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玫瑰剧情: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这篇文章并不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刊词，也不是杂志发表的一篇宣言。实际上是陈独秀为回应当时反对《新青年》杂志主张的人而写的一篇答辩书。后来被历史学家反复引用的，是下面这段大约200字的话：

本志同人（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作者），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如何解读陈独秀的这段话呢？

自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另外，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观念非常激进。这样一来，遭到一批观念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陈独秀为了回应那些人的批评，就写了这篇答辩书。答辩书中，陈独秀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连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的理论依据，去抵挡对方的攻击。于是，陈独秀就将“民主”和“科学”搬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没人敢批评，敢反对的。1923年，胡适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反对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胡适讲的虽然只是“科学”。实际上，当时“民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科学”相似。大约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民主”与“科学”就逐渐受到中国人的信仰和推崇。到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神圣地位已经完全确立。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陈独秀才敢向那些批评《新青年》的人“叫板”说：

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民主与科学，才算是好汉！

所以我说，“民主”与“科学”只不过是陈独秀的挡箭牌，并不是《新青年》杂志具体提倡的思想主张。早在清末，“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就得到知识界的反复倡导，到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得到大多数中国读书人的认同了。《新青年》杂志如果仅仅是将“民主”与“科学”老调重弹，就不会惊世骇俗。所以《新青年》杂志很少发表文章讨论“民主”与“科学”，也就在情理之中。

那么，《新青年》杂志的哪些主张受到当时人的较大关注呢？

实际上，《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涉及很多的思想流派和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比如讨论过孔教和家族制度，讨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过白话文、世界语，讨论过妇女问题、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工人问题，讨论过俄罗斯、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众多话题。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事先并没有一个总体设计，也没有料想到四五年后将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所以《新青年》杂志的很多话题，并非预先设计好的。《新青年》杂志中的有些主张，在今天看来很有意义，但在当时却并没有产生多大反响；相反，有些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主张，在当时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新青年》杂志的哪些思想主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呢。考察思想主张的反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拥护这种思想主张的人很多；另一方面是这种思想主张最为反对派所攻击。

当时守旧派对《新青年》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白话文运动；一是反对孔教。

当时中国新闻媒体对《新青年》杂志的关注，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新青年》提出的其他思想主张，很少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当然，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杂志转向提倡社会主义，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后来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所讲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人们眼中的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差距。后来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所建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象，几乎只剩下“民主”与“科学”，白话文运动和反对孔教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总之，《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新文化”也不是一开始就声势浩然。《新青年》从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人们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很少注目。“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各有不同；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2009年3月5日）

主讲人简介：

王奇生：教授，湖南湘乡人，1963年生，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本科、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8年9月以“百人计划”调至北大历史系，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政党史。主要研究成果专著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等。

摘自《在北大听讲座》第二十辑，新世界出版社，文池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