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立医院东区地址:不问苍生问鬼神 部分官员更相信风水大师

官员与公众对求签等四种迷信活动的信任程度（％）

县处级官员对ＤＮＡ等科学名词的认知程度（％）

“风水促人脉、人缘。”一位大师说，“作为一个风水人，我清楚自己的角色：承上启下，但与政治无关。”而他们的商人朋友们也清楚这一点。通过风水师们的“承上启下”，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张政商关系的网络。

部分商人借机构筑“官-商-大师”三角关系网，新型腐败由此滋生。

正当地方换届如火如荼地展开时，“风水”这个古老行业，从中发现了全新机会。

为“保官”、“升官”，部分官员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生辰八字上。他们或者“走出去”，给祖坟迁一个“宝地”；更多人则把“大师”请进来，在办公桌脚底贴上一道“符”，挡一挡来自竞争对手的煞气。

据知情者透露，浙江的一名副厅级干部，将祖坟迁到了新疆天山脚下。

“近半年，我已经接了三十多单活。”来自杭州的风水师袁敬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国家行政学院的博士程萍刚刚完成“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这份研究报告表明：尽管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总体高于普通民众，但是只有不到1／2的官员表示：不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中的任何一种迷信形式。

“相信‘相面’的县处级官员的比例，甚至高于老百姓。”程萍对本报记者说。

2007年5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对此评论，“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值得高度注意”。

当信风水成为官场风气

来自重庆的道士九真道人，自称曾受一名“负责大工程”的当地局级官员委托，在道观里专门设坛，24小时烧香，祈求其高升。

这位道士向本报记者披露：该官员还佩戴着一块被“加持过”的玉。“宝玉”是如此炼成的——根据此人的生辰八字，九真道人把“符咒”写在他的照片上，和玉石一起在坛里供奉了七七四十九天。“在外面做工程身体平安”、“官位稳定”等一些“指定信息”，已经全部“输入”。而到年底时，这块玉还要拿回坛里，输入新信息，祈求明年运程。

整套项目，该官员每年需要付6000-7000元。如果他有一些临时的特殊要求，“那么根据具体要求实现的难度，另收几千块到十来万的情况都有”。

已经有无数事例证明：中共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官员，被这种“玄学”俘虏。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曾因一风水师预测他“5年内成为封疆大吏”，一高兴就给了对方8000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在新办公大楼即将落成时，通过院领导班子讨论决定，花费3万元，从澳门请来风水先生择定“乔迁吉日”。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因为某大师说他“有副总理的命，只缺一座桥”，不惜将建设中的国道改线横穿水库，修上一座桥。

“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的风水师为他规划。”袁敬斋对本报记者说。他在杭州开设的“敬斋堂”，主要的业务就是风水咨询。

而程萍博士主持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也印证了风水命理在党员干部中市场颇大——2006年9-12月，上海、湖南、青海等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副省级城市的900名县处级官员参与了这项调查。根据统计结果：“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面”的官员，接近三成。而根据中国科普研究所年初公布的“第6次中国民众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面”的民众的比例为21%。

调查特别追问：“如果预测方法告诉您，您最近将有大灾难，您将如何处理？”也有接近1／4的官员选择了“查询有关的书籍或询问亲友”和“按预测者提供的办法去避灾免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县长、处长们，几乎全部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还有不少人曾在党校进修。

秘密进行的玄学测算

随着“风水申遗”的提出，以及某些大学开设风水课程，大师们的行为已不再遮遮掩掩。但更多的时候，风水师和官员们的交易是悄然进行的。

“很多风水师不留胡子，不穿唐装，要尽量掩藏身份。”袁敬斋笑着说，“常常是西装领带，好像推销员。”九真道人则称，“如果去办公室看，一定是周末没人的时候。”

尽量避免找本地风水师，是另一条官员们都遵守的规则。“当地人容易走露风声，风险太大。”“易学命理大师”常玄理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曾和一个江西的副部级官员约在湖南某宾馆见面。

