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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公评论:从灾变看兴衰(5)

四、灾变与明王朝的兴衰(前言)

明朝天启六年丙寅五月初六日(公元1626年5月30日),北京王恭厂突发爆炸,数万房屋尽为齑粉,死伤2万余人。

官方的《天变邸抄》报道: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西及平则门,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

《天变邸抄》称。爆炸中心的“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

《帝京景物略》的作者是由明人刘侗、于奕正共同撰写的。刘侗是崇祯甲戌进士,于奕正是崇祯朝诸生。他们编载北京景物,由老北京人奕正摭求事迹,而侗排纂成文。他们是这样描述王恭厂爆炸:

“木石人复自天雨而下,屋以千数,人以百数……死者皆裸”。

《国榷》作者谈迁(1594~1658),其祖先随宋室南渡,而生活于明末清初的谈迁再遭亡天下的变故,作为史学家其心怆然。他撰写的编年体明史取名《国榷》,荣膺满清禁书。《国榷》记录王恭厂爆炸

“凡死伤俱裸露,员弘寺街轿中女赤体无恙”。

这些记录除了描述爆炸的残状,更重要的是在强调一种怪异。心态的怪异是明末人心涣散的重要特点。人们认为“脱衣”现象是苍天表达对魏忠贤之流的愤恨,借助灾祸来抒发“天怨人怒”。但是,实际上这次灾变唤起了人们对现实的忧虑,它对人心的伤害远远不止于此。其后,北京城面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和满清的入主,基本上持不抵抗主义,例如龚鼎孳,前是崇祯进士,官至的兵科给事中,后投靠李自成任直指使,再降清为太常少卿。

这一时期社会上的多数人认为,明王朝已经为天所弃了,人人在寻找新的出路,尤其是敏感的仕大夫阶层。例如,谈迁撰《国榷》,署名“江左遗民”,以呕心沥血之巨作寄托其亡国之痛。但是,明之不可救也如此,南明弘光元年(1645) 谈迁作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南明要员的赏识,正当要为他升官的时候,他却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引退回家隐居。

其实如同谈迁之类从忠诚而终于沦于失望的仕子在明末占仕子的绝大多数。其中弃明投清在明末清初之季两朝为官的人物就有120余人,后来被满猷乾隆收录在《贰臣传》中。而避居山林甘为明朝遗民的仕子更是不计其数,例如王夫子等人。对一个王朝如此绝望,这种现象在中国史上是没有见过的。明代思想的混乱是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而思想混乱本身就在质疑封建王朝面对种种灾难和动乱的能力,也说明封建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已经走上末路—尽管公民社会的展望只是在很少的一部份精英中出现,例如一些东林党人。

读《明史》,笔者注意到明王朝与现代中国有相似的四个基本特点:

其一,都是在“亡天下”之后,依托中华文化复兴的国家政权;

其二,明王朝的建立过程中以流行于当时世界的摩尼教(明教)为精神力量,而现代中国的建立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实际上受到俄罗斯的民粹文化深刻的影响。摩尼教与马克思主义及于俄罗斯的民粹文化的共同点是以民众的运动作为政治斗争的核心。而这两种思想的存在无疑突破了原来中华文化的框架;

其三,明王朝与现代中国的建立都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背景,反元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其四,明王朝与现代中国都处于进入公民社会的前夜。区别在于明王朝走入死胡同而最终亡天下于满清,而现代中国则正在发生质变,即具有了抛弃官僚社会而进入公民社会的可能。

明王朝的兴衰无疑对现代中国有许多可借鉴之处。明王朝的兴衰决定于三个基本矛盾的处理:

其一、如何面对灾变,如何承受灾变;

其二、如何解决与东边倭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其三、如何解决社会思想的混乱――尤其是仕大夫思想的混乱。

明王朝显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嘉靖之后,明王朝社会显现这样的特点:

君权衰微,仕权膨胀,民权沦丧,社会糜烂。

不必笑明王朝,现代中国同样时不时出现上述危机的一些特点,以史为鉴而知兴衰,一个理性的时代应该具有这样的智慧。

壶公评论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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