蛐蛐钢琴网卡农:[转贴] 中国古代海上力量发展史 - 历史回声 - 春秋中文网 战略观察,军情动态,军备聚...

中国过去一千年的海军史是以两大文化体系——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大陆的中国和海洋的中国——之间的互相冲突为其特征的。前者始于公元前221年中国中部和北部诸候国家的统一。在此后的一千年当中，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唐(公元618年至907年)两大王朝将中国变为一个以陆地为主的强大的
文明帝国。这个强大的帝国地处原战国时期封建诸候割据的、经济上能自给自足的江河流域。高度的集中统一和独立标志着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的发展。公元907年唐王朝的覆灭之日就是海洋的中国形成之时。从那时起，古老的江河文化发展到了沿海，渗入东南沿海的许多部落。如果说大陆的中国代表了一个古老国家的稳定，那么，海洋的中国则以一个新兴国家的动荡不安为其特征。在随后的一千年中，宋、元、明、清四个王朝都企图解决由海上交通、海上贸易和外国思想传入所引起的新问题。有些君臣看到了向海洋发展的利益，但他们的政策往往遭到主张闭关锁国的官僚们的反对。明朝初期的七次伟大航行(公元1405年至1433年)使得中国的海上力量向南进入了印度洋，继而抵达非洲。然而，迫于大陆派的压力，这些航行如同它们刚刚兴起时一样，突然停止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当局制定了许多法规，严重妨碍了海上力量和海洋事业的发展，海上力量和贸易船队没有能力(有时甚至不允许)远航。下面将介绍历史上的各种势力和中国大陆派与海洋派之间的思想斗争。这个斗争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中国的第八次航行——重建中国海上力量的道路。这次航程充满了动荡的海疆与强大的大陆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今日。当今的中国当局对于到底如何对待海洋的问题仍然同她过去的王朝一样，存在着意见分歧。地理、市场和运输在开始的一千年中，北方是中国文明的中心。肥沃的地区分布在中国北方的平原和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都集中在这些谷地和平原。这些地区主要是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劳动，北方种植小麦、谷子，南方的长江流域则种植水稻。自给自足的市场体制最初产生于农村，它不依赖于海洋进行交换。这种市场体制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以及中国政府行政机构将产生重大影响。据官方研究材料来看，市场体制是由以下四种基本交易单位发展而成的：中心村镇、一般集镇、中型城镇和中心都市。由村镇到都市，人口随之增多，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则随之减少。官吏、商贾、地主和从事一些专门职业者均集中于都市。中国北部沿海，除有点山峦起伏的山东半岛之外，地势平坦，并已经过开发。长江以北有大片的沼泽地和芦苇滩，并有大片盐田。港口在严冬季节则被冰封和淤塞。甚至在那样早的年代，这个地区的土地异常贫脊，以致生长不了森林。因此，造船业仅限于生产一些小型的内河船只。中国北方沿海地区的贫脊荒芜和交通不便使人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海洋只不过是一道无控制的天然防御屏障。所以，中国古代封建朝廷根本不重视海军和海洋事业的发展。致使中国北部不依赖海洋的另外两个因素是高度发展的鱼类养殖业和内河运输网。就前者而论，大多数的中心村镇都有一个占地几英亩的池塘，农民可用以养殖淡水鱼。在靠近河流或湖泊的大城镇，往往私人占有部分河流或湖泊以从事水产养殖和种植水生经济作物。自然河流与运河网是大陆的中国最重要的运输渠道。从公元六世纪到十二世纪，中国封建皇帝征集大批工匠开凿了一个运河网，将中国北方的多数主要河流连接起来。最长的一条是大运河，它从浙江杭州起，穿过江苏全境通到济宁，全长近600英里。后来到了元朝，大运河又开凿了150英里，一直通到渭河流域的临清，这段运河是连接天津的北方重要交通纽带。天津又通过自然河流和运河与元朝首都大都(北京)相连接。尽管这些内河交通线常常因洪水、淤塞或战乱被中断，但通常会得到修复，并始终作为一条运输粮食的重要交通命脉。运河对于泄洪、排涝和灌溉也有重要的作用。十一世纪时的官府记载证明了运河交通网的重要性。当时，宋朝的工匠修造了一种破冰船，以保持运河在冬季通航。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每年10月，汴渠(大运河的一条主要支流)封闭，不能通航。但王荆公(王安石)任宰相时，他总是要求汴渠冬季保持通航，并使之运输畅通。当时，除妨碍行船的浅滩外，对船舶造成损坏的是河上浮冰。因此，他下令建造几千艘底部装有杵锤的“脚船”破冰。
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真实的反映了当时汴河上繁忙的水运景象长江、长江支流以及运河构成了将近6000英里长的内河水运网，将中国中部的六个省份与北方联系起来。这个水运系统促进了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甚至早在汉朝时期，这个庞大的水运系统的作用便体现在帝国的战略思想之中。皇帝和大臣们懂得，谁要控制了长江，谁就控制了中国。儒家思想孔子是一名教育家，他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的哲学思想形成于战国时代。他向往的是，恢复那种将中国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的古老的思想文化体系。孔子想象的国家是仁慈善良的君主所统治的繁荣昌盛的社会。其准则是以道义服人而不是以法治人，忠实强干的政府官员治理国事。孔子的理想社会强调道德、教育、文化统一和安定。然而，在以后的两个半世纪中，孔子的学说却不再盛行了。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秦朝(公元前221年至206年)推行的是法治路线。其特点是集权统治。通过厉法严刑来使人民顺从。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建立起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内，君主规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秦王朝重视发展军队和提倡唯物主义，尽管勉强允许商贾和儒生存在。当汉朝推翻秦朝后，法家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又是儒家学派。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他们理想的政府是由一些在礼教上既有教养又有学问的唯心主义官吏所掌握的政府。为获取政府行政长官的地位，有出息的官员须具备良好的个人品质，承认学识的作用，忠于崇高的理想，并且相信对上恭敬顺从的既定的社会政治原则。这样的政府不重视发展专业技术，主张无为而治。儒家学说强调顺应自然。科学不被看作是征服自然的手段。儒家一生追求的是待人处事要行善。他们认为自然灾害是统治者的行为不善所致。因此，儒家士大夫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劝谏君主行为要善，以避免灾祸。皇帝按“天意”行使统治权。天意认为，只要君主妥善地安邦治国，他便会得到上苍的赞许，如果统治不当，他将失去上苍的认可，因而百姓可起来推翻他。科举制与语言构成儒家政府机构的重要方面是科举制。科举制至少从理论上讲可使得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录用到政府中去。科举制能保证向政府输送许多忠实的儒学官员，这些人精通繁难的中国语言。中国的书面语言是基于象形文字，因而很复杂。那些有幸能受到教育的人，为了能阅读，首先必须记住数千个基本汉字。在掌握了这个基本功后，这些人就必须不断地读书，写文章，否则就会很快遗忘了所掌握的基本知识。最后，他们必须阅读那些有关安邦治国和道德修养的经典著作。到了十五世纪，国民科举考试要求应试人写八股文章。这种极其严格规范的文章不得超过700字。语言上的僵化使得文章风格一成不变，并且非常繁琐。另外，这种过份地强调书面语言的做法。严重地限制了科学和科学逻辑的进步。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口语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每个朝代都有一种不在全国通行的宫廷话或京都话。一般说来，长江以北是说北京话或汉语方言，但长江以南靠近沿海地区则有其他六种方言：吴、闽、广东话、客家话、奋族和傣族语。方言的多样化造成了地方沙文主义，并使得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复杂化。社会阶层农民大陆的中国社会赖以维持的基本力量就在于，中国农民意识到他们一生所得到的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农民形成了对其土地的特别依附。土地代表了他们存在的有限作用。农民一生的活动范围就是耕耘、收获和在农村集市出售其产品。从理论上讲，农民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这样的事情实属罕见。土地成了农民的经济、政治、情感和宗教的基础。土地给予农民一种自豪感和地位，为他们提供维持其祖传基业的场所。这一切因素，加之地主的压迫，往往将农民紧紧地拴在他们的土地上。要想流动是危险的。农民最好还是仿效其先辈，终生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任凭命运的摆布。绅士从古时起，农民和政府的命运就由绅士决定。获得绅士的身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拥有土地，二要有官府的职位。所以，有了绅士的地位也就有了财权和政权。随之而来的则是特权和名望，以及管理农民和政治上效忠官府的义务。这种特权导致了以维护绅士阶层的秩序和安全为最终目标的保守主义。人们找不出任何绅士阶层试图推翻中国封建王朝的政府以建立自己政权的先例。相反，无论是谁顺应天意夺得政权，他都要依靠绅士阶层来支持他的新政府。另一方面，新的政府将维持旧的秩序，保护绅士阶层的安全。绅士一般通过几种传统的途径来保护其自身的地位不受损害：第一，至少有一个家族成员必须经考试进入有品位的官僚阶层，因为官职不是世袭的，而是取决于家族的影响。第二，靠征收地租作为其收入对绅士来说是重要的。所以绅士们总是不断地对耕种土地的农民施加压力。第三，地方绅士家族是一个高度组织的机体，与作为独立的从事劳动的小型农民家庭不同，它是由扩展的家庭所组成。绅士家族是在一个家长统治下的几代人生活在一起的组织。族长执行族规族法，操纵全部的财权和社会权。绅士通常住在一般集镇、中型城镇和中心都市。他们在茶馆和商铺里处理事务所中的日常商务。茶馆与商铺代表着特权和地位，因为悠闲的绅士们往往在这些场所喝茶、闲聊、赌博、谈生意和解决纠纷。解决纠纷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它需要有明确的仲裁以利维护绅士们在农民中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中国的法主要靠当事者面对面的私下解决而不靠什么法律程序。私人解决纠纷要胜于上官府，上官府解决往往要招致麻烦。地方上的绅士还处理土地所有权这方面的繁杂事务，这包括农民的借贷、抵押、租约和税务等事宜。因此，绅士往往起了农民与官府两者的中间人的作用。在这项工作中，绅士需要救灾计划，管理慈善事务，监督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组织领导地方民防(其中包括海上防御)以对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政府机构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政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详细介绍这种系统的工作情况和它的组织体制乃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为了便于下文关于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讨论，有必要在此作一交代。到晚清时期，国家的权力由下列机构所掌握：总理衙门、内务府、军机处(或内阁)和六大部。总理衙门，实际上是一个由身居要职的大臣们所组成的内阁。大臣人数不等，但在清末时有5人。他们通常在御前处理帝国的事务。内务府，顾名思义是一个宫廷机构，掌握宫内财务、皇室祭祀、宫殿楼阁以及管理太监事务。内务府下属的其他一些部门则负责一些王室畜牧、宫廷马匹、兵器、花园猎苑以及警卫等。内务府有很大的权力，常常是阴谋与贿赂的重点。军机处，由皇帝身边一些有影响的顾问组成，尽管他们的权力在清末时已被总理衙门取代，但他们的劝谏和影响仍然渗透在国家事务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军事事务。六大部代表着中央政府的各种具体职能。其名称与职责如下：1．礼部——该部的两项重要职能是管理考试和掌管御玺。2．户部——执掌户籍、监管赋税、评定登记土地所有权。它还控制铸币与财政，批准国家贷款。此外，它还管理重要粮仓。3．吏部——该部主管全国的官吏。它负有广泛的职责，包括官员的选拔、评定和晋升的工作，制定有关贬黜和晋升的规定以及所有授勋和奖赏的条令。4．刑部——该部在诸多的法律职责中主要是审理案件和颁布法规。它还负责审核地方行政当局作出的判决。5．工部——这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官僚机构。它负责监督道路、运河、桥梁、庙宇、陵寝、城墙和官府房宅的建筑与维修以及船舶的建造等。6．兵部——该部负责处理一切军事事务。下设诸机构负责军官选拔、军纪、马匹饲养和粮秣等事宜。省一级的官僚机构更为庞杂。从唐代起就有了省，下面还分府、县。掌管这三级行政机构的官员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它们的大部分活动均由六大部领导。但是，中央政府的直接作用更多的是监督省的行政当局的工作，而不是直接插手其日常容务。所以，在履行中央机构规定的职责时，省政府有较大的自主权。在清代，帝国的一些权势极大的官员是省的总督。他们独揽着所管辖的省(管辖1—3个省)内的军政大权。而在大部分的省份中，巡抚对总督起着钳制的作用。这些职位构成帝国主要的行政领导层次，中央政府则通过这种行政领导层次对整个帝国实施控制。帝国实行的是奏章制度，皇帝可以听取官员的上奏或下达需要贯彻的旨意。此外，总督和巡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外交和军事战略等)上奏皇帝。
清代的内河运粮船
清代内河水师战船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运粮机构，它保证地方交纳的粮食送往首都。早在公元735年，通过运河运往首都的粮食就有165000吨。当时形成了一个粮官阶层，每个人都掌握一批负责收粮、移交和船运等事务的人员。其活动包括使用并维持庞大的运粮船队。1831年，该机构仍掌握着6000艘运粮船，雇用大约7万名船工。朝廷当时还派遣了7500名水师官兵在各运粮路上巡逻。官僚的政治影响与社会影响中国的官僚在皇帝与朝廷、绅士、农民这三个最重要的阶层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需要有一个历史上代代相传的等级制的政府。在中国没有形成反上的意识，政治冲突往往是在个人之间发生。帮派帮派之形成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非常普遍。一些传统的联系和交往也加强了帮派体系的存在，比如师徒关系、主从关系、裙带关系、结拜关系以及同乡关系等。前两种关系对于中国的官僚来说很重要，因为它们是建立在权威和顺从的基础上的，这使得发起人和门徒可以互相支持。而裙带关系却比较松散，因为中国当权者往往挑选最合格的人选来担负重要职位，而并不管他是什么关系。结拜关系一般只加强社团成员之间的联系。同乡关系比较重要。福建人或山东人有着强烈的本省地方优越感。所以，中国形成了一种风气，在外地做官的高级官员周围所任用的亲信都是自己本省的人。强调地区区别这一因素就是中国人生活中流行的那种民族优越观念。汉人(北方人)将自己看作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地方的人(包括南方人，即越人)优越。关于南方人，汉人写道：“越人(南方人)生性懒散。他们使用舟楫如同我们用车马，通过水路行至遥远地方。他们从水路而来，离去时难以追上。这些人好战，不怕死。”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后，他们改变了种族等级制，蒙古人最优，其次是西部的色目人，北方人第三，南方人最劣。显而易见，这种种族观念常常导致了妒忌情绪的产生以及官府处理日常公务上的分歧。改革尽管关于中国历代王朝改革的文章著作为数很多，但这些改革中国政治社会的努力没有一次能最终达到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目的。尽管许多改革的意图多么理想，但它们都是官样文章，其结果都是使得官僚政权更集中，更腐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可归咎于绅士。野心勃勃的官僚和绅士为提高自己的地位竭尽他们的力量。一旦地位获得了，个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们便过上消闲的日子。因此，社会改革和政治维新就受到了保守和落后势力的压制。对这些势力而言，稳定和维护儒家思想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对于那些设法改变落后现象，纠正经济、财政和行政管理中腐败行为的人来说，仍然面临着几乎不能实现的说服官僚的重任。他们必须向官僚说明改革是符合儒家的治国观念的。造反那些不满者、被剥夺权利者和被压迫者所依靠的是什么呢？当官府欺压太甚、权力太专断时，中国人民则行使自己的造反权，推翻统治家族，将天授之权交与他人。在封建帝王统治下的中国，造反时有发生。而重要的是，这些造反行为却从来不是革命性的。十九世纪在中国的一名英国领事托马斯·T·梅多斯曾对革命与造反作了以下较深刻的区分：革命是变革政府的形式和政府赖以存在的原则，它不一定要意味着统治者的更迭。而造反则是起来反对统治者的行动，其目的根本不是要改变政府的原则和形式，而往往希图原封不动地保留这些原则和形式。革命运动是针对着原则、而造反则是针对个人……牢记这个根本区别，用一句话便可说清楚4千年的中国历史。在所有取得不同程度的文明国家中，中国人是最不革命而最能造反的。总之，中国只有一次大的政治革命，那就是大约两千年以前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代替原来分封制的政府。
