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考什么大题:地震、朱元璋和理学。 -《感受启蒙》-搜狐空间

壶公评论：灾变之中谈兴衰（5） 

－、明代地震与其它：

探讨灾变，明朝是不可或缺的一页。14－15世纪，地球经历气候异变的时期，中国北方的气候由暖转冷；同时由于蒙元游牧政权对中原农业经济的破坏，由于驱逐蒙元引发频繁的战乱，中国北方经济落后而社会脆弱。1402年明成祖朱棣即位，1421年迁都北京，开始了中国北方地区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开发。

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北移，中国北方气候的变迁，构成了明王朝是否稳定的决定因素。不幸的是两个基本因素如此猛烈地冲突，明王朝因此逐渐进入震荡而终于风雨飘摇。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嘉靖之后，“无岁不告灾伤，一灾动连数省”，猛烈地打击着农业生产、社会安定和明政权的根基。嘉靖时代是明王朝兴衰的转折点，如果说嘉靖之前的明朝皇帝们对灾变基本上持积极的态度，勇于面对，追求至善；嘉靖之后，这些天子们已经视执政如畏途，而沉溺于长命的丹药，把政权交给病态的宦官和沉湎于勾心斗角的大臣们。

一）从洪武到嘉靖前期：

农民皇帝洪武朱元璋：

尽管满清奴才文人极力诽谤，但是观之历史，应该承认1368年登基的洪武皇帝朱元璋（1328-1398）是一个作为不同于之前列代统治者的农民皇帝――尽管他不能与后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们相提并论，但是他较之于官僚军阀或者是游牧猷长们出身的政客们要好得多，这一点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中国的皇帝群体，朱元璋是唯一的贫下中农出身。关于朱元璋的出身，《明史》载：“正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1）

对于个人而言，这一段历史是十分凄惨的：

1343年，朱元璋的家乡濠州发生旱灾，次年春天又发生了蝗灾，接着又发生了瘟疫，真是一个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时候。朱元璋的父母、长兄同时死于饥荒，甚至无葬身之地，是邻居刘继祖给了一块坟地得以草草安葬。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在《皇陵碑》中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可谓字字泣血。这一段经历对于朱元璋人生观的形成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我们今天审视这个700年前的皇帝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沉积的平民情感。

正因此，朱元璋非常重视对灾荒的防备和救治，终洪武一朝，他对官僚政客极尽苛酷，表现出一个农民彻头彻尾的仇官情结；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农民式的恤民思想，体现在面对灾变。

明代建立了严格的救灾制度，从地方官员报勘灾情，户部派员复勘，到中央视情作出救灾决议和定出具体措施。明朝前期，由于对贪官污吏的严厉惩治，吏治较为清明；由于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复苏，税源相对充足。因此对灾荒救治的力度较大，地方官也严格按照既定的政策办事，通过蠲免、折纳、赈济、抚恤、调粟等措施，解灾民于倒悬之中。至善之下，仁者辈出，出现了不少舍身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

朱元璋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仁者，洪武二年庚戌，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诏告天下：

“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乱，率众渡江，保民图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祐，悉皆戡定。用是命将北征，齐鲁之民馈粮给军，不惮千里。朕轸厥劳，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苏，其更赐一年。顷者大军平燕都，下晋、冀，民被兵燹，困征敛，北平、燕南、河东、山西今年田租亦与蠲免。河南诸郡归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师过其地，是以未逞。今晋、冀平矣，西抵潼关，北界大河，南至唐、邓、光、息，今年税粮悉除之。”（2）

又诏曰：“应天、太平、镇江、宣城、广德供亿浩穰。去岁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诸郡及无为州今年租税。”、“三月庚子，徐达至奉元，张思道遁。振陕西饥，户米三石。”

从上述言论和行为看，朱元璋没有忘记自己苦难的岁月；朱元璋没有忘记与自己同甘共苦的人民。

洪武一朝有24次地震，也有24次拯灾济民的历史记载。灾与救，几乎年均一次。明代多灾难，但是它的开国皇帝的至善却也显现得淋漓尽致，这一点为他的后代子孙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至善文化为大明朝奠定了267年的基业（1368－1644）。

