蜇字广东话怎么读:政治学课题的另类考量

政治学课题的另类考量

朱蓬蓬

中国专家学者对政治学研究的课题都是十分感兴趣的，但大都不着边际地发表宏论，如何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实际上都无果而终。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始终在一些人的心头管控着，丢不开，甩不掉。

最早，在江泽民时期，天津实施过由李瑞怀书记市长一肩挑，后来重庆的人大代表建议肖秧书记也党政一肩挑。当时市长是孙同川，他是13大的中央候补委员，而市委书记肖秧从北京空降重庆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十四大时肖秧才勉强在等额选举时选上候补委员，而且是排列在最后一名。笔者在人大会议期间是工作人员，为此曾请示中央，中央回答八个字：“党政分开，尊重民意。”

既要党政分开，又要尊重民意，这事儿不大好办，因为大多数人民代表赞许肖秧“一肩挑”。但从指示精神来看，党政分开说在前，显然是由于涉及“党政不分”，容易混淆，没有推广开去。后来李瑞怀也到中央担任政协主席去了。但笔者当年考察得知，天津由于党政一肩挑，工作进展方便得多，而许多地方，市长书记党政协调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好解决。

30年改革开放中的一段时间，曾经在许多地方实施过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意思是突出党的领导，但党权和法权搅在一起，似乎也有不妥之处，又慢慢地消失了。

近日，读到一则江苏洪泽县政协秘书长郭虎写的新闻，他说：“洪泽县县长刘泽宇同志兼政协主席，县政协一些干部很高兴。原因有三：政协影响力加强，经费有保障；同时，县长日理万机估计没时间过问政协事。这样大家工作既轻松，又实惠，乐事也……”（见《南方周末》2月24日自由谈版）

笔者叙述上述这些情况，想说明这些“兼”，实际都是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但这样的兼，只是进入了一个不大合法的误区。，不过虽说是误区，却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政治体制学的基础研究课题。

究竟应该怎样理顺其中的关系？

众所周知，我们党政机关今天在“行文”时的排列次序，是党、人大、政府、政协。一、二、三、四，绝对不能搞错。其实，这个排列本身就值得商榷。

按照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按照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按照以后的宪法条款，党的领导排在第一位没有错，第二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协商国事，第三是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才是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及各项子法。依法治国。

如果承认这个程序是可以的话，就可发现，我们过去的改革总是没有按照程序办事，以至于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失去不少机遇，走了一些弯路。

作为政治学基础课题的另类考量，笔者设想，中央一级可以有政治协商机构，成员可以是各民主党派、各省市、各界别关心国事的代表性人物，而不是各行业优秀的名誉性象征性人士。各界人士的一些协调工作，可以由党的统战部负责，省市一级就没有必要设这样的协商机构了，县一级的政协及以下更是没有必要有，说穿了这些都是冗员。安置了许多吃饭不做事的公务员。而且，除了中央常设的政协机构经费由国家财政支付外，各民主党派，其活动经费应该自筹，社会成员支持捐献，无须中央包干。不仅如此，各级人大政协的副职，各级政府的副职，也需要大大地缩小，精兵简政，减少财政负担，从而取缔那些政府不该管而管，市场应该管而管不了的事。

按照我们国家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其中领导政府工作是党的工作的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就这一块而言，党中央的总书记负责总管。而地方的党政完全可以合并，不需要有两套班子两套人马。至于中央、省市县的党务机构，平常只管理党内的事务。负责定期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会议，监督党员在政府机构的行为是否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由此，可以设想，“法”应该代表国家依照宪法独立行使职权；律师应该代表弱势的人民群众维护公正和正义。另外，可以考虑中央设立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务，所以要改党指挥枪为“党政指挥枪”。当然实际上还是“党指挥枪”。因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都是优秀的党的领导人。

关于中央人大，省市县的人大代表，由党组织和工青妇科协等群众团体在协商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各级人大唯一的任务应该是监督检查“法”的执行和实施情况，可以对官员做出罢免报告，提请政府执行，但除了任命高法的大法官以外，其余部省级官员由政府任免即可，不必由全国人大批准走过场。

笔者的这些说法并非是要在两会期间凑闹热，而是从学术角度的思考。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教授在《培养民众独立思考能力》一文中说：“学术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普及学术知识。但大众化是方式，化大众才是最终目的。”

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当前，有许多社会矛盾需要解决，有许多假冒伪劣需要揭穿，只有解决了，揭穿了，社会生活才太平，人民群众才安宁。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