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精子最有效的方法:武士道精神---樱花背后的恶灵

武士道精神---樱花背后的恶灵

知识百科 2011-01-24 19:37:55

洛神洛书的收藏 收录于2011-03-21

        草长莺飞、樱花漫舞。如烟花绚烂绽放的樱花，其缤纷剔透的花瓣下，隐喻着大和民族怎样意味深长的花语？它与神秘的武士道精神又有着怎样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近年来风行一时的《武士道》、《菊与刀》、《叶隐闻书》等著作，都曾经就相关问题论说过，让历史在沉积的最深处发轫，直击与日本国花一样隐忍的武士道。

     附身军国主义

    樱花，盛放之际亦是凋零之时。武士道精神既自比樱花，终究逃不出盛极而衰的命运。

    在历经近1000年的岁月中，武士道宛如巨蛇般不断蜕化、成长，最终成为近代日本军队的精神支柱，而当日本进入军人政治的时代，武士道自然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主流思想。

    随着日本明治天皇谢世，其子大正天皇登基，日本进入了大正时代。

    大正天皇，年少时曾罹患过脑炎，长大后便时常犯迷糊，据说还曾在议会开会时引吭高歌，搞得议员们不知所措。但越是这样迷糊的人对日本往往越是大幸，大正时代，日本民主政治发展迅速，这多少和大正天皇才气不及明治天皇有关。由于多种政治势力角力，日本政坛出现了相对开放的新局面。

     而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繁荣，日本民众饱暖后开始关心政治。一时间妇女当政、普选代表等大量的新鲜事物，出现在日本政坛上，民主意识开始加强，这些都对军人当政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1923年9月1日，举世震惊的关东大地震爆发，震中就在东京附近，地震造成了极大的人员、财物损失。此时，正值日本换届选举之际，刚当选的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急命陆军实施戒严，抽调陆海军救灾。

     灾后重建自然需要大量资金，而日本经济却偏偏疲软，日本政客们过于相信传统的经济理论，处理经济危机严重失当，直接导致日本经济滑坡。日本人民对于政治家治国极端不信任，开始怀念昔日对外扩张时期的“美好生活”，幻想军人治国可以挽救日本，军国主义至此在日本泛滥开去。

    日本陆军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大规模裁军，曾经把持军队的长州派势力，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军官下岗。这批昔日威风的军爷们，成为普通民众眼中的蛀虫，地位一落千丈。

     陆军内部大批军官对这一现状不满，尤其是中下级军官，逐渐划分为：代表极端法西斯势力的“皇道派”，与代表渐进式对外扩张的“统制派”。总体而言，皇道派主要是尉官等下层军官，鼓吹“皇道精神”是“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裕仁天皇本人对皇道派极端反感，反倒是天皇有野心的弟弟雍仁亲王，对这群愤青们很感兴趣。裕仁天皇本人更喜欢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统制派，早在裕仁是皇太子时，就和日后统制派干将永田铁山、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山下奉文等人交往甚密，并通过大裁军成功地将统制派的骨干们安插进军队。统制派成员比皇道派老练得多，双方几轮交锋，皇道派的主力们纷纷落马。统制派正当意气风发之际，皇道派却展开了一场绝地反攻。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皇道派分子在大雪纷飞的深夜，刺杀了数位日本政界要员，一夜血雨腥风过后，武装分子占领了陆军省，兵围国会议事堂，打出尊王讨奸的大旗，自称为昭和维新，“尊王”口号很有意思，这些兵变分子试图刺杀裕仁天皇，拥立裕仁的弟弟雍仁亲王——好一个皇道救国。裕仁在叛乱发生后立命讨伐，甚至准备亲征叛军。（二战后，裕仁自然要和雍仁算账，上世纪50年代，雍仁不明不白地死去。）

