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山ol 月神:南京大树祭（转自西祠）

南京大树祭
　　　　　　　　　　　　　　　  ——忏我们在南京犯下的绿色罪
　　　　　　　　　　　　　　　 翟明磊
　　　　　　　　　　　　　前人栽树后人砍树
　  南京人有一份别的城市没有的骄傲。那就是南京的大树，1928年奉安大典中在孙中山灵柩经过的码头——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东郊，和中央路与中山南路，国民党政府种上了从苏州杭州精选的英国梧桐和雪松。72年下来，如有神助，东郊大树树冠冲天20米成为南京的著名景观，在城里的一人难以合抱的大树，中山东路是左右共六排，其它路则是四排，一到夏天，枝叶交叉，那便是壮观的绿色隧道，在火炉南京，行人与骑车人竟可以在这些路上照不到一点毒日头，只有星星点点的阳光仿佛绿色河流底部的光斑，迷人地跳跃着。
　  于是当发现有人砍大树时，南京老百姓的愤怒也是别的城市没有的。他们发现这些砍树的人是晚上动手，将民国大树拦腰砍断，然后连根掘起，早上起来大树没了，地上却连一片落叶的痕迹都没有。这些凶手为何如此狠毒如此麻利。南京的老人们纷纷围在砍树人的身旁，抹起眼泪“好好的大树，砍它作什么？”老人们有说不出的悲哀，七十年从小时候大树就在了，连南京大屠杀也没伤了大树的性命，在自己去世前却眼见大树倒下，将自已生命一部分也带去了。年青人却有自已的理由：砍了树夏天上班怎么受得了，在太平南路上老百姓甚至打出了横幅要求停止砍树，据有关部门统计，90%的砍树都有老百姓举报。
　  老百姓没想到的是砍树的正是南京园林工人，和政府用每棵树二百元请来的民工。有的园林工人因为亲手种的树现在又亲手砍树哼起了砍树歌表达无奈与悔恨的心情这些歌在市民中传唱。
　 有一首民间诗歌是这么写的
　 “树决不是麻木的
　　而却是有灵有智的
　　它虽然不语不行
　　心里却比谁都清楚
　　树甚至连恳求人们不要砍伐它的意思都不曾流露
　　——那是锯子在尖叫，
　　而不是树在尖叫。”
　　　 论大树的不得不砍
　  用古时的话说小民无知，但他们也有权问一句“能不能不砍树？”这也是记者采访时被问得最多的一句。
　 其实何止老百姓问过这句话。
　  市长有自已的苦处。民国留下的这几条路是当时罕见的四车道，在当时是非常宽阔了，加上两边各5米的人行道，曾是世界道路建筑界的标准比例。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南京车量激增，车行道明显不够用，堵车也出现了，因此93，94年，先将中山南路的四排大树砍成两排，这样快车道向自行车道与人行道扩张。接下来中央路与中山北路的四排大树也被砍掉两排，快车道得以抢得行人道增至六车道。
　  加上后来的中山东路，南京一万多棵民国大树被砍去了三千多棵，(记者是从中山码头至中山门一路数去，共砍去至少3038棵，由于中山门有一段已荡然无存估计有50棵的误差)绿色隧道大多消失了。
　  每一任上的南京市长都不得不砍树，学者们终于发现，路似乎永远没有扩够的时候，树也永远逃不了被砍的命运，——连上海的淮海路，原来著名的法租界的梧桐也砍个一干二净，由此南京王宏民市长认为城市应该种景观树就是种在花盆里的树。这样不影响商业景观，而众多学者反对，黄维康是东南大学建筑系前任副系主任建筑大师杨廷宝的学生，这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认为南京的绿化是“砍的都是博士生，种的都是幼稚圆小朋友。”
　　南京林业大学绿化专家徐大路认为“法国梧桐，枝干生长迅速，夏天可迅速形成相交的树荫，挡住阳光。冬天落叶，行人可充分享受阳光，因此是最理想的行道树，香樟在冬天就不行了尽挡阳光。”
　  据国外统计，一棵中等大小的树一年创造的环保价值达19万美元，更不要说，这些有历史价值的民国大树。南京共15万株的法桐是宝贵的绿色资源。
　  曾在法国学习过城市规划的黄维康告诉记者“法国不要说砍树了，连法国梧桐的树枝都不剪，任他疯长，非常漂亮。法国梧桐的缺点是春天有絮絮，刺激鼻子但也仅有一周的时间，法国人对此专门设计了一种吸尘车，每天四点吸得干干净净。”
　　　　　　　　　　　　　　　为大树请命
　  为了沪宁高速公路从中山门进城，南京东郊被迫砍去了城门口的大树，从中山东路至中山陵的百年绿树陵道被硬生生中断，当民国大树最多最阔的中山东路要砍树时，学者们终于忍不住了，六排大树要砍去四排，南京的壮阔大树将永不复存了。至今仍不知名的学者乘人大代表进京之机联名上告建设部。部里派专员调查，对有关领导点名批评。最后，市政府与学者达成妥协，由于民国的大树分杈低，阻碍了高速公路下来的车流，不得不砍去两排。黄维康则建议，“不能再在半夜11点砍树了，应开新闻发布会向市民解释，在白天进行。”最后约二百棵大树留了下来。
