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骨脂针:任继愈：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

任继愈：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

　　他是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这是他给记者的开场白。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 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 ”大半个世纪以来，他正是如此身体力行。

　　他把爱国主义当作人生信条，时常放在嘴边。他说：“爱国是第一位，是做人的基础。”他说：“一个哲学家启发一个时代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他就是国学大师任继愈，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小长征”确立哲学救国

　　蒋荣华：在您的学术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我从此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这是您选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初衷吗？

　　任继愈：我小时候喜欢刨根问底，别的学科只解决个别问题，哲学研究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我对哲学感兴趣。

　　193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当时学哲学的人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可谓前途渺茫。当时进哲学系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我当时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我的心，让我感到震撼：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

　　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这么又穷又大的一个国家，每一步的发展，都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巨大支持，要钱出钱，要力出力，包括前线打仗，性命都送上，就是不计代价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凝聚力。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问题值得研究，于是开始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毛泽东点将组建宗教所

　　蒋荣华：接下来的大半辈子您一直没有离开过哲学，有很长时间您的研究都跟宗教有关。

　　任继愈：当时，毛主席忽然把我找去，我战战兢兢的，以为出什么问题了，能惊动主席。没想到，见面第一句话，主席说，你的书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毛泽东同志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研究。我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蒋荣华：记得您在1978年的时候，提出了“儒教是宗教”，引起了中国哲学史界持续20年的一场学术纷争，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深受儒教文化的浸染、熏陶，以至于在今天还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任继愈：对于搞哲学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要敢于去怀疑，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治学要注重第一手材料，懂了再发表意见，不能人云亦云。中国的儒教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一体。在宋朝以后，皇帝为了巩固自身的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就开始加大了儒教的教化力度。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在中国，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话，是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的。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

　　图书馆18年无名无利整理古籍

　　蒋荣华：梁启超曾提出“贵族图书馆”的概念，您从1978年到国家图书馆担任了18年馆长，您如何评价梁氏的观点？在这期间，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埋头整理古籍，追求的是什么？

　　任继愈：梁启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后，就到图书馆来了，他说，我们这个图书馆的任务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性质属于贵族图书馆。“贵族图书馆”这个名称未必妥当，但梁氏提出，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今天，我们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国家总书库，为国家提供各个方面的资料参考。我是靠图书馆成长起来的，受图书馆的恩赐，所以要回报社会，尽可能做好服务工作。

　　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

　　蒋荣华：提到学者，我们首先想到应该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至少在某一方面具有专长，同时按照儒家的思想应该还是一位有道德的人，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首先应该具备什么品质？

　　任继愈：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爱国是做人的基础。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是一份心愿。在我受教育的那个年代若要评价某个人，抗战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评判标准。

　　现在，中国正处于转型时刻，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呼吁学者在场和发出声音。学者应该出来说话，但是说话要慎重，必须坚守科学的态度。

　　现代社会的进步，要靠群体认识的提高，群体认识的觉悟。一个哲学家启发一个时代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学者要维护科学的尊严

　　蒋荣华：有人提出“学者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良知的坚守者”，学者发言必须坚持一个独立的、社会批判的立场，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任继愈：要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承认这个规律，并服从这个规律。过去好多失误，就是违背了发展规律。因为一次政策、决策失误，对社会总体看法和判断失误的话，亿万资产就可能化为乌有。看起来不创造财物，但是它毁掉一切的成果，“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

　　服从规律，这就是基本的科学立场。科学要维护科学的尊严，科学家同样的要维护科学家的尊严。不能凭推测得出领导喜欢什么，我们就“科学”地得出个什么结论，还称之为科学的结论。这是侮辱亵渎了科学，科学不能这样子。

　　另外就是同情弱势群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这样全体人民的福利才能上去。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这个没法和谐。

　　学者是不是应该“坚守社会的良知”，这个要看不同的群体。学者要分成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是不一样的。

　　学者要对自己的学科负责，在这个原则下，就知道怎么做了。任何一个学者都要了解中国社会、国情，这是必修课。

　　熟悉祖国历史爱国是做人的基础

　　蒋荣华：在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年代，学者们的发言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社会需要对这个转型时期作出解释和交代。

　　任继愈：在这个时期学者承担着很特殊的社会责任。首先，认识现在的国情。国情在哪里呢，近一点的情况就是，目前状况，阶层状况。总体来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这个国情是个大的，光眼前这个不行。过去我们吃亏的就是，只看眼前，没有看到国际大形势。其次，不仅要对当前负责任，还要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推动社会进步。

　　蒋荣华：您一直都推崇冯友兰先生，确实现在也鲜有冯友兰先生那样的人物出现。不久前《人民论坛》杂志组织的一个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调查者认为当代的学者道德、学术质量等与老一代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任继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没有这种观念了，我管你呢，我只看房子装修怎么样了，新车买了没有。专业知识方面，他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忙着写论文、评职称，这个会议那个应酬，一天到晚，焦头烂额。

　　蒋荣华：时代变了，对学者群体的要求也应改变。那么，您对现在的学者群体有什么样的期待？

　　任继愈：要做一个健全的学者，我认为，首先要爱国，这是个基础。我们那一代是屈辱感非常深非常痛心的一代。我们那一辈搞自然科学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知道爱国。当时很多人从国外回到祖国，他们不是因为条件好回来了，不是冲着待遇高回来的，就是因为爱国才回来的。

　　其次，我提倡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对于学者来说要维护科学的尊严，捍卫科学家的尊严，这是个阵地，不能放弃这个阵地。

　　第三，要熟悉祖国的历史，要爱惜祖国的一切，这是做人的基础。学历史很重要的，对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美国建国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而我们有五千年，我们有资格讲历史。中华民族经过无数挫折，五千年来却持续前进，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一直在克服困难往前走。其他的古文明没有像中国文化这样顽强。比如说古埃及、古巴比伦，他们自己的文化没有保存好。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日本修改教课书、英统治时期的香港曾经不讲鸦片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我们的底线是爱国主义，任何的言行都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