    3天后，这些新时代的“维新”分子交出武器，各回各家。政府处死了20名皇道派分子，随之在军队上层清除了所有皇道派军官，将皇道派势力一举铲除。

     统制派在军中大权独揽，新上任的首相广田弘毅也属法西斯分子，结果是“2?26兵变”在事实上成功了，皇道派分子将国家法西斯化、军部独裁的两大目标全都实现。日本终于滑向了灾难的深渊。

     武士道在日本法西斯化的过程中，可谓居功至伟。日本全体民众，都被裹进了一种极端浮躁、狂傲的氛围里。而日本政党政治又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事情，日本很多“热血”青年们，将法西斯独裁视为拯救日本的唯一途径。

     而武士道中武士至上的原则与法西斯理论中军事独裁不谋而合，于是武士道就成为“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温床。日本就此借着武士道的东风，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不归之路

   日军自建立始，即奉行严格的论资排辈提拔制度。到了昭和时期，大量有新思维的年轻军官，被这种提拔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军队高层却被一些充满了守旧思维的老家伙把持，军队内部暮霭沉沉。

    一些年轻军官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更为了自己的仕途，开始不理会上层命令擅自行动。而军内的一些高级军官对此不以为意，大加纵容。这种特殊的现象被称为“下克上”。

    这种下克上的风气弥漫在日本军队内部，终于导致了1931年9月18日石原莞尔等人的“独走”。表面上看，日本进据东三省保有了一个极佳的前进基地，同时进占东三省富饶的资源。

     但事实上，日本在国际上陷入了极大的被动，美国开始警惕地注视着这个东亚岛国，并开始编织包围网；蒋介石痛失东三省之际，下定了抗日的决心；苏联察觉到日本的野心后，开始对中国实施军事援助。实际上，日本已被3个方向包围。同时，日本自身是一个岛国，大量资源需要进口，而当时日本主要的贸易对象就是美国。

     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付日本主要的手段也是贸易，其中有两项战略资源是日本将战争维系下去的关键，一是废钢铁，二是石油。出于对日本野心的恐惧，美国屡屡限制对日石油出口。

     极为有意思的是，日本军队内部不去思考为什么会导致战略态势的被动，反而开始考虑侵占婆罗州油田，来“一劳永逸”的解决石油问题。并且还幻想能够搭上德国的顺风车，在德国占领荷兰等国后，以德国盟友的身份进占这些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还希望美国能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不要干扰他的大东亚美梦。事实证明，这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自以为倾全力一击就可击败虚弱的中国，但凶残的日本侵略者蹂躏了中华大地，却摧毁不了中国人民铁一般的意志。

    苏联等国开始对华援助，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侵略的步伐。日本被庞大的中国拖入了战争泥潭。

    美国不能坐视日本独霸太平洋，开始严格限制石油和废钢铁的出口，强逼日本停止扩张的步伐，当日美谈判破裂之际，美国终于禁止对日本输出石油，而日本国内的石油储量仅剩一年半所用。

    绝望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战争上。

    1941年12月1日，山本五十六率联合舰队出动，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开战，日本终于走向了不归之路。

    平心而论，武士道在日本走向战争的道路上的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日本走向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军国主义。

     武士道其实是被军国主义所利用，真正可怕的其实是军国主义恶魔，武士道只是其傀儡，军国主义分子们编造了大批谎言，令日本社会沉浸在妄自尊大的民族情绪中，最终命系战争的悬崖。

    神风何来

    日本自信为神国，号称“八百万天神”庇佑，举凡大事，言必称神佑。日本侵略初期，凭借精心预谋和日常严格训练，倒也算凯歌高奏，但很快就在太平洋战场上陷入了惨重的失败。

    此时，日本又将希望寄托在了虚无缥缈的神助上，希望再吹起一阵神风，将美军战舰一起吹入深海。

    日本盲目崇尚武士道，陆军中很多军官对总体战的残酷一无所知，日本攻占很多岛屿后，只是将守岛部队和一部分给养向岛上一扔了事。除了在拉包尔等地构建有比较全面的防御体系外，两道所谓的国土防卫圈，事实上形同虚设。