宋代的战舰“楼船”由于造反行动具有流动性和隐蔽性，许多农民起义含有江河作战的性质。例如北宋时期(公元960——1126年)，一系列的起义武装力量将官府的军队牵制在长江上游。其中的一支起义武装后来成为十四世纪名著《水浒传》故事描写的原型。毛泽东则根据水浒的故事发展出游击战争的一些基本原则。有趣的是，宋代名将岳飞为了打败水上起义军，不得不将环抱起义军营寨的湖泊的水排光。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太平天国的起义。这次起义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前后持续l5年之久。太平天国起义的多数作战行动也都是发生在长江及其支流流域。太平军早期的胜利是由于他们熟练地掌握了江河作战的本领。例如，1852年到1853年间太平天国的水军从无能的官府军手中缴获了数千艘船只。当时，他们成立了一支两栖作战部队，对官府的陆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游击战。当时一位亲政府人士对这些战术功效能作了以下记叔：“依仗着众多的舟船，造反起义军前进毫无困难，借助有利的风势，可以日行数十里，他们的行踪不可预测，以致我们防不胜防。”另一个具体的太平军战例发生在1852年末。当时，太平军首领决定攻打防守严密的长沙城。起初，太平军的作战并不顾利，他们很快被迫退到湘江沿岸的防御阵地。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太平军开始在湘江上架起两座浮桥。数周之后浮桥造成，太平军逃之夭夭。在随后的一个月中，正当官府军对太平军的去向捉摸不定时，太平军却已行进了300多里的水路，夺取了一个城镇又一个城镇。对外关系与藩属制作为亚洲的文明大帝国的大陆中国实行的是藩属制的对外关系。这是建立在完善的礼治与严格的朝廷控制的基础上的儒家的作法。藩属制起源于汉朝，当时是作为保护中国主权的一种防御体制，随后演变为外交与政治制度，十九世纪最终便成为对外贸易的一种手段。藩属是居住在中国边缘地区的“野蛮部落”。早期，他们是些零散的少数民族，但后来他们形成了边远地区的发达的国家。他们同中国封建帝国的区别是不懂得而且排斥孔子的儒家学说。按照天意，皇帝接受藩属的进贡以表明朝廷的显赫。有些藩属的使节来到中国的京城，而大多数的藩属使节则在边塞与朝廷的代表交换礼品。一旦贡品送上，中国皇帝将向藩属回赠贵重的礼品。在这样的话动中，前来觐见的藩属使节施叩头礼，或施行三叩九拜礼，以表示对作为天子的中国皇帝地位的尊重。在明朝鼎盛时期，中国的藩属数量曾达100多个。清朝时期藩属减少到14个。清朝政府还使用以前朝代所建立的若干机构来执管对外关系。第一种机构称作理藩院，专事北部边疆的部族事务，如俄罗斯族和蒙古族。第二种机构为接待机构，负责处理与朝鲜、日本和安南(越南)这些藩属的关系。第三种机构为监督机构，设在沿海地区，处理与那些海外异邦的关系。这包括居住在琉球群岛、苏禄、荷兰、葡萄牙和英国等地的“部落”。中国的封建政府特别对北方藩属的行动实行严密的监督。处理同这些野蛮人的关系需要有高明的政治手段，虽然他们从事的是畜牧业和游牧业，但北方部落始终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偶尔会集中起来攻击汉人。安居乐业的农民决不是那些掳掠成性、勇猛好战的骑兵的对手。北方野蛮部落的威胁对中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从宋朝开始，统治中国的六个王朝中有四个王朝被外族征服者支配共达676年之久。而在其余的时间中统治中国的王朝仅能征服长城以外不到几百英里的地方。然而，北方部落的征服并没有危及中国的文化。游牧部落的人缺少牢固的文化传统，这使得他们取代不了孔子的儒家学说。此外，他们也没有掌握中国官僚体制那种能有效控制老百姓的组织能力。结果，征服者被中国人同化了，并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和行政管理的思想。藩属的身份确实有其潜在的军事上的优越之处，因为一个名声好的部落一旦遭到敌人攻击，它就可以得到中国的援助。同样，如果中国遭到攻击，藩属可向中国提供军事支援。这种共同防御的组织为中国皇帝后来接受欧洲人的顾问和军事援助开辟了道路。例如，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士慑于皇帝威严帮助中国制造枪炮。贸易与藩属制诚然，藩属制促进了国防和政治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藩属制发挥了贸易渠道的作用。在边境的交往中，藩属的商人与中国人活跃地进行着商品的交换。这种贸易通常包括货物与牲畜，如马匹、毛毯、玉石和丝绸等。主管机构严密地监视着这种在预定时间和地点进行的交易活动，而其他的贸易则在严格禁止之列。儒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历来鄙弃经商，这种立场同传统的不信任商人的习惯是分不开的。商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低下(在绅士阶层以下第四位，即绅士、农民、工匠、最后才是商人)，常常被人诬蔑为寄生虫。在这种社会和政治压迫之下，典型的中国商人以他们经商的才能作为谋取绅士地位的踏脚石。有钱的商人可以花浅购买品第，这种品第虽不算高，但可使他跃入上一阶层。一旦能够买得起品第，他便可以过上消闲的日子。所以，中国的商人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儒家统治的国家的保守和自给自足的性质所产生的特点，造成了十九世纪中国的极大困难。虽然国家能容忍和吸取外国的思想和技术，但这好比是一种移植，被移植的细胞很快就与整个机体融合了。只求眼前效益是中国人的痼疾，中国人的实践往往令人琢模不透，交易活动也常因突然变迁或代价昂贵而中止。外国的技术虽然引进，但被视为下等，随着兴趣的淡漠，外国技术也就消失了。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停滞不前，其表现是轻视二十世纪以前导致西方海洋国家发展的一切新事物，如商业发展和开拓殖民地。从另一方面看，封建儒教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社会、思想安定的楷模对东亚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到十世纪末，中国开始了动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大量人口移向沿海地区以及希腊、阿拉伯和波斯人同时开辟了中国至中东地区的海上航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向海上发展的思想萌芽。这种势头渐渐地迫使保守的封建朝廷将注意力集中到海上。由于随后一些王朝力争解决中国海上力量最合适的形式与作用的问题，这种发展激发了利益的严重冲突。实际上，中国海上力量的最佳形式以及它的地
位和作用，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贞观2005-7-06 21:21:32
二章 海洋的中国　中国的海洋发展时代实际上开始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期间。当时，中国北方人口增长了两倍，气候的变化减少了可耕地的面积。这些客观因素导致了北方人口大量外迁，特别是沿长江而下，并沿海岸向南迁移，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造成了同汉人之间的战争，战争使得中国在1127年出现了分裂。宋王朝被迫逃离开封，南迁至长江以南重新建立其统治。重要的是，南宋在濒临东海的杭州建立了新都。依仗这个优势条件，南宋开始控制海岸和长江，以作为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的经济和军事要地。于是富有生机的发展海洋事业的思想出现了，海洋成了对付那些敢于征服它的国家的新疆界。自然地理当汉人迁移到南方沿海地区后，他们发现长江三角洲以南的沿海地区与北方的沿海地区大不相同。海洋的中国包括现在的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省份。这些地区除江苏省之外，沿海都是岩石丛立，曲折的海岸线上有许多隐蔽的海湾和天然良港。这个地区还有不少流入大海的河流和无数个沿海岛屿(约计3500个岛屿)。沿海的岛屿和绵延起伏的沿海山脉生长着中国最好的森林，出产的杉木和松木可用来建造大型远洋船只。内地的移民还认识到沿海地区狭窄的平原不适于发展种植业。此外，重重高山还将沿海人口同内地人口隔离开了。沿海都市化与文化多样性中国的中部和东南沿海城市的特点与北方比较古老保守的城市截然不同。由于地理和语言上的差异，海洋的中国形成了一种多样性的文化。造成这种情况的还有以下三种原因。第一，海洋的中国直接受到外国的影响。实际上，早在九世纪有些沿海城市内就允许外国飞地存在。所以，治外法权是区别海洋的中国与大陆的中国的一个特点。第二，沿海地区的商人通过广泛地促进商业贸易发展在民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儒家关于藩属进贡的仁义道德的说教仅仅是次要的问题。所以，海洋的中国比较讲求实际，与外国人进行贸易也较自由。第三，沿海地区以捕鱼为主的食品生产，并不象大陆的中国的粮食生产那样受官府的垄断。花样繁多和有异国风味的海味烹饪在沿海城市的家庭和餐馆中已很普遍。港口集市系统大陆的中国和海洋的中国虽然存在着分歧，但商业发展的样式是一样的。沿海的老百姓在岸上靠着沿海集市和贸易系统生活，这同内地的农副产品贸易系统很相似。这种商业发展带来了四种规模不同的集市系统：沿海中心渔村、小型集市渔港、中型集市贸易港和大型商埠。沿海渔村沿海中心渔村一般位于小型的港湾或内河入海口旁。它们主要是作为渔民或采集珍珠的人的居住区而不作为行商者和运输工人的住所。因此，渔村一般都是靠近沿海渔场。典型的沿海渔村大约有250户。不出海的渔民家属一般从事织补渔网、生产鱼钩鱼线、种植小块园地以及从事水产养殖业。产品交流只是在村镇内进行。因语言相通，交流也较方便。抵御外敌通常是一些组织松散的渔村民防人员。在海上作业时，一般是两条船一块行动，一艘(公船)负责直接捕捞，另一艘(母船)负责处理捕捞上来的水产品，提供膳食保障和进行准备性的工作。有时也有的渔民单船出海捕鱼，但这种作法得益甚少，并不普遍。当捕捞境况不佳或渔汛结束时，渔民们则可能到一些大港口去临时从事水上运输。每个渔村都设有两个机构：鱼行和神庙。鱼行通常由不出海的人占有和经营，其业务主要是从事借贷与信托。鱼行是渔村的集会点，其作用类似美国早期的货站。神庙是欢庆节日和祭祀神灵的场所。“天妃”就是诸神之一，她专门保佑船民。小型集市渔港渔民较集中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小型集市渔港。这里人口较多一些，集市上有一些专门的行业，如生产渔线、船用垫子、渔网和基本用具的工匠。此外，这里还有官方垄断的盐业和一些水运行业。渔港成为交换水产品的集市网点。集市包括鱼行、鱼市和洽谈生意的茶馆等。集市渔港一般设有大型码头设施，捕捞上来的水产品由舢板运到岸上。渔港设有神庙供人膜拜。在防御方面，渔港设有一些围墙以保护诸如官府建筑物一类地方的安全。有些集市渔港设有小规模的沿海防御武装，这些武装有时拥有一些驻泊在港内的海上防御船只。由于小型渔港具有多种作用，它吸引了较富裕的农、渔民。这些人往往拥有两艘渔船，并向其船员提供伙食和一些开销费。船员为船主劳动，获取一定的利润，船主得30％；如提供全部费用，他可得到75％的利润。这类渔港还是“鱼客”活动的集中地。鱼客是一些在海上流动的人，他们来回航行在中国沿海，收购贩运渔民捕捞的水产品。鱼客制形成于早期，在十九世纪冰船出现之前渔民处理捕捞上来的水产品存在着困难，这些新鲜或腌制的水产品必须及时送往市场。鱼客对于市场上鱼类供求行情必须非常了解。如果鱼类捕获量多了，价格就会下跌，他们则须迅速转往其他渔港以求获得高价。这些鱼客虽然未受过教育，但擅长航海，并能说多种方言。中型集市贸易港更加专一化的中型集市贸易港一般位于较好的港口。尽管鱼市仍然盛行，但水运和贸易成了集市贸易的最重要的作用。贸易港与前两者的区别是防御城墙和要塞较多。港口要塞通常驻有沿海守备武装力量，掌握着武装船只。贸易港还是当地沿海大部分绅士与政府官员家宅的所在地，也是商品生产与零售中心，它重商而轻政。船厂、堤岸或码头便于经商者、运输者和渔民停靠船只，上岸做生意。在岸上，绅士、商人和船工们聚集在茶馆和行会洽谈工作与报酬。职业行会是贸易港的一个重要特点。一些行会介绍船工、提供航海情况，一些行会则创办当地水上运输业。大型商埠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有七大港口作为沿海与海外贸易的口岸。这七大口岸(原文如此——译者)从上海向南排列。它们是：上海、宁波、杭洲、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和广州。须知中国常常采取闭关封港制度，官府定期地关闭港口贸易是很正常的事。即使在这些口岸对外国船只开放或中国的商船允许远航别国时，贸易也要受到政府颁布的各种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当贸易对外开放时，中国人依靠前面提到的海上监督机构并根据进贡制的规定来管理对外海上贸易。这些海上监督机构以及地方上的行会和政府的海关部门是这些大型商埠的重要机构，它们专门负责管理贸易。例如，到十八世纪，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可获得当局的准许，让一名中国的引水员登船引导外国船只沿珠江而上。当船只驶抵黄埔岛时，一名中国商务监督、一名买办和一名翻译被派到该船上分别负责检查违禁商品、装货补给、卸载和税务交纳等事宜。中国商船也同样要履行这些海关程序。据十七世纪时的资料记载：由厦门驶往台湾的商船从泉州防御司令部领取官方证明，此证明上记有船主和水手的年龄及个人情况和装载的货物。在大登门(一个位于金门与大陆联合军事检查站间的小岛)，商船接受检查，看登记与申报的是否一致。当从台湾返回厦门时，台湾防御司令部对其人员的年龄等情况以及装载货物的数量进行检查，并发给一个官方证明。在台湾的鹿儿门，他们要经过联合军事检查站的检查后方可离港。台湾和厦门的司令部均对进入其港口的船只进行检查。在进港时如发现有走私物品或其他违禁物品，则要进行调查。证明必须交有关司令部吊销。如有船只来抵港，而且官方证明长期未交和吊销，那么有关方面就要通知上一级机关，并进行调查了解。这些大型商埠的特点是拥有众多的都市人口和活跃的商业运输活动。到十九世纪，这些城市的工业有了发展，并且成了商品批发中心。大型院校的建立使商埠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由于政治活动的需要，沿海大型商埠也集中了大量的政府官员，他们掌管各种政府机构。沿海大型商埠由军队、要塞和城墙严密防守，常常是同时驻有地方武装和政府军。码头、锚地和良好的造船设施使得这些港口城市容纳着海军与航海的高级领导机构。船 民
明代的渔船在中国历史上，沿海与河口地区的人民早就开始生活在船上。他们就是所谓的船民或鮓人。鮓人同从事捕鱼、水运、潜捞珍珠等一类职业的人一样被视为从事下贱职业的人。鮓人所说的是他们的船只所在地的语言。尽管使用的语言与陆上居民一样，但他们却受到陆上居民的怀疑和歧视。陆上的人称他们是“水上一条龙，陆上一条虫”。历史文献对船民(鮓人)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没有记载，但可以分析出其低下的原因是他们到处流动。船民生活在船上，可以迅速转移以逃避官府的赋税和徭役。他们也不象岸上居民那样备受绅士地主的地租盘剥。这些人未受过教育，同沿海地区的文化没有联系，因此也就不能参加全国的科举考试。所以，他们世世代代一直遭受陆地居民与官府的歧视和凌辱。家族衰败也是鮓人与陆地居民相区别的一个特征。生活在小小的船上难以使家庭世世代代延续发展到中等以上的规模。这也是数世纪以来妨碍官府对鮓人实施控制的一个原因。沿海地区的控制和人口登记管理沿海地区老百姓的一种方法是保甲制。保甲制起源于北魏(公元386—534年)，当时是作为使农民对邻居行为负责的一种手段。保甲制犹如一个庞大的治安网，将陆上地区组织成十户、百
户、千户的单位，对每一户都保持一份文字记录。保甲制使得官府能一直控制到个人，并掌握着人们的犯罪与守法行为。从明朝开始，保甲制开始推行到沿海港口渔村、沿海岛屿和船上，例如，沿海地区和岛屿人口集中的地方组织为甲。10甲为一总甲(有100户人家)，10总甲为一总保(有1000户人家)。每一户要填写一张表格，记载着家庭成员的名字、年龄和亲属关系。海上流动人口也同样组织起来，所有船只都指定一个船号和港口，刻在船壳上。每10艘船为一甲，每甲推选一个甲长。有趣的是，1949年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对此制度只稍作改变便加以使用。例如，每10艘渔船组成一个单位，只是政工干部取代了推举的甲长。正如在下文将会看到，由共产党人仿效与沿袭的保甲制成了共产党控制现代海上民兵的一种措施。蒙古人的入侵十三世纪，北方蒙古骑兵的压力逐渐削弱了南宋的统治。到1206年，蒙古人已巩固了他们对蒙古的统治，25年后又征服了中国的藩属朝鲜。1227年，蒙古人又席卷了中国东北部，并在大都(北京)建都。在随后的10年中，蒙古人跨过了长江，一直打到沿海。他们在那里建造了兵船，学习海上作战以便打败控制着沿海岛屿和港口城市的南宋。1279年，蒙古水军任用越人为水兵、蒙古人为军官在广州附近的有鲀山的一次决定性海战中消灭了南宋王朝。
