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山缥缈录怎么卸载:[贴图]民国人物 汪世铭

上图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汪世铭将军与子女在香港
汪世铭(1896-1977)，字心渠，安徽桐城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同年留学美国。1920年毕业于费金尼亚军事学校。192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回国后，曾任东北军团长，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副总指挥、国民政府交通部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副局长，湖南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任军委会外事局副局长负责协调中美军队的合作。1932年加入民主社会党，1948年响应中共中央号召，1949年以特邀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此后任政务院参事，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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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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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底汪世铭在上海甜爱里24号与家人合影
附：民社党革新派居港首要的分裂
中国民主社会党革新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代会,宣告了革新民社党成立.革新民社党仍袭用"民主社会党"旧名,为与张君劢领导的"民主社会党"相区别,一般称之为民社党革新派(张之民社党称为"正统派").民社党的主体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从中分裂出来的革新派,主要由中等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人物所组成.革新派的成立,标志着民社党出现了第一次大的分裂,时隔不久,革新派许多重要成员,特别是居港的中央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于路线主张的分歧,再次走向分裂.
赴港活动的目的和最初的政治主张革新民社党主席伍宪子和中常委孙宝刚,汪世铭等在党派成立后不久即赴香港,进行多方联络,并吸收党员,谋求在港发展.因孙宝刚,卢泽三,汪世铭等人都是党派各中央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党派的核心和骨干,这样,革新派总部虽设在上海,但香港成为事实上的党派总部,政治活动的中心舞台,他们并且在港创办《人道周刊》为其机关报,阐发政见,主张.当时,此派首要在港活动的目的有二:一是在将该派活动中心南移,与其他中间势力加强联络;二是便于指导两广及海外党务.即在港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因为该党派组织力量几乎全在国内,为政治势力所掣肘,摆脱束缚,壮大势力,这正是驻港首要们的使命.以汪世铭,卢广声为代表的左派日益得
势,得到党内大部分主要人物和大多数党部的支持,如副主席沙彦楷,资深中常委梁秋水,监委主席万武等,逐渐成为党派的领导力量.他们首先批评伍宪子思想不前进,尤其不满伍宪子批评左翼反蒋反美的言论,同时激烈抨击右翼把持的舆论工具《人道周刊》,认为此刊立论之保守与温和,不足以代表"革新派",主张重新声明立场.伍在众人责难下,被迫让步.随着时局的发展,汪世铭等主张愈益坚定,如其《民社党和时局》一文中,指出只有两条路:要么是争取国家独立,民主之道路,要么把生命,土地献给反动集团与帝国主义之道路,表示"必须做其人民政党的忠实伙伴,成为革命的一部分力量,明确否定了第三条道路,并积极推动党派向左转,与中共合作,在其党内对孙宝刚的所谓"两面作战","决计不能赞同作坚决斗争.当然孙宝刚等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们避实就虚,攻击汪世铭等人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是"愿意做人的尾巴,倾向性已较明显.时局的发展,日益强大起来的左派力量作用于伍宪子等中派,"在孙宝刚与汪世铭等的磨擦之间,颇有左右为难之势,虽仍未变其主张,但已是持观望的态度,汪世铭等人再接再厉,加强宣传攻势,在《党讯》杂志上,加厚于平时三,四倍纸张,宣传中共路线,结果在力量占优的左派努力下,革新派"中间路线"之活动因而停顿.显然,孙宝刚等人是绝不甘心如此的,他们还在作种种努力,左右两派的较量还在继续,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在针对共产党号召召开"新政协"事件上变得不可调和.汪世铭等革新派左翼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走向了革命,使其党派更加具有战斗力.刚脱离所谓"正统派"的革新阵营为何迅速分裂 除组成人员混杂外,更主要的是政见主张等方面的分歧,正如罗坚白所指出的"曰为争路线".实际上,在当时时局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中间路线"早已破产,由于孙宝刚等人属于中等资产阶级或上层资产阶级的右翼,虽也曾附和民主运动,反对张君劢参加政府而标榜"革新",但他们终究是不会有勇气走向革命的,因为"在阶级关系上……就是开明士绅,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乡村富农,也是君主立宪派,或旧民主派,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妥协的,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他们根本不会了解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情势发展的特点,即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才是真正救国之路.
