蛞蝓 伊藤润二:“全国化”，中国人应构筑的发展共识

2011年02月18日
第96期

“全国化”，中国人应构筑的发展共识

导语：全球化将世界连为一体，中国内部的“全国化”上演得或许更深刻。它不仅制造了在规模和强度上人类都从未见过的春运，塑造了数以亿计人的生活方式和命运，它还是中国现代城市不断扩大、繁荣，也不断痛苦、扭曲的最大推力。这是一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过程，全国化的好处和问题中国社会必须打包接受，我们不可能像把萝卜和缨分开那样，只买下其中的一半。（详细）

    2011年1月24日，环球时报社评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全国化”。它是对应“全球化”而言的。对“全国化”连续进行报道与评论之后，我们得到了不少社会回应。但相比于过去高度重视的“全球化”，中国一直默默在做的“全国化”的内容与意义到底是什么，答案仍是残缺的。为此，春节还未完全结束的2月12日（大年初十），我们邀请了中国七位知名学者来到环球时报社，对此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解析。

概念延续了“全国一盘棋”说法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刚过完年就来谈“全国化”，很有意义。《环球时报》社评非常犀利，很多问题谈得很透，尤其是最近发明了“全国化”的概念，更值得称道。前几天要写一篇文章，我就套用了“全国化”一词。这个概念实际上在一个方面延续了过去“全国一盘棋”的说法，那时是计划经济，今天却是靠市场要素来流动和演变的，当然政府的作用也很巨大。历史学者黄仁宇曾用“大历史”的说法，认为中国统一要让社会与中央政府走到一起，当时的国民政府只解决了上层问题，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深入到基层，县一级、县以下、村一级都有党支部、公社，这样的“全国一盘棋”，在某个方面与“全国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详细）

实际上是170年来现代化的结果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我理解的“全国化”有这样几个内涵：一是经济三要素———劳动力、技术、资本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自发流动，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二是生活方式的统一化，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点像美国了，都有市中心、购物区、图书馆、体育中心等。三是从国家认同层面来看的，一种新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现在越来越强烈，这实际上是170年来现代化的结果。四是思维逻辑的变化。过去生意人通常在当地做，做大了也只是很小的区域，现在不得不考虑全国。五是摆脱地域限制的共同行为结构，比如旅游，等等。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如果给“全国化”下一个定义的话,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等要素的“一体化的程度”。

在“反”全球化中强化自主意识

白益民（全日本经济学会理事）：我认为，首先应该以危机感的态度，而不是以繁荣昌盛为基础来谈“全国化”。“全国化”是寻求新的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仿“全球化”的过程。很明显，中国处于分工的底层。因此要“全国化”，就是要在中国形成高、中、低的分工，而不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最低端。要形成这样的过程，就要有财团体制。日本是一个典型，它的财团体制是一套独立自主的体系，上面有产业，中间有金融，下面又有商社。日本战后形成六大财团，既有集权，又有分权。司马南(知名独立学者)：无论我们需不需要全球化，我们都需要“全国化”。所谓“全国化”，在我看来，就是当我们被迫地接受全球化的时候，怎样努力争取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全球化的真实含义是，不管你从不从、服不服、亏不亏，都必须接受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并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但“全国化”不一样，它不是被动的、屈从的，而是自信的、主动的、自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兴利除弊的。

有“全国化”，中国才能多出几个“华为”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化”在资本的层面也可以讲讲。曾经有一阵，我们搞计划经济，摒弃了“资本”这个概念，只有资金的概念。最近几年，中国企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出现了一些“全国化”的企业，或比较全球化的企业。华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扩张力非常强，最开始从中国扩张市场，之后占据亚非拉等国家市场，然后进军欧美市场。这样的企业得益于全国、甚至全球性的资本市场，但也离不开技术、资本、劳动力、品牌的“全国化”。有了全国性的资本市场，像华为这样的大型技术企业就可以利用从资本市场上筹到的资金去雇用大量科技人员，进行产品研发。看看华为那么庞大的研发队伍，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它能够闯荡全世界市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这样的企业开始多起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以技术创新和以本国市场为依托的发展模式是值得期待的。

