡院”。即便在“十年浩劫”中，“破四旧”破红了眼的红卫兵，怒气冲冲地要毁掉张飞墓，想对汉桓侯锉骨扬灰。不料阴沉的天空突然爆炸了一颗响雷，最不迷信的红卫兵却极其迷信地丢掉铁锹，四散而逃，从此不敢再打张飞墓的主意。也可见厚道的南充文化，即便在最晦暗的年代，在骨子里对其子孙后代仍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甚至连南充的牛群，都能构成一道人见人爱的独特景观。太阳岛状如红日，月亮岛弯似新月，双双处于嘉陵江的江心，构成一片绝佳的美景，令人置身其中似痴似醉，如梦如幻。农闲季节，每天日出之时，岸边各户农家的耕牛会一齐出圈，渡江上岛，享受岛上青翠的嫩草。日落之时，吃饱了的牛儿们又自动一齐离岛，渡江回圈。每次多达一百余头，由最雄壮的公牛领头，母牛殿后，将小牛们夹裹在中间。老牛们瞻前顾后，时时照应着小牛，有时母牛还要将游不动的小牛驮到自己背上……它们昂头四顾，顶波踩浪，蔚为大观。

　　莫非是牛们也在向人类演示一种生存应该有的厚道？

　　天厚道，地厚道，水土厚道。积累厚道，则物自归之，犹如林深而鸟栖、水广而鱼游。以厚为富、以道为贵的南充文化，成就了两千多年的灿烂与辉煌。时至今日仍占据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个制高点，让任何一种形式的南充之行，都变成真正的文化之旅，受益良多，意犹未尽。

蒋子龙：陕北札记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6月30日09:24   人民日报 蒋子龙

　　关于“圣地”

　　大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称延安为“革命圣地”。一提“圣地”，便令人肃然起敬，从心里涌起一股神圣感，还不免要产生这样的联想：如潮水般涌动着的人群，他们的灵魂向“圣地”飞翔，在“圣地”凝聚，并由此得到纯洁、得到提炼、得到升华。

　　“圣地”凝结着巨大而崇高的精神力量。“圣地”放射着光华，澄净圆融，至高至尊，蔼蔼抚四方，赫赫出尘冥，给所有朝圣者注入强大的虔诚和忠贞。

　　“革命圣地”更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它是革命的摇篮，也是信仰的中心。当人们革命意志衰颓，发生了道德乃至信仰危机，到“革命圣地”接受一番洗礼，便会重新恢复信仰和理想，燃起生活的热情和勇气。

　　我从艺术作品中和历史资料里，了解的是过去的延安。曾经越看它，越想它，它就越像“圣地”。

　　延安先天就具备“圣地”的光环。从地理上说，三山(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鼎峙，它居其中；两河交汇，风水通达，它被拥戴。延安从来都是“三秦锁钥，五路襟喉”，从历史上说，被尊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的陵寝，就安卧于延安境内的桥山之巅。谁敢不拜？谁敢说这儿不是“圣地”！还有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等古代名将、名臣，在此展示文韬武略，居功至伟，留下无尽的传说和佳话。

　　此后尽人皆知，革命在此卧薪尝胆，发展壮大，最终一举成功，执掌大政。然而，眼下的延安城却说不清是什么误导了我的感觉。

　　是延河缺水，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是地产商密集的高楼，如尖刺般破坏了“三山鼎峙”的格局，遮挡了延安四周的天际线？抑或是我读了太多的关于“圣地”的文艺作品，与现实脱节？

　　带有宗教信仰的“圣地”，因其宗教不变，“圣地”的光环也不变。而“革命圣地”不同，革命在不断变化、“与时俱进”，其“圣地”也必然是现实的、变化的。

　　革命成功后，革命本身也并未刻意把延安打造成自己的“圣地”。因此它是自然的，是平实的，至今引以为荣的仍然是两个“点”：“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若没有这两个“点”，长征不知道还要征多长、征多久？抗战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自然也要往后推……凡世界上被称做“圣地”的地方，都不是因为现实，而是因为它的过去。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历史赋予的，是革命的命运决定的，不是现实形成的。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它都是“革命圣地”。革命者及其后人，要“朝圣”就得到延安来。

　　大生产

　　在枣园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块粗糙的铁条，长约20多公分，宽不足3公分，磨得有些发亮。讲解员说，1942年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炼出的第一炉铁中，裁选了这么一块，送给毛主席留做作纪念。

　　毛主席果然喜欢，当做镇尺一直用到离开延安。我忽然联想到，16年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举国上下大炼钢铁，其创意很有可能就来自这根铁条。

　　1941年，中国革命面临双重压力：一是日本侵略军疯狂推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二是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实行铁桶般的军事剿杀和经济封锁。在“要么饿死，要么解散”的严峻情势下，陕北革命根据地展开了以自救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当时喊出的口号也很单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动手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饱穿暖。生存的需求，加上背水一战，同仇敌忾，“大生产”有了大回报，革命队伍不仅没有“饿死”，没有“解散”，反而强壮了筋骨，获取了“东征”的资本和时机。因此可以说，陕北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强权世界的孤立和封锁。后来在跟苏联的关系交恶之后，毛泽东有延安“大生产运动”所提供的胆气和经验，借助朝鲜战争和反右派的势头，一鼓作气发动了“大跃进”。

　　“大生产”炼出的铁条，还可以给毛泽东当镇尺用。“大跃进”炼出来的成千上万吨废钢渣，却留下后遗症至今还经常会泛起“泡沫经济”。

　　历史就是这样曾反复地向人类证明：经验是不能重复的。

　　周恩来的右臂

　　关于周恩来的右臂是如何受伤的，至少有三个版本。

　　有不同的版本，就给民众和历史留下了可以想象和创造的空间，更便于流传，形成佳话。古今中外的许多神话，就有两个或多个版本。

　　但，我还是相信另外一种说法：1939年7月的一天，江青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遵守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就私自带人出去了。这在当时很不安全，有人报告了周恩来，他立刻带人骑马去找。不想中途遇险，坐骑受惊，将他摔于马下，右臂受伤。

　　——这合情合理，也符合周公的性格。他向来以“主席的管家”自谦，不管江青是出于任性，抑或是负气出走，既然周恩来得到了报告，就一定会去找的。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周恩来右臂受伤都跟江青有关，这成了他们关系的一种标志。

　　周恩来的右臂摔得很重，小臂的骨头从肘关节处支了出来。先由中央卫生队的医生做了治疗，后又经三名印度医生做了手术，却总是不能复原。他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风头人物，到处奔波，东跑西颠，常常比毛泽东还要活跃，却挎着一条伤臂……毛泽东还曾叫他去苏联重新做了手术，结果依旧不理想，那条伤臂再也无法伸直了。