宋、元时代的战舰“艨艟”在这同一时期，蒙古人使用海上力量打到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1274年，蒙古人首领忽必烈派遣了一支4万人为远征军征讨日本，后因遇上台风而失败。7年之后，元朝皇帝又派遣了一支15万人的部队去攻打日本。但这一次也因台风而遭失败。约4000艘战船沉没了，约13万人不是被淹死就是在日本南部的九洲岛海滩上被打死。尽管水军遭受严重的灾难，忽必烈仍然坚信海上力量。从1283年到1288年，忽必烈亲自指挥了对安南(越南)的一系列海上进攻。1292年，他派遣了1000艘兵船去攻打爪哇(印尼)。在这一时期，元朝首都大都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中心。在这里，蒙古人(元朝)制定出征服整个亚洲的军事战略。城市里集中了大量的部队以及踊跃支援军队的地方民众。向这些地区运送粮食以满足膨胀起来的人口的需要已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然灾害与连年战乱使得北方农业生产严重下降，因此粮食问题更加困难。粮食运输：沿海航线与运河系统在南方的粮食如何最有效地运往首都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议。一派主张改进运河的水运系统，而另一派则主张使用沿海的运输船只。但是运河系统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疏浚，相比之下发展沿海粮船队比较经济。因此，皇帝下旨建造沿海运输船只。朝廷选择了过去的两名海盗朱清和张魾负责建造船只召募船员。最初，这两人曾为蒙古人贡献出500艘海盗船，后来在帮助蒙古人消灭南宋中又立了功劳。从1282年到1329年这57年中，他们运粮卓有成效。例如在第一年中，他们的一支146艘船的船队总共由上海向天津运送了600万磅粮食。在此之后，尽管受到运河派的强烈反对，他们仍然提高了年运量。1292年已达1680万磅。到1309年，超过了3亿磅，1329年高达4．2亿磅。但这时又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朱清和张魾如此成功以致个人完全垄断了粮食运输业。于是，他们开始牟取暴利。他们在长江流域以3两银子一担的价格收进的粮食，运到北方后则向政府索取每担8．5两银子的运费。据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当时货币稳定，物价低廉。江南米价是3两银子一担。每担米运费8．5两银子，几乎是米价的3倍。运费每年在9、10月份偿付。船主然后用这些钱购买造船材料。每艘1000单位(容量6吨)的船只的造价只有100银锭(相当于5000两银子，约合现在3000美元)，但运输1000担米，他们就得170银锭。有这么高的利润，人人都想造船以从事运粮业。朱清与张魾同朝廷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造成了地方上强大的经济势力，影响了首都与地方利益集团之间传统的平衡。这种地方主义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为削弱地方势力，常常需要采取一些策略和暴力行动。朱清与张魾也并不例外。朝廷中妒忌的对立派散布一些诬蔑他们行贿的谣言，而许多则并非是毫无根据的。他们在上海的海运机构非常有利可图，他们甚至与东南亚地区的藩属进行广泛的海上贸易。元史中就有如下有关他们活动的记载：“粮船和商船犹如云集。朱清和张魾家的一百多人都披金挂银。外国商人馈赠的珍宝、犀角和孔雀羽毛充满了宝库。他们日益显赫，其财产在东南亚最大”。朱清和张魾与藩属来往已越出他们的职权范围，终于酿成了自己的苦果。1302年，他们两人被指控通敌谋反。朱清被赐死，张魾及其儿孙在北京被处死。朱、张之死导致了粮食运输收归官营，而且在随后25年中，粮食运输业仍在继续兴旺发展。但一些因素却对粮运业发展不利，如腐败无能的官员被指派去掌管船队，物价飞涨，海上风暴造成损失，海盗活动猖撅。不久，元朝皇帝放弃了海路，改为通过较安全和便于防护的内河水系运粮。朱清和张魾的经验很有意思，它体现了官督商办的思想。官方的严密监督和干涉的政策使得贸易变得非常冒险。象朱清与张魾这一类商人往往只想谋利，而不愿再投资发展会遭社会谴责和被官府没收的企业。另外，官府处决张魾儿孙一事表明了让亲属介于商务是何等的危险，最后一点就是，关闭海路是后来的朝廷一再推行的政策。尽管贸易具有很多优点，沿海运输业非常有效，但儒家歧商的观点往往得以流行，官府支持海运也只不过是暂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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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陆思想与海洋思想相冲突的明朝　1405年，中国发展海洋的进步态度最终导致了向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一系列远航。向印度洋的远航包括了对锡兰、印度、波斯湾和非洲的访问。这些伟大的航行实际上证明了中国过去曾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大国，其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相比的。 但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与海洋大国的名望并不长久。7次远航中的最后一次于1433年结束了。此后，中国的皇帝再也没有派遣船队远航，其结果是企图消除这些作为中国皇帝一时过失的远航的影响。然而，这样做势必会忽视中国海洋思想的必然影响，特别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海上力量对于扩大与控制藩属有着极大的潜力。远洋航行的终止明显突出了朝廷中势均力敌的大陆派的势力，这些人企图将中国引向背离海洋发展的道路上去。 明朝初期的战略思想 在讨论远航及其航行日程之前，首先有必要分析—下反映中国大陆派思想和海洋派思想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的某些因素。 明朝开国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南京附近河网地区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孤儿，幼年被和尚收养，在庙中接受教育。离庙之后，他无事可做，不久就成了乞丐。朱元璋25岁时参加了起义军，这支起义军在中国中部的大河流域同元朝官府军斗争了十多年。 战争终于削弱了元朝政府支持下的地方军队，起义军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后来朱元璋当上起义军的首领，击败了官府军。1356年，朱元璋在南京建都。12年以后，朱元璋又挥师北上夺取北京，建立了明朝。 水乡长大的朱元璋虽然曾常与熟悉大海的许多人交往，但开始他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加强中国的统治，防止中国边疆和一些战略城市受蒙古人的侵略。所以，他采取了一些暂时不利海上活动的措施。 城墙、运河与沿海防御 蒙古人被击败不久，朱元璋就开始加强城市的防御。譬如，他下令在南京周围构筑了20英里长的城墙。这种60英尺高的城墙在当时的武器条件下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防御屏障。 在沿海，朱元璋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倭寇和中国海盗骚扰的威胁。因此，他下令禁止中国人出海远航，违者按通敌论处。1374年，他废除了宁波、泉州和广州港的商船监管机构，以维护他的法令。其次，他还设立了一些要塞来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从1383年到1387年这5年问，浙江至福建的沿海地区共建立了130多个要塞。仅浙江一省就征募了58000部队驻守沿海要塞。 朱元璋还命令工部负责全面疏浚遭洪水与战乱破坏的运河水系。工期较长的工程项日之——是扩大大运河，此项工程完毕后将取代被海盗侵扰的海上航路。沿海航路是在运河因内乱而关闭后重新启用的。 藩属制 明朝开国皇帝上台后不失时机地试图恢复藩属制度。他派遣使团前往日本、安南、昌帕和朝鲜等邻近国家，向他们宣布，要想同中国建立关系就必须承认新皇帝的宗主地位。很快就有一些国家派遣使团来南京朝见朱元璋，承认朱元璋为天子。这些使团还负有其他使命，如向中国的新皇帝报告当时边境地区的形势。 日本 毫无疑问，中国的新皇帝希望建立明朝对日本的宗主地位。从1369年到1372年，他派遣了3个使团前往日本，说服日本幕府首领承认明朝开国皇帝的天子地位。朱元璋此举还另有原因。当时，明朝政府需要使沿海人民免遭日益猖獗的倭寇之害。然而，朱元璋的这些努力是枉费心机的。1387年，他在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断绝了同日本的关系。朱元璋在给日本幕府首领的信中写道，“你这愚昧的东夷，你远居海外……你如此傲慢无礼，竟然纵容你的臣民为非作歹。”日本人的回信丝毫不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气，信中说：“乾坤浩荡，非一主所独占。” 安南和昌帕 朱元璋对今日的越南那一地区的情况也很关切。这个地区有安南和昌帕两个国家，当时在进行战争。安南是中国边疆地区北面的一个国家，从十四世纪初起安南就一直在打仗，抵御蒙古人入侵。蒙古人曾三次试图将其收为中国的保护国。在首都河内失陷的情况下，安南人仍然顶住了元军的入侵。此时，安南又在同其南部邻邦昌帕进行战争。昌帕人占领着今日越南从顺化至西贡附近的沿海地区。昌帕人擅长航海，同中国与东南亚濒海国家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他们还支持海盗，因此在南中国海的商船很不安全。 蒙古人与穆斯林联盟 明朝的开国皇帝还须对付元朝溃军构成的威胁。直到1382年，朱元璋的军队才将残余的蒙古军队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赶走。此外，在以后的20年中，在长城以北的中国东北和朝鲜还时常进行一些扫荡。 对于明朝政府来说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西面。一名叫帖木尔的突厥游牧人和穆斯林征服了从西伯利亚到地中海以至向南到达印度洋的整个中亚地区。在帖木尔凶猛的穆斯林骑兵中间就有一些是元朝溃军的残余。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很想将帖木尔纳入藩属系统。他派出一些小型使团沿陆路去寻找这位穆斯林首领。中国显然不知道他们所提供的东西对帖木尔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穆斯林人实际上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穆斯林人粗野，他们休想得到我们的礼遇、尊重、荣誉，也休想让我们遵从他们的法律。除他们自己的那一块领域外，他们对世界上其他城市一无所知。” 1394年，在明朝统治了25年之后发生了一起严重危及中国封建王朝的事件。当时，朱元璋接待了一个他以为是帖木尔派来的使团，该使团递交了一封帖木尔承认中国皇帝为人类之主的信件。这实际上是某个有野心的商人或朝廷官员伪造的信。于是，朱元璋派回访使团前往中亚对帖木尔的效忠表示感谢。1395年，当使者见到帖木尔，递交了朱元璋的信件后，帖木尔勃然大怒，命令部下准备大举入侵中国，消灭中国异教。明朝使者成了帖木尔的人质。到1404年，入侵中国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毕，帖木尔在帕米尔高原
(今日的阿富汗附近)集结了20万穆斯林和蒙古骑兵。 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帖木尔于1405年在一次通宵狂饮之后突然病死。帖木尔临死时非常遗憾，他没有将中国这个异教国家消灭，而以刀剑去对付穆斯林军队。两年多之后，中国人才从获释的人质口中得知帖木尔死亡的消息。 明朝第二代皇帝的对外政策 正当贴木尔准备入侵中国时，朱元璋于1398年去世。他死后国内发生一场内战，战争持续到1403年。朱元璋死后其孙子继位，首都仍设在南京。但是朱元璋在北方的第四个儿子燕王决定推翻他的侄子。燕王是北京地区抵御蒙古军队入侵的军事将领，他控制着一部分中国最精锐的部队。1403年，他终于获得成
功，击败了南京忠于他父亲的军队，篡夺了王位，建立了“永乐”年号。 显然，永乐皇帝的抱负和他的领导才能预示着他的王朝将会强盛。效仿朱元璋的政策，永乐皇帝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在世界各国中强化中国至高无上的信念，确立对藩属的统治。为了说服周围的藩属，他制定出旨在获取藩属对中国的尊重和丰富朝廷财富的战略。 他首先处理与日本的关系。1403年，他恢复了商船监督机构，并修建了接待从海路来自日本使节的寓所。另外，还设立了一种机构向来中国的日本商船发放贸易许可证件。这样，海盗便难以混入，而真正的日本商人和中国商人则可以自由地经商。 在安南，永乐皇帝面临着一个严重困难。1400年，当他正忙于篡夺王位时，安南的形势发展到了一个危急关头。河内落入昌帕之手，安南的王朝被消灭。南中国海掌握在昌帕人和反叛的安南海盗手中。中国官办的和民间的商船航运受到严重干扰。1406年，永乐皇帝决定通过陆地边境派出部队，以平息这两国的战争，然后将安南建为中国的一个省。1406年，中国的军队夺取了河内，但不久就被困在安南的一些城市中，等待援兵和补给。不久以后，将近9万中国军队进驻安南，试图通过一项使其中国化的计划来控制农村广大地区。  在解决安南动乱的同时，亚洲内陆又出现了问题。中亚传来了穆斯林征服中亚的消息，但遥远的距离和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永乐皇帝不可能派遣大量军队去与帖木尔对抗。审慎从事对永乐皇帝来说是有益的。于是，1402年他选派了一个小型调查使团前去拜见帖木尔，了解穆斯林首领为什么从1395年以来没有向朝廷进贡。为表示明朝政府愿与远方的中亚地区保持政治平等，他批准了在北京建造一座穆斯林的清真寺。这样做可使交战的穆斯林国家保持联接中国西部与帖木尔帝国的城市的丝绸之路畅通。 出于丝绸之路不常使用，富有阶层的人、朝廷和商人则主要靠南面的海上贸易来进口宝石、香木、香料和珍贵物品。为确保中国商人海上贸易的安全，永乐皇帝很有必要建立一支海军，以使一些濒海国家确信中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制定出宏伟的计划，要使用海上力量来维护中国对边境上的一些沿海小国的宗主地位。由于明朝的第一次远航将遍及到亚丁、麦加、佐法尔和霍尔木兹等穆斯林国家，永乐皇帝可能认为这些远航对于消除那个地区的帖木尔的影响也是有利的。 明朝的舰船与远航 1403年是重要决策的一年。这一年，永乐皇帝命令福建的所有中国造船厂承担大规模的造船任务。在此后的16年当中，这些船厂建造了2000多艘大型的远洋船只。 中国人建造的最大的船只叫做宝船。明代宝船的规模引起许多学者们的争论。据明史记载，宝船有440英尺长，180英尺宽(这种5：2的长宽比是不可能的)。明史记载的宝船外形有所夸大，因为这么宽的船只即使在中浪的海情条件下也不易操纵。承认这些数据实际上贬低了中国当时造船技师的声誉，中国的造船技师当时肯定会认识到建造这样的船是不可能的。除非研究证明情况并非如此，笔者认为，当时最大的船只外形同史料中记载的三种大型帆船非常相似。这种船只(即江苏和北直隶的商船和福州的单桅帆船)都是按6．4：1的长宽比建造的，这很接近现代舰船的长宽比(9：1)。上述的前一种船大约170英尺长，有5个桅杆，后两类船有180英尺长，28英尺宽。福建的造船厂首先承担了137艘船只的建造合同，因为这些船厂可能有了建造单桅帆船的技术。 学者经常用来证明明代宝船较大尺度的依据是船数与所载人数对比表，以下是每次远航的最高估计资料： 　 船 数
人 数
已知型号的船数第一次远航（1405－1407年） 317 27870 62艘宝船
第二次远航（1407－1409年） 249 ？ ？
第三次远航（1409－1411年） 48 30000 ？
第四次远航（1413－1415年） 63 28560 ？
第五次远航（？） ？ ？ ？
第六次远航（1421－1422年） 41 ？ ？