“我们有时候去看官员的房子，甚至都见不到主人。看完后，我们还要将所有的演算、草图当面撕掉，以免主人担心外传。”一名要求匿名的风水师说。

平常时，风水师们主要的客户，商人要多于官员。但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地方党政机关换届了，“大师”们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党政干部这边。

一位要求匿名的风水师去年12月给沿海某省的几个地方一把手着重“看了看办公室”，因为他们都有权力在整栋大楼里选择自己办公室的位置。其中，在某官员办公桌的东南角，这位风水师摆上了一尊铜钟，按照业内的说法，这是一个“金钟罩”，能把位于东南面的官运拿过来。

“相较于商人，官员们更相信一些‘玄’的东西。”袁敬斋这样总结他的经验，“给他们调整一下办公桌的位置，他们就觉得太简单，不放心。但给他们在地上埋一点吉祥物，布一个阵，他们就觉得很灵了。”

常玄理辰也有类似的观察，“党政干部们比较喜欢符咒。”这些画着只有风水师自己才能看懂的符号的纸片，通常会被放置在办公室的一些很隐秘的角落，比如说抽屉背面、挂钟后头，甚至用水泥封在地板下……“给一个官员的安排成功了后，他给我磕头，流眼泪啊！”袁敬斋说。

关于风水的腐败

“风水师给官员们的布阵、符咒，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心理暗示’的作用。”常玄理辰说，“让他们觉得，已经有风水的加持了，事情就搞得定了。这样，信心就有了。而一件事情的成败，和当事人的信心有很大关系。”

然而，风水带给官员们的，也不乏实际收益。由于干部们忌讳与“大师”直接打交道，出面邀请风水师的，就常常是“傍”着官员的大款。一位曾经受人所托看过几位官员住宅的风水师对本报记者说：“相关的酬劳，经常是商人们支付的。”

记者了解到：聘请专职风水师的礼金，市场价为每年10万-20万元不等，有些人的身价甚至超过100万。而每一次看风水以及算命运的价钱，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风水促人脉、人缘。”一位大师说，“作为一个风水人，我清楚自己的角色：承上启下，但与政治无关。”而他们的商人朋友们也清楚这一点。通过风水师们的“承上启下”，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张政商关系的网络。

在风水业界流传着这样一段传奇：某大型国有企业在行将倒闭的关键时刻，通过风水顾问的居中协调，成功邀请到了某位头面人物参与了一次公关活动。这家企业随即获得了1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而这位风水顾问也随即获得了1000万的“顾问费”。

“有些话，只有风水师才带得到。”一名要求匿名的浙江籍商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要进入这张网，就要遵守相应的规则。“大家都需要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人际关系的网络。”袁敬斋的一位弟子说。她正在学习“看面相”和“合八字”的相关技能。

“经济政治成功的背后，也许有我们一份力量，这是台面下的潜规则。”袁敬斋说。

但在一些法律人士眼里，这种潜规则已经触犯刑律。“如果是官员明确授意商人支付看风水的费用，那毫无疑问属于行贿受贿。”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说，“但是，这里常常就有空子可钻：如果一些商人就是‘帮闲’，官员又推说自己只是听听朋友的建议，法律上就难界定。”

信仰为何缺失

风水曾经是原始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朴素解释。南北朝时期的宋明帝，宫内搬床、修墙，必先祭神祈祷。而北宋徽宗，也曾听信术士之言，垫高皇城西北地势，以便得到“多子之兆”。

“旧的传统还存在，导致了风水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对本报记者说，“而当我们党的革命理论无法很好的解释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出现的某些新问题时，新的、和执政党的使命相联系的理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神怪之说又会流行。”

“所以，这些官员信仰上出了问题！”王教授说。

“为什么有人能升官，为什么有人掉了乌纱帽，在一些官员看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择青对本报记者说，“自己不能掌控，就求诸鬼神，找寄托。而关于风水成功的各种传说流言，当官员们处于换届调整这样的紧张时刻，就会给他们强烈的心理暗示。”

而在袁敬斋看来，“风水有它的合理性，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秘密”。

“但风水不是科学。”对风水有独立研究的冯老师对本报记者说，“预测中，是偶中。100%的所谓准确率，除了吹牛，就是骗子。”