　　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风度优雅，谦和睿智，很快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那条弯曲的右臂不仅没有给人以残疾感，反而成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和个性。

　　然而，这条曲臂，又成了某种政治关系象征，老是理不顺，总有点拧巴着。所以才有了“文革”中“评水浒”、“批投降派”等公开指向周恩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即便在他处境艰难的时候，那条能弯能曲的右臂，仍旧醒示着一种韧力，激发人们联想。

　　——就这样，周恩来这条惊世骇俗的“曲臂”，凝聚了一段历史，形象地代表了一代政治伟人间，极其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

　　这种关系又远远地超出了个人间的恩怨。个人恩怨会影响政治选择，但政治利害永远大于个人恩怨。为了政治利益，生活中恩将仇报的事情太多了，过去有，现在也还时有发生……

　　毛泽东的洒脱

　　中央的领导集体，是在延安形成并成熟的。甚至可以说，在延安时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团结一致、富有成效。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全国解放和共和国的建立。这自然取决于领导集体的灵魂——毛泽东。

　　他除去具有令人无法比肩的才华和定见之外，还相当的洒脱、随和，富有浪漫的诗人气质。这无疑增加了他的个人魅力与亲和力。当时他钦敬和喜欢的人很多，喜欢谁就能够由衷地称赞谁。他赞朱德：“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诙谐而亲切。

　　他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还有他赞女作家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当时的毛泽东，既能够接受铺天盖地的颂扬，也承受得起批评和咒骂。有一次参加群众集会赶上了雷雨，听到身边一个农妇恶毒地诅咒：“咋不让这雷把毛泽东给劈了！”他扭脸问道：“你认识毛泽东？”那农妇说：“不认识。”“你不认识他，为啥这么恨他？”“自从他来了以后租子多了，税也重了，俺们苦得没法活了嘛！”

　　陕北是穷地方，人口也不多，红军的到来自然给当地百姓增加了很重的负担。毛泽东没有还嘴，没有发怒，也没有询问那农妇的姓名，回到窑洞就召开会议，在根据地掀起了减租减息的土地革命。随后又发动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大生产运动”。

　　在待人接物上，他的坦然随意，常常变成佳话流传开来。1940年初夏，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带着海外华人捐助的财物回国支援抗战。先到重庆，受到国民党一掷千金的“热情款待”。却让他的心里大不以为然，抗战那么艰苦，重庆竟然还这么奢华。后来陈嘉庚又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就在杨家岭自己的窑洞前摆了小桌招待他。从坡下自己的小菜畦里拔来新鲜青菜，主菜是邻居大嫂送来的一只鸡，这顿饭却让吃过见过大世面的陈嘉庚大为感动。他正是通过这顿平时很难吃得上的饭菜，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斯诺在《西行漫记》里也记述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当时陕北高原上的气候还有点凉，但窑洞外面的阳光倒很温暖，毛泽东就和他对坐在小院的太阳地儿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次长谈。

　　几乎没有什么客套，毛泽东就进入正题，谈话直截了当，又生动多智。随着他的谈兴越来越旺，身上开始发热，便不经意地解开了裤腰带，一边说着话，一边将手伸进裤腰里捉虱子。捉到吸满了血的虱子，就用指甲挤破，啪啪作声。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极其自然，就像是交谈中必不可少的动作，能给谈话助兴，还可以加强话里的意味。

　　俗云：“穷生虱子富长疥”。黄土高原本就干旱缺水，又处于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连毛泽东也没有条件经常洗澡，身上不可能不生虱子。令对面的美国人大为惊奇的是，在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的时候，竟能这么无拘无束、坦坦荡荡地处理自己身上的这些寄生虫，格外洒脱自如，显示出一种特殊的魅力。难怪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纷纷从四面八方投奔革命，投奔延安……

　　毛泽东身上有种东西能使人的灵魂着迷。也真难为这位美国记者，毛泽东不拘小节地当着他的面捉虱子，反倒征服了他，令他着迷。看来人只要放得开，“土”有土的魅力，“洋”也会有洋的味道。

　　毛泽东要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却没有一身稍微能看得过眼的行头，大家帮着跟一个刚从内地投奔到延安的人借了件中山装，找苏联军事代表借了皮鞋和帽子……临上飞机前穿戴起来，“总导演”周恩来却怎么看怎么不顺眼，问他自己感觉如何，他也觉得不大自在。

　　周恩来灵机一动，回窑洞翻出自己在法国戴的博士帽，往毛泽东的脑袋上一扣，效果登时大变，这顶帽子竟然把整个人都给抬起来了。

　　众人一说好，毛泽东自己感觉也自在了许多。他有一张著名的照片，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挥动着白色博士帽。从此，那顶帽子便成了他郑重其事时一个标志。

　　单从人文角度说，以毛泽东为灵魂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延安期间或许才是鼎盛时期。

蒋子龙谈从“人气”浮动到沉住气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5年02月18日14:59   本站原创