    总体上看，日本并无长期战的思路，更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护航方案，大量的日本运输船被美潜艇击沉在波涛之中，物资根本没有被合理的利用。日本陆军于盟军陆军相比，只是一支微不足道的二流部队。

    日本海军虽堪称精锐，但亦经不起战争消耗，持续的战局对日本越来越不利。

    1944年，是日本绝望的一年，与愚昧的日本陆军相比，日本海军倒是知道：事不可为，日本必将失败，海军开始打算搞一次大的“彩虹”行动，将所有的精锐战舰集结，“光荣”地沉入太平洋。

     1944年10月17日，美军在莱特湾登陆，日本立刻启动了“捷一号”方案，与美军展开决战。只不过由于航母的精锐已损失殆尽，决战的重任就落在了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战列舰肩上。

     作战计划是：让小泽治三郎率领航母引开美国护航舰队，战列舰则突入莱特湾歼灭登陆的滩头部队。事实上，这些战列舰做的是一锤子买卖，在作战训令中没有如何撤出部队的指示，而且在美军强大的护航舰队吃掉诱饵返回之后，联合舰队战列舰的命运可想而知。日本海军正是要将所有的家当全部消耗掉，干干净净地走向失败之路。

     但问题是，自杀任务必须挑一个有自杀心理的人实施，而日本海军却偏偏挑选了有“逃跑之栗田”美名的栗田健男为总指挥。依惯例这种决战联合舰队的长官必须亲临战场，而时任联合舰队司令的丰田副武，却躲到了日吉台的地下室中指挥全局，这为整场战斗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莱特湾大海战，极富戏剧性。正值充当诱饵的小泽治三郎近乎奇迹地将“蛮牛”哈尔西的舰队诱离了莱特湾之际，栗田健男率领的第一游击队却在美军的空袭和潜艇攻击下损失惨重。加之联合舰队内部通信不畅，栗田不知道小泽舰队已经成功地将美护航舰队诱出，神经几乎崩溃的栗田下令撤离战场。丰田副武除了催促栗田加紧进攻外，对全局已失去了控制，只能一遍又一遍的发出“确定天佑神助，全军突入莱特湾”的训令。西村祥志率领日本最老迈的“扶桑”“山城”二舰，乘夜拼死突入莱特湾后，被美留守舰队全歼，整个西村舰队4000人生还者26人。其余日舰全部撤回，除了白白损失精锐外一无所得。

    此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陷入了彻底的绝望，武士道中最狰狞的一面显现在世人面前。

    日本佛家武士道强调轮回说，同时日本神道教中也有很强烈的灵魂不灭思想，经过军部长期皇国史观教育，日本民众对天皇的崇拜达到了一个顶峰。在战时这种宣传尤盛，历史上那些为天皇尽忠的武士也纷纷被祭上了神坛，成为大家的楷模。

    当整个日本社会陷入绝望的时刻，日本就将武士道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试图用武士道思想中自杀求荣的思想拯救日本，开始了泯灭人性的“特攻”作战。

    日本的特攻作战，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神风特攻队，其实神风特攻队只是一个开端，日本的特攻作战是全方位的：空中有神风特攻队，海面有震洋特攻艇，水下有回天人操鱼雷，陆军则有数不尽的“肉弹”——怀抱炸药冲向敌军。