很多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在澳门大师专程为沈阳市中院看了风水2年后，原院长贾永祥被中纪委专案组“双规”，最后因为贪腐而被判处无期徒刑。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2005年12月因受贿702万元判处死缓，尽管她天天念佛求神。湖南第一女巨贪蒋艳萍，脚上总是系着两根“大师”从“神”那里帮她求来的“平安线”，却也终究难逃死刑的结局。

《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章》第34条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

熊培云

倘使我们可以在心灵与制度上完成这种双重自救，这“散兵游勇的人类”，何苦要纷至沓来，跪倒在鬼神面前？

据《科学时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程萍博士最近完成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调查显示：县处级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2.2%，有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4种迷信现象的情况，并对“预测”的灾难有恐惧心理，至少是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一旦迷信武装了官员的脑袋并且据此发号施令，其危害可想而知。官员的特殊身份也决定了迷信的危害会从私域冲进公域。人们常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然而面对这个“半数以上”的数据，我们却不得不相信，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着某些“神鬼力量”的支配。据说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经“大师”预测有当副总理的命，可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只为在水库上架起那座著名的“逮胡桥”。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神鬼传统”而非“人的传统”，即所谓“皇帝统治靠天，草民维权靠鬼”。制度的缺失使每个人都是弱者，他们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成败得失归因于某些不可抗力。这种将自己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神秘力量获取拯救的心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散发着原始的“占卜政治”的气息。

对于这个现象，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分析：

其一，中国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社会心理、既有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具体到一些官员身上，迷信在一定程度成了信仰缺失的替补品与安慰剂。如果说宗教是鸦片，代表着人们在精神世界的某种隐秘诉求，那么在这里，迷信则更像是最后的稻草，将那些迷失者从信仰的沉沦中“救起”。

其二，不难发现，许多官员信奉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贿赂鬼神，希望那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把烧香拜佛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所谓“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凡此种种烧钱与下跪显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在物质与精神上对鬼神实行双重贿赂。如果这些迷信活动是公款消费，更意味着是转向兑取神秘力量的“洗钱”，尽管这种贿赂未必奏效。

其三，对于许多公务员来说，只有领导才是其职业生涯的终结者与拯救者，因此他们不辞辛劳供奉上司、迷信上司。从这方面说，针对神秘力量的烧香拜佛不过是唯上级是尊的官场迷信的一个延伸。如丛福奎听到“女大师”胡诌一句“你快高升了，要想上升，你就信佛”的提示后就开始信佛，这里的“佛”就是领导。当然，对于那些在官场中不受领导重用而改投到“佛”门者，“佛”就是让领导回心转意或者可以和领导拔河的人。

其四，对于他们来说，请求菩萨的保佑，无疑是请菩萨做自己腐败事业的帮凶，帮助自己“腐往直前”。如上所述，一些腐败官员通过贿赂鬼神为自己过去的劣迹寻求庇佑，为未来的飞黄腾达开路，一切不过是为我所用。也正是这种迷信让社会静悄悄地背离理性，处于长期的危险之中。在此，弄权者贿赂鬼神并非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害怕有人敲门，更为自己未来做“亏心事”增加胆量。当他们将自己的权力与神鬼结合到一起时，其身心内外已经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教合一”。

“不信苍生信鬼神”，再次表明中国民主建设与政府建设依旧任重道远。应该说，眼下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民智维新”的时代，不仅普通民众要学会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位官员更应为理智与心灵的双重独立担起责任。在此意义上，“县处级公务员半数以上信迷信”为我们提出的仍不过是中国人将如何完成自己的心灵重建与制度重建这一论题。对于后者来说，改进既有评价体系显然比提高官员素质还更重要。或者说，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体制让高素质的人去从政，对苍生与选民负责，而不是做了官、迷了信、见了鬼后再去提高素质。倘使我们可以在心灵与制度上完成这种双重自救，这“散兵游勇的人类”，何苦要纷至沓来，跪倒在鬼神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