　　写了长篇小说《人气》，蒋子龙就成了“人气”研究专家。过去的一年里，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中国也发生了许多大事。这一年里，中国的人气怎么样，我们很关注，所以想听听蒋子龙先生的说法。为此，记者专程前往天津，进行专访。
　　
　　新年之初，全世界的人都在说着祝福的话，中国人也不例外。在这一年里，世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除了忧心更多地是感到鼓舞，人们欣喜地说，咱们中国“人气”挺旺。说起“人气”，我自然想起了写过小说《人气》的作家蒋子龙，他对“人气”的阐释倒蛮有意思。他说：这一年搞得大家眼花缭乱。神经一会儿放松，一会儿紧张。种种放松与紧张的表现形式就形成了“人气”，浮动的“人气”。
　　▲“人气”浮动的特点之一：喜事和丧事同时到来同时进行，这儿哭丧，那儿报喜
　　这在世间事物发展过程中是非常正常的一般性规律。就拿我们中国来说，有时悲中有喜，喜中还悲。这个世界就是在这样没有预计、谁也难以预计的情况下发展。就我们每个人，特别是作家，以前总是看三年看五年，尽管看得不一定准，但心里觉得往前看很清楚，甚至可以看十年八年，常常在规划，几年写一本书，十年写几本。现在谁能说五年怎么样？经济上或许可以规划一下，但心理上不大透明。
　　▲“人气”浮动的特点之二：世界很大又很小，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会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味道
　　印度海啸，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影响。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非常微妙。阿富汗，美、英一边扔炸弹，一边去救援，给粮食、药品，这就是现代人类的尴尬无奈和虚弱。炸别的地方世界反应不大，炸了美国的世贸大楼，世界都跟着震动。这说明了国际事物间最重要的是实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所以新千年“9·11”事件给人们上了很重要的一课，这一课即使不影响1000年也影响一个世纪。现代人类得重新思索人的生存欲望，生存环境，生存条件，生存状态。这件事对我们中国不一定是坏事，看我们怎么去抓住机遇。
　　▲“人气”浮动的特点之三：现代人内心紧张，外表张扬，总在炒作，没有谁实实在在地谦虚
　　在任何一个场合，特别是在商业场合，他永远说他是最好的，他的产品是最好的，哪怕已经亏损，已经验证了产品是假货，后一分钟被抓起来，前一分钟还敢吹。
　　10年20年前，中国人多在抱怨怀才不遇，恨不能说国家领导人还不如他，要是叫他治理国家早该如何如何了，叫他管理企业早会利润打着滚地翻番了。但现在很少再听到这种怀才不遇的腔调，大部分人都在偷偷地努力，充电。这说明关起门来看自己，内心非常脆弱，但打开门就得推销自己。这个特点造就了现代的许多虚假，“人气”张扬，“人气”踊动，大家都跟着社会一起躁动，也可以说成褒义词叫生气勃发。这就是现代人的特点：内外不协调。
　　▲“人气”浮动的特点之四：看上去生气勃勃，但其中保留着许多忧虑和不平
　　天津这座城市，早年从中原、南方、山东及全国各地迁来不少人口，形成了一块棚户区，我以此为背景写的小说就叫《人气》。这个区叫谦德庄，是较贫穷的区。在没有搬迁的时候，这里的人们家家有彩电、冰箱、洗衣机，过得也红红火火。一说要搬迁真像打仗一样，人搬走之后，没有推土机，房子却不存在了。曾经支撑着棚顶的木头舍不得扔，撤走了；为了遮风挡雨的塑料布油毡还得派上别的用场，也掀走了。原本贫穷却一派生机的小区不动一锨一锤就成了一片废墟。这一幕对我刺激强烈，真的不是房子保护人，而是人保护了房子。这就是“人气”，呵气成云啊，就靠着“人气”支撑着这片贫穷的土地。
　　现在的“人气”浮动，看上去生气勃勃，但其中保留着许多忧虑和不平，甚至有些不健康的因素，整个社会呈现的是躁动不安。商品社会走到这个阶段，真的假的，优的劣的都要释放，都要出来。市场不规范，法则不健全，是马拉松时代。
　　我们期待入世，对入世抱那么大希望，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兵荒马乱”时期，如同战争年代，这个战争是商战。入世之后外国资本肯定要到中国来。比如保险业，外国会派从业人员，但在中国搞保险，必须在中国找懂保险的人。在中国搞银行，必须用中国懂金融的人。现在中国保险业、银行业的精英就成了世界各地的争夺对象，这就是所谓“兵荒马乱”，我们似乎看到了那种砍杀声，那种马碲声。但入世会给我们带来大的好处，会规范我们的市场，会使我们国家归入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之中。无论足球，无论申奥，无论入世，使这个世界越来越像一个村，有些明明知道是游戏也得参加，总在游戏规则外边就更惨了，被甩开了更难生存。关贸总协定就是游戏规则，参加了就享受许多优惠。至于作家能在入世后有什么变化一时看不出，可能生活上会有所改变，但作家的意识能不能跟上是另一回事。
 　　▲中国作家沉住气了
　　从国内到国外，从经济到政治，蒋子龙侃侃而谈，一发不可收。我又把“人气”的话题引向文坛，问他有何高见，他给我说了四个字；沉住了气！
　　文坛跟时代一样也会受到影响。文坛现在是一种马拉松现象。中、短跑的起点和起跑时间是一样的，非常严格，在同一距离中比速度和力量。而马拉松是在马路或操场上，可以几百人，也可以成千上万人，站在第一排和最后一排的可以差几米或几十米，一声令下黑压压一片上阵，规则不像中、短跑那样计算。现在文坛就是如此，不再论资排辈。无以数计的媒体需要文学的、准文学的、非文学的东西的支撑，所以文坛跟马拉松一样，90岁的可以参加，6岁的也可以参加。老作家的书未必有人愿意出，中学生却可以写出畅销书。如今是书写的时代。没有人不在书写，网上的书写版就更多。就连手机电话都可以书写留言。文字被极大地使用、变形、重复，各种各样的杂志、书报不仅侵占空间，也侵占人的思维，取代人的思维。现在能真正沉下心思考的人是很有味道的，是有力量的。现在人们几乎用不着思维，大量的信息在网上可以迅速查到，电脑开始取代人脑，至少取代30%。世界进入了一个严重的被替代、被改变、被扭曲的时代。电脑是人发明的，但又对人类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统治——时间的、肉体的、精神的。新世纪的第一年就宣布了这个世界进入后权威时代，在文坛称后经典时+代，难以经典了，难以权威了。美国总认为自己最权威，结果栽了大面子，也难以权威了，威风扫地了。文学也一样，从诺贝尔奖的分配来看，已经无经典可言，或说后经典、非经典。大家都在出书，中国一年1000多部长篇，好莱坞一年汇集、购买35万个故事，从35万个故事中选3万个故事，再从3万个故事中选上千个拍摄，每个故事都是一部长篇，至少是中篇。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是经典？好莱坞的大片只是大片，高成本、高回报，但不是大经典。这就形成了一吹哨都跑的马拉松现象。
　　但是，我对中国文坛持乐观态度，相当多的作家，特别是35岁以上的作家都沉住气了，这一点非常棒，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写什么写什么，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与改革初期和上个世纪在商品经济冲击下那个惶惶然、六神无主状态不一样了，稳住神了。市场在逐渐规范，只要东西好，准有人买。会吆喝当然好，不会吆喝，在巷子深处的好酒也能卖得出去。在这一点上，我对文坛很有信心。作家能沉下心、稳住神是被商品社会教育了，认识了商品社会，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中国作家网 胡殷红）

邯郸寻梦（蒋子龙）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9月07日09:43   解放日报　蒋子龙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廊里有一奇观，或说是一个谜：有关邯郸的成语格外多。《史记》里记载邯郸的成语典故多达百余条。《中国成语大辞典》共收录成语18000多条，其中属于邯郸的成语竟占了1580多条，如邯郸学步、女娲补天、叶公好龙、滥竽充数、掩耳盗铃、梅开二度、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完璧归赵、毛遂自荐、负荆请罪、纸上谈兵等等。中国再无第二个地方像邯郸这么盛产“四字词组”。

　　至今人们走进邯郸，有时还恍若进入成语典故之中。倘是顺大道入城，在雄阔笔直的马路两侧，古代弓箭式的电灯杆格外抢眼，杆似箭，弓是灯，强弩硬弓，直指星空。继续前行，接近城郭时，有一巨型城雕迎面扑来：台基高耸，上塑一烈马，剽悍异常，腾空而起，马背上有一勇士，弯弓搭箭，雄姿英发……这正是让赵国强盛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中老二的一句成语：“胡服骑射”。公元前326年，赵雍继位，称赵武灵王。但他面对的却是一个烂摊子，赵国长期积弱不振，随时都有可能被强秦和周围的列国所吞并。