　  1999年7月27日有老百姓向黄维康教授们举报有人在瞻园路上砍树，这些树共17棵比民国大树年龄还大，位于太平天国府，与历史景观交相辉印。但为了扩成二十九米的大道与大路规格统一不得不砍。教授们据理力争，但7月28号晚当教授们被市规划局一位副局长告知“我这个树是砍定了南京树多得很。”一位姓周的副市长认为，南京道路宽窄不一一定要统一规格，南京的路大路一定要40米以上，小路20米以上，凡是妨碍路的树就要砍掉。对这种不正视历史与现实的城市规划，专家们啼笑皆非。
　  眼看大树不存，8名教授连夜行动向人民日报华东版记者发表签名书。 7月30日已有几棵大树被砍倒。紧急关头，8月2日人民日报华东版登出“这些老树不该砍”的文章。八名签字的教授有东南大学建筑系两位系主任，潘谷西，仲德昆，黄维康。南京大学八十多岁的历史权威蒋赞初教授。绿化专家徐大路。
　  第二天，周学柏市长批示“保留老树，至于影响到拓宽道路的宽窄问题，留待后人解决。”
　　大树终于留下了。
　  为什么身为南京市规划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这些教授为什么还要从报章施加压力？这和一些官员的长官意识有关，例如白下区区长认为“大树把商厦都挡住了影响本区的商业景观。影响城市亮度。”将太平南路长了数十年的大树，统统砍去主干枝，只剩下二米多高的树桩。形态丑陋。
　　珠江路上，3月12日植树节前夕，3月11日砍树。
　　在他们眼中商业景观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才是政绩。
　  在九十年代，在南京绿化条例出台前，各区自行砍树是常事，而且是大面积的，除了民国大树，各条路的树许多只要挡住大厦就可能死于非命。黄维康教授用笔记本记下了他亲眼看到的砍去大树的商厦与马路有“汉府饭店，江苏省物资大厦，江苏商厦，新华日报新楼，胜利电影院。模范马路，广州路，山西路，中山路，”
　  人的贪婪的欲望也是大树的杀手。2000年9月省电力公司与玄武区政府合办的太阳宫私自砍去了二十棵民国时栽下的玄武湖边的大树，理由是影响顾客看湖的视线。第一次让玄武湖封闭的环绿带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半夜砍树时，他们从根部砍起又用土掩平，人不知鬼不觉。公安局已立案，由于有关部门的保护，不了了之。
　  公司敢砍的胆气是官员的随意砍伐，南京老百姓流传着“二*是砍树市长”的说法。
　　直到发稿时为止，老城西康路大树因扩路又被砍掉了。
　  在中山门外一段陵树被砍后树上草坪，又树起了金属城雕，竟有市长自鸣得意地说“这样比原来更好嘛。”
　  尽管市长们大多是理工科大学生，但对文化与历史麻木到无知的地步，黄教授告诉记者，“当时在高速路规划中，王宏民市长建议将中山门宏伟的城楼炸掉，理由是因为这是民国时建的，所以不是文物。”
　  原江苏省委书记柳林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官员他曾说过“南京中山陵动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要人大讨论同意。”而现在一两个官员就成了城市规划总设计师。在西方，一个道路规划要做3——5年前期工作，要求征求市民意见。
　  南京城市规划顾问委员会的著名建筑专家东南大学建筑系前主任黄维康教授当面向南京一位市长当面指出“有人又在砍树”时，一位市长回答“你不要伤心，树长那么高干嘛，这树我是砍定的，我们南京有的是树。”黄教授愤怒地说“你积点德。”
　  比黄教授更愤怒的是已去世的著名的园林大师陈从周，在一次城市会议上他对着市长与局长的面说“你们南京人不要脸，连祖宗留下的山都要砍”有人问陈老为什么骂人。陈老指的是幕府山，李白在此山写下月下独酌，1500年前，东晋文人所称“金陵佳丽地以北郊为最。”正指此山。这座古山脉东北西南向长六公里正对长江，凡是进南京的船首先看到此山。陈老说“这不是南京脸面嘛，连脸都要毁容，不是不要脸吗？”由于正对北下气流，幕府山的绿化对南京气候至关重要。日本侵略军首先毁林开白云石矿用于军需，然而对此山致命的破坏却是中国人造成的，近二十年来，南京为了给宝钢提供白云石矿，对幕府山连续开采，山脉出现数个十多个足球场大小的疤痕，总面积200万平方米，成了高空飞机上也能看到的黄土高坡。为了二千名就业人口，南京一直没有下停矿的决心。上古的大树统统倒下，据权威部门统计，砍去的树每年产生的氧气可供585万人呼吸一年，长年砍伐竟然使整个山脉支离破碎，整个山脉成了黄白鬼脸。
