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乐队专辑:中国应治理资产泡沫以防日本式崩溃

网易财经1月21日讯统计局今日公布了2009年中国经济数据，北京观察邀请到财经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前三菱日联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孙田夫以及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戴凯里对数据进行第一时间解读。

GDP超出意料 政府投资占主要作用

统计局今日公布了2009年中国经济数据，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8.7%，去年第四季度GDP较上年同期增长10.7%。刘尚希指出，“8.7%的数字是很漂亮的答案”，中国政府年初提出的经济“保八”目标得以实现。

这位财政部的研究人员表示，实际上，年初时很多对于中国经济“保八”的提法持怀疑态度，但是中国经济还是走出了前低后高的走势。他说，这个成绩取得并不容易，是中国为期两年的四万亿投资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共同作用所取得的。

刘尚希指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中国这种即时、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实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政府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实际上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信心，包括投资者、消费者、生产者的信心。

孙田夫则认为，GDP虽然发展迅速，但是质量存在问题。他指出，拉动GDP增长的投资之中，民间自律性投资比较低。他说投资包括基础建设投资和设备投资两个指标，但是2009年基建的投资时非常大的，相反设备投资增速比较低，这说明投资时由政府主导，而非民间自律性的恢复。

戴凯里表示，对于这个数字来说，并没感到特别意外。澳大利亚的经济相当一部分靠出口，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中国规模或超日本 控制收入差距防止民众“无增长”

统计局今日公布了2009年中国经济数据，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8.7%，达到335353亿元。孙田夫指出，中国GDP换算成美元的话，是4.91万亿美金，去年日本GDP是4.9万亿美元，“考虑到日本经济今年难有起色的现状，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超过日本，即使考虑到日元兑美元升值的因素在里面，超过日本几率也在80%左右。”

对于中国经济达到日本规模后，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孙田夫指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提高GDP的质量。他说中国的GDP增长是靠投资拉起来的，所以除了继续依靠投资，大量进口原材料外，还应该购买日本比较好的技术、管理方式和一些品牌，继而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质量。另一个方面是提高内需，改变依靠投资为主的发展方式。而提高内需，关键是要提高居民的收入，尤其是农民的收入，进而劳动整个消费的发展。

刘尚希认为，中国经济超越日本的背景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这说明中国的经济模式本身增长是很强劲的，对于外界的干扰能做到内生性的增长。

他说，中国经济总量扩大，对于民生来说是件好事。“经济蛋糕大了，财政蛋糕也必然增大”，政府用于改善民生方面的投入将进一步加大。

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今日表示，我们人均GDP仍然是居世界百位以后，贫困人口多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刘尚希指出，经济总量扩大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差距是在不断扩大的。主要表现在财富收入差距、消费差距、以及区域和行业差距问题。

他认为，中国经济规模上来后，需要做的就是要防止上述差距进一步扩大，让居民分享经济成果，防止民众“无增长”。他强调防止差距，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为各个经济参与者提供平等的融资机会。他特别指出，防止收入差距，一定要做好劳资关系的处理，一些地方降低最低工资的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不应再采取这样的措施。

应治理资产泡沫防止日本式经济崩溃

数据去年12月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1.9%，PPI也年内实现由负转正增速为1.7%，市场对于通胀的预期越来越高。孙田夫指出，通胀上升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货币因素，即货币供应过多而引发的通胀，另外一个是基数因素，09年的CPI较低，会影响今年的通胀水平。但是，目前中国处于产能过剩的一个状态，对整体通胀发生有一个抑制作用。

同时孙田夫提醒，“不应该把CPI看得太重”。他说上个世纪90年底的日本泡沫经济时期，CPI和PPI都很低，在2%-3%左右，但是房地产价格却很高，结果导致了尤其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我们回想一下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其CPI与PPI很低，也就在2%，3%左右，但是其物价与房地产的价格很高，导致了整个泡沫经济崩溃。所以中国争得的重点不应该放在CPI上，而应该放在资产价格上。

刘尚希指出，对通胀提高警惕时有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过于紧张，不能说CPI由负转正就以为着通胀来临。他说，造成通胀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信贷巨增、输入性通胀以及人们的预期等。

他指出CPI涨幅在5%以内的通胀水平是可以接受的，适度的通胀水平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政府投资增速将下降 投资预算可更改