第七次远航（1431－1433年） 100 27560 ？ 从这些估计数字看，只有第一次远航的数据似乎可信，因为如果承认了搭载的总人数，那么每艘船上的平均人数是合理的。按现代大型帆船的装载量计算，设想十五世纪时的180英尺长的宝船至少能载200人，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约半数的远航人员可搭乘62艘180英尺长的宝船，而其他人则乘坐余下的255艘其他船只，这些船平均为100英尺长。航海与船上惯例毫无疑问，当时中国人已具备了远航的必要技术知识。船厂建造带水密隔舱的船只已有数百年之久，而且从宋代起就开始运用指南针。指南针的发明在十一世纪的史料中就有所记载。典型的中国航海船只编制约有50人，其中30人是水手。每日船上分10班值更，每班2小时40分钟。当时采取的是焚香计时的方法。中国的航海家们懂得如何掌握船位，能准确驶达目的地。航海长及其助手使用并保存海图，这些海图被珍贵地保存着，并一代一代地相传下去。被称为“水镜”的一些明代海图一直延用到十八世纪。船员测定航速的方法是将一木片掷到海上，船员向船尾行走，同时与浮在海上的木片保持着平行。在一般情况下，如木片在51秒钟里漂过150英尺的船的全长，那么航速估计为两节。中国船队远航中所记载的最快的一段航程是从印度的卡利卡特至苏门答腊的北部沿海，全长约1500海里。中国人以大约4．4节持续的航速用了两周时间行完全程。这样的航海能力主要是中国人发展预测风向风力科学的结果。到了明朝，中国的航海家已积累了丰富的季节和气象方面的知识，他们能够准确地测定风向。掌握了这些知识，他们就能熟练地驶帆，利用各种风向。中国的航海家们还经常地测量海水深度，海的底质，避开不熟悉的海岸航行。郑和除了督促建造航海船只之外，明朝永乐皇帝还选用一些高级官员亲自率领船队远航。皇帝挑选了一名穆斯林宦官郑和任总指挥。郑和自1382年起就开始从军。郑和幼年时在蒙古人最后溃败中在云南被俘。按照惯例，他被俘后被阉，后成为明军中的一名军官。在1403年永乐皇帝篡位中他表现突出。由于他效忠永乐皇帝，郑和于33岁时被封为大宦官，任内官监太监。他的军事才能以及他的有关突厥语言和伊斯兰教的知识使他成为明朝船队高级统帅的理想人选。他被封为“三宝太监”。郑和远航时身边还跟随了一些中国穆斯林人，其中一名叫马欢，此人来自杭州湾地区。马欢熟悉海上情况，并懂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的主要贡献是介绍了他随郑和的三次航行。从马欢的记载中我们知道郑和行动的一般过程。他首先在春末将船队集中在现在的上海附近，在那里进行一番训导和宗教仪式。然后船队进行4至8周悠闲的试航，驶抵福建闽江口的锚地。在夏末秋初船队在那里再度进行紧张的训练。最终，他们在12月或次年1月有利的季风季节出航。海上航线明朝船队所采用的航线已经沿用了数个世纪，实际上从宋朝起就已形成两大航线：即东航线和西航线。每条航线又分为主航线与分航线。例如东部主航线通往爪哇和南婆罗洲，东部分航线通往北婆罗洲和菲律宾。西部分航线通往苏门答腊岛各港口和马来半岛，西部主航线则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郑和的船队在经过紧张的训练之后，经台湾海峡直接进入南中国海。船队进入南中国海后在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停靠。然后，船队从西沙向西航行，驶往昌帕的归仁港锚地。从福建驶往昌帕约需10天的时间。船队驶抵昌帕后进行休整补给。随后，船队由归仁继续向南驶往婆罗洲西岸，沿途在南海南部诸岛停靠。船队在绕过婆罗洲后进入爪哇海，前往爪哇岛的苏腊巴亚。在苏腊巴亚港，中国船员再度休整数月，一直到7月前后海上风向有利时为止。然后，船队经巴邻旁穿越马六甲海峡向西驶往斯里兰卡，再由斯里兰卡前往印度沿海的卡利卡特。在卡利卡特，明朝的船队分成若干个小船队。有的前往现在的孟加拉的吉大港，有的前往霍尔木兹、亚丁和吉达，还有的船则去访问红海口附近的非洲沿海港口。到达霍尔木兹的时间通常是头一年的1月，3月返回马六甲。他们在马六甲只作短暂的停留，然后于第二年的7月返抵长江。远航中的重要活动郑和第一次远航开始于1405年，共有317艘船只，27000多人参加。郑和的家谱对此规模宏大的远航有所记载：这次远航的人员有钦差正使太监7员，副使监丞10员，少监10员，内监53员，都指挥2员，指挥93员，户部郎中1员，鸿胪寺序班2员，阴阳官l员，阴阳生4员，医官、医士128员，旗校、勇士、军力、余丁、民梢、买办、书手共26803名，总计27000人。这支大型的武装船队在1407年从印度洋返航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国船只停泊在邦加海峡，船员在巴邻旁上了岸。他们发现那里住着许多富有的中国侨民，其中有一名中国广东的移民陈祖义。他是一个海匪头子，专门抢劫外国商船。郑和到达这里后，另一个住在巴邻旁的广东人揭发了陈祖义的海盗行径。经过一系列海上和陆上战斗，郑和消灭了5000名海匪，活捉了陈祖义。郑和将陈押回中国处决了。后来，皇帝封此事的揭发者为巴邻旁领地的总督。在第四次远航的过程中，郑和再次在苏门答腊北部使用了武力。当地部落首领为夺取王位而互相厮杀。郑和代表前几年向明朝进贡的国王进行调解。他打败了数千人的部队，然后公开处置了他们的首领。马欢记载道，“国王的儿子对此非常感激，以后一直向明朝朝廷进贡。”在马来半岛，郑和在建立中国对马六甲港的宗主地位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409年，郑和向当地的穆斯林首领加封了藩国的地位。这个首领那时已是泰国的一个陪臣，后来率其家属一同来南京进贡。郑和还用了许多时间去加强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在当时中国人就已认识到马六甲海峡是沟通亚洲与印度洋贸易的中间枢纽。1411年在他的第三次远航中，郑和的“陆战队”与科伦坡附近的一个小王国的首领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郑和征服了反抗者，并于1411年7月将被俘的王国首领及其家属押送到南京。后来，永乐皇帝允许他们返回锡兰。在第五次远航中，郑和的水手们在阿拉伯沿岸的拉萨和非洲的摩加迪沙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但每一次中国船队的武装力量的出现，都足以避免战争。有趣的是，除了在锡兰之外，中国人一直没有使用武力对付苏门答腊以西各沿海国家。有些穆斯林首领的巨大财富和势力常常使得中国人感到敬畏。尽管中国人也向这些穆斯林首领履行宣旨加封等仪式，但就象以前中国皇帝和帖木尔之间的关系一样，中国人与这些首领之间平等相待。例如，在1432年访问亚丁时，中国只有3艘船前去这个戒备森严的王国。在访问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地区时，也是派了同样规模的船队。据马欢所记，中国接受某些国家的物品只是作为礼物而不是贡品。礼品与习惯郑和远航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朝廷带回外国珍品。据马欢记载，其中有稀有珍宝、动物、食物以至外国的风俗习惯。比如，在霍尔木兹，中国人可以买到蓝宝石、红宝石、钻石、黄玉石、珊瑚珠、碧玉、珍珠、水晶和丝绸等。他们还得到一些狮子、马匹和一只长颈鹿，并将这些动物运回中国。中国船员受到当地人以枣子、石榴、扁桃、葡萄干、西瓜、苹果等食品的款待。他们在孟加拉吃香蕉，购买优质布料；在马尔代夫群岛，他们发现土著人居住山洞，全身裸露；在卡利卡特，他们参观了当地奇特的宗教仪式，用黄金交换胡椒。马欢写道，在泰国如果已婚妇女同中国水手发生了性关系，其丈夫对此却不以为辱，他只是说。“我妻子长得漂亮，中国人喜欢她。”明朝海洋思想的衰落在明朝的远洋航行时期，一些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因素不断阻扰以至最终废止了促进海洋事业发展的方针。大运河1411年大运河的疏浚，使通过内河运送粮食再次成为可能，这意味着海洋事业即将衰落。此事件标志了朝廷要再次停止沿海航运，许多沿海船队的人员被派去治理运河。1415年政府正式禁止海运粮食，并下令建造了3000艘吃水浅的运河航船。这种人力与造船技术的转移很快便在航海业上体现出来。远洋船只的建造缓慢了，最终于1436年被明朝永乐皇帝的继承者废止了。与此同时，那些远航印度洋的船员被指派到运河水运系统当搬运人员。人口迁移明朝远航的结束造成人口从沿海地区迁移。从1437年到1491年，浙江、福建和广东三大沿海省份的人口减少了800万。与此同时，象云南、河北这些内陆地区的人口增加了400万。许多沿海居民还迁移到了东南亚地区。战争与边境的压力十五世纪中国在陆地边境上受到一系列的军事挫折，这一点也影响了中国的远航。1418年，安南不满中国的统治，发动了一场独立战争。同现代美国人在越南一样，中国人在安南进行了长达9年的战争，但是安南人的游击战术终于取胜。1420年，中国水军在红河一仗败北；1427年，中国皇帝迫于战争的严重损耗，终于将近10万中国军队撤出安南。但是，中国仍然保持其宗主国的地位。在北方，蒙古人在整个长城一线不断地进行侵扰，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为对付蒙古人，永乐皇帝于1421年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军队也由沿海地区调往北方距长城的一个战略关隘不到100英里处，以加强明朝首都的防御。尽管如此防范，中国明朝的英宗皇帝仍于1449年战争中被俘。于是，明代朝廷不得不彻底重整其大陆防御战略。但是，大陆防御方针并未减少北方的威胁，在此之后的300年中，北方边境仍然一直处于游牧部落的压力之下。军事戒备时有发生，高级军事将领一生都是镇守北疆，而不履行沿海和海上防御任务。 政府的腐败由于太监与官僚争权夺利，明代朝廷的政治也开始由海洋转移开了。明初对宦官太监的赞许重用最终导致他们完全控制了朝政。十五世纪中期首批宦官掌握了大权，很快便将手伸向政府各个重要的部门，控制了兵部、刑部和户部。一旦遭到反对，宦官们常常采取强制手段，捉拿和杀害那些敢于反对他们宦官专制的人。许多宦官变得非常腐败，他们征用船只和船员为他们运送搜刮来的不义之物，调遣军队修建宫院。到1480年，政治阴谋活动加剧了。当一位有权势的宦官提出要效仿郑和准备再度进行远航时，他遭到政府官僚们的强烈反对。兵部中一些官员密谋将记载印度洋航行的资料销毁，以此阻挠效仿明初远航的任何企图。海盗朝廷中的官员一方面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一方面又在沿海贸易活动中贪污受贿。由于政府停止了对外贸易的垄断，一些肆无忌惮的商人乘机控制了贸易，走私与海盗泛滥成灾。据明史记载，“福建与浙江一些有权势的大家族与倭寇进行贸易。他们在朝廷中的同伙则保护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要求。宫廷侍从被派到商船上，沿海一些不法分子也帮助他们谋利。实际上，在郑和进行远航时，倭寇曾连续5次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1419年，镇守北方沿海的水师无力抗住数千名倭寇在辽东半岛的登陆。为了消灭这些
海盗，中国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陆上部队。中国军队曾取得了辉煌战果，活捉了857名海盗，打死742名。虽然倭寇不断地侵扰中国，但在1466年当日本发生内战时；这种袭扰就暂停下来。到1523年，倭寇和中国的海匪又开始袭扰中国沿海地区。这一年，宁波被海盗焚毁。1552年，海盗船队驶入长江，肆无忌惮地劫掠沿海城市。沿海人民进一步向内陆逃难。1555年，南京被海盗围攻，泉州港也遭劫掠。为了防止倭寇袭扰，明朝地方官府效仿唐朝的做法，建造烽火台报警。到1562年，从江苏至广东沿海一线共筑起711座烽火台。到1563年，明朝官府不得不动用陆军抗击海盗，当时这些海盗已几乎控制了整个福建沿海。学术思想与新的儒家学说一种新型的儒家学说最终形成了。这种新的儒家学说受佛教的影响，明显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它的出现导致了朝廷对于占卜和向海洋扩张失去了兴趣。早在1426年，明朝一位官员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论武功，计虑远矣……伏望毋以穷兵黩武为快，毋以犁庭扫家为功。弃捐不毛之地，休养冠带之民，俾竭力于田桑，尽力于库序。边塞绝伤夷之苦，闾里绝呻吟之声，将无幸功，士无夭阑，远人自服，荒外自归，国祚灵长于万年矣。这些话有利于阻止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并强使中国恢复大陆主义的政策。那些一生效法古代的学者又受到尊重，而军人则被绅士官僚们歧视。到十五世纪初，朝廷再次颁布法令，法令中规定，建造两桅以上的大型海船，是违法行为。到1525年，朝廷下令给沿海官员，让其销毁所有的这类海船，并拘留全部船员。中国的海洋思想衰落的时机最坏不过了，因为这个时期恰好与欧洲人通过海洋向亚洲扩张相吻合。1516年，葡萄牙人来到中国，虽然在1521年又被驱逐出去，但离去的时间并不长。1544年，葡萄牙人再次入侵，并在厦门建立了领地；1553年，又在澳门建立了领地。1564年，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不久又同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随后，在十七世纪，荷兰人也来到了亚洲，当时明朝正遭到满人的入侵。1644年，满人打到了北京。从此，中国进入了最后一个外族封建君主统治的历史阶段——清朝。
贞观2005-7-06 21:24:34
第四章 移民、走私和海盗行径
　明代官方认可的航海业的兴衰证明了海洋思想与大陆思想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一方面，沿海不断增长的人口要靠海洋来满足其需要；另一方面，政府则试图限制他们这种作法。明末的地方史料中就有政府对航海业带来社会和经济变化感到沮丧的记载。近90％的百姓靠在其他地方做手艺或做小生意维持生活。中等阶层以下者都无地可种。由于环境所迫，惠州人当中有许多是商人……福建土地贫瘠不适合种植庄稼。稻田产量有限，人们靠海为生。以船为家者达90％。鹭洲的风俗习惯同以前相比变化极大。过去人们希望从事农业，而现在却想经商。上述的一段历史记载代表了衰败的大陆帝国发出的呼声。1644年，明朝被满人推翻。满人是北方的一个部族，他们对海军和海洋事业不感兴趣。尽管明末清初中国曾在短期内实行过贸易政策，但当时的政府都主张实行海禁。当这项政策失败后，明、清两朝都重新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政府多半不具备有效的海军船队来确保这种政策的实施。因此，沿海的人们往往反对政府的反贸易政策，这种政策最终导致了以下三个恶果：移民、走私和海盗行径。移民当政府实行海禁和坚壁清野政策时，中国沿海的许多人被迫舍弃大陆向南迁移，以寻求较好的生活。这些移民90％是福建和广东人，他们主要代表了三个阶层：明朝遗臣、商人和沿海农民。前两类人通晓儒教，带有其家族和行会的传统。商人熟悉放债本领，具有经商的经验。因此，这两类人往往忠实于中国的文化，甚至有许多人要求其家属和后代使用他们祖籍的方言。沿海农民是一些较穷的移民，他们包括懂得一点技术的工匠和水手。他们成了修船工、运输工和渔民。这些人民族感不很强，比较愿意接受外国的生活方式。一些人失掉了他们的中国人国籍，大多数人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但这使得他们在异国谋生较困难，因为他们是受当地限制的少数公民。这些人要比那些无视当地习俗、保持其中国传统的商人成功的可能性要小。中国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支配地位中国人在东南亚发迹的事例很多，这里只能介绍几个例子。例如，到十九世纪，东南亚地区的绝大多数捕鱼和运输的帆船归中国人所有和经营。因此，中国在越南的移民控制着全部的内河和沿海航运，他们在鱼类捕捞方面也有很大势力。实际上，中国人掌握着南海的整个远海渔区，而越南人自己只能在近海捕鱼。陆上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到二十世纪初，越南的中国米商在西贡拥有除三家之外的所有碾米厂。东南亚其它国家中的中国移民也同样很有成就。在十八世纪，中国人在文莱控制了整个造船工业；在泰国，中国人成了出口商和金融家；在马来西亚，中国人掌握了鱼类捕捞业，后来又控制了锡矿；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中国移民垄断了大米销售系统和银行；在苏门答腊，他们经营木材行业。十六世纪菲律宾的一名西班牙主教在给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的一封信中对中国人的机敏和企业经营能力作了以下评论：“最使我们高兴的是墨西哥装订商的到来，他带来了书籍，开设了装订所，雇用了一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只充当仆人。但他却偷偷地观察主人装订书籍，而不被发现。不久，他说不再为他当仆人了，离开了装订所。后来他自己也开设了一个装订所。阁下，我敢说他果真成了一名出色的装订工，揽走了所有的生意。他的那位主人被迫放弃了装订行业。他的手艺如此高超，以至不需要西班牙装订工了。此时我手中还有一本他装订的拉丁文图书《纳巴罗》，就是在塞维利亚也没有比这装订更好的书了”。婆罗洲的中国移民中有许多造船工人。十八世纪当中国大陆的造船业衰落时，人们不得不在婆罗洲购买华侨建造的帆船。至今东南亚地区的中国侨民仍然控制着当地的经济。例如，在华人占人口34％的马来西亚，华人拥有20％的可可和茶叶种植面积以及26％的橡胶和油棕种植面积。在印度尼西亚，华人控制了70％以上的地方商品的零售业。在泰国，华人在经济上也同样占支配地位，那里的100家大型制造公司中华人就控制了63家，曼谷的两家大银行的董事长也都是华人。华人在新加坡的影响更大，最近新加坡政府规定，学校中的小孩都须学习中国普通话。 反华情绪显而易见，中国在东南亚的侨民逐渐取得了企业家和中间人的重要地位。但华侨始终不许占据政府要职，他们只好靠经商生活。随着西方经济扩张的出现，华侨便在西方人和当地人之间做生意。这表明华人通过他们传统的行会制经营多数的信贷业务，信贷业务使得华侨掌握了住房和土地的所有权。由于当地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不利，他们中间日益增长一种不满情绪。不满的情绪导致了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华人在这些地区往往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排华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长期保持着中国的国籍。华侨遵循儿童的国籍取决于父母的国籍这一非正式的原则。小孩的父母只要一方是中国人，不管这孩子出生或居住在何处，都被看作是中国公民，华侨沿袭这一习惯给东南亚国家带来很多的问题。尽管当地政府多次企图不承认或通过立法取消这一惯例，但这一惯例仍然存在。走私到十六世纪，中国人走私已很普通，而且不以为耻。不仅仅是不法分子进行走私，沿海商人、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士也参与走私活动。走私活动在沿海人口当中根深蒂固，甚至中国有相当地位的人，只要一有机会也从事走私活动。从十七世纪葡萄牙商人所列的从中国贩运到日本的私货一览表可以看出，走私是多么有利可图。项  目 中国的售价 日本的购价