"民主与反民主没有中间,任何企图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建立所谓第三条道
路的中立地带或中立组织,甚至中立政权,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右翼被走向进步的左派所摒弃,而不是孙,罗等人认为是"投机分子和极左分子的变质腐坏造成"和"党中央太阿倒持所致",由此,他们所持的跟共产党合作是"不得不自己重新表示效忠以固宠的态度和见解是何等之荒谬.
[本帖最后由 闯王旗 于 2010-5-23 23:3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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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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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表主要发言（1949.09.28）
特别邀请代表汪世铭发言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
我是革新民主社会党负责人之一。三年前因为张君劢及其走狗们破坏旧的政协，破坏民主统一战线，厚颜无耻的参加了伪国大，参加了伪政府，为蒋介石反动政权帮凶，这三年来的内战，张君劢是要负一大部分责任的。我们党内忠于民主与和平的同志们表示万分的愤慨，不能不起来反对他，打击他，所以才有革新的民主社会党的组织。我们三年来为打击张君劢及其所参加的封建官僚勾结美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作不断的艰苦的斗争。因此有许多同志受了蒋匪特务的迫害，坐了牢，受了刑，甚至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但是我们内部存在着许多缺点，例如组织不健全，分子复杂，又没有严格的纪律，往往发生了错误的言论与行动，招致恶劣的影响。我坦白地承认这些错误，并诚恳地接受批评。
在过去为打击张君劢及其所参加的封建官僚勾结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权，我们有组织的必要，也尽了一部分的责任。今天情形不同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全国的解放，已不远了，人民的革命，即将全面胜利了。这个划时代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是这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果实。这次会议制订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和共同纲领——就是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在这三个文件内，我们得到了三个结论：第一、我们有了统一的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第二、我们有了统一的路线——就是在国内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国际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爱好和平自由的各人民民主国家，反对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第三、我们有了统一的目标——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达成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与富强。有了统一的领导，有了统一的路线，有了统一的目标，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愿望，都已完全达到了。我们党的组织与活动，再也没有必要了。所以我们已决定结束我们党的活动，取消我们党的组织。我们的同志有的因为历史关系，将要加入民主同盟，有的参加新民主主义的青年组织，有的参加学习与工作了。我们将在不同的岗位上，接受统一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遵循统一的路线，向着统一的目标，努力迈进。
最后我还要向各位代表先生说几句话。我们参加了这个伟大的会议，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精神感召，听到了许多的宝贵言论与意见。大会就要闭幕了。我们要学蜜蜂，采了花就要造蜜，为人民辛苦，为人民忙。我们要学蚕，吃饱了就要吐丝，织成锦缎，织成花，织成新民主主义之花，织成人民革命全面胜利之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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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做成了彩色的图 家谱
敬之公，字心濂，号今知，鍊堂公长子，妣潜山官庄余协中之姐余助贤。民国初年就职于户部主事。后世子孙居北京。子志德、志天、志洪、志友，女又清、志华、友泉。尤其是志天，又名项子明，曾任北京市委秘书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同学会会长。
瞻之公，鍊堂公二子，职于河南粮食储备库。殁于河南。人称七老爷。子桐生居河南、铁生迁居老梅，女爱云适桂花园黄老屋刘瓦匠，女爱静居北京。
世铭公（1896—1977），鍊堂公三子，字心渠。1918年清华学校毕业，同年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回国后任东北军团长，少将，湖南大学教授。1932年加入中国民主社会党。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副总指挥，军委会外事局副局长，民盟中央常委，民社党革新派负责人之一。1949年参加新政协，任政务院参事，全国人大一至四届代表。在安庆黄师营建有汪公馆，在桐城汪桥建有栲栳山庄，庐江汪氏送匾曰“家国之光”。葬北京八宝山公墓。妣周霞初。子又雄，女孝梅。
立人公(1900—1981)，字心潜，鍊堂公四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曾在桐城开设纸坊、伞厂，供销合作社，在安庆设小火龙（轮船）。1946年任行政院救济总署皖北分署主任。公葬安庆。妣周忠初、光氏。子中毅，女中简、中恂。葬安庆。
伏生公(1902-1960)，字心涛，鍊堂公五子。就学于天津南开大学，留学英国，专攻资源经济学。曾任天津《益世报》主编，南京《向导》总编。抗日战争期间任军委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总教官，少将。时任蒋纬国的汉文老师，以古文见长，尤《论语》、《左传》。1946年任行政院救济总署分配厅厅长，妣桐城相府张氏。子五，南峰、南山、南湖、南平、南海。
心汾公，号小平，鍊堂公六子，业医，曾任台北共济医院院长、台北医院院长职，移居美国。

近日研读清华周刊，发现汪世铭，字佩之，其长兄汪心濂（字敬之）寓住北京前门半壁街兵部洼20号。1916年夏曾携五弟自汪心涛自桐城老家经安庆游南京。
1916年至1918年，汪世铭曾任清华英文文学会主任，学报总经理。其间发表多篇论文。1924年自美回国，任职于南昌督理公署，1925年任职陆军第三师辎重第三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简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于1925年7月，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席为汪精卫。1928年8月撤销。1932年3月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重新成立军事委员会，目的是为适应"剿共"的需要。在此次大会上通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中规定：军事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改主席制为委员长制。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常务委员扩增至5-7人，后又增设副委员长2人，下置办公厅及第一、第二、第三厅等机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蒋介石，副委员长有阎锡山、冯玉祥。复设后的军事委员会，虽然名义上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控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最高权利机关。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又将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划归军事委员会管辖，行政院所属的军政部、海军部归并军事委员会兼领。