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对此数据，刘尚希说，投资增速如此之高，除了中央直接投资带动外，地方政府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指出，此轮投资中，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非常高，而且通过各种融资平台来筹集资金。刘尚希指出，地方政府把各种部门整合起来以公司或者是集团的名义推出来融资，这是有积极作用的。对于市场普遍担心的，融资风险问题，刘指出只要把融资平台内部治理结构做好，按照市场规则来做，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从而也减低了政府债务的风险。但是他也透露，调查显示，目前地方政府债务不会太低，但是仍在可控范围内。

按照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国2010年新增投资预计安排5885亿元，比去年多将近千亿。对此刘尚希指出，实际上这些预算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中央的投资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安排的，“不是说计划定下来就不能变”，他说政府投资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后，“政府的投资速度就应该降下来”，便可以暂停一些新开工项目的上马，否则很可能会挤压一部分的民间投资。

对于促进民间投资，孙田夫指出政府首先从两个方面来引导民间投资的恢复。一个是放开投资领域，比如卫生领域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一个是给予税收优惠，同时降低企业各种费用。此外，政府也应该减少对“铁公基”方面的投资。

对于明年是否会继续保持30%的投资增速，刘尚希认为不太可能，但至少保持在20%左右的增长速度。但是他强调投资速度降下来，并不意味着“政策退出”。

不宜采取退出政策 财政货币应该做结构调整

对于中国经济企稳后，政策是否需要退出的问题，刘尚希谨慎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总体政策不宜退出，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做大结构调整”。他解释说，去年GDP速度高达8.7%，主要是政府投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假若采取退出政策，那么就很有可能将“慢了半拍”的民营经济的复苏扼杀掉。

对于政策走向，刘尚希指出总量政策要保持基本的稳定，但同时实行阶段性政策。货币政策方面，不能简单是增加多少、减少多少货币的问题，而应该做好信贷政策上结构方面的调整，增加对民间机构的信贷。

财政政策同样也应该保持基本的稳定，在结构方面做出调整。用于“铁公基”方面的投资应该控制，加大对保障、改善民生方面的投资。

对于货币政策方面，孙田夫赞同渐进性的调控方式，反对一刀切。他说目前一些民营企业需要适度支持，政策不应该过早退出，银行货币政策要差别对待，保障其经济发展需要。

土地出让金制度目前调整曾很难

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普涨，对此参加孙田夫指出中央应该上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因为在中国市场还未完全转型的情况下，其他的市场手段很难完全发挥作用。他认为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建设方面“太过积极了”，所以中央有必要将一部分收入拿走。对此刘尚希指出，中央一下子将土地出让金收过来并不现实，因为涉及到中国的整个财税体制。他指出，改变现在房地产市场价格高涨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入手，加大政府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不仅仅有利于房价，也有利于社会建设。

提高民众收入刺激消费 不赞同上调个税起征点

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增长16.9%，上年同期加快2.1个百分点。刘尚希指出，中国消费稳步增长，但是比例仍然很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整个国家的消费率在不断地下滑，尤其是私人消费的下滑。

他指出，私人消费的提升取决于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则取决于劳动能力的高低。因此应该从调高收入水平以及提高劳动和能力入手，来破解消费当前的消费难题。与此同时，对公共消费的投入，也会增加私人消费，“这不是挤出，不是替代，而是挤入的效应”。

对于具体措施，他不赞成简单的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做法。他说减税要考虑两个方面问题，一个是财政的承受能力，另外一个是社会的需要。现在财政赤字在历史上也是天量，财政赤字如进一步加大，财政风险也加大。

谨慎对待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对于如何提高消费，孙田夫认为根本是要提高收入。目前的一些政策，比如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均是刺激消费政策，而非提高收入做法，所以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他指出，提高消费，应该注重金融手段的使用，比如汽车消费很大一部分还是用现金。应该导入金融创新手段，促进消费进一步发展。而且金融创新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应该放开给民间来做，政府执行管理职能即可。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促进国内消费大增，一举成为经济大国。对于中国是否启动收入倍增计划，这位对日本颇有研究的学者则显得相当谨慎。他指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高速成长一段时间了，在这个基数上倍增有一定的难度。提高收入很重要，但是不一定非要“倍增”。提高收入当中，农民这一部分最容易实现，因为农民的收入相对较低，可以通过土地收入调整和农产品价格调整两个方面来实现。但对于整个国民来说，则难度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