　　赵雍殚精竭虑、梦寐以求地想找到强国之策。在一次外出巡视时遭遇胡人狩猎，他大受启发，发动了一场著名的变革。当时中原人的装束是长袍宽袖，质地或丝或棉，松松软软。而胡人以兽皮做衣，紧身短打扮，行动利索，便于骑马打仗。中原人打仗以车战为主，用马拉着木轮大车，士兵全站在车上向前冲刺，不得不受到车的局限，笨重而死板。而胡人都是骑兵，风驰电掣，马到人到，人到刀枪到，灵活快捷，占尽先机。赵雍的变革就是学胡人穿“胡服”，练“骑射”。这也正是“改革”一词最早的含义，“革”就是皮子，赵国的改革就是将丝棉换成皮子。战国时期中原人很瞧不起胡人，觉得自己穿得松松垮垮、拖泥带水是一种斯文。而赵武灵王“换皮子”的改革也是下了大决心的，他带头穿起“胡服”，并颁布重令督导士兵们练习骑马射箭。领导变革的伟大人物，必须自己先行改革，然后改革周围的人，最后推广于天下，改革才能成功。赵国自此果然强盛起来。

　　还有，邯郸城中街有条回车巷，传说就是蔺相如避让廉颇的胡同，正是在此演绎出了“负荆请罪”、“将相和”等著名的历史故事。在邯郸古老的沁河上，还有一座学步桥，即庄子在《秋水篇》里所描述的寿陵少年“邯郸学步”的地方……最令人惊奇的是邯郸北郊真有一个黄粱梦村，村南有座明代的庙宇，名为“吕仙祠”，在这里产生了中国文化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梦：“黄粱一梦”，又称“黄粱美梦”、“一枕黄粱”。

　　据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所载，唐开元七年，穷秀才卢生在邯郸客栈里遇见道士吕翁，两人共席而坐。卢生不免抱怨起命运的不公，自己空有一腔抱负，却报国无门，为穷所困，郁郁不得志。此时店家刚蒸上小米饭，用餐尚早，吕翁便从行囊中取出一个瓷枕递给卢生，让他枕在上面，可即遂心愿。卢生一枕而觉，一觉而梦，遂见枕之一窍渐大，内中明朗，不觉走了进去，见庙堂之上熙熙攘攘……遂梦见自己举进士、升高官、娶娇妻，随之一展雄图，开河广运，歼敌扩疆，屡建奇功，官至吏部尚书、御史大夫。后遭诬陷，一贬再贬，曾想引颈自刎，为妻所救。数年后终得昭雪，升中书令，封燕国公。所生五子，皆德才兼备，个个进士及第，官高位显，得孙10余人。他为官50余载，最后当到宰相，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寿逾8旬。正待无疾而终，忽然惊醒，欠身而起见吕翁仍坐其旁，店家的小米饭还没有蒸熟。卢生无比惊讶：“原来我不过是做了一个梦呀！”吕翁道：“人生之道，不过如此而已。”卢生沉吟良久：“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失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也。先生所窒我欲也，敢不领教。”言毕随吕翁出家学道。

　　“富贵荣华五十秋，纵然一梦也风流。”于是卢生的“黄粱一梦”，便成了世上最著名的一个梦。明嘉靖三十三年，由道士出身的国师陶仲文出面，不惜动用国库的储备重修“吕仙祠”，嘉靖皇帝还敕赐“风雷隆一仙宫”的匾额。一百多年后，清康熙、乾隆两代皇帝又两修“吕仙祠”，扩大了它的规模。可见历代皇帝是多么重视卢生的这个梦。是他们自己喜欢此梦，还是希望他人皆在这样的梦中？同为清人的屈复似乎道出了一些个中原委：“梦作公侯醒作仙，人间愿欲那能全？从知秦汉真天子，不及卢生一饷眠。”

　　事变几沧桑，尘缘却并非全是梦幻，情到深处幻亦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政府投资，对做过黄粱梦的“吕仙祠”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重修重建。毛泽东“一枕黄粱再现”的诗句，更是让此梦家喻户晓。现代人更是顺理成章地将“吕仙祠”又开辟为“中国梦馆”，从史料中精选出4000余种梦，编成《梦典》，分为名人梦、情爱梦、发财梦、帝王梦等诸多门类，供现代人各取所需。

　　商品社会未免太看重功利，人们就更渴望美梦成真。今人又因为太过实际，而美梦做得越来越少，于是到“梦馆”里来寻梦的人非常之多，旅游旺季以及高考时节，都人满为患。这就越显出“吕仙祠”这座中国首屈一指的“梦文化博物馆”的重要，于是被命名为“国家AAA级文化旅游景区”———这可不是做梦，是因梦获荣。

　　“梦馆”中最为吸引人的还是完好保存下来的卢生睡像，青石雕成，线条精细，他侧身而卧，两腿弯曲，头垫瓷枕，双目微闭，睡梦正酣，神态悠然，似乎至今仍沉浸在美梦中不愿醒来。游人看客都喜欢触摸一下这位梦中人，或是出于好奇想把他唤醒，或也想沾点仙气让自己也能做个美梦。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摸摸卢生头，一生不用愁；摸摸卢生手，什么都会有。”不犯愁还会有梦吗？卢生因愁才“一枕黄粱”，愁时如梦梦时愁，醒来疑假又疑真。至于“什么都会有”，恐怕也只能是在梦里。

　　人不可无梦，世上原本就没有不做梦的人。如汤显祖所言：“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在这里我们不妨改一下古人的名句：“设若落拓邯郸道，可与先生借枕头”。要寻梦，到邯郸。想做好梦，更要到邯郸！

蒋子龙：百年梦想的文学阐释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7月23日09:54   蒋子龙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铁路延伸到了青藏高原，还实现了古人早就梦想的登月夙愿。“宜万铁路有奖征歌颁奖仪式暨《百年梦想》首发式”就是对“蜀道变通途”这个百年梦想即将变成现实的庆贺，也是土家族苗族人民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厚礼。

　　去年的2月，由《民族文学》组织、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率队的“中国多民族作家宜万铁路采访团”就曾亲临工地，对宜万铁路的建设者们进行采访，让我们了解到了国家重点工程宜万铁路的特殊价值。一座座桥梁、一条条隧道，记载着铁路建设者创业的艰辛和祖国改革进步的足迹。

