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问地不问天
傲龙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历史上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半与土地问题有关——民不聊生，是因为失去了聊以为生的土地，官逼民反，大多是被逼到没有粮食可以活命。于是拼死一搏，以百万千万人头为代价，血染河山，改朝换代，推倒重来，如此周而复始，就是一部中国历史。通观二十四史，所谓天下兴亡，其实不必问天，问地足矣。
钱穆评论汉代经济制度时说：“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欣羡古代井田制度之土地平均占有，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在这两观念之冲突下，最终使土地租税问题得不到一个妥适的解决。”一语道破历史循环、朝代更迭的天机。地能翻天，绝非危言！
西周封建，有了井田，四封之内莫非王土，说的是所有制，但农民成年受田、老迈归还，依时还受的土地使用权是稳定的。
汉代是轻徭薄赋，三十税一，文帝曾前后十五年免收全国田赋，但耕者有其田，土地是私有的，私有就可以买卖，买卖必然有兼并，被兼并者沦为佃农，佃农交给地主的收成却不是三十分之一，多者可达百分之五十，所谓减轻田租，最后便宜的只是地主。董仲舒曾倡议“限田”，未果；王莽欲将天下土地收为“皇田”，然后再行分配，失败。此后便不再有彻底的改革，汉朝就这样灭亡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动荡迁延数百年。
大唐帝国是古代社会的顶峰，也是盛极而衰的分水岭，土地问题上亦然。前期租庸调制秉承北魏均田制，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都以土地还受为前提，十八岁受田，六十岁还田，体现的是为民制产、平均地权的精神。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政府不再授田，民间自由兼并，粟米之租、力役之庸、布帛之调，全变折成银钱，一年夏秋两次征收，商人得以上下其手，地主的兼并和剥削得到鼓励，平均分配土地的理想被牺牲，为民制产的精神不复存在。宋元明清各朝，具体做法自有不同，但允许买卖和自由兼并的“主旋律”从未改弦易辙。租庸调是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的绝唱，而两税制则开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
钱穆说中国古代的土地问题从未到“妥适解决”，其实就是说土地兼并现象从未得到抑制，兼并超过底线，就是“二八定律”，导致社会分化，富可敌国，而穷无立锥之地，这是人祸。人祸邂逅天灾，穷人没饭吃，于是成千上百去抢富人，然后千千万万人去抢国家、抢社稷，天下乱矣，轻者朝廷伤元气，重者江山换主人。换了主人，但换汤不换药，几百年后再换一次。换来换去，都是在拿命在换。所以土地对于国人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心理的——世世代代形成的心理积淀。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其时距开国尚有两年时间，虽然经过山东战场和西北战场的角逐，战局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但辽沈、淮海、平津都还没有开打，最终结果尚存诸多变数，强弱之势也非一目可以了然，此时召开立法会议，提出“平分土地”，为时似乎过早，但这恰恰是共产党人的高明之处，重视土地问题的背后，是其对历史兴衰、对现实人心的考量和洞察。今天，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寸土不属于私有，说来也是两千多年历史教训换来的经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说，天灾是难以避免的，但天灾的影响却可以避免。在另一本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他说饥荒——由饥饿所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说到底并不是自然的灾害，而是经济灾难。他举例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国家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粮食产量锐尖，与此同时，非民主国家苏丹、埃塞俄比亚的粮食产量温和下降，但后者发生了大规模饥荒，前者却安然无恙，因为他们有民主政治提供的政治激励。阿马蒂亚·森据此认为，“饥荒确实是很容易防止的”，因为“在正常运作的多党制民主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
阿马蒂亚·森是全球著名的福利经济学家，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曾为联合国起草过《人类发展报告》，可惜古代中国那些逼得百姓饿着肚皮造反的统治者无法看到他的著作，既使能看到，八成也不感兴趣，他们宁愿任由历史周期率一次次循环上演。虽然他们自己每次都死在最后，但却没有一次可以幸免。
延安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曾问毛泽东：历代王朝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共产党人如何应对？毛泽东的回答非常自信：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伟人走了，道理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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