    这些特攻作战中最大的行动就是——1945年的“菊水”特攻。

    1945年4月6日，为了支援冲绳顽抗的日军，“大和”号满载着全体官兵，开始了“菊水”特攻。

    “大和”号奉命冲向1500艘战舰组成的美军舰队。与传统说法不同，“大和”号实际满载了往返的油料，但谁都明白这其实是一场单程作战。在出战前，日本海军内部对此争论不断，当联合舰队参谋长将这一作战计划告知指挥官伊藤整一时，伊藤整一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不得已参谋长只得说出，请求伊藤整一作为“一亿特攻”的总先锋。伊藤整一再无二话，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命令。“大和”号官兵知道这一消息后，更是愤慨不已，而且联合舰队还欠他们一个解释，为什么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不走上“大和”号亲自指挥？很多舰员嘲讽这是“正成未抵凑川”。军令难违，为了日本海军最后的尊严，“大和”号必须牺牲。一天后，“大和”号战沉，沉没前未击落一架战机。全舰3200余名官兵，仅230余人幸存。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的毒花，最终使日本人民饱受摧残。

    “大和”号的悲剧未能唤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良知，相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般，继续加大特攻作战，试图以此翻盘，日本几乎陷入全民特攻的境地。

     1945年8月6日，广岛上空升起了一朵恐怖的蘑菇云；仅3日后，长崎也遭逢同样的浩劫。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精神原子弹终究敌不过真正的原子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旧日本帝国终结。

     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略战争，最终毁灭了自己和自己的国家。

     随着战争的落幕，武士道终于迎来了最后的黄昏。盟军占领日本后，除了逮捕大批战犯外，宣布日本不得拥有军队，没有军队又何来的武士道呢？武士道伴随着旧日本的一切糟粕，被历史的尘埃所埋没。

    蓦然回首

    武士道，发端于日本中世纪纷乱的内战中，消亡于二战正义的烈焰下。武士道精神越千年，生命力极端顽强，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武士道，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封建时代的君臣思想，但由于发展的过程中惨杂了太多军事以外的东西，竟成为日本文化的代名词。其实，武士道本身没有正邪之分，但日本武士道在日本走向法西斯化的过程中，的确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真正给亚洲国家带来苦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思想和皇国史观教育。

    武士道并不代表日本，至少不能代表今天的日本。原因很简单，武士道是鄙视商人的。今天日本社会的主流是商业文化，尽管还有一些日本人迷恋武士道，但日本主流文化已经改变，严苛的武士生活更是一去不复返，武士道早已随风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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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道的生前身后

      武士道，发端于日本中世纪纷乱的内战中，消亡于二战正义的烈焰下。

    武士阶层的诞生

    武士者，习武之士人也，其实就是军官。公元7世纪左右，日本开始了名为“大化改新”的封建化改革。改新当然是好事，但不切实际地学习唐朝的土地制度就有问题了。狭小的日本，很难像中国那样拥有大量的土地，结果直接导致土地兼并，地价上涨，赋税提高。由此，日本官员们又学到了中国一个更致命的制度——高薪养廉。

    这种制度最大问题就是：贵族和寺庙的土地可以不纳税。在中国，这种制度导致了大量土地兼并，但中国还有一套强大的官员任免机制，可以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当时的日本刚刚开始封建化改革，人事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自然难以做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结果就是地方权力急剧膨胀，贵族和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并且自己派人进行管理。久而久之，日本中央政府的权力就被架空了，天皇被一群文官们捧上了神坛，既然是神，那就不能食人间烟火。朝廷大权全被文官们夺走了。

    天皇虽然名为神，却对“俗世”深深地眷恋，这样就和他的代理人——文官们发生了冲突。双方头脑都很清楚，有枪就是草头王。于是，纷纷寻找军队的支持，可当时日本常备军不多，但呼啸乡里的土豪们倒不少。而且土豪们有权有势，垄断了地方的财政，只是土豪们终究名不正言不顺，纷纷也想找一棵大树好乘凉。于是，一些土豪和文官勾结在一起，另一些土豪找了天皇。天皇一看手中有东西了，就想和文官们拼一拼。好早日发挥主观能动性，直接主政。双方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如暗河的水在土壤的深处涌动。