　  让陈从周终身遗憾的是他没有在身前看到南京人让古山返绿的努力。1999年春节南京市长来到幕府山，决定将9个矿关闭八个，让幕府山还绿，真是不听学者话后悔在眼前，毁绿容易种树难，为种树，南京园林局称在裸露区三分之一面积45度矿渣坡上铺上外地运来的一米厚土，现已运了二十万方，每方七元，15吨的卡车昼夜不停运了两个月，耗去大量人力，剩下的三分之二面积让工人在岩石上挖洞填土种树，每人一天只能打两个洞，无疑石上绣花，从市里调大量的消防车上山为小树浇水，即使这样，专家徐大路认为必须连续五年坚持如此浇灌树才能存活，今年南京市将为幕府山付出5百万绿化费，总共十年总投资5000万人民币，而且一旦终止，前功尽弃，南京人终于看到毁绿的代价。
　  然而在一位邹仁智市民的指引下记者乘三轮一路去幕府山却发现沿江一公里的山已全部变成红黑黄三色的砂山，截面陡峭，已看不到一丝绿意，在现在还听到了开山炮响，这些根本已无法恢复。所谓返绿工程只是山顶一条树带和部分矿区。这位市民告诉记者“如果是面子，幕府山就象瓷瓶摔坏了就永远无法恢复了。”记者痛心看到，古山已亡。
　  2000年朱熔基总理视察南京留下一句话：“南京要多种树，种大树，多栽花。”从此南京不砍民国树了，绿化开始了。不过学者对此仍有自已的看法，种一棵树，五年才能枝繁叶茂，而铺草坪二个小时就好了，为了显示政绩，许多城市热衷于铺草坪，但是羊毛蒿草坪为了不开花而老死夏天需大量修剪，每天下午浇水，同样的绿化面积人工是种树的二十倍，而对净化空气树要比草好得多，大连由于大面积树草引起地下水抽空部分地面蹋陷。鼓楼广场一度只树草坪，用遮阳伞挡太阳，市民苦不堪言最后只好又种上了树。目前许多城市又热衷于买大树，例如南京在多年大面积砍树后又准备花钱买7000棵大树，这同样引发新问题，这些上百年甚至三百年的树来自江西等地，又破坏了别的地方的生态环境。徐大路教授提供的资料显示一位专供城市用树的树贩从深山移来的200棵胸半径15厘米的老香樟，由于照料不得法仅存活了20棵，如果中国的城市为了景观移大树成风，对国家环保的破坏更甚于砍树。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绿化专业委员会上全国专家们共同签下呼吁书“紧急呼吁立即刹住大树移植风！”
　  在此书最后专家们称要牢记恩格斯的告诫“我们不要过于得意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那些企图用移大树的捷径为自已城市增光的父母官，请住手！
　　　　　
 
　　 为车的城市还是为人的城市？
　那么是不是扩路与砍树永远是矛盾呢？是不是经济发展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呢？死去的南京大树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以因为沪宁高速公路进中山门而砍去的中山东路大树为例，似乎路在树不得不砍，但在这背后却有城市规划的争议。
　  修筑沪宁高速公路时，政府与专家有不同看法。以道路专家曾参与广州上海地铁设计的权威徐吉谦教授的意见为代表，当时绝大多数专家反对将沪宁高速公路直接引到中山门，专家称之为引狼入室。徐教授认为“公路从方向上分为纵向，横向，环路与辐射线几种。环城公路的功能正是将高速公路的车流从环线上分流与截流掉，避免车的洪流直冲市中心。而市长们的意见却是“上海人穿了皮鞋进来，我们不能让他们换草鞋进城。”结果沪宁高速路快速干道从中山门沿中山东路直冲市中心新街口，每天增加了2万——4万辆车不得不扩路。方便了汽车却不得不导致中山陵陵道与中山东路的大树砍伐。据专家称，这种将高速路直接通到城门口的做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种设计是南京市有关领导自已决定的违反了1984年上报国务院的南京总体规划。徐吉谦认为“任何城市规划都是用井字形路口或密集路径避免车流直达市中心而无法分流，南京沪宁高速路直接进城违反了这一基本规律。”南京市交通规划研究所所长杨涛认为“现在的方案存在问题，目前车流还不大，问题还没出来，一旦车流加大，肯定有问题。”
　  据江苏省公路局有关人士称当时在马群分流困难，车道窄小。徐吉谦认为“这并站不住脚，目前南京环城干道明显车流量不足，尽管当时是四车道，今年已扩至6车道，但并不能做为高速路直入城门的理由，原则是不能违反的有困难只能在原则下改进。