　　宜万铁路还是一座文化的桥梁，它让众多作家艺术家投入到祖国建设的最前沿，到最困难的建设一线去体验生活、感受生活，用摄影机拍摄下铁路建设的生动场面，用笔用心去描述建设者的丰功伟绩。《百年梦想》的歌词集来自全国各地多个民族的创作者，他们从不同角度描绘了这条举世瞩目的铁路，生动体现了艺术家参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热忱与积极性。这些作品描述了铁路建设的艰巨历程和动人事迹，表达了各族儿女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唱响了一支支对伟大祖国和美好新时代的深情赞歌。来自于恩施的作家叶梅对三峡及武陵山区一直充满感情，她的小说和散文一直着力于对这块土地的挖掘，同时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探索多民族之间的交流，对少数民族人民的百年梦想作了文学的阐释。

　　《百年梦想》丛书反映了武陵山区及三峡一带人们的生存状况与精神追求，为我们描摹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时代画卷，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梦想和追求。从西南三峡地区的这一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奋起不断进步的缩影。

　　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和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样，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厚重的民族文化。然而千百年来，因为交通阻隔等原因，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制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和扶持力度，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显著增强，社会经济发展得到了较快发展。宜万铁路正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程，是连接中西部的铁路大动脉，它的建成通车必将从根本上改善恩施州乃至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加快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步伐、增进民族团结、推动中西部的科学和谐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央非常重视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强调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必须高度重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认真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强边疆文化长廊建设，让人们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把推动文化繁荣与促进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努力实现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新跨越。我们要进一步意识到文化作为软实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重要性。作为一个自觉于时代的作家，应该从飞速发展、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中吸取养分，把自己的创作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努力创作出更多展示各民族社会生活变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此文为作者在“宜万铁路有奖征歌颁奖仪式暨《百年梦想》首发式”上的贺辞）

子如村歌（蒋子龙）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4月10日09:59   天津日报 蒋子龙

子如村歌——陈子如散文集《苇淀边的传说》序

　　可有人想过，讲究时尚的现代人，为什么会如醉如痴般地热烈追捧“原生态”音乐？这是因为许多年来，人们已经厌烦了流行歌坛的空泛、奢华和浮浅。
　　文坛也一样，能够给人带来阅读喜悦的，还得是有真内容、真性情的文字。近读《陈子如散文集》书稿，就勾起我暖暖乡情、缕缕乡思。老话说“百里不同俗”，我的家乡沧州距陈子如的老家卫南洼，也有百里之遥，许多风俗习惯却完全一样，令我无法不感动。
　　他至今还能一笔列出十几种野菜的名字，说得出每一种野菜的吃法，最后往往还要添上一句意味无穷的话：“吃起来很香”“味道鲜美”“色香味绝不亚于韭菜、菠菜”……他小时候曾因饥饿染上重病，开春后全赖野菜得以活命，于是种下了一生的野菜情结。每逢节假日，便骑车到乡间的田埂、道边去挖野菜，夏天吃不完，处理好放到冬天吃。如今旅游风大盛，子如的这个习惯可称之为“野菜游”。
　　家乡的习俗是一种很强大的势力，它能培养人的习惯。而习惯就是活生生的金科玉律，会变作精神，成为本能。人永远不会忘记有着自己祖坟的地方，故乡是每一个有故乡的人终生的偶像，此生此世都会眷恋它、崇拜它。陈子如像一位梦中歌手，他的散文如一首首清奇质朴的“村歌”，让生活在现代信息社会的人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农村。
　　比如品蝉，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知道此虫有几种，其鸣何意？
　　当入夏之初，麦收之始，虫儿们像商量好了一样，突然从田间阔野发出了第一声鸣叫：“咿呀咿呀——咿呀……”此后便相互唱和，满天呼应。其声柔和婉转，清雅绵长，若情人细语，昼夜不停。此蝉体型娇小，全身披绛紫色花纹，于是人们叫它“火知了”。其情如火，其声多情。
　　时进仲夏，伏天大热，蝉鸣也变了。声音洪亮，节奏整齐，似一起呼叫：“伏热伏凉儿！伏热伏凉！”此蝉呈灰色，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知了”。其鸣唱不再有缠绵，显得昂扬而清冽。“垂帏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第三种是“寒蝉”，又称“秋蝉”。入秋之后才出来，个头很大，通体漆黑，其鸣如声嘶力竭，单调而悲怆：“秋来吟更苦，半咽半随风。禅客心应乱，游人耳愿聋。”“心”上托了个“秋”，就是“愁”啊！秋蝉是在为自己悲鸣，很快它们就要结束自己一年的轮回…… 
　　在陈子如的散文里，描述了另一种令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情景：小贩在这个村子里吆喝，周围的几个村子里都能听得很真切。特别是到晚上，那叫卖声搅动了乡村的静夜，又给农村的夜晚增添了一种温馨和生气。差不多就相当于现在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当年来天津叫“下卫”，办完事一出卫就是大洼，让回家的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能清清楚楚听到乡村小贩的叫卖声。但分不出是从哪个村子传来的。可见那个年代小贩吆喝的穿透力，胜过今天的当红歌星。当然跟那个时候没有高大的建筑物阻挡有关系，在工业化之前农村里没有电视、广播等一切工业噪音，除去天籁之音，野地间一片安静，声音自然也就传得远。
　　卖菜籽、花籽的叫卖中带有花腔：“种菜喽，种花啦，自种自收吃得香，人面如花福满堂。有腊梅、有玫瑰，芍药茉莉红海棠……”卖药糖的脖子上挂个漂亮的玻璃匣子，嗓音甜而脆：“药糖——药糖，谁买药糖？薄荷清火，又酸又凉……”劁猪的吆喝声，则像刀子一样直来直去，干脆利索：“劁猪喔——劁猪！”
　　陈子如还写了石磨的传奇、开苗的窍门、民间杀猪的绝技……完全自然，完全诚实。篇幅可长可短，立意可庄可谐，题材无所不包……不失真情，不失智慧，又自由舒张，汪洋恣肆，表现出一种与现实生活相契合的丰富感和幽默感。
　　读罢情趣盎然，遂成此文，聊志欣喜。是为序。 