    斗争的棋子当然是武士们，但随着武士力量的壮大，棋子最终变成了棋手，而原先的棋手天皇和文官们却沦为了棋子。

    公元12世纪，源赖朝终于击败了所有对手，统一了日本各地的土豪。

    统一后的源赖朝开始发愁了，究竟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治制度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动摇？源赖朝想前想后，决定建立武士们的政权，于是第一个幕府在历史上诞生了。幕府初期，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行政体系，称“主家——御家人”制度（这套制度主要建立在土地分配的基础之上），所谓主家指的就是武士们的首领——征夷大将军，所谓御家人则是那些土豪们，将军从理论上将土地赐给土豪们，武士们则要为将军“奉公”，即在战争时期出动部队为将军而战。这套简陋的制度，很快就暴露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武家政权是一套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上的制度，制度本身依赖大量的闲置土地，以便用来分配，一旦闲置土地用尽，势必会引起政治震荡。另一方面，这种将军权下放的制度，很不利于中央集权，法律在事实上失去了效力，完全依靠将军个人权威和将军相对军事优势实现，一旦将军没有权威或者失去了军事优势，这套体系也将失去效力。这两点是直接导致日后武士政权长期战乱不断的根本诱因。

   既然政府都建立了，那么土豪们也得换个名字，土豪们找来中国典籍，发现“士”是个好词，大家一起改名“武士”，并将整个群体称之为“武家”。从此，武家政权开始了对日本800年的统治。

    光改名无疑是不行的，土豪们就是土豪，全然不懂礼仪之类的东西。源赖朝的堂哥源义仲攻入京都后，将土豪作风也带了进来。有一次，一位贵族来拜访源义仲，源义仲赶紧让人取来大碗盛了满满一碗饭菜，菜堆得高高的，送给贵族吃。日本贵族强调食不厌精，哪见过这阵势，但又不好不吃，勉强吃了几口后，匆匆离开，一出门立刻大骂乡巴佬。武士集团的首领尚且如此，中下级武士的风范可想而知。源赖朝只好规定一些简单的武士礼仪，好让这些土豪们不要变成老鼠过街，于是“武之道”应运而生。源赖朝要求武士们将中国禅宗极严格的修行精神融入日常的训练中，同时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引进武士道，要求武士们具备武勇轻生，爱名尚义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的品格。

    话说当时，武士们的举止虽然粗鲁，但比起奢靡、腐败无能、不思进取的文官，还是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客观地看，武士精神对当时的日本是有进步意义的。

    战争催生武士明星

    镰仓幕府的统治并未给日本带来和平，一方面是由于军人政治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此刻东亚大陆元帝国的诞生。

    而日本一向推崇汉文化，以宋为正朔，对元使不屑一顾，甚至斩杀元使，倒不见得日本对宋有多深的感情，主要是日本当权者不懂蒙古人的实力，误以为看似落后的元可欺。

    忽必烈很快就对日本的这种行为做出了回应，派遣大军登陆日本，试图一举歼灭日本，但蒙古骑兵的优势在山地为主的日本根本施展不开。同时，元军以轻骑兵和轻步兵为主，与日本的重骑兵较量毫无优势可言，加之日本海上的台风，也对元军船队予以毁灭性的打击，此风被日本无限扩大，成了“神风”。最终，元军两次征日都惨败。

    元朝对日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日本的国力也大受影响，镰仓政权实力受重创，由于战后土地恩赏不均，很多出兵的武士们基本没有得到土地，幕府权威下降，对全国很多地区失去了控制权。

    这样的好机会，被早已失去权利的天皇——文官集团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在镰仓幕府统治时期，中国的宋儒们发明了“理学”，提倡正统，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并未传播开来。不想这一学说被日本人引进后，却大放异彩。当时的后醍醐天皇最喜欢这种思想，在日本大力推广，试图复兴天皇当政的岁月。这一切与日本国内武士对镰仓幕府的厌恶结合起来，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内战。

    内战的结果是足利尊氏取得了胜利，但内战的过程更重要，因为此间对日后武士道发展产生一些具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都在大幕拉开后粉墨登场——