1937年8月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布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其中历数日寇罪恶："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也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因此我们大家必须同心合力，死命相拼，要万众一心的拼到底。"
1937年1 1月底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统帅机关，也于12月7日撤离南京，经江西迁至武汉。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发表声明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同时国民政府亦庄严宣言："必竭全国之力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权之完整"。武汉失守后，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召集全国各军主官，于南岳举行军事会议。12月9日，蒋介石从桂林乘飞机抵达重庆，国民政府的军事最高统帅部也同时驻节重庆。
在重庆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经过不断的调整，其所属机构虽有变化，但以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政治部、后方勤务部、军法执行总监部、海军总司令部、航空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军事参议院为主体的结构基本上确立并保留了下来，其以军事为主要任务的性质也始终未变。到1944年6月，该会主要构成成员是：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委员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程潜、陈绍宽、唐生智、熊式辉、卫立煌、万福麟，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程潜、白崇禧，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副主任俞济时，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第三处主任陈果夫，副主任罗良鉴、萧赞育，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办公厅主任贺国光，副主任姚琮，法制处处长周亚卫，副处长朱熙麟，考核处处长周斌，副处长夏声，外事局局长杨宣诚（前为高震，后为何浩若），副局长汪世铭，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次长刘斐、熊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次长钱大钧、张定潘，军训部部长白崇禧，次长刘士毅、王俊，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副部长袁守谦、何浩若，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陈绍宽，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副部长端木杰，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浚，副监秦德纯，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副院长张钫、于学忠，铨叙厅厅长林蔚，副厅长钱卓伦、刘咏尧，航空委员办公厅主任周至柔，副主任黄光锐、毛邦初，扶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健，副主任委员吴思豫，运输会议主任委员何应钦，战时新闻局局长商震，副局长李中襄，特种情报所所长杨宣诚，副所长郑介民。
1940年初，军事委员会又根据战争形势与环境的变化，对各个战区作了调奠，于同年4月撤销第10战区，7月增设第6战区，以陈诚、吴奇伟为正副司令长官，辖区范围包括湖北西部、南部和湖南西部及四川东部广大地区，主要任务是防卫战时首都--重庆的外围，配属有32个步兵师、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及其他特种部队、游击部队。8月，为适应粤北方面的作战需要，在广西曲江设立第7战区司令长官部，以余汉谋、蒋光鼐为正副司令长官，配属有17个步兵师，主要防守广东韶关至广州以北约200公里的范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结束了单独支撑对日作战的局面。在蒋介石的倡导下，世界各个民主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了统一的反法西斯阵线，国民政府也因坚持抗战达4年之久而成为同盟国家的"四强之一"。在此新形势下，为实施26国共同宣言所揭示的"签字各国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的原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多次举行会议，商讨新形势下的对日作战方针，最后确定了"策应盟军，争取共同胜利，对敌实施连续攻击，使敌不能南进，以减轻敌对盟军的压力，同时派兵进入缅甸，以协助盟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依此战略思想，为更好地达成任务，军事委员会再次调整划分了各地战区。到1943年4月，中国军队共分为第一至第九战区、鲁苏战区、冀察战区共11个，包括军事委员会直属部队及远征军各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共有35个集团军，107个步兵军，300个步兵师，28个步兵旅，4个骑兵军，16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
1944年7月，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举行军事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检讨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长沙会战中失败的种种原因及其改进办法，揭示军事机关与部队中的种种弊端与腐败行为，明确提出了调整中央军事机构、缩编部队、提高官兵待遇、改善兵役行政、整饬军队风纪等问题，提高战斗精神、增强战斗力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在会上，蒋介石曾痛心疾首地告诫与会者，由于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的失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
1941年10月为适应抗战需要，办理关于军事上对外联络事宜．特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外事局，设局长、副局长各1人.以商震任局长，汪世铭任副局长。局内设局长办公室，以郭德权为主任，掌理文书、机要、编译及不属于其他各室事宜；参谋室，以曾锡珪为主任，掌理参谋业务；事务室，以陈希曾为主任，掌理交际、经理、庶务等事宜.