城市的灯光（蒋子龙）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4月09日09:27   天津日报 蒋子龙　　生命孕育于黑暗之中，在诞生的那一刻便有了光。
　　光，是生命的灯。“人死如灯灭”，生命结束之后又重归于永恒的黑暗。人类对黑暗的恐惧源于对死亡的恐惧。所以追求光，是人的天性。
　　于是，发明了灯火。
　　但，人类还没有能力将灯火充塞天地，照亮寰宇，只能集中在居住区。这便创造了城镇，被称为“烟火稠密”的地方。灯火照不到的地方，叫“人烟稀少”。灯火代表一种文明，一种进步，一种喜庆气氛。在重要的节日或举行隆重庆典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燃亮灯火，给光亮增加色彩。人造的彩光，不仅能驱赶黑暗，且五颜六色、绚丽辉煌，远胜过白天色调单一的光明。如果再巧妙地借助月亮和星星的清辉，天光地彩，交相辉映，那便是人间胜境。
　　不夜城，代表了人类的欲望。城市是由建筑物构成，而建筑物是由水泥堆积起来的，这样的建筑必需要有色彩和灯光的装扮。现在识别一座城市的发达和富裕程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夜晚的灯光。而中国的传统是举办专门的灯节，点花灯、放河灯、燃湖灯、雕冰灯……特别是近十几年，人们将城市“亮起来”和“绿起来”，一并提上议事日程。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更是一到夜晚就让整个城市变成灯海光域、火树银花，天天是“灯节”。如纽约，每当夜色降临，所有的房间里必须都要开灯，公司职员下班后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都习惯性地把灯打开。否则，失火、失盗及发生其他意外事故，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这其实就是强迫每个人开灯，“让城市亮起来”，而且鼓励“争奇斗艳”，色彩繁复，诸如广告、霓虹等等，尽量不用单调的白光或黄光……
　　我曾有那么几次在纽约机场起降的机会，每次都不错过从空中鸟瞰纽约的机会，也曾登临过帝国大厦，居高临下地俯瞰全城，由于都是白天，尽管相当真切地看到这个世界头号国际大都市的惊人之处，却远不及我看到它的夜景时所受到的震撼。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当我搭乘的班机在纽约上空盘旋的时候，身下的夜景五彩斑斓，摄魂夺魄，眼睛为之迷离，心神为之摇动。
　　纽约的彩夜是立体组合，万家灯火乘风步月，直接云霄，摩天大楼如金色的长形光柱，照耀星空。圆形建筑则似镶满宝石的王冠，灯若连珠，光射琉璃。有的建筑一团火红、璀璨夺目，有的则灼灼如雀蓝，有的晶莹如碧绿，有的霞彩纷披、玲珑剔透……特别是摩天楼集中的曼哈顿，恢宏万象，天上星河地上忙，灯耀长空，楼随影动。此时唯有大海，如沉实的墨绿色丝绒，静静地舒展开，上面撒满五彩珍珠，光芒闪烁。
　　飞机盘旋得很慢，仿佛也迷恋这通明的夜空，在迷人的灯火上面转个没完没了。莫不是美国驾驶员有意让乘客饱览纽约夜景？邻座却告诉我是在等跑道。他让我往机头前的夜空看，在我们这架飞机的前面，几乎是等距离地分布着四个通红的光球，缓缓地盘旋而下，一个比一个低，像移动的星星，但比星星更大更亮，最后融入一片灯海之中。在我们的机尾后面，也有这样几个光球，由高而下，等距离尾随于后，像夜空中一个个的台阶……这都是排队等着降落的飞机，构成了纽约夜景的一部分。远处由地面等距离地斜升起一盏盏红灯，疾速地越升越高，最终隐没于灿烂的星空之中，那是一架又一架刚起飞的班机。
　　月光、星光、灯光；天上、空中、地面，“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当我回到地面，置身于光怪陆离的色彩之中时，反而不能从整体上体味纽约的夜景了。在乘车跑上高速公路之后，才见到另外一种灯的景观，高速公路的单向有6条车道，多的达到8条车道。在来的一侧，是一条金黄的光带，因为开来的车都是打亮前灯，迸射着刺眼的光芒，飞速地向前流动，犹如巨大的光的传送带。在我们的车头前面，则拥塞着一片火红的灯流，因为我看到的都是尾灯，像刚从火山口奔流出来的岩浆……
　　由此可见，支撑纽约空明的夜景，至少要有两点：一是忙碌，人们得有事干，有人坐飞机、坐汽车，且不管他们去干什么，是为什么而忙；二是必须有钱，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随手关灯，节约用电”，他们鼓励人们“随手开灯，多多用电”。夜景就是“钱景”，而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把“钱景”，视为自己的“前景”。
　　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正在颠倒，白天和黑夜颠倒，男人和女人颠倒，越节约的越贫穷，越浪费的越富有，越发达的越干净，越落后的污染越重……论夜景，能够和曼哈顿相媲美的是巴黎、香港。香港同样有海，而且有山，天然的地理优势，再配上中环的林状高楼和山上的别墅群，使其夜景起伏多姿，有了更丰富的层次感。
　　近年来中国大陆有许多城市喊出口号，争取成为国际大都市，从夜景看，上海外滩连接浦东的那一片，已形成规模，其追求的格调是：华丽。灯光要依赖建筑，建筑没有品位，夜景就不可能有品位。大连是较早重视夜景的城市，根据它自身的地理环境和城市建筑特点，其夜景追求的格调是清雅透亮；重庆借山城的优势，追求的是立体的通亮感。
　　穷，固然是不重视夜景的一个理由，但更主要的是缺乏夜景意识。缅甸不比我们富吧？仰光的大金塔，从太阳一落它就开始发光，天越黑它越亮，从仰光的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得到大金塔的光芒。它成了仰光的第一景观，成了缅甸的象征。还有曼谷的王宫，一到夜晚，光焰万丈，金碧辉煌，引得游人如织，也成了泰国人的骄傲。把一景一物搞出特色，成为城市的标志，简约而智慧。
　　搞好城市的夜景未必就只是为了好看的“赔本买卖”。“好看”也是一种优势，一种资源。世界上有“夜猫子”式的人，也有“夜猫子”式的城市，拉斯维加斯就是这样专门吸引“夜猫子人”的“夜猫子式的城市”。白天看它，不过是一座由一个个摆满各种赌台和老虎机的豪华大酒店组成的“赌城”，既没有摩天大楼，不争夺高空，也极少有20层以下的楼，不抢占低空，城市仿佛是刀切一般的整齐，平均高度在20层到40层之间，堪称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由“半空楼阁”组成的沙漠孤舟。
　　当太阳落入内华达的大沙漠之后，拉斯维加斯华灯齐放，用光的多色彩为自己浓妆艳抹，城市突然完全换了一副容貌。各大酒店都在灯光夜景上出奇制胜，以期吸引游客。
　　从世界各地涌向拉斯维加斯的人，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去赌，一是去看赌城的灯光。 因此，哪个酒店的灯光奇特，吸引的客人多，哪个酒店的赌台上收益就高。仅“百乐宫”酒店大堂里的一盏荷叶莲花吊灯，就价值1000万美元，可见其豪华和奢靡。同时，“百乐宫”在开业的头20天里，就有100万人光顾这家酒店，在赌台上净收益1亿2千万美元。有家叫“纽约，纽约”的酒店，能放得下9架摞起来的波音747客机……总之，拉斯维加斯人恨不得世间没有太阳，只有黑夜。酒店内是灯的迷宫，“凤头衔带玉交枝”，“重廊曲折连三殿”。酒店外是歌钟喧夜，罗绮满街……赌是不能学的，也不是其他城市都能学得来的。但，赌城对灯光的运用，对城市夜景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标准。
　　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不希望夜晚能够亮起来，且亮得独具特色，亮出城市风格。富有富的亮法，穷有穷的亮法，怕的是脑子里不亮，眼睛没有看到亮，或者思维还停留在“灯火管制”的年代。即便是屡遭轰炸的伊拉克，凡是被美国巡航导弹相中的目标，开不开灯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光的时代，时代的风光。