    日本武士的楷模：楠木正成

    楠木正成，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土匪头子。其靠在京城附近的主要道路上征收“过路费”，豢养了大量家兵，谁敢来查都没好下场。久而久之，连天皇都知道他们家了，于是被天皇收编，摇身一变，成为了勤王的义军，联络了几支山贼部队。

    虽然是标准的土匪武装，但幕府派兵居然镇压不了，倒不是土匪们有太强战斗力，主要是幕府军队战斗力太弱，喜欢华而不实的单挑，土匪哪跟你讲这个，直接蜂拥上前，先要了军爷的性命。加之大群山贼恣意劫持幕府运往前线的物资，也打了几场说得过去的仗（相对于天皇的正规军而言），成就了他在日本历史上“军神”的威名。最终与足利尊氏在凑川决战，以700人大战足利军的2万人，结果自然不用多想。但他对天皇还是很忠心的，熟悉二战的朋友都知道，日本出动“大和”号特攻的战斗，被命名为“菊水”特攻，每艘特攻的大舰上都悬挂“非礼法权天”旗，这个“菊水”就是天皇御赐楠木一门的家徽，而“非礼法权天”则是楠木正成在凑川打出的旗帜，意思是错误不胜真理，真理不及法度，法度不上权门，权门不若天子，忠君爱国之意。愚忠得一塌糊涂，这些行为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日后为人所利用，这点后文会详述。

    反叛出了水平：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也是武士名门之后，但就是名门之后导致了他被人排挤，遭人猜忌，在镰仓幕府中实力虽大，但一直很压抑。于是他不顾镰仓幕府的头子，就是他的小舅子，直接反叛，配合另一位反叛的将领新田义贞，剿灭了镰仓幕府。后来看到这个天皇也不太能成事，野心又大了一点，直接背叛天皇，把天皇赶出了京都，再扶持一位新天皇，开幕府，史称室町幕府。他的行为虽然为很多人诟病，但也算一代枭雄。日后，他这种下克上的行为被很多有野心的军人所推崇，并使得“反叛”也成为日本历史上的一道风景。

    委屈并快乐着：后醍醐天皇

    后醍醐天皇一生都很委屈，远没有他今天的那些侄儿孙们风光，他穷其一生也不过是从一座山逃到另一座山，反对每一个武士首领，结果当然悲惨，被逼退位，但就在这一刻，他还抖了个机灵，带着所谓的天皇象征，跑到吉野开了个小朝廷，史称南朝，与在京都的北朝并称南北朝，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分裂。这位终生和武士集团对抗的后醍醐天皇，成为日后倒幕维新时期，天皇至上理论的依据。

    室町幕府是在一片混乱中匆忙开幕的，外有南朝的攻伐，内部的各个武士集团也为了各自利益大肆叛乱，甚至连足利尊氏的弟弟和儿子都叛变到南朝。这种背景下，武士道反倒有了较大发展，不过仅限于理论。大量的事实案例填充进武士道的理论中，武士道理论开始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崇尚儒家理学，确定大义名分，要求武士们在努力提高自身武艺的同时，也要注重对自身文化的修为，对主家要有主见，不要盲从；另一派则强调佛家真性情，要求武士们办事要盲从，强调态度问题，什么事先干了再说。这两派在武士中流传甚广，一般下层武士更容易接受佛家思想的武士道，而中上层武士们则容易接受儒家武士道。武士道，在室町幕府基本成型。

    生于和平年代

    室町幕府在混乱中度过了近200年，将军的实力不断被削弱，最终在将军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大问题。

    1467年，足利家族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继承战争，史称“应仁之乱”。各个武士集团脱离了幕府的控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征伐，日本的战国时代开始了。

    战国时代的特点只有一个字——乱，君臣、父子、兄弟，一切社会伦常、一切社会制度都乱套了。各方势力纷纷抬头，无论僧人、商人、土匪、强盗、海盗，只要有兵的都是英雄。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能耐，主要是因为他们个个都能自称英雄。