1943年5月将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并入外事局。顾问事务处，于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聘用、招待外籍顾问(主要为苏联
籍)而设立，张冲任主任。归人外事局后，外事局的任务修改为；对国内外军事联系及外籍军事顾问延聘招待事宜 该局直隶
于军事委员会，设局长、副局长各1人。局长办理本局一切事宜；副局长襄助局长处理局务.局长以下，设秘书室和第一处、
第二处。
秘书室 设主任、副主任各1人,下设3个科，分别掌理机要、文书、编译等事项。
第一处 设处长、副处长各1人，下设5个科,办理有关英国、美国等国军事人员接洽与顾问招待事宜。
第二处 设处长、副处长各1人，下设3个科，办理有关苏联顾问延聘、招待等事宜。
外事局还设有人事科和会计室。
此外，又先后在赣州、兰州、桂林、昆明和驻印军设立了办事处及招待所。后设立的军事委员会外语训练班也隶属外事局.
外事局各任局长为：1944年3月商震调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贺国光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任局长。不久，杨宣诚调任局长。10月杨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何浩若接任局长职。1946年6月外事局并入联合勤务总司令部。
军队系统的外事机构━━军委会外事局
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外事机构是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简称军委外事局，负责国外军事联系及聘请外国军事顾问事宜。办公地点在较场口。外事局设正副局长，由上将、中将衔的军官担任。下设二室(秘书室、会计室)、二处（一处、二处）。处室以下设10个科。官佐编制148人（其中上将1人，中将1人,少将9人，上校7人，中校4人，少校11人，尉官8人），最多时官佐达到272人,征用的翻译即有1000人，是一个庞大的外事机构。


商震上将
在重庆期间，先是商震上将任局长，以后商震赴美任军事代表团团长，改为何浩若上将任局长，汪世铭中将任副局长。
军委会外事局极盛时期下属有55个甲种招待所,7个乙种招待所，1817名官兵在招待所服务。主要招待所有大溪别墅、沧白路7号、春森路17号、红岩新村、求精中学、嘉陵宾馆、领事巷、放牛巷、胜利大厦、兴业大厦……等等。全市稍好一点的房屋和旅馆都为军委会外事局用作为招待所。
1946年11月30日，张　襄、黄梦年、汪世铭、葛云龙、漆道征、任陆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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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和改造自己汪世铭的发言（1957.07.10）
这几天，我听到了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彭真副委员长各项工作报告。这些报告总结了我国各方面建设工作中的成绩、缺点和经验教训，正确地、严肃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反动言论，指出了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正确道路。我对这些报告完全同意和拥护。
我现在谈一谈我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体会和意见。
一、反右派分子斗争的伟大意义
自一九四九年到现在短短的八年时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又领导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创造许许多多惊人的奇迹。我们的国家达到空前的统一，我们的国际地位达到空前的提高。这些成就和奇迹，就是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不承认。联合国经济报告中也说，一九五六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占世界第一。还能说我们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吗？这些成绩是与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分不开的，也是与苏联大公无私的热诚援助分不开的。我一九五六年春季到东北视察，亲眼看到许多新型工厂都装备着苏联最新最好的机器，看见许多苏联专家正在辛勤忘我地帮助我们建设，传授给我们最新技术，同时把苏联最新的设计图样送给我们，这就使我们以往不能自己制的东西，都能制造出来了，并且开始制造出来的成品就能达到国际水平。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就是显著的例子。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能说苏联不好，诋毁苏联，破坏中苏团结。百年来历史事实证明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国家走向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唯一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是我们六亿人民所共同遵守的最高原则，这是我们的国本，绝不能容许有任何动摇。中国共产党为了改进工作，加强领导，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更顺利地进行和发展，开展了反主观主义、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的党内整风运动，要求各方面党外人士提出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这样的整风运动发扬了最广泛的民主，是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代所做不到的事，所不敢做的事。这一整风运动更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受到极大的感动，更坚决地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残余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就利用我们揭发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乘机向社会主义道路，向党的领导发动猖狂进攻，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并进行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到处点火，惟恐天下不乱，为篡夺国家领导权作准备。最可痛恨的，领导这一猖狂进攻阴谋活动的是一些有很高政治地位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如章伯钧、罗隆基之流。这就不能不引起我全国人民一致的愤怒。党和政府给予这些人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很大的信任，是要他们更好地领导各民主党派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党的领导，但他们反利用所得到的政治地位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这真是令人痛恨，令人不能容忍。我们民主党派成员一定要与全国人民一道对这些反动的右派分子予以坚强的回击。只有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和顺利完成。反右派斗争对整风运动、对社会主义革命是有重大意义的。