扬州借景（蒋子龙）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5月01日14:50   人民日报 蒋子龙　　前不久在扬州参加一个对话会，有位外语学校的女同学说，她喜欢怀旧，却又有些惶惑，当时会场上发出一片笑声。当我知道她为什么爱“怀旧”、以及怀的是什么“旧”时，不仅笑不出来，还觉得她的问题很难回答。这实际是道出了一种扬州的文化现象。在扬州爱怀旧的并不单是她这个刚上初一的学生，整个扬州无时无刻不在“怀旧”。
　　这也难怪，扬州已建城2500余年，古文化的积淀深厚而辉煌，形成一股强大的威势。第一为扬州扬名的是大禹，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时分天下为九州，扬州为其中一州，并因“多水而扬波”得名。一些代表着中国文化高峰的诗文圣手，如李白、欧阳修、苏东坡等，甚至连清皇帝康熙、乾隆，也都为扬州做过广告……这谁能比得了？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每天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多是古人的东西，如果不“怀旧”反倒不真实了。那个女孩子学的是英语，每天还要接受大量现代意识和新鲜事物，即“所怀多旧事，入耳有新声”，有时“古”和“今”难免会有冲突，这就让她不能不产生惶惑：喜欢怀旧，却又不得不活在现代。而那个女同学又哪里知道，令她惶惑的正是扬州文化的精髓：“借古人”、“借传统经典文化”，以肥沃和提升现代文明的品位。
　　我以往的经验，每到一地主人总是先安排看大企业，参观名牌产品的生产基地。我们到扬州，第一天看瘦西湖、个园，第二天看何园……扬州并非没有大企业，不然GDP就达不到2113亿元，也不是没有名牌企业，在经济上他们是很“洋”的，或者叫很现代的。尽人皆知，当今世界是文化决定经济的成败，主人要给我们看他最拿手的，是再正常不过了。这也表明扬州对自己的人文景观非常自信，尤其是园林文化。古来就有定评：“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
　　瘦西湖的发展，就完全在这个“瘦”字上做文章，要想瘦得美、瘦得精巧，就得“借景”。充分利用其“瘦”，才建成了“湖串园”的公共园林，又称“百园之湖”：徐园、闵园、贺园、罗园、熊园……过去的富商巨贾们，谁买地建了园子，就以自己的姓氏命名。是瘦瘦的湖水像一条曲折回旋的绿丝带，将一个个珍珠翡翠般的园林串起来，“一路楼台梅岭始，榭曲廊回直到山”。可想而知，这些园林的主人们必定要尽力突出自己的个性，穷尽玄思妙想，巧夺天工，出奇制胜。这样就很容易犯一个现代人经常犯的错误，乱搭乱建，只顾自己，不管整体，其结果肯定是每家的园子或许都不错，但整体看上去不协调，或破坏环境，混乱不堪，贻害无穷；或相互攀比、相互模仿，景致重复，乃至俗不可耐。在现代城市建设中，这类错误早已司空见惯，让人见怪不怪了。
　　然而，扬州之所以能有瘦西湖，能被尊为“人文古城”，就在于数百年前，那些各自发财的商人们，竟比现在的规划局更有环境意识和全局观念，审美品位也更高。被湖水串起来的百家园林，虽风格各异、各有千秋，却又“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
　　他们的诀窍就是一个“借”字。
　　首先就是“借水”。园林的主人们都很清楚，瘦西湖是魂，丢了这个魂、或毁了这个魂，谁的园子建得再好也一钱不值。谁若能将园林建得成为整个瘦西湖上的一个独特景点，才算是大功告成。另外，康熙、乾隆都分别六下江南，富豪们要把自家园林造得出类拔萃，就是寄希望能吸引皇上的目光，倘若圣驾光临，那便是天大的幸事。这就是必须好好“借水”的妙处，“借”得好，整个瘦西湖都是你的，你也属于瘦西湖的，皇上到了瘦西湖，就算是到了你家。
　　其次是“借景”。后建的园林不是要把先建的园林比下去、压过去，而是以原有的园林为背景，借旁边的优势衬托自己，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达到锦上添花的目的。所以，徐园的风格偏实，“露中有藏，浅中求深”；而净香园的特点就以空阔为主，“手指目顾，苍远无边”……关帝殿内的一副对联，集中表达了瘦西湖善于“借景”的真谛：“借取西湖一角，堪夸其瘦；移来金山半点，何惜乎小！”
　　尤其是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和苏州拙政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的扬州个园，更将一个“借”字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第一是“借竹”自喻，取名“个园”。个者，竹叶也。一根杆子挺着个人，劲直有节。
　　然后是“借石”，叠成四季山景。借来几根长短不一、粗细不等的石笋，在一片竹林中破土而出，点缀春意。进得春天的大门，借“皱、漏、瘦、透、秀、丑”的太湖石，垒成一座夏山，灰蒙蒙、湿浸浸，仿佛带云欲雨。山内空灵，有小桥曲折，穹窿石屋，还有大小不等的各种洞窿，“洞洞借景，风情幅幅”。最妙的是它能借来每个进山者的想象力，让你觉得风从穴来，石壁生凉，小桥流水，鱼游鸟栖……再下面是借红褐色的黄山石，堆成秋山。山上遍植松柏，遮天蔽日，每当风来，松涛怒吼，柏枝乱抽，一片肃杀的秋气。最后是借宣石垒成冬山，宣石纯白，看似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峦，常年不消，寒气逼人。营造冬山光是“借石”还不够，还要“借风”，在背面的墙上打了24个孔眼，名曰“风音洞”，实际是起到一个大音箱的作用，每当风起，呼呼有声，为冬山制造“北风呼啸”的效果。
　　还有更绝的，走过冬山，在西墙上会发现两个“窥春洞”，透过此洞可见外面一片盎然生机，绿竹苍翠，春笋挺拔……此谓“借春”！
　　探访扬州，深为其“借”的艺术而叹服。举一反三，一部人类的历史到处一个“借”字，借道、借光、你借我、我借你……善于借景者智，善于借力者强。盛唐时期，扬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到明清，扬州成为当时世界上10个拥有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之一……现今世界，既多极多元多中心，又呈现一体化趋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损俱损。想唯我独尊，称孤道寡，恐怕是太难了。此时借鉴扬州文化中的这个“借”字，真是意味无穷，受用不尽。 

文化以厚道为心(蒋子龙)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9月01日10:08   中国文化报　蒋子龙