    这一切，直到在京都附近的尾张（今爱知）出现了一位名叫织田信长的武士，才告结束。信长用各种恐怖手段，歼灭了一个个武士集团，祭出各色新式武器：三段射的火枪队、火炮、铁甲舰等摧毁每一个反抗势力。这位恐怖的霸王终极目标是取代天皇，但这一切，都随着1583年本院寺内冲天的火光而告终，信长的恐怖统治，导致了他的家臣明智光秀的背叛。

    最终终结战国纷乱的，是一位出身低级武士家族的丰臣秀吉。通过继承他的主君信长的事业。丰臣秀吉最终统一了日本，并建起壮丽的大阪城，向天下宣誓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1592年，已是垂暮之年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取东亚，结果遭到了朝鲜军和明军的打击，被迫和谈。结果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奇闻诞生了——日本和明朝的使臣串通好，回国相互欺瞒各自的主子。日本使臣回去后禀报秀吉，说明朝已经称臣了；明使也回禀明神宗，说日本的丰臣秀吉已经称臣了。双方都大喜，尤其是丰臣秀吉，在接见明使时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国王，特地穿上了一套不伦不类的朝服，还附庸风雅，在朝堂上抽起了中国的大旱烟袋。结果越听明皇的诏书越不对味，明皇的诏书中主要是对丰臣秀吉改过自新的态度表示了肯定，并且勉励这位称臣的“日本王”，要好好的代明朝管理日本，干好了还能来中国走走、看看。秀吉又一身明朝的朝服，恰为此诏书做了一个完美的注脚。秀吉大怒之余再令出兵，结果遭受惨败，郁愤不已，于1598年病死。

    丰臣秀吉为儿子丰臣秀赖留下的是一片衰败的日本。最终，天下被德川家康夺取，建立了江户幕府。日本武家集团统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于过去战乱的岁月，德川家康记忆犹新，他用他生命中最后的力量制定了武士的全新法规：加强中央集权，要求各个武士集团首领定期来江户居住，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领地的控制，严格控制各个武士集团的军队规模，江户幕府开创了一个和平的时代，在这和平时代，武士道最终形成。

    1716年，僧人山本朝常的个人访谈录《叶隐闻书》成书，这本书堪称佛道武士道的集大成之作。

    山本朝常极端崇尚几位高贵的“武士”——既有战国时代的武田信玄、上杉谦信，也有楠木正成、项羽、关公，还有释迦牟尼、孔子、荀子。本书的最大思想就是盲从思想，基本上是对现实极端不满的山本朝常个人的观点，大段的篇幅要求武士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主人命令去做就可以了。书中大段文章基本没有任何思想，同时也有很多错误的记载。

     但有几句话，让人不寒而栗，“所谓武士道，就是要看透死亡，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可谓谬论连连，而且此书前后矛盾，大概是一念向前导致的吧。这些思想当时没引起什么影响，但日后，一个邪魔会从这些尘封的典籍中找到一些东西为己所用。

    当时，日本社会真正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儒家思想，德川家康认真研究了中国儒家思想，发现只有儒家思想才能确保统治的根基，乃是大道。于是先委派一位华裔儒学者林罗山为大学官，总管天下儒学，并且煞有介事的地亲自参与儒家的仪式，以昭显自己有仁心，提倡以德治天下。同佛家武士道思想混乱不同，儒家武士道具备完备的体系，核心思想是仁爱，要求武士以大义为重，对主家以义，对属下以仁。

     儒家武士道的广泛传播，使武士们开始向文官转变，大批武士沉迷于茶道的芳香，陶醉于连歌和腓句的优美，早已忘却了自己手中的刀。为了支撑这些消费，武士们纷纷从商人手中借钱，抵押自己的土地。

    直到这一刻，日本真正和平才算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