二、要坚决地进行反右派的斗争
从报纸上和各方面所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的活动事实来看，他们的确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想把我们扭向资本主义道路，要取消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所一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绝不能容忍这些反动的右派分子阴谋破坏的，我们要与这些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右派分子首脑和骨干在我们全国人民中毕竟还是占极少数，我们一定要根据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件中所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站稳立场，与这些右派分子划清政治界限和思想界限，并把全副力量投入这一场政治斗争中。我们要尽量揭露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和罪行。右派分子的阴谋是非常毒辣的，他们常耍两面派的手法来欺骗人民。在他们的反动罪行被揭发后，他们还说，他们的动机是好的，只是效果和影响不好，甚至说，他们是“无心犯错、常犯错”。这些话，除我们敌人外还有什么人相信？我们要正式警告这些右派分子：我们全国人民的警惕性都已提高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再想进攻是不可能的，你们再想欺骗，是欺骗不了的。我们要与你们斗争到底，不胜利，决不收兵。摆在你们面前的唯一光明道路，就是赶快回头，认识错误，把你们一切活动阴谋，把藏在你们心灵深处的一切丑恶，把你们的秘密计划、组织，把你们的一切秘密社会关系，赤裸裸地、老老实实地、毫不保留地向人民认真交代，彻底坦白。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了，也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了。我还要建议：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已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原选举单位应当撤销他们的代表资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不能让任何反动的右派分子盘踞在内。我认为这样做，是符合全国人民要求的，也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
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自从右派分子发表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荒谬言论以来，不少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思想发生混乱，是非不能辨别，也有不少人被这些右派分子利用，立场模糊起来。主要原因是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毒素，一听到右派分子的言论，思想感情就接近起来，甚至有共鸣之感。这一事实说明了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是非就不易辨别，立场就容易模糊，也很容易被人利用，引入歧途，这是多么危险呵！人们的思想多半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尤其是从旧社会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头脑中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往往社会向前进步了，而思想意识还停留在旧的阶段上。这需要经过长时期艰苦的努力和斗争才能彻底改造过来。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用工人阶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改造世界，这就是在经济上要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意识上要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改变为工人阶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思想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思想改造比经济改造要难些，时间也要长些。根据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八九个月来学习的体会，我认为思想改造必须从以下各方面努力。第一，要深入细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逐渐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要深刻地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主要表现在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阶级斗争。要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必须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脑海中挖除出去，这就是必须先否定自己，为新的思想扫除障碍，开辟道路。不这样做，旧世界观是不容易改变的，新世界观是不容易建立的。第二，要在生活实践和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例如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就应当检查我们自己思想感情有没有与右派分子接近的地方，是非能不能立刻正确辨别，立场有没有动摇。我们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批判右派分子的言论，提高我们的政治嗅觉，并与右派分子作坚决不调和的斗争。反右派斗争的过程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我们要在反右派斗争中进一步改造我们的思想。第三，要与工农劳动大众接近，建立思想感情。最好每年能有一定时间住在农村或工厂，尽可能地参加工农生产劳动。这是改造思想一个很好的努力方向。总之要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世界观的改变是必要的。思想改造越彻底，立场就越站得稳。思想改造的过程就是立场转变的过程。思想改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以上所说的三方面努力，我相信思想是可以改造过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一定要站稳立场，坚持反右派的斗争。我们要从反右派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