生  丝 80银两/担 140－150银两/担
精防丝 140银两/担 370－400银两/担
黄  金 5.4银两/两 7.8银两/两
棉  纱 7银两/担 16－18银两/担
水  银 53银两/担 90银两/担
甘  草 3银两/担 9－10银两/担 甚至官方的外交使臣也大搞走私活动，他们走私很方便。一旦被发现，处罚一律很轻。据明初史料记载，一个使节及其240人的使团在走私象牙和香料时被抓获，但后来皇帝却赦免了他们。据十六世纪某地方史料记载，广东、福建和浙江人通过琉球群岛与日本进行广泛的走私活动。许多走私者(渔民和海盗)得不到官府的保护，一旦被抓住，则被处以杀头的极刑。在东南亚地区，中国移民的领地助长了走私活动。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大陆上的走私者同当地华人头领联系，由华人头领当翻译，与当地人做生意。有些人甚至为走私者和船员们建库房，设下榻处。鸦片十八世纪初，走私者开始大量贩运鸦片。1729年，政府颁布一项法令。对鸦片贩子实行处罚。鸦片贩子被抓获后，监押一个月，然后押去充军。开鸦片烟馆的人被抓住后则被处死。反对中国政府禁烟的主要有两股势力。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印度的罂粟种植和向中国沿海贩运毒品的船只。在沿海，中国的走私者与赃官相勾结，将鸦片运上岸。中国的鸦片走私贩和英国人造成了中国吸毒者的惊人数字。据当时政府官员统计，到1839年，广东、福建两省人口中90％的人染上了鸦片烟瘾，长江等内河沿岸城市有数十万人吸毒。鸦片战争前夕，吸毒已蔓延到了军队。甚至有人上奏皇帝说，在宫廷禁卫军中也有吸毒者。由于从事贩卖鸦片生意牟取暴利，中国的走私者对沿海船只进行了改进。他们需要运载鸦片较多并能在内河航行的小型快速船只。在十九世纪，鸦片走私者建造了一种比官府的船只速度更快的贩私船，这种船称作“快蟹”。后来官府也利用这种快船来缉私。政府虽然经常努力消除走私活动，但走私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能彻底查禁沿海的走私活动。渔船经常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交换金、银和其他禁运的贵重物品。走私者之间一般不讲信誉。最近(1980年4月)，台湾的渔民用仿造的派克钢笔和劳力士手表从中国大陆的走私者手中换来的却是用铅伪造的金条。海盗行径海盗行径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传统的作战样式，它对当代中国海军的战术最有影响。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了“海盗”、“水寇”作战传统对于中国人的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性。他写道：“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造反者总的来说，中国的海盗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即毛泽东所说的是采取打家劫寨手段来反抗封建官僚压迫的造反者。有趣的是，这些造反首领很少是农、渔民出身。相反，他们往往是来自富裕的地主或商人家庭。他们造反是出于各种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如人口过剩、宫府苛捐杂税、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少数人的垄断以及官府腐败等。造反者有两种：内河造反者和沿海或海洋造反者。前者人数最多，最能酿成大规模武装起义。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其中一例。他在河网地区的作战才能使他最终打败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利用河网地区的有利条件以少胜多并牵制了大量的政府军。政府一向重视助长江及其支流的控制，对那里的造反者通常都采取猝然行动进行镇压，官府如果疏忽大意，河网地区的造反行动可能很快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沿海或海洋造反者尽管人数不少，但从未发展为起义。他们的目标有限，一般也不容易同岸上的人融合起来。此外，沿海地区官府的防御常常使海上造反者聚集不到一起，或者仅限于海上孤岛。所以，这一类造反者不会严重威胁朝廷的统治。实际上，这些造反者无一取得统治地位。有趣的是，历史上也确有海上造反威胁朝廷统治的例子。当时，政府避免了直接与其在海上冲突。此事发生在十七世纪末，当时，满清政权刚建立不久，仍然面临着盘据在台湾、金门和澎湖列岛的明朝残余海上力量的袭扰。这些海上造反者在福建一个绅士家族的两代人领导之下，控制台湾海峡长达40年之久，并经常袭击中国大陆。但是，满清政府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仍然继续加强沿海防御。由于内部矛盾以及清政府在大陆沿海采取了控制人口的政策，这些明朝残余海上力量最终投降了。造反的海盗依靠江河流域和沿海地区农民的支持，他们有严明的纪律，以促进与当地农民的良好关系。例如，从农民那里接受粮食和其他物品必须付钱，以武力索取者一律处死。十七世纪时清朝的一份海上绥靖计划记载了沿海民众忠于沿海造反者首领郑成功的情况。郑成功之所以没有被打垮，是因为他有福州、兴化和其他地区作为补给基地。在南方，他从惠州、潮州获取大米，其部下则不缺粮食；在中部，他从兴化和泉州获取钱财，其部下则不缺军饷；在北方，他从福州和温州获取木材，其战船则能得到补充。尽管由沿海地区的补给被禁止了，但此法并无效果，禁止补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造反的海盗制定纪律的目的是为了使造反者能与陆上村民自由相处，从而保证粮食和弹药的来源。海上的纪律也很严明，比如，在作战中战船如擅离船队，船长则要受到审判，以至杀头。十九世纪初(1805年)，中国最大的水寇造反组织记载了三项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1、如果任何人私自上岸或超越规定界线，则将被擒押，并在整个船队面前穿耳；如果重犯，将被处死。2、不得私自攫取偷盗或抢劫来的任何物品。一切物品都须登记造册，个人只得十分之二，其余十分之八则归公；未经准许私自攫取公物者处死。3、任何人不得在村庄或公开场合调戏被抓获的妇女。妇女被带上船须先经准许，然后才可带到船舱边上。如对妇女施加暴力或未经其本人同意娶其为妻者处死。私掠船第二类海盗类似欧洲的私掠船。他们的首领往往是富商或绅士。他们在海上打劫时一般伪装成普通的贸易船只。船员多数选自他们手下的仆人，这些人忠实、善战。私掠船在海上打劫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谋利，攻击的目标是政府船只和外国的商船。十六世纪，福建一位官员对这一类海盗作了以下描述：在龙溪和高屿这些地区，陆上是危险的，那里的人凶恶。人们一般以航海为生。他们当中的一些有名望的家庭常常收容一批恶棍，拥有私人营造的大船，他们为恶棍们提供器具和食物。这样，他们互相利用，谋取利益。人们请求政府向有关部门发布命令禁止此类事情。如同对付沿海造反者一样。官员要求政府对私掠船采取清剿措施，但政府却充耳不闻，因为这些人没有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而且沿海防御船队也往往没有足够力量来解决这类问题。官员们也知道，生活条件好了，海上抢劫就会减少；如果官府苛刻或收成不好，那么海上抢劫就会增多。海匪第三类海盗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迫于贫困的沿海农民或渔民，另一种是地道的海匪。防海匪的坚壁清野政策有时也不能有效地击溃海匪。到十八世纪，这种政策最终被废弃了。例如，1805年广东、福建一股海匪联合武装力量有近7万人和2000艘船，他们分为6个船队，各队挂有不同颜色的旗子。各队有一首领，被指定在专门袭扰地区，不得进入其他船队的活动海域。十九世纪的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问题增多，海匪活动猖獗。从1661年到1841年，清朝统治下的人口增加了20倍，由1900万增至4．13亿，而耕地面积只增加了三倍。农民的家庭人口增多了，他们只好负债，常常要将自己和土地卖给有钱的商人。这样，土地便集中到了少数有钱的地主手里。为偿付地租，农民被盘剥得倾家荡产。鸦片的不断输入，使得地方财政发生危机，从而造成货币经常贬值。更为糟糕的是，长江、黄河连年决堤泛滥，使得两岸地区的许多人流离失所，四处逃难。由于上述多种原因，加上海运有很大的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海匪活动猖撅。从1847年到1848年，一些海匪武装势力在舟山到厦门沿海岛屿建立了许多据点。这一地区的渔民受到很大威胁。以至在渔汛期不能赶到渔场捕捞。向地方官员呼吁得不到答复，因为江南和浙江的舰队都不敢贸然进入这个海区。结果，英国海军承担起防御海匪维持海上治安的义务。从1850年到1866年，清朝皇帝同意沿海各省总督同英国人联合对付沿海和内河海匪抢劫。合作的形式是派数艘帆船随英舰行动，协助英舰识别所捕获到的海匪。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1856年至1860年中国与英、法联军交战时。中国政府对海匪采取了招抚政策，让海匪头目在海军或地方政府中任职。即使英国海军三年中帮中国政府打死与抓获了7325名海匪，但海上抢劫活动仍不见停止。到十九世纪末(1898年)，这个问题尚未解决。驻广州的一位英国领事在给其上司的信中写道：自广州向外商开放以来，海盗活动可能从未象这一年猖獗。而地方政府处之漠然的态度胜过海盗的胆量。从去年12月以来我已发现了不下4l起海盗事件。海盗活动现已达到省区内陆水系上的贸易也受到十分严重干扰的地步。近35年之后，据日本政府的正式报告记载，在香港以东大约65海里的大亚湾有一大股海匪。这个海匪组织有5万多人，装备有卡宾枪和机枪。他们在上海和香港设有总部，在福州、厦门、汕头和广州还设有情报中心。封建王朝的政府对海洋思想的压制，抑制了中国人对知识的渴求和航海才能的发挥。中国的海洋贸易和海军事业虽然没能较科学地得到发展，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海洋的思想通过非法的和简单的形式毕竟保留了下来。人口迁移、走私和海盗行径使得中国的海军和海洋事业发展的潜力停止不前了；但与此同时，西方海洋技术的进步使得他们能从海上侵入中国。美国海上力量的倡导者马汉关于十七世纪法国海军的讲话同样也适用于描写当时中国人的主要态度，“政府活动作用下的所有这些巨大的发展，一旦失去
政府的支持；就会同约拿的葫芦一样地凋零了”。（约拿的葫芦，出白《圣经》，意思是朝生暮死的东西。）
贞观2005-7-06 21:27:28
第六章 封建王朝的衰落与海军自强
　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中国皇帝对海军改革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他不再要求各省官员按照西方的设计去建造军舰，而是对他们说，“军舰如不能马上造出，可以购买，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购买。”当时湖南一位叫魏源的进士写了一部关于清军作战的论著，其中他提出“造炮不如买炮”。魏源还建议在广州附近创办船厂和兵工厂，聘请外国技师传习西方造舰、造炮的新技术。这些建议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中国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这两支起义武装吸收了控制江河重要地域的水上力量。例如太平军利用江上造反武装和走私组织取得了对长江流域及其支流的控制；而捻军则夺取并控制了长江以北的部分运河。经过16年的战争，中国大部分河流的航运瘫痪了。于是中国政府又重新强调江河作战，以确保长江的安全，从而使得海军的改革耽误了20多年。在1850年至1866年这一时期内发生的几起事件，对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海军的改革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新的地方主义在1851年至1852年期间，水手军和镇戍军远不是起义军的对手，这些军队的训练早已废除，战船也年久失修，将领们克扣军饷。由于长期在岸上港口执行任务，这些部队的战斗素质很差。部队的纪律出现极端化，要么过于严厉，要么过于松弛，根本无纪律可言。皇帝以传统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他指派几位地方豪绅去组织勇营，与起义军作战。这些人对朝廷的忠诚毋庸置疑，但他们的部队日益扩大。战斗力不断增强，这对中央政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皇帝必须谨慎处理中央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传统的力量平衡。中国的海关起义军在江河作战的初步胜利和清廷对许多传统的贸易监督机构的废除，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管理。1853年，南京实际已被太平军占领，直到1864年才被收复。在此混乱时期，外国商船停靠一些港口却不纳关税，这使得西方商人感到吃惊。经确定必须建立新的秩序，于是，1854年6月29日，美国、英国、法国同中国签订了一项协定，要求建立海关的检查监督。这个机构将设立一个由外国海关官员组成的小组，由一名英国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但是，为了符合中国的传统，海关监督须置于中国最终裁判权之下，各协约港的工作人员中须有较多的中国人。这导致了中国的管理通商口岸的机构分为两部分：北洋大臣(负责监督北方港口的通商)和南洋大臣(负责监督南方港口的通商)。然而，海关的建立确实改变了中国的传统，因为它拒绝了欧洲人担任那些一向属于中国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士的重要的海洋事务咨询职务。不久，中国便受到外国的压力，要求中国将某些管理自主权交给外国人。1861年一名英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说服了满清一位亲王向英国购买8艘炮舰，这些炮舰将用于镇压沿海海盗和走私活动。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人们发现，此项计划有严重的问题。英方谈判代表说服英国当局，要求派英国海军人员到中国的这些军舰上服务。英方代表还进而提出，分舰队必须由欧洲人指挥。此项声明使得中国人当即退出谈判，取消了购买军舰的计划。英方拟定的这支分舰队的指挥官阿思本海军上校对此评论说：中国皇帝希望将此分舰队完全置于不负责的行省官员的控制之下，剥夺我的总指挥官的权力，将此权授予当地的官员。……我们屈从于中国地方官员不负责的命令，就必然会沦为他们的部属，这种残酷的掠夺行为将给我们英国海军军官和水兵们带来耻辱。外国进—步施加压力外国人不断流人中国，造成了对中国的新的压力。他们要求中国在商业上作出让步、从而导致了第二次中英鸦片战争。1859年战争结束，中国再次被迫向外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其中，英法迫使中国政府开放11个港口。除此之外，英国还攫取了中国的九龙。俄国也趁火打劫，从中取利。他们利用战争调停有功为借口，割去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在这片地区内，俄国的远征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者注)建立了基地，从而将中国从日本海分割开。海军自强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勇营终于打败了太平军，朝廷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海洋事务上来。最初提倡海军改革的人物之一是左宗棠，他是一位儒将，曾经统帅勇营镇压太平军。由于镇压太平军作战有功，1863年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他进行了广泛的改革，特别是教育和农业方面的改革，数年后因其才干而赢得朝廷的信任。左宗棠至少从1853年后就一直支持海军改革，他所推行的改革包括一项海军发展规划。然而，左宗棠对待海军改革的态度非常谨慎。无疑，他没有忘记向英国购买舰艇的教训。他认为，发展海军应该依靠自己，求助于别人终将被别人控制，而依靠自己才能控制局势。尽管如此，左宗棠很快认识到，有必要寻求外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在1864年从国外买了一艘炮舰，并雇佣一些外国人在舰上服役，该舰在镇压闽浙沿海海盗时获得了成功。在此实践的基础上，左宗棠采纳了魏源的某些建议，即创办造船厂，发展造船技术。他建议聘请外国海军专家来华培训少量的中国技术人员，但外国专家应在
