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九堂幸福课：柔和温暖的处世良方

　　于丹最新感悟：

　　美好的人性可以御寒。我非常相信低潮中人性的承担，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给予他人，只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把你人性中的善良、朴素与真诚交付，也信任别人给予你的不设防的交付，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很简单，生活就会很温暖。因为最本真的人性就是火种，你信任，你就会传播。

　　找到生活的平衡点

　　人都在放大他心里想放大的成分。

　　孔子的弟子子贡有一次跟孔子谈论师兄弟们的性格优劣时，忽然向孔子提了个问题：“先生，子张与子夏两人哪一个更好些呢？”孔子想了一会儿，说：“子张过头了，子夏没有达到标准。”子贡接着说：“是不是子张要好些呢？”孔子说：“过头了就像没有达到标准一样，都是没有掌握好分寸的表现。”这就是“过犹不及”的出处。

　　古人云：“恩不可过，过施则不继，不继则怨生；情不可密，密交则难久，中断则有疏薄之嫌。”意思是施恩不可以过分，因为过分的施舍是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一旦中断施舍，就会有怨恨产生；交情不可以过于密切，因为密切的交往是很难保持永久不变的，一旦中断，就让人有了疏远冷淡的嫌疑。从中我们明白，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度”，如何做到中庸，实在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有一回，孔子带领弟子们在鲁桓公的庙堂里参观，看到一个特别容易倾斜翻倒的器物。孔子围着它转了好几圈，左看看，右看看，还用手摸摸、转动转动，却始终拿不准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于是就问守庙的人：“这是什么器物？”守庙的人回答说：“这大概是放在座位右边的器物。”孔子恍然大悟，说：“我听说过这种器物。它什么也不装时就倾斜，装物适中就端端正正的，装满了就翻倒。君王把它当做自己最好的警戒物，所以总放在座位旁边。”

　　孔子忙回头对弟子说：“把水倒进去，试验一下。”

　　子路忙去取了水，慢慢地往里倒。刚倒一点儿水，它还是倾斜的；倒了适量的水，它就正立；装满水，松开手后，它又翻了，多余的水都洒了出来。孔子慨叹说：“哎呀！我明白了，哪有装满了却不倒的东西呢！”子路走上前去，说：“请问先生，有保持满而不倒的办法吗？”

　　孔子不慌不忙地说：“聪明睿智，用愚笨来调节；功盖天下，用退让来调节；威猛无比，用怯弱来调节；富甲四海，用谦恭来调节。这就是损抑过分，达到适中状态的方法。”子路听得连连点头，接着又问道：“古时候的帝王除了在座位旁边放置这种器物警示自己外，还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自己的行为过火呢？”

　　孔子侃侃而谈：“上天生了老百姓又定下他们的国君，让他治理老百姓，不让他们失去天性。有了国君又为他设置辅佐，让辅佐的人教导、保护他，不让他做事过分。因此，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之官，大夫有副手，士人有朋友，平民、工、商，乃至干杂役的皂隶、放牛马的牧童，都有亲近的人来相互辅佐。有功劳就奖赏，有错误就纠正，有患难就救援，有过失就更改。自天子以下，人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补救他的得失。太史记载史册，乐师写作诗歌，乐工诵读箴谏，大夫规劝开导，士传话，平民提建议，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各种工匠呈献技艺。各种身份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劝谏，从而使国君不至于骑在老百姓头上任意妄为，放纵他的邪恶。”

　　子路仍然穷追不舍地问：“先生，您能不能举出个具体的君主来？”孔子回答道：“卫武公就是个典型人物。他九十五岁时，还下令：‘从卿以下的各级官吏，只要是拿着国家的俸禄、正在官位上的，就不要认为我昏庸老朽而丢开我不管，一定要不断地训诫、开导我。我乘车时，护卫在旁边的警卫人员应规劝我；我在朝堂上时，应让我看前代的典章制度；我伏案工作时，应设置座右铭来提醒我；我在寝宫休息时，左右侍从人员应告诫我；我处理政务时，应有瞽、史之类的人开导我；我闲居无事时，应让我听听百工的讽谏。’他时常用这些话来警策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不至于走极端。”

　　众弟子听罢，一个个面露喜悦之色。他们从孔子的话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要调节自己，使自己的一言一行合乎标准，不过分，也不要达不到标准。中庸，在孔子和整个儒家学派里，既是很高深的学问，又是很高深的修养。追求恰到好处、适可而止，这是做人处世的一种境界，一种哲学观念。

　　比如吃饭，餐餐最好吃到恰到好处，每顿饭不要因饭菜不好而饿肚子，也不要因饭菜对胃口而把肚皮撑得鼓鼓的，适可而止，就能永远保持健康的胃。值得说明的是，孔子讲的中庸，绝不是无谓的折中、调和，而是为人处世应该慎重选择的一种智慧。