　　在四川南充仪陇的金城山上，古柏掩映、奇花衬托着一幅巨大的“德”字石刻，丰润沉厚，古朴苍劲。整个字的高和宽均为二十二米，立面达四百八十四平方米，显而易见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字石刻，张扬着一种举世景仰的两“德”精神——从这里走出了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普通一兵”张思德。

　　两“德”精神最大的特点，就是厚道。以至仁为厚德，以至诚为厚道。

　　张思德终其一生，忠诚厚实得像他烧炭的那一炉净火，在平凡的工作中成就了壮丽的人生，点凡成圣。而朱老总，领导南昌起义，创建红军，长征途中制止分裂、挽救革命……功勋卓著，威名赫赫，在战争时期是革命营垒中的磐石；革命成功后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敦厚长者，量大如海，容载万物。特别是当厚道几乎成了现代社会的稀缺品质，人们以“雷人”和“段子”为时尚，以尖酸刻薄处世防身，谋富不谋道，以不择手段出人头地为目标……于是就愈加怀念以朱老总所代表的厚道——中国人性中最为明亮和温暖的一面。

　　也正是以厚道为心，成全了丰盛的南充历史和文化。王充在《论衡》中说：“德弥盛者文弥缛(繁华昌盛、多姿多彩)，德弥彰者人弥明。”由此南充曾被奉为“文都”，对中华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巨匠，云集南充，河汉灿烂。随意例数一二，便可活活羡煞那些文化干旱、无名人可数，争将西门庆、潘金莲等认做先人的地区。比如时下集中国流行文化之大成的春节文化，其源头就在南充。

　　古时帝王继位后，为庆祝自己登基或显示权威，常常要自立历法，将自己登基的日子当做新“年”肇始，元日便成了一个不固定的“变日”。商代的“年”是十二月初一，周代是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以孟冬为正月，以十月初一为元日……于是四季混乱，农事失序，出现了“朔晦见日，弦望亏满”的怪象。天象大乱，导致天下大乱，灾祸频仍，到汉武帝时不得不下令改变历法。最终由南充阆中人落下闳，创制了《太初历》，确立以每年的正月初一为岁首，到冬季十二月底为岁末，使政治年度与自然的节律统一起来，让月份与季节合理地按一定的周期律动，并一直沿承至今。

　　当汉武帝要给落下闳加官进爵、诏拜侍中之职时，他却坚辞不受，执意归隐故里，宁肯将满腹独步天下的天文历算知识，尽数传授给有志于此道的后生。君子之怀，遵厚道而弘大德，谋道不谋富。正是因得益于落下闳的这份淳厚与耿直，他家乡的周舒、周群、周巨祖孙三代都成了三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周群还被称为“蜀中后圣”，而落下闳则被奉为“蜀中前圣”。两千多年来，落下闳的《太初历》紧密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世界。为了感念他，国际天文联合会于二○○四年，将一颗国际永久性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而中国人则尊称这位春节文化的创始者为“春节先圣”。不要高官厚禄的落下闳，却无法拒绝后人给他戴上了两顶圣人的桂冠。

　　在南充这块厚道的土地上，圣人确是太多了，无论来旅游，还是采风，都会产生一种文化朝圣的感觉。南充至今仍留有独具一格的“万卷楼”，那是陈寿的父亲专为供其读书而修建的，代表着南充还是“三国文化”的发祥地。读书时的陈寿即被喻为孔门七十二贤中的子游、子夏。后历时十余年写成《三国志》，世称“良史”，堪与太史公比肩，也跻身圣贤之列。

　　还有《子虚赋》、《上林赋》的作者、与卓文君一道创造了千古爱情佳话的司马相如，被誉为“赋圣”“辞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相如县”建县近千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县”。后人甚至一度将司马相如的故居改造成监狱，相如时期的古树、琴台一应俱在，好不温文尔雅！被关在里面的犯人想来也是够幸运的了，得以用中国最精美的辞赋来改造灵魂，恐怕只有厚道的南充人才会想得出这么高雅的主意。

　　我从未见识过《天书》，但有本神秘的古书从刚一上学识字就翻阅它，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仍未真正读懂它，这就是《推背图》。其作者袁天罡、李淳风，还是世界上最早将风分为八级的人。也属于有奇才大智，在促进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扮演了神仙式的角色。他们一个是成都人，一个是陕西凤翔人，奉皇帝之命来南充观测天象，不想一到南充竟不想走了，甚至连官也不要了，分别相中了同一块地方做墓地，要在南充终老。后来他们果然不争不抢、厚厚道道地都葬于南充的天宫乡。

　　人文源于天文，天文源于自然。袁、李二人是朝廷的天文学家，自然也通晓地理之妙，袁天罡借老子的话道出了南充的这种优势：天得道而清明，地得道而宁静，神得道而英灵，人得道而朴厚，万物得道而生长，河谷得道而充盈。南充山茂水丰，万物欣荣，是天造地设的一方厚土！所有来到南充的人，也都会像袁、李二人那样迷恋上这儿的自然风光，一会儿水在山中，一会儿城在水中。浩波荡漾的嘉陵江，忽而穿山过市，忽而盘来绕去，极尽婉转，极尽妩媚，蕴玉含珠，养山润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保护一方文化，所以南充能完好地保留着一座“贡院”。即便在“十年浩劫”中，“破四旧”破红了眼的红卫兵，怒气冲冲地要毁掉张飞墓，想对汉桓侯锉骨扬灰。不料阴沉的天空突然爆炸了一颗响雷，最不迷信的红卫兵却极其迷信地丢掉铁锹，四散而逃，从此不敢再打张飞墓的主意。也可见厚道的南充文化，即便在最晦暗的年代，在骨子里对其子孙后代仍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甚至连南充的牛群，都能构成一道人见人爱的独特景观。太阳岛状如红日，月亮岛弯似新月，双双处于嘉陵江的江心，构成一片绝佳的美景，令人置身其中似痴似醉，如梦如幻。农闲季节，每天日出之时，岸边各户农家的耕牛会一齐出圈，渡江上岛，享受岛上青翠的嫩草。日落之时，吃饱了的牛儿们又自动一齐离岛，渡江回圈。每次多达一百余头，由最雄壮的公牛领头，母牛殿后，将小牛们夹裹在中间。老牛们瞻前顾后，时时照应着小牛，有时母牛还要将游不动的小牛驮到自己背上……它们昂头四顾，顶波踩浪，蔚为大观。

　　莫非是牛们也在向人类演示一种生存应该有的厚道？

　　天厚道，地厚道，水土厚道。积累厚道，则物自归之，犹如林深而鸟栖、水广而鱼游。以厚为富、以道为贵的南充文化，成就了两千多年的灿烂与辉煌。时至今日仍占据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个制高点，让任何一种形式的南充之行，都变成真正的文化之旅，受益良多，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