中国人的严格控制之下，并按双方签订的合同领取工资。1866年，经朝廷批准，左宗棠创办了一座兵工厂、一个造船厂，并在福州创办了一所船政学堂。但是从开始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学堂就受到保守分子和进步分子的两面夹击。一部分保守派官员反对的理由是，左宗棠发展海军计划的代价太高，需要聘请外国人，学习外语和现代数学，另一些保守派官员对选择福建作为学堂地址而感到妒忌；而进步的官员反对左宗棠的计划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要使海军现代化，只有大量买船而不能单凭自己造船。尽管遭到种种反对，1866年夏左宗棠仍在一些法国人的帮助下与法国签订了建造船厂和开设船政学堂的合同。他计划建造16艘轮船，聘请欧洲人培训中国的技术工匠、监工和海军军官生。但数月之后，左宗棠突然奉命前往内地去率领陆军镇压回民叛乱。尽管如此，1867年位于闽江口马尾山基地的福州船厂建成，机器车间完工，五年合同正式开始实施。福州造船厂与船政学堂福州船政学堂不久便分为法文学堂和英文学堂两部分。法文学堂有制造班、设计班和艺徒班。英文学堂分航海理论班、航海实践班和管轮班。学堂聘请了75名欧洲人和2600名中国人负责行政管理和教学。法文学堂全由法国人任教，课程也都用法文讲授，以便学生能和教习用法文交谈，并能看懂法文技术资料。制造班的课程除了法语外，还有数学、微积分基础、物理和机械学，学制为5年。在最后几学年中，学生要在船厂实习，他们不要求熟练掌握新技术，但要掌握实际管理造船的能力。一些优秀学生还将被选派到欧洲学习新的船舶设计。设计班学制为3年，专门学习轮机设计。设计班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中国的轮机设计师，能够从事船舶设计。该班的课程有法文、数学、几何和150马力船用轮机的原理。学生还要在船厂学习生产管理的实际知识。学习结束后，毕业生还将去制造班进一步学习。艺徒班是夜校，学制为3年，目标是培养监工。学生多选自船厂中的优秀工人。据法文学堂有关人士所称，艺徒班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识图和制图的能力。课程用法文讲授，没有算术、几何、代数、制图等课程。在5年合同期中，由于增添了更多的设备，建造了更多的建筑物，福州船厂的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874年船厂已有打铁、铁胁、水缺、铸铁、合拢机器五个基本车间和各种辅助设施，其中有生产罗经、气压计、炮瞄装置和天文钟的钟表厂。船厂还有一个放样台、2500吨级的船台滑道和一个生产锅炉砖的窑。1869年6月10日，福州船厂下水了第一艘军舰“万年青”号。该舰为木质结构，长68米，装有140毫米大炮。6个月后，又有3艘舰船下水。两艘52米长、装3门炮的军舰和一艘1258吨级的“伏波”号运输船。翌夏，福州船厂又有一艘100吨级的兵船下水。在以后的4年中，福州船厂共造船11艘。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记载来看，这确实是一个重大成就。与此同时，英文学堂在训练海军官兵方面也取得同样的进展。英文学堂完全由英国人管理，所有课程均用英语讲授，教材也都是用英文编写。航海理论班由詹姆斯·卡罗尔负责，他是应左宗棠的法国顾问之聘担任近海驾驶和天文航海教学的。卡罗尔配有一名英国助手和一名懂英文的中国助手。航海理论班学制为3年半，课程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三角、天文、航海理论和地理。1873年航海理论班的32名学员毕业，他们被送到航海实践班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航海实践班开设于1870年初，开始是由英国皇家海军斯温森海军上尉任教。学习是在“建威”号训练船上进行，该训练船系船厂1869年向普鲁士购买的帆船。斯温森不久由英国皇家海军特雷西上校接替，特雷西有两名英国海军人员作他的舰炮与航海助手。根据特雷西的训练计划，学生必须掌握指挥官所必要的基础知识。学生要进行远航实习，由优秀学生担任指挥，其他学生负责各更位值更，由此选拔培养船长。到1874年时，有14名学生领到船长合格证书。国外留学也许比福州船政学堂培训有更重要意义的是，满清政府从该学堂选派一批毕业生赴欧洲留学。赴欧留学始于1872年，当时中国两位有影响的地方官员曾国藩和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派遣120名青年在中国留学使团办事处的指导下赴美留学。留美使团由容闳经办。容闳是广东人，年轻时在美国学习英语，185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64年他被曾国藩选派到美国为上海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回国后，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商讨了留学使团的计划。8年之后，容闳的计划得以实现，大部分来自广东寒门的子弟被派往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开始其15年的留学计划。留学使团计划批复一年之后，新任福州船政大臣沈葆祯奏请清廷，选派法文学堂毕业生前往法国学习3年造船。此外，他还建议从英文学堂中选派一些毕业生去英国接受航海与海军作战方面的训练。1874年1月6日，新成立的总理衙门以美国留学使团为先例，批准了此建议。沈葆祯立即制订出选派30名留学生和部分学生监督赴欧的计划。重要的是，留学所用经费全由福建省承担，这笔经费估计为20万银两。第一个留学使团因容闳办事处在美国发生问题几乎失败。1877年容闳感到中国留学生已具备了上西点陆军军官学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的条件，遂向美国国务院申请接纳部分中国留学生入美国军事院校学习。但美方粗暴地答复说，美国军校不能接纳中国学生。容闳被美国参议员布莱恩所支持的排华偏见态度激怒，他向北京报告了他所受到的冷遇。中国的保守派立即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失败的证据，要求召回留学使团。最后终止使团留美学习的是使团的一位负责人陈兰彬，他的理由是学生正在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其他一些非必修课程。陈兰彬还抱怨说学生没有礼教，缺乏爱国主义，遗忘了祖国语言。4年之后，留美学生全部应召回国。尽管留美使团失败了，但赴欧的海军留学使团却成功地逃避了保守势力的发难。12名英文学堂毕业的指挥官前往英国进行各种深造。其中6人奉命到英舰上服役，4人被派往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舰艇组织指挥，结业后上舰实习，1人去格林威治学习理科，1人被派到朴次茅斯海校学习。在海上实习期间，中国留学生巡弋了地中海，个别人还到了印度洋，有的人还随英舰到了美国，在那里访问了各个港口。海上实习期满，学生返回英国学习机电、枪炮和鱼雷操作。此外，他们还到海军造船厂进行短期学习，以便了解英国造船和维修技术。在法国，中国船舶工程学生也进行了类似的训练。14名留学生中有5人在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学习采矿与冶金，另外9人学习海军造船专业，其中4人在法国瑟堡造船学校学习，5人在土伦海军船厂学习。学制为2年，结业后到欧洲各造船厂巡回考察。1880年9月，全部留学生返回福州，成功地结束了中国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现代海军技术的尝试。在第一批留学生学习成功的鼓舞下，进步的领导人奏请清廷派遣第二批留学生赴欧学习。奏章很快批复，第二批留学生一行9人于1882年出国。1886年第三批留学生也被派往英国和法国。所有学成回国的留学生都在刚刚兴起的中国海军中担任要职。在留学的指挥军官中，一些人担任管带，另一些人在当时向外国订购的新舰上担任要职。法文学堂制造、设计班的留学生在福州船厂也被委以重任。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尽管仍遵循着传统的晋升制度，但他们取得了对过去的八旗兵、绿营兵军官的优势，从而永远改变了发展之中的中国海军力量的成分比例。中法冲突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代表的中国海军改革的好景不长，很快遇到了灾难，因为福州船政学堂的赞助国法国扬言要和中国兵戎相见。10年来法国人一直在越南(当时叫安南)北部寻找一条通往中国南方的贸易渠道。由于发现了红河，法国人迫使越南签订了一项条约，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对越南传统的宗主权。1884年，法中两国军队在云南边疆地区发生了一场战斗，7月间一支法国舰队开进福州港，1个月之后，法国海军不宣而战，他们在法国海军库尔贝特将军率领下向锚泊在闽江中的福建海军发动进攻。不到30分钟，战斗结束了。22艘中国军舰葬身江底，39名中国海军军官、2000名士兵阵亡。库尔贝特还摧毁了船厂，给中国人造成更大的损失。铸铁车间和合拢车间几乎夷为平地。到1884年8月29日，整个福建海军船政局已成为一片废墟——这正是中国海军继续软弱的一个历史见证。威胁继续存在1874年，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面临着来自海上的和来自西部地区的两大威胁。日本派遣海军在台湾登陆，惩罚当地的中国人，理由是3年前他们杀害了53名航行遇难的琉球水手。日本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提出了对琉球群岛的主权要求。中国的反应是向台湾增兵l万，但是海运工作竟长达6个月之久，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海军的弱小。当日本扬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满清政府同意赔偿500万两白银，并放弃了对琉球岛的领土主权。满清政府在琉球群岛问题上受到侮辱，在西北部又面临回民造反，而且回民由于有俄国支持，变得越来越难以对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新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回民叛乱分子所控制，富饶的伊犁河谷已被俄国军队占领。沙皇假惶惶地答应满清政府，如果中国恢复对该地区的统治，俄国军队一定会撤离。1874年至1875年的边防与塞防战略辩论中国当时面临的双重危机在首都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是调兵遣将平定西部的回民叛乱，还是购船买炮抗击日军对沿海的侵犯?这次辩论中的主要人物是左宗棠，他当时正率领湘军在西北平定回民叛乱。他的对手是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身兼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多种要职。和左宗棠一样，李鸿章是靠镇压太平军叛乱而发迹的。那时，他率领着淮军与太平军作战，战事平息后他并没有遣散部队，因而成为长江流域的一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1870年他和他的25000淮军被调到北方。几年之后淮军中的官僚便开始迫使清廷加强中国的海防力量。 在这场辩论中，李鸿章率先行动，他在1874年12月12日给朝廷的奏折中指出：西方国家不管多么强大，远在7万多里之外，而日本却近在我门口，随时可刺探我弱点和戒备情况。日本是中国的心腹大患，虽然它暂时有所收敛，但远谋深算，精心策划，觊觎着我富饶的物产和人民。日本人希望趁我们尚未建造军舰大炮时，寻找借口对我动手，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开始建造铁甲舰，建设沿海要塞等。不过我们缺少大量经费，向外国订购也需有一定的时间。李鸿章的观点得到沿海各省多数高级官员们的支持，他们一起提出以下五点意见：1．鉴于北京临近沿海，海防比西部塞防更为重要。2．朝廷在重新考虑左宗棠领导的西部战役时，必须考虑国家财力不足和战役可能失败这两大因素。3．新疆土地荒凉，对中国没有价值，应当停止对它的财政支持。4．新疆与俄国、英国人统治的印度接壤，一旦发生了冲突，难以防守。5．从新疆撤军不会给征服该地的先帝丢脸，相反可以进一步巩固中国。1875年左宗棠的奏折也报至北京。他在奏折中提醒朝廷，他曾担任过闽浙总督，并且亲自在那里创办起福州船政局，因此对沿海地区的防御深有了解。他的这段经历，加上他在西北地区近8年的作战指挥，使他在判断应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左宗棠指出，以前蒙古和新疆被外敌侵占时，先帝们不惜一切代价重新收复，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地区是中国的第一道防线。历代王朝，包括清朝，为维护中国疆土的完整在这些地区进行了无数次战斗。有责任感的官员不能忽视历史的教训，轻易地放弃塞防。停止西北的作战，只会断送疆土；如再要收复，绝无可能，他预言，只要允许他继续打下去，中国人在俄国和英国面前将无所畏惧，因为它们都已没有能力再援助叛军了。和李鸿章一样，左宗棠也提出了五条论点：1．失去新疆将削弱蒙古的防御，从而威胁直隶和北京。2．靠通商口岸进行活动的西方国家感兴趣的是贸易。而不是领土扩张。3．不应把塞防经费用于海防。4．先帝们征服的疆土不可丧失。5．乌鲁木齐和阿克苏等重要城市应该立即收复。于是，一场争论就发生了，其他官员也都卷入，并纷纷发表各自的观点。局势很快就明朗化了：中国首要的问题是统一西部边疆地区。正如某官员指出的那样，“各海上强国所引起的麻烦，犹如辊肢之疾，既远又轻；而俄国引起的麻烦，如心腹之患，既近又重。”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左宗棠所说的，如中国不能控制西部边疆，则说明朝廷软弱无能。1875年4月23日，皇帝批复了左宗棠的建议，于是新疆战役又重新开始。在随后的6年中，中国耗资5100万两白银，最终收复了西部边疆地区。但与此同时，发展海军的计划受到很大影响。例如，中国没有同法国人谈判签订新合同，以继续发展福州船政，海军的其他经费也被削减，以支持西部战役。左宗棠收复新疆，把俄国军队从伊犁驱逐出去、是因为采取了明智的抉择。但是，此项决策以及后来在闽江口发生的灾难，加强了海防派的实力。例如，李鸿章坚持认为。只有向西方购置大量的军舰，只有雇佣更多的外国顾问，才能迅速地把中国推进到蒸气动力时代。尽管左宗棠获得了成功，李鸿章仍然准备说服皇帝筹资“购买”一支海军舰队。
贞观2005-7-06 21:29:16
第五章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军
　在中国，尽管海洋派思想占优势，但海军的发展很不稳定，并且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如上所述，远在元、明两代，中国就派遣远洋船队驶达印度洋。然而，中国政府中有影响的官员极力诋毁海军的发展，并且最终使得中国的远洋船队实际上不复存在了。中国海军战略综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对海军战略有直接影响。这种兴衰周期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政权巩固阶段、和平安定阶段和崩溃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国内战乱各部武装力量统一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时“大一统”的思想盛行，大陆和所有被认为是中国领土的地区都是皇帝的一统天下。在控制海岛、对位于大洋中的中国藩属实行统治中，海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阶段是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但也正是封建王朝繁荣昌盛导致对海洋事业和海军建设漠不关心。中国因而落入所谓的“小一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沿海地区没有有效的防御，以致经常遭受海盗与走私犯的骚扰。在第三阶段，内部倾轧和农民起义连续不断，最终导致了国内战争、首都迁移和外敌入侵。这就是所谓的偏安时期。这时，中国往往失去对部分沿海地区、岛屿以及边境地区的控制。内乱外患简单地讲，中国忽视海军发展很可能是对付内乱外患所造成的。这种对付内乱外患的战略思想认为，威胁封建王朝有两大因素，即内部起义和北部边疆的外敌入侵。内乱外患除其字面含义外，中国人还赋予了更深的含义。它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内部的软弱招致外敌的入侵”。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这一战略思想同现代的防御性战略威慑的思想非常相似，潜在的敌人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军事力量可能会以令人难以接受的反击对侵略作出反应。这种思想产生了关于军事力量的强硬态度。比如，封建统治者及其幕僚们往往遵循汉代治军的方法。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敌，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海军的使用中国封建时代的海军战略家们把这种战略思想应用到海上，制订了海防政策。中国人认为，对付来自海上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在江河入海口、主要港湾和较大的岛屿这样一些要害地区驻屯海上防御兵力。海防战略的实践者认为，“诱敌至内河，犹如掘坑捉虎、张网捕鱼。”通常的做法是在狭窄水浅的航道上预先布设拦江铁链、沉船或火船，再将敌船诱至该处，使其丧失机动能力；然后隐蔽在岸上要塞内的士兵对其实施攻击，彻底将其摧毁。这种战术对于组织松散、装备低劣的起义军，甚至对于诸如倭寇这样的外国海盗都是行之有效的。那时的海军战略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研究一下中国海军术语，就会发现只有“海防”、“海滩防御”、“海疆防御”、“沿海要塞”这样一类术语。而诸如“海上力量”、“远洋舰队”、“海军主义”等词则是以后才出现的。中国没有实行进攻性的海军战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十九世纪以前，它一直没有遭到来自海上的大规模入侵，所以缺少进行大规模海战的经验。