斗士皇帝永乐朱棣（3）：

明成祖朱棣成长于元末的战乱之中，他甚至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不知道，登皇位后，这位雄材大略的皇帝热衷于强国，在拯灾济民上朱棣却稍逊一箸，《明史》载，明成祖朱棣在灾变中有所应对的有4次，其中采取了具体措施的只有1次，而无所应对的也有4次。

朱棣热衷于强国，他煊赫的武功包括五次北征平服北元，南定越南而西合十世班禅，以及郑和七下南洋等等，奠定中华疆域；他的璀璨文治包括组织编纂永乐大典，建造紫禁城，主持收集编成《普济方》等等。朱棣在文治武功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其附产品厂卫特务和太监干政在永乐朝有了充分的发展，成为后世的隐患。朱棣在至善德行上功亏一篑，他太忙了。

至善皇帝洪熙朱高炽：（4）

继朱棣之后的是仁宗朱高炽，1424年即位，年号“洪熙”，在位1年。仁宗仁矣，一年虽短，德行铭记于史。《明史》载：

“洪熙元年。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庚辰，河溢开封，免税粮，遣右都御史王彰抚恤之。”

又诏有司：“条政令之不便民者以闻，凡被灾不即请振者，罪之。”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有点闭关自守的味道了――如果当年把东南亚，甚至印度洋上的一些小王国都搜罗进大明帝国，现代我们的周边不也少了许多纠纷。

不过从当年仁宗朱高炽的角度看，无疑是在改变好大喜功的发展方式，而采用科学的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主要指的就是正视现实，重于实现。其中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判断：国家的强大，民生的繁荣何为首要？二者如何统一？

仁宗朱高炽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建树，在西洋宝船和拯灾济民二件事上他选择了后者――事实证明，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执政者在现代中国也不多。

仁宗朱高炽在拯灾济民上的表现可以说达于至善。他告诉行政部门，条例政令要让老百姓明白――也就是透明化，如果受灾者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拯济，相关的部门要负法律责任。在这里，他并不把灾变的责任推诿于“天”――大自然；也不认为自己是灾民的救星。他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即为天之子，就必须为所发生的种种灾变负责，如果做不到，那就是犯罪。

上任不久，也就是洪熙元年二月，南京地区屡次发生地震。仁宗朱高炽尽管竭尽全力，但是总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于是在“三月丁丑，求直言”，也就是让大家无顾忌地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是非常真诚的一个举动，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让自己直面社会的监督和挑剔。

还有非常感动人的一节发生在洪熙元年二月：

“戊子，隆平饥。”户部报告能不能把官仓里的麦子借给百姓以度荒年。

仁宗朱高炽批示：既然是拯灾济民，还说什么借不借的事？

也是这一年的夏四月壬寅，仁宗朱高炽听说山东和淮河流域的老百姓因为灾年已经没有什么粮食了。此时正是行政部门急于征收夏粮税收的时候，大学士杨士奇了解了这种情况，建议“免今年夏税及科粮之半”。 仁宗朱高炽同意了杨士奇的意见，但是杨士奇还有点忧虑，他说：“皇上你大恩大德，我是想要不要也让户、工二部知道这件事？”仁宗朱高炽又有一段值得记住的名言：“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他命令杨士奇，就在身旁的门楼书诏，立即盖上自己的印章发布施行，然后才对士奇说：“好了，现在可以告诉户、工二部的那些大臣们了。”

可惜这位至善的皇帝寿命不长，五月“庚辰，帝不豫”，“辛巳，大渐。”一代仁者去也。

仁德皇帝宣德朱瞻基：

仁宗长子朱瞻基继位，即宣德皇帝（5）。在位9年，基本上继承了仁宗的仁政，期间发生了4次地震共有4次拯灾济民的行为。

史笔赞扬仁宗与宣宗的至善德行，以仁宣之治誉之。在灾变之中谈兴衰，笔者不能不对这些农民皇帝刮目相看。

宣宗之后的各个皇帝表现平平，救与不救在两可之间，例如：

宪宗朱见深在位22年，共发生有记录的地震8次，其中“成化二年（1465年）夏四月，四川地屡震，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但是实实在在的救灾行动只有一次，多数只是“大祀天地于南郊。” （6）；