　　于丹也谈及这个观点，她说：“所谓过犹不及，媒体的过分喧嚣，有时候会给你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带来一种误读。”因为人们总是在心里放大想要放大的东西，经过媒体的渲染，人们就会加深种种美好或者恶劣的印象。而外界的喧哗总还是难免的，唯有端正自己的言行，时刻提醒自己过犹不及、适可而止，才能将自己很好地融合在环境中，找到倾斜或满溢的平衡点，摆正自己的位置。

　　人生有担当，生活也要有情趣

　　中国文人所谓的书剑飘零，一边负着书袋一边仗着宝剑，书剑其实是人心中的豪情。

　　我们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赞颂，说某位大侠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但是，这样的高手一般碰到专门用刀或者用剑的人，通常都会惨败。因为门门通并不等于门门精通。其实，无论是刀还是剑，只要是有一件能够运用得心应手，也就足以应付武林的血雨腥风了。提到刀和剑，不得不说说二者的区别。刀偏向于沉稳凝重，剑偏向于轻灵洒脱。人们有时候，觉得唯有凝重，才让人觉得实在，否则表现的洒脱就有可能被讥为轻浮。

　　除了那种天生老成的人能够时刻如刀一般沉稳，多数人还是需要放松的，需要像剑一样轻灵。尤其是现代人背负着太多的压力，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要面对，好的，坏的，让人兴奋的，令人委屈的，这些我们都要承受。如同水库需要泄洪，我们也要释放压力。

　　生活之美恰恰在于张弛有度，因此人们应该在沉重中学会放松，在放松后迎接下一个挑战。所以于丹说她最讨厌的就是沉重，同样要背负责任，为什么不轻灵一点，潇洒上路呢？喜欢武侠的她也是喜欢“剑”的。在跟窦文涛的谈话中，她说“用剑是比用刀更符合审美的”，辞亲远游，行侠仗义，气贯长虹。亮剑，本身就是一种美。扬眉剑出鞘，一股正气，驱邪避魔，替天行道。于丹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的文人，在心中都有一柄剑。”

　　中国文人喜欢的生活是书剑飘零。一边背着书袋，一边仗剑天涯。书是文的载体，剑是侠的象征，文武双全是每个读书人的渴望，也是习武人的精神修为。就像中国书法，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武功，在笔走龙蛇中，渐渐养出心中的融化了剑气的祥和。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人格魅力的也是这样的人。余光中先生说李白是“酒入豪肠，三分啸成了剑气，余下的七分酿成了月光，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这是英雄仗剑的一种梦想，也是中国文人对理想人格的最高仰望。

　　还有一个词也是用来形容美好人生的，那就是“剑胆琴心”，说的也是能文能武的才子。为什么这样的人生会独具魅力，或者说为什么这样的人会特别受人欢迎呢？一方面，能够凭借自己的武功征服世界，固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武林盟主号令天下，那是一种权威的象征。手中的剑正是力量的化身，是一种对责任、义务的勇敢担当。

　　人生不承担责任是不行的，怎样承担是可以选择的。在这个维度上，中国古人选择了一种诗情画意的方式：剑胆琴心。剑胆说的是勇气，是武功；琴心讲的是情趣，是雅致的生活，是听风低吟、对月入眠的情怀。

　　古人弹琴或者论琴，都不是在就事论事，讲弹琴的技巧，而是以弦外之音倾诉自己的衷肠，借这样一种形式纾解自己的襟怀，敞开自己的心境。孔子跟随师襄子学琴，谈到音律纯熟的时候，不肯罢手，还要领会其精神，领会其精神后，还要得到其思想。到最后，孔子说，这个曲子的作者有魁梧的身躯，黝黑的脸庞，两眼仰望天空，一心感化四方。莫非是周文王吗？师襄子惊喜地说，这首曲子正是《文王操》。这说明什么？古人弹的是琴，但更在意的是“琴声”。

　　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中刻画了箫剑这样一个人物。箫剑每天吟诵的诗里都有这样两句：“一箫一剑走江湖，千古情愁酒一壶。”箫是精通音律的文雅，剑是武功高强的象征。萧吹出的是心事忧伤，剑落下的是豪情万丈。这样的生活又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愿望。

　　其实，懂琴的人不一定都要会弹琴，中国文人在下棋、画画、书法中，都融进了自己的人生修为。就像今天我们在网络上更新一篇日记，古人也是将自己的种种深情寄托在琴声和剑气中。

　　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非常繁华，繁华的同时充满浮躁。在短暂与仓促的旅行中，我们就像一个个被旅游团牵引着的“游客”，浮光掠影，还没来得及看清眼前的景物，就急急地奔向了下一个目的地。潦草的生活已经让我们忘了什么是韵味，什么是以武会友，借琴抒情。我们会被那些歌词，那些诗句，那些英雄情怀所感动，但是很难寻觅到豪气干云的气概、清新雅致的琴声。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每个人再去阅读《笑傲江湖》的时候，不单可以看到令狐冲盖世武功的奇绝，也可以听到他心底绵绵不断的“笑傲江湖之音”。

(编辑：shaoxuan)

文章摘自 《于丹的天空》 作者：孔健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