一旦面临难以对付的海上威胁时，中国政府往往采取以下策略：1．实施贸易禁运；2．内迁沿海居民；3．加强沿海和江河防御系统；4．以高官厚禄收买本国的海盗水寇；5．如果海盗是外国人而且又难以对付，则采取外交方法去处理。一旦上述策略都不能奏效，中国政府则采用妥协和解的方针。如果是外国海上力量，则给予贸易特权，或进行谈判，缔结和平条约。海军的组织体制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海军作战思想，分析一下中国海军的组织体制是有益的，但是只能对那些和现代海军建设有关的一般性问题作一简单的分析。不设海军部封建时代的中国海军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没有负责处理海军事务的中央机构。只有南宋建立了正式的海军中央领导机构，以统管海军事务。该机构叫作“沿海制置使司”，位于舟山群岛的定海。不过它的职权有限，只负责保卫浙江沿海地区和主要江河，防御蒙古军队侵犯。另外两个对海军事务负有某些责任的中央机构是兵部和工部。兵部在战时负责受理所有陆、海军指挥机构送来的报告。工部负责选定船厂地址、制订船舶定期大修章程(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海军船舶3年一小修，6年一大修，用满9年后，除非还能适航，一般都将退役。)中国不设海军大臣。每当海上发生危机，朝廷一般指派高级官员代表皇帝，前往处置。他们的名称因朝代而异，但通常都授予象征全权的官印。一旦危机消除，皇帝收回官印，地方行政当局重新接管处理海军事务的权力。在允许进行海外贸易的朝代，海事监督部门负有某些海防责任。例如，十七世纪的厦门海事监督统管当地海事官员。这些官员专门检查商船的货单，并为它们进出港办理结关手续。在海军舰队不起作用的时期，海事监督负责武装普通的商船，以执行海军使命。此外，在战时他们还担负港口防御任务，并配合地方绅士与政府官员监督铁索、木栅的设置。沿海地区的海上防御通常由所在地的省或地方行政当局负责，因为江河港湾的防御被认为是当地陆、海军的职责。人们认为，主要的沿江城市和海港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击退来自海上的入侵，因此很少调用外省的步兵或水军。一般地区军事长官(通常是省一级的)负责所辖地区内的军队事务。在沿海地区，军事长官负责渔民、船民的注册，对本地的海上武装力量进行战备训练。他还负责镇压暴乱，派遣辖区海上武装力量支援其他地区。以下所节录的十九世纪西方报道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地方军事长官和海军的职责的有关情况：中国海军负责保护沿海岛屿不受海盗水寇侵扰、防止岛上或大陆居民大量外逃。根据海军提供的情况，地方军事长官作出有关岛屿人口增长的年度报告，上奏皇帝。出于制止走私、海盗和其他犯罪活动的需要，地方军事长官还对各类商船的定员、武器、以及它们的油漆索具等订立出严格的规定，所有规定的细则都印在注册证件和航海证上。西方人在澳门的船只不到25艘，这些船都要由当地的军事长官登记。在一些军事驻地，陆、海军对遇险商船负有救援义务。此外，军事长官还要对外国商船在中国领海内遭受海盗危害负责。如上所述，既然海军事务概由皇帝直接处理，那么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实际上，朝廷往往鼓励负责海军的官员对海军事务提出建议，然后皇帝通过其大臣有选择地采纳。但遇到软弱的政府，皇帝常常不经大臣磋商，便批准某些个人提出的建议。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封建时代的海军有两类：一类是由特别指令的将领统帅的、执行特殊使命的海军，另一类是由省级官员管辖的海军。海军体制演变公元1000年以前，中国的海军实际上是内河防御部队。水兵都是征募来的，每年必须在内河战船上服一段时间的兵役，其时间与收割、漕运季节基本一致。和陆上步兵一样，水兵的给养必须自理。作为报酬，他们可以得到某些特权，如分给土地、免除赋税和徭役等。这一阶段的海军不是常设性的，在一般情况下不能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在宋代，由于蒙古骑兵从北向南步步进逼，江河作战发展到沿海地区。随着适于近海作战的新型战船的出现，老式的内河防御系统也应用到了海上。但政府发现要保证较适合农业地区特点的防御系统越来越困难。朝廷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支由东南沿海渔民、海盗和海盐走私者组成的雇佣海军。这支海军尽管英勇善战。但是仍得不到朝廷官员的信任，因为这些官员多数是北方人。尽管如此，由于蒙古人的威胁，到1262年海军迅速发展到53000人。它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漕运安全和在长江等内河巡逻。蒙古人征服中国后，原来向雇佣海军发展的趋势发生了逆转。政府按传统的宗族军事制度招募海军和陆军，在传统的军事制度中，军队成员既有义务制的，又有世袭制的。在沿海地区，海军部队隶属于各级陆军将领指挥。这些将领大多数是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他们同前宋时期的水师军官一样，在土地和赋税方面享有特权。船上和陆上的士兵都是些南方人，他们没有土地，几乎不享受任何特权。而在远征东亚和东南亚诸国的蒙古远洋船队中，主要成员是来自南宋的雇佣海军。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元朝的军事制度。军队分为两大系统，一个是军队管理系统，拥有世袭军官军衔；另一个是指挥系统，有非世袭的军衔。按前一系统，父亲可以将军衔官职传给儿子。但是，即便是父亲超越了世袭的衔位而得到了晋升，儿子还须从父亲原先的级别开始。清朝海军的职位有世袭的和非世袭的两种，海军部队有按种族区分和按地区区分两种。例如，清朝有两支军队，一支是八旗兵，另一支是绿营兵。八旗兵是由满清信任的满洲人、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组成，分别驻在全国的各战略要地，守卫着重要的城市、运河和道路。绿营兵则全由汉人组成，担负着各省的治安任务。两支军队都配有水师，官兵全为汉人，因此，海军属于绿营兵。沿海各省都有自己的水师，军官基本上是招募来的南方人。满洲人和蒙古人一样，不信任南方的汉人，不愿授予他们世袭的职位，而是通过薪俸保持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八旗兵中的水师主要分布在6个省，即3个满洲人的省份：黑龙江、吉林和奉天，3个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广东。3个沿海省份中的汉人将领才有世袭地位。然而，八旗兵的水师主要是象征性的，没有多少水兵。海军的分类中国海军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任务和不同军官等级的部队。其中最常见的是水手军、镇戍军、勇营、团练和勇。水手军水手军通常是指隶属于某个将领的陆军部队或海军部队，该将领自己拥有指挥权或代表皇帝行使指挥权。水手军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郑和及其船队。郑和率领船队远航印度洋，途中经过不少国家，后来这些国家都臣服中国，向中国进贡。在元朝和明初，皇帝命令海军主力军担负远洋航行使命。此外，也有受命于皇帝，负责指挥海军作战的文官担任水手军指挥官的特殊例子。例如，鸦片战争前皇帝任命一位有经验的行政官员林则徐统帅广东省的水师，查禁鸦片走私。水手军中最重要的力量是内河水师，其中又以驻守长江的长江水师居首。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朝代不在长江设防，这说明了封建君王非常重视对长江这一交通命脉的控制。镇戍军镇戍军是加强、补充海军主力军的地方海军兵力。这种地区性的沿海防御兵力最早产生于南宋，并在元朝有所发展。实际上元朝政府建立了一种以驻守沿海战略要地的守备部队为主的沿海防御系统。各沿海守备部队既配有沿海防御的战船，又配有远洋战船。明朝的沿海防御是在元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明朝又建立了一些复杂的官僚机构。明朝防御体制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卫”。每个“卫”有5600名官兵，驻守在沿海大、中型海港附近。“卫”下分“所”，“所”又进而分为“千户所”(1500人)，每个“千户所”又分为“百户所”(120人)。每一个这样的小型军事单位据守一个沿海要塞或一个小型海军基地。从理论上讲，每个“卫”都拥有50艘战船，可向海盗发动大规模进攻。每个“所”有2艘战船，可用于侦察和监视。在明初，沿海6省大约有54个“卫”，127个“千户所”，1270个“百户所”。这些海军部队满编时，共有5000多艘战船。仅浙江一省，和沿海防御有关的人员就有9万人左右。到清朝中期，沿海防御兵力隶属于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和绿营兵均有远洋作战的兵力，但由于强调沿海防御，这些兵力都分散部署在沿海各个防区。指挥关系也毫不明确。例如，省与省交界处的海军指挥官可以接受各省旗兵将领的命令。更为复杂的是，他们同时还隶属于当地绿营兵中的沿海部队的汉人高级将领。镇戍军的士兵还担负非军事性任务。例如，在明朝，70％的镇戍军驻扎在农业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还有一些人员负责建造和维修海军战船。十九世纪初，有些部队专门修堤筑坝，防止潮水的侵蚀。勇营每当中央和地方部队不能发挥作用时，皇帝将指派一位文官或武官去组织临时性的部队——勇营，全面负责处理军事事务。危机消除后，他的使命结束，勇营也就解散。勇营有不少优点。既然它不是正规军，便得不到中央政府提供的资金，因此它与指挥系统联系不太紧密。这就便于它制订计划，加强情报工作，注意在作战中发挥机动性。指挥官还强调训练和纪律。军官们应该忠诚，并要维护加强部队的团结。勇营也有其不足之处，经费就是一个问题。经费的筹集取决于指挥宫的地位和威望。经费来源通常是省一级的税收，比如对商人征收的运输税和销售税。勇营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地方主义，这是由招募工作和官兵之间私人关系所造成的。结果在勇营中往往形成一种地方既得利益，从而给军官的调动带来因难，并且滋长了各部之间的矛盾。勇营也负有海上作战的任务，明朝将领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斗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戚继光出身于山东的一个军人世家，1555年，他被派往浙江抗击倭寇。由于他战绩卓著，很快被调到福建，那里倭寇活动猖獗，沿海一切活动完全瘫痪。戚继光后来建立了勇营沿海防御部队，这些部队的组织和做法都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被人们仿效。他第一步是把福建沿海地区分为北、中、南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驻有两支部队，每支部队有32艘战船和3000步兵的岸防兵力。后来他又组织了两支由32艘战船组成的机动编队，分别驻在北部与中部、中部与南部的两个交界处，以支援驻防的舰队。此外，戚继光还组织了一支3000步兵的陆上机动部队，以支援其他陆上部队。他还在连江部署了一支常备部队，以保卫省会。团练和勇中国武装体制中的第四种力量是民兵组织。民兵组织有两种，一种叫团练，另一种叫勇。团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它是由地方绅士组织和领导的武装，不属中央政府统辖，其规模和作战范围视本地所受威胁的程度而定。重要的是，作为政府代表的地方行政官员有权审查、任命团练的领导人，或解除他们的职务。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绅士和行会。团练成员是征募的，通常是三男抽一丁。勇与团练有所不同，其征募范围不限于村庄之内，其兵员接受正规军标准的待遇和训练。勇与团练一样，靠地方绅士资助。它通
过团练局登记招募部队。勇与团练最大的差别在于必要时前者可担负一定的外省区作战任务。在沿海地区，这两种民兵组织一般作为陆上辅助部队，但也有历史资料提到远洋海上民兵。例如，在明清两代海盗活动猖獗时，渔船常担负海上侦察和监视任务，不过这些渔船既无武装，又未经过专门训练。
贞观2005-7-06 21:31:54
海军人员高级指挥官中国封建时代的海军军官显然可以分为两类：高级指挥官和职业军官。前者往往是在危难时受皇帝之命组织和指挥海军的。他们一般都是选自宦官、贵族、绅士、学者或政府官员。这些人往往有陆上作战经验而无海上作战经验。他们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崇高理想，信奉儒教，而且多数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人一般不喜欢戎马生涯，一旦在海军服役期满后就重操旧业。与多数西方濒海国家不同，封建的中国不重视海军职业。在中国确实形成了一种与文职系统密切相关的传统，所以海军军官往往愿意培养中国社会上层人物中流行的那种特有的性格。有时理想主义的海军高级指挥官被授予世袭官衔。例如，十七世纪打败郑成功的福建将领施琅被吸收进满清的镶黄旗军，并被授予水师提督的官职。1712年，施琅的长子继承了他的职位。1659年另一海军将领田雄被封为三等侯和正黄旗军成员。他的头衔与官阶一直延袭到1911年民国政府的成立。职业军官职业军官可分为正统型和机会型的两种。他们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也都向往较高的名誉地位。正统型的海军军官顾名思义，就是与军队的组织和作战方面激剧的变革相对立的。他们一般不太廉洁，常常为了个人的权益而放弃良好的领导原则。1875年访问福建的英国皇家海军“田凫”号军舰的舰务官H．N.肖尔上尉对中国正统的职业军官作了生动的描述。他写道，有一位指挥一艘训练舰的中国海军指挥官，他“很少上舰，当上舰时，则住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小舱室里，很难得露面。”这位指挥官将大部分闲暇时间用来烧香拜佛，但他对舰员的纪律要求很严。肖尔还写道，“这位年迈的海军军官还不太落后……因为他十分强烈地意识到靠体罚维持纪律的重要，有时他不耐烦地诉诸过多的体罚。只要舰上的水兵稍有放纵，这位上司就会出现，并对其实施棍罚。处罚过后，不幸的违犯者还要跪在这位上司面前谢恩。”机会型的海军军官则不同，他们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虽然他们也利用其地位发财，但仍不失为出色的行政管理军官。这部分军官和前者不同，一旦发现改革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权力，就会全力支持改革。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被朝廷招安的海盗和罪犯，这些人放弃了匪盗生涯，成为海军军官。 海军赞助人 中国除了职业海军军官外还有海军赞助人，或海军顾问。他们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外国人。海军赞助人往往是些海上贸易的富商，花钱买到一官半职。为了取得朝廷的赏识，他们经常就海防、造船、航海、造炮等问题出谋画策。 中国海军赞助人中突出的例子是在鸦片战争期间倍受朝廷青睐的潘仕成。十八世纪末潘氏家族在广州建立了一家外贸公司，后来发迹起来。潘仕成利用他自己的一份资金经营有利可图的盐茶生意。他还用钱购得一个官职，并且仗义疏财。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因慷慨捐助救济北方灾民而受到皇帝的赞扬。 1840年潘仕成以他的财富和影响按西方的样式建造了4艘铜底战船，这些战船长133英尺，可载300人。潘仕成还购置了外国大炮，并资助福建的丁拱辰工程师造炮。 潘仕成的努力获得部分成功。1842年10月皇帝下达谕旨，一切军舰的建造均由广州的潘仕成批准和实施，任何干预他造舰者均要受到严惩。遗憾的是，皇帝的这道谕旨恰好和1842年8月的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相矛盾，造舰的热情随之消失。 1842年潘仕成聘请了美国海军军官雷诺兹帮助中国制造抗击英军用的水雷。雷诺兹每月享有5000美元的薪俸，试验结束后并有2万元的奖金。试验最终获得成功，但地方上的保守分子却阻止了这项工程计划的实施。1843年，当广州的工程人员进京试验水雷的巨大威力时，直隶总督表示反对，因为在中国还没有训练出能够将水雷置于军舰底下以炸毁军舰的人员。皇帝遂将工程人员遣回广州，此后未再使用水雷。 外国顾问 雷诺兹在华的一段经历反映了中国人希望掌握新技术和利用外国顾问的意向。早在十五世纪，欧洲的军火就给中国人留下较深印象。正如某官员所说，“葡萄牙人因掌握了大炮和军舰而变得非常危险。有史以来所有的武器没有哪一件能胜过葡萄牙人的大炮。”另一位中国人坦率地说，“葡萄牙人运用火器技术娴熟；而中国人则相反，他们往往炸伤自己的手指、手，甚至手臂。” 不久，中国也开始向外国购买这类武器，到了1522年已经初步掌握了仿造技术。十六世纪耶稣基督教传道士来到中国。他们不仅成了中国封建朝廷和葡萄牙人之间的中间人，而且还成了中国人信赖的技术、学术顾问。基中有一名传教士还当上了朝廷的军机大臣，其他一些传教士也每日同皇帝相会。有一位名叫