　  而著名的英国阿特金斯城市咨询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城市规划公司曾做过深圳海岸线规划与中国许多城市如佛山的道路设计，他们发现中国在城市规划中有个致命的错误：“做官的为显示城市的气派与成绩，热衷于将城市中心搞成大圆盘，结果将四方的车流全部引到市中心，结果路越拓车越多也越堵，于是再扩再堵……”在这种扩路运动中，大树也成了微不足道的牺牲品。英国专家告诉记者“交通堵塞的关键是十字路口的枢钮管理，拓路不仅无助于交通改善而且是愚蠢的。”
　  掌握南京交通第一手资料的南京官方机构市交通规划研究所所长杨涛同意上述观点“在道路规划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当斯定律：交通设施的供应是永远跟不上交通需求的发展，交通如果一味加大建设会进一步诱发交通需求的增长，带来新的交通问题将供应淹没。南京近五年车流以每年15%增加，行车平均速度却没放慢，资料显示，扩路起的作用并不大而是综合管理的原因。在一些历史文化城市不能以拓路解决交通而应以经济杠杆综合冶理。”
　  徐吉谦教授认为“南京人均城市面积70平方米，上海是50平方米，除去学校，住房，商店，等，可用于公路的面积是有限的。而车流量增长是无限的，以有涯应无涯殆矣！在公路规划中我们应该是需求决定论还是供应管理论？是不是汽车需求永远上升我们就要永远满足他？英国专家有个著名的统计，伦敦市中心有二十万个就业岗位，如果每人有一辆车并用来上班，需要修八车道的高速路40条，不要说树，房子也没地方盖了。在交通规划上我们只能用供应管理论，路只有这么宽，我们就用公交，地铁，轻轨与收费经济杠杆来解决。中国无法学美国，我们地少人多，我反对汽车作为国家产业政策，为什么要碰个头破血流才能回头？”
　  南京死去的大树还向我们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城市的目的是什么？”砍树不仅是破坏绿化，其背后还是个行人为汽车让道的哲学。
　民国的路是美国人设计的快车道占路横面的60%，非机动车道占14%，行人道占20%，这是良好的人居城市的行路标准，南京人在当时拥有罕见的两边各五米宽的行人道，在连天的树荫下悠闲出行。南京快车道拓宽后，人行道从五米减为一米，有的路如北京东路只有半米，并紧邻自行车道，从道路20%降为6%。一位老人在看到黄维康教授反对砍树文章后写来一封信“我200%赞同你的看法，我们老年人已经没有散步的路了，我发现只有走在快车道黄线与树坛25公分宽的地方才最安全。”半米宽的人行道老百姓甚至不能与妻子并肩同行散步而且时时有被自行车撞倒的危险。这就是我们所要生活的城市吗？
　 “城市不能简单地为有车阶级服务为汽车服务，在世界城市规划的最高宣言雅典宣言中，城市的目的是便于居民出行生活的良好人居环境。即使在钮约曼哈顿，汽车与巴士载客量与行人数量比也是1：1，居民不仅有步行的权利，走路也是最重要的交通方式。我们不能为少数汽车而牺牲老百姓的出行环境。任何城市交通规划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徐吉谦，这位从事四十年的交通规划专家肯定地说。
　一个没有树的城市，一个让老年人提心吊胆走路的城市，一个无人制止砍伐70年大树的城市，一个让行人暴走在烈日下的城市尽管商业发达绝不是个良好的城市。
日本世界建筑大师黑川纪章在书中写道“我希望南京的中心部分仍然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今后中国的城市也会成为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汽车会把人行道慢慢挤走，要防止只有汽车道没有人行道的城市病，更多地保留人行道。”
　默默的大树是这一切的见证，它用自已的血肉见证这一变迁。
树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在影响一个地方官的政绩时，它才存在，树是无告的，但它代表了一种良知，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谦让与礼让。一个贪婪城市没有大树只配在无知的烈焰下裸露，一个粗鲁的城市才会砍去自已祖上手植的绿荫，为了自已仅仅一辈子的快活。一个短视的官员才会为自已三年的任期留下被老百姓唾骂的口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