推进“全国化”，会催生新的全国文化

金灿荣：“全国化”是一个启动、深化、加速的过程，会产生许多积极效应，一是政治认同感，二是地方经济范围更大，三是社会流动的增加以及人种的改善。四是文化。中国社会结构极其复杂，“全国化”的推进，会创造新的全国文化。最后一个是国力的提升。中国现在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反过来会把工业文明提升到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千万级人口的阶段，如英国。第二阶段是美苏这些亿级人口阶段。第三阶段是中国的十几亿人口阶段，“全国化”做得稳当，国力的效应就会非常明显。

“全国化”呼唤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司马南：我从意识形态和舆论话语权角度谈几点。一是历史叙事问题。30多年来明明有许多精彩正面的故事可以讲，许多知识分子受自由主义影响，说的却是泄气散摊子的话。如果我们在历史叙事的问题上继续不能解决自圆其说现状的话，“全国化”就没根没魂，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继续魂不附体。二是政治合法性问题。一些人鼓吹“民意是执政党唯一的合法性根据”，这是来源于政党分赃制与机会主义政党策略武库的伪善理论。民意往往是具体的、短视的、多变的，也是常常相互矛盾的，更是易于被操控的，故而民意要听，但须知，民意并不等于民心。三是所谓天命问题。王小东有本新著叫《天命所归是大国》，讲的是中国这个国家应当恢复到与自己当年历史地位相称的那种地位，所有中国人事实上都有这种心气儿。所以“全国化”我们就要借着这样的心气，找回5000年之均衡大势。（详细）

有必要组建专门的“全国化委员会”

张胜军：当今世界是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条件搞“全国化”？像印度，有条件搞，但政府太弱；巴西可能也有，但资源太少。中国虽然有条件搞“全国化”，但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需要精心布局，需要极具前瞻性、开创性的长远谋划。因此，我认为组织和建立一个专门的“全国化委员会”很有必要，这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步骤。然后通过这个委员会研究设立每年国家必须达到“全国化”方面的一些目标，或者提出相应的国家“全国化”标准。

公民权利全国化是重中之重

李强：如果要寻求经济发展的“全国化”，如果要实现平衡发展的话，就必须有政府的干预。政府是在市场以外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配置的力量，政府干预的方向应该是使得资源的配置更为均等，而不是更为集中。所以，我们对于今天经济发展极大的不平衡的现象应该反思。当然，配置资源必然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要想将资源配置得更为均等是件难度很大的事情。我认为，当前我国“全国化”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公民权利”的“全国化”。比如，我们今天的户籍制度、高考的资源配置、很多公共资源的配置，还做不到公民权利的“全国化”。在新中国，“全国化”首先就应该是公民权利的“全国化”。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全国化”应该实现法律体系上公民权利的平等化。公民权利的“全国化”是实现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机会均等的前提条件。这样一种“全国化”的实现会极大地激发每一个公民的积极性，极大地推进社会团结。

“全国化”的另一面是去“外国化”

丁一凡：未来我们在改善中国的资本市场时，要给中国的投资者提供一些更为规范、稳妥的投资机会。比如，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太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债券相对股票而言，价格与安全性都稳定得多，而对企业的项目筹资及发展又能起特别重要的促进作用。白益民：中国如何实现“全国化”，是要团结国内独立自主的民族企业，不管国企还是民企，形成财团，形成统一的力量，来一致应对外资，而不是“全国化”变成拆我们自己的篱笆，让外国资本更加轻易地进入我们二三线城市，现在大城市市场已经被攻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自拆篱笆，把二三线市场让给外资，这会使我们“全国化”走到反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