孝宗朱佑樘在位17年，《明史》记录的地震6次，《明史》未录而《明孝宗实录》记载的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地震就有6次，但是唯有“弘治七年冬十一月壬子，京师地震。。。是年，免北京、河南、湖广、陕西、山西被灾税粮。”；

 武宗朱厚照在位15年，共发生有记录的地震4次，只有一次仍拯灾行为。

从洪武四年到嘉靖三十四年（1372－1556年）的184年间，不计复震，有记录的地震共计118次，其中7级以上的地震有6次。

明前期四帝对于灾变的态度足以为后世楷模。终明一代，统治阶级始终把拯救灾荒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在临灾救治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和应急措施。明中后期，灾情更为加剧，而吏治腐败，财政日绌，政府救灾渐渐力不从心了。但是民间由地方缙绅发起的救灾活动却日益活跃，众多的救荒者怀着民胞物与、爱物仁民之情，甚至出现了为拯救灾民而舍身纾难的仁者。

明代灾荒对于明王朝的兴衰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发生于山西的气象、洪水、地震和农业等自然灾害就有601次。明初山西气候较为温和，社会安定，因灾朝廷减免赋税等政策稳定了山西经济的发展。明中后期则由于气候转冷使气象和灾害增多，同时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山西经济每况愈下。灾荒的危害,即取决于自然灾害的强度和频率；更取决于社会的救治能力。灾荒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效的灾荒救治能成功地抵御并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凝聚民心，对生活形成一个积极的态度。

农民皇帝朱元璋的政治是现代政治之前的一个高峰，孙中山之前，唯朱元璋而已。宗教的虔诚是指引平民大众、凝聚人心以反抗暴政的唯一方式，朱元璋能够成为中国史上唯一成功的农民起义者，原因即在于此。

不过，这个农民皇帝朱元璋在登上宝座之后，迅速地升华了自己的思维，他接受了近代人类思想的先声朱熹理论，于是此君唯天理而行，达于至善之道。朱子理学在宋理宗时代得到政权的认可，但是这是一个极度衰微的时代；朱熹理学在朱元璋时代有了国学的地位，不仅仅朱熹理论这一人类现代意识的先声因此得到弘扬，明王朝也就进入近代民主社会的前沿。

尽管庸俗儒生、满清文人诟病朱元璋的残暴，例如在胡惟庸和蓝玉二案株杀共7万多人，不过笔者却极为欣赏朱元璋信念的坚定――对于骄横跋扈的贪官污吏的任何宽恕都是对待民众的残忍，这是一个农民刻骨铭心的信念，也是现代意识中一个奠基性的原则，朱元璋对于天理的理解和对于天道的维护令人钦佩。

斗士皇帝朱棣基本上继承了乃父衣钵，他组织编撰的《永乐大典》对于中华文化的意义远远超过后来的《康熙字典》，因为后者是论证一个蛮族统治的合法性而对中华文化和历史进行无耻歪曲的产物，是一所禁锢汉族仕子思想的文字监狱，朱棣一朝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颇多。

后世的庸俗儒生、满清文人诟病朱棣的残暴，例如方孝孺一案。从此案过程看，显然是方孝孺的偏执和激切激怒了刚烈的朱棣，于是有了“十族”之诛。笔者对于方孝孺在崇圣隆礼上的偏执深感惊讶，这是在维护天理吗？天理是至善的表达，还是对皇帝谱系的维护？方孝孺不也差矣！笔者对方孝孺的残忍也深感厌恶，他能够看着“十族”873人在他的眼前走向凌迟处死而一言不发，如果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是这个偏执狂，人间岂不塗炭？！如果说朱棣的激烈为后世开始了厂卫特务和太监干政的恶政，方孝孺对理学的误导是为明仕子思想的膨胀和混乱开了一个恶例。

笔者曾经与一些朋友在网上谈论过明清史辨，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以至善文化为准绳，能够正确认识明朝，更重要的是这种认识足以拨开满清文化的迷障，正视我们中华文化的真实。

壶公评论写于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