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的神父在北京开设一家铸炮局，生产用于打满人的大炮。传教士的这些作法后来激起了中国学者的义愤。有一位学者写道，“佛教徒骑着白象来到中国，而基督徒带来的却是炮弹。” 这些基督教传教士还为中国人当翻译，帮助中国人向西方购买武器。他们还向中国人介绍了制图技术，后来中国人凭这种技术绘制了诸如琉球群岛的海图。 十九世纪前叶，中国人仍倾向于求助葡萄牙人。那时南方沿海海盗活动猖獗，已成为严重的灾难。葡萄牙人向中国提供了6艘武装私掠船和数营陆战队，帮助满清政府肃清沿海地区的盗匪。此外，中国还接受了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援助。十七世纪，荷兰人和中国合作，在台湾击败了郑成功；十九世纪前叶，英国海军帮助中国清剿海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中国接受外国的援助是预先有约的。例如，聘雇外籍人员时，外国顾问应由中国官方聘任，以便对中国政府负责。至于武器转让和军队的借用，中国官员始终坚持主张这种援助必须是临时性的，并且须置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以免外国人的政治干涉。在谈到如何接受西方援助的问题时，十九世纪时的一位中国发言人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中国的态度，“自古以来，洋人对中国的援助，要获得成功，总是包含着一些预想不到的要求。” 地方主义 如前所述，中国的海防系统主要是建立在分散管理基础之上的，这就带来了助长地方利益这一不利的副作用。地方利益靠基于效忠个人的关系网维系着，军事将领往往任用来自他们本省的军官。在财会和后勤这样一些非战斗性机构中，将领们将自己所信赖的家族成员或后裔安排在某些重要岗位上，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地方观念。维护地方利益的另一作法是为时已久的等级制度。例如，在舰船上有不成文的规定：部门军官应忠于舰长个人，大家都要互相提携。 十六世纪戚继光所奉行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例证。他让浙江的旧友相好担任关键性的驻岸上的陆军职务，而让福建人担任战船上不太理想的职务。 在清代，福建成了一个最突出的海军省。郑成功的海上乱党武装则是由福建人所组成，满清政府在十七世纪末也利用忠于朝廷的福建人攻打郑成功。 值得提及的是，在郑成功战败之后，满清皇帝选用了最优秀的福建水师组成临时性的内河要塞部队在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一译者注)抗击沙俄军队，阿穆尔部队的人员选自曾在郑成功和施琅麾下的“藤牌”协，他们在水上作战时使用藤牌与大刀。参战者将藤牌举在头上作防护，同时挥舞着大刀杀向敌人。“藤牌”协于1685年被派往阿穆尔河，他们英勇顽强，擅长水战，最终驱走了俄国人。 1685年关于绿营兵的兵力报告也同样证明了福建人在海军中的突出地位。报告记载了福建的水师提督统帅有2万水兵和步兵，这是一支比其他任何濒海省份水师都庞大的海上力量。福建水师经常奉朝廷之命护送海外进贡的使团。例如，1800年有200名福建水兵担负了为前往琉球群岛的船队的护航任务。 战船与海军战术 中国的战船与战术发展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看来还是很有限的。从战国时期到明朝，中国的造船和海战战术一直是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并且领先于欧洲各国。然而，原来始于古代并经过许多朝代发展直到十五世纪很有希望的海军，却因时代错误和蓬勃发展的地方海军势力而毁于十九世纪初。 造船与航海技术 远在唐朝，经常去安南、昌帕和广州的阿拉伯水手就已发现中国船舶的特点。他们返回中东时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新技术，如下风板、中插板、平衡槽舵、起锚机和水密舱等。阿拉伯人采取中国人的方法，用桐油和石灰油漆船底，防止腐蚀。 中国人掌握了磁罗经的技术，这也被阿拉伯人所采用，并在后来传至地中海地区。罗经分为24点，每点15度。这使用起来比欧洲人的罗经更简便。欧洲人的罗经共分32点，每点11．25度。 在宋朝，由于政府支持发展海洋事业，中国的造船工匠研制出了干船坞。这项发明比欧洲要早好几个世纪。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建成了一种叫楼船的战船。楼船形同一座塔楼，分三层甲板，有木制的女墙防护，女墙筑于甲板上面，遮蔽着手执各种兵器的士兵，女墙上还开有弩窗矛穴。楼船载数百名士兵。上层建筑的两侧装有防护敌箭的稻草。上甲板上还设有拍杆。 发明和技术 十七世纪初，中国人建造了一种适于夜间在内河作战的战船(布雷船)。该船分前后两部分，用大型铰链相连接。前部装有带定时引信的炸药。作战时，船员们小心地将船划到目标旁，留下前部，然后悄悄撤至安全地点等待爆炸。 在宋朝，中国人发明了可以发射炮弹的抛石机。据宋史记载、十二世纪初，中国就有了较高水平的海军技术和组织系统。建炎3年(公元1129年)，监察御史林之平奉命率杭州至太平地区的部属守卫长江及其入海口。他提出缺少海船，要求租用福建、广东沿海各港的舟船，并对它们进行改装。每艘船均装上望斗(古代航海时观测大熊星座的器械)、防箭的女墙、护臂铁甲、火炮、火箭等武器。宋朝还发明了一种装有11个叶轮的车船。 中国人发展了气象技术，其中包括预测风向的技术。中国海洋历史学家包遵彭认为，古代中国人能够根据季节和天气的种种迹象预测风向。他指出，南宋末期蒙古人在向南追击南宋军队时就已使用海图了。海图上标有沿海航线、港口和锚地。这个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十分先进。“船长熟悉地理，他们夜间观星象，白天观太阳，阴天使用指南针”。 战术 随着中国的战船航海技术日益先进，海军战术也不断发展。战国时期的主要战船是大翼。大翼有120多英尺长、16英尺宽，配50名桨手。每艘船还配有26名步兵、10名弓弩手。步兵装备有钩拒、长矛和长斧等武器。由此可以推测，中国早期的水师所采用的是冲角战与接舷战战术。 在以后几个朝代，中国的海军战术由冲角战、接舷战发展到两栖战和炮战。然而到了十六世纪，海军战术发展出现了衰退。1524年澳门的一位西班牙人对中国的海军战术作了轻蔑的描述： 帆船上只装有小型的铁火铳，而无铜火铳，火药也很糟糕……中国人的火绳枪质量低劣，弹丸连普通的胸护甲也打不穿，尤其是他们不懂得如何瞄准。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竹枪、矛，有的装有铁矛头，有的则用火烧硬，短而钝的弯刀，护胸甲是由铁锡制成。有时人们看到上百艘船围攻一艘海盗船，这些船顺风抛撒石灰粉，以迷盲敌人。因为他们数量众多，可产生一些效果。这就是他们的主要战术。 在大约100年后的明朝初年，中国海军战术经历了一个迅速而短暂的发展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十七世纪末郑成功的发明。郑成功采用一种先进的队形，这种队形与当时英、法、荷海军正在试行的“钻石”形队形相似。他把战船分为5个部分，指挥船位于中间，以便指挥战斗。而在此以前，指挥船在作战时都处于后方。 尽管郑成功在战术上有所创新，但当时海军战术的明显缺点是不能实施有效的指挥。正如当时中国著名的兵家所指出的，“火器可以装在大船上，但由于风浪大，瞄准非常困难，命中敌船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击中，也不会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在船上装火器的目的纯粹是在心理上瓦解敌人的斗志。” “砖块－灰浆”战术 上文谈到了中国人所采取的基本战术，这种战术包括构筑要塞，用木栅、火船和其他障碍物封锁江面。在鸦片战争中，这种“砖块－灰浆”战术曾用来阻止英国军舰入侵。1839年负责防守广州的林则徐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 如果外国军舰擅自入侵，即使风、时有利，军舰航行如飞，它们也难以越过木栅锁链。突破第一道铁链，还有第二道铁链，如要突破所有铁链木栅，也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我要塞所有火炮将对它们射击，外国军舰将被我炮火击毁。 中国人的这种战术必然会导致战船的退步。到十九世纪时，中国标准的海军战船长120英尺，宽25英尺，吃水12英尺，排水量为250至300吨，船上有一平甲板，所装大炮质量低劣。战船上仍然使用古老的藤牌，根本不能防御滑膛枪的射击。中国的海军也不是英国海军的对手。1840年英国调遣了“复仇女神”号铁甲舰增援其亚洲舰队，这艘平底的铁甲舰有两门发射32磅炮弹的大炮。1841年1月7日，中国政府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割让香港的要求后，该舰使用“康格里夫”式大炮攻击了中国海军的舰队。 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进攻舟山 1842年8月29日，中国和谈代表登上英国的“汉华丽”号军舰，签署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开端。继此之后，中国在西方海洋大国的威胁之下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同意向英国政府赔偿2100万两银元，其中战争赔款1200万两银元、商欠费300万两银元、鸦片费600万两银元。 2，中国政府将整个香港岛长期割让给英国。 3．中国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5港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在这些地方开设工厂，其商人和家眷可自由出入。 4．协定进出口关税。必须按一固定的低税率征收英国商品的关税，此后，商品可运往内地任何地区而不再交纳任何税。 5．英国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特权，英国都可以同样享受。 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国海军的软弱，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了，并被迫默认了西方列强提出的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要求。显然，中国海上力量发展上的停滞导致了外夷的海上入侵。海洋已不再作为中国的海上长城，满清皇帝深有感触地评述道：“海军名存实亡，夷船进我领海犹入无人之境，回顾以往，凄凉的海港预示着日后不祥的前景。”
贞观2005-7-06 21:34:33
第七章 海军的现代化浪潮（1874至1894年）
　1884年中法战争前，中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列强在公开霸占中国领土的问题上还有所顾忌。通商口岸制度是在中国扩张经济利益的最佳方法，西方经济大国都不太希望通过制造政治分裂来纷扰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法国对东南亚的野心打破了这种局面。英国因其在中国的大量商业投资(英国当时控制了中国60％以上的对外贸易)受到威胁而惊恐不安。维持了长达20年左右的英法两国不稳定的联盟关系因法国在红河流域的扩张已濒于解体。英国的忧虑还有其他原因。德国正在成为一大工业强国。德国人在贸易战线上表现出坚强的毅力和胆略，因而获得了许多利益，包括在中国获取的利益。在英国国会中，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例如，1880年中、德两国签订了补充协定，给予德国相当多的港口设施和权利以及最惠国待遇。英国谋求扩大影响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积极推行一条旨在扩大英国在中国影响的路线，其主要方法是向中国提供海军援助。赫德注意到法国对越南的征服。在1874年中日战争（指1874年日本借琉球渔民遇害事件挑起的战争——本站注）即将爆发时，他发现这种形势给他带来新的机会，他可以通过扶植李鸿章一类有权势的官员来提高英国在中国的地位。赫德的办法是把海关建成为负责为中国政府购买国防所需的机器、设备、弹药和军舰的机构。他对中国分散的海军体制深有了解，这种体制往往使得沿海各省的官员可以自行购买或建造军舰，并完全用于本省的防御。然而，当中日关系发生危机，中国需要紧急动员时，好几个省的总督都不得不筹措资金购置军火。由于他们想利用关税，赫德便有了借口，可以把海关变成一个中央军火采办机构了。 赫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同李鸿章这种人打交道，首先必须得到中国的外交部——总理衙门的批准。他这样做无疑伤害了李鸿章的感情，因为当时正在和左宗棠等人争经费的李鸿章希望不受总理衙门的干预而独自实施自己的海军现代化计划。因此，针对赫德的行为，李鸿章挑动赫德的部属反对他。李鸿章受到了礼宾制度的启发。按照礼宾制度，海关总税务司只和总理衙门打交道，而各省的海关税务司则直接和各省的总督打交道。虽然赫德的部属理应向他汇报，但是由于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尤其是在购买军舰合同遇有风险时，更是如此。因此，从一开始海关就成为“以夷制夷”这一中国传统策略的对象。李鸿章购买军火1874年，李鸿章在同左宗棠就塞防与海防问题进行辩论时写道，“如果要整伤海防，无其他道路可走，只有改变旧法，起用新才。”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中国要赶上正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必须立即执行大规模向外国购买海军舰艇的计划。尽管李鸿章强调改革，但他的战略观点是传统的，所以他声明中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海岸防御。实际上，在数年前李鸿章还极力主张在天津构筑城墙，以加强中国的海防。在海军改革初期，李鸿章对购买英国当时正在建造的小型炮舰很感兴趣。这些炮舰非常适宜江河与港湾的防御。1875年，朝廷批准购买该型炮舰。在此后的4年中，李鸿章通过赫德一共订购了11艘这样的炮舰。在1875年至1879年间，中国接到了第一批“镇”级炮舰，共4艘，均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所造。这些铁甲炮舰吃水浅，装有两个螺旋桨，长118至120英尺，宽27至30英尺，航速9节。炮舰最显著的特点是武备强，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创新。有两艘舰装备了26.5吨的大炮，另两艘舰装备了38吨的大炮，排水量只有400吨的舰艇装如此重型的大炮实为前所未闻。1879年，南洋通商大臣李宗羲也通过李鸿章和赫德向英国订购了4艘炮舰。这些炮舰和前4艘所不同的是有两个船头，即船头和船尾都一样，船头装了舵。该型舰的前进航速为10节，后退航速为9节。炮舰长125英尺，宽29英尺，排水量为440吨，装有一门口径为11英寸、35吨重的前膛炮。虽然它外型比前4艘舰上的30吨炮略小一点，但是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以235磅的火药推动536磅重的炮弹，射程可达7500码。有趣的是，这些舰炮比英国自己的舰炮装药量多。1881年，美国的一位专家认为，中国新购置的炮舰上的火炮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舰炮威力都要大。这些炮舰抵达中国后不久，另外两省的督抚也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了3艘同型炮舰：其中山东巡抚订购2艘，广东总督订购了1艘。这3艘舰很快便交付给这两省的海军。11艘炮舰总共价值100多万美元，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方兴未艾的购舰热潮。当时，李鸿章把南洋大臣李宗羲订购的4艘炮舰派归天津的北洋海军，而将北洋海军订购的4艘老式的炮舰派归南京的南洋海军，为此，南、北洋两支海军发生了矛盾。李鸿章还怀疑福建海军将领沈葆祯，其原因是李鸿章新购的阿姆斯特朗炮舰上的官兵都是福建人，他们定期把军舰开到南方去训练。李鸿章担心自己的炮舰有朝一日会变成福建海军的一部分。当1879年沈葆祯想通过赫德购买2艘新式巡洋舰时，李鸿章却暗中阻挠。他对沈葆祯说，因资金匮乏，总理衙门决不会批准，而他自己则与赫德签订合同，为北洋海军订购了2艘巡洋舰。1881年，巡洋舰抵达中国，编入了日益发展的北洋海军。这两艘命名为“超勇”号和“扬威”号的巡洋舰长210英尺，排水量1350吨，装有2座10英寸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和一些小口径炮。巡洋舰的舰首装有撞角，并载有水雷。虽然设计航速15节，但1881年试航时实际航速达16节。这些舰的购价不详。李鸿章对购买巡洋舰突然发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和俄国关系恶化。1879年两国签订了一次条约，但是后来清政府未予批准。清政府声称中国谈判官员违背指示精神，因此政府不能批准条约。中国皇帝还要求重新谈判。沙皇俄国没有同意，提出了抗议，在中国边境上集结大量部队，并于1880年8月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沿海活动，扬言要对中国实行封锁。李鸿章知道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炮舰太小，不宜远洋作战。鉴于俄国海军的威胁，李鸿章认为中国需要有适于远离海岸作战的进攻型舰艇。俄国海军入侵的危机于1881年2月解除了，然而李鸿章等人利用这次危机，从国外大量购买武器。许多地方督抚也大量贷款，从来复枪到鱼雷艇无所不买。于是，中国很快就成了外国军火商们牟取暴利的市场。赫德的竞争对手们实际上也撇开了赫德，求助于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英国秘书麦卡特尼。为了对付这一作法，阿姆斯特朗公司派遣自己的代表来中国，通过英国在华的一些公司与中国人作生意。与此同时，李鸿章和赫德的部属、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特林的关系相当密切。不久，李鸿章挑动德特林反对赫德，许诺让他接任海关总税务司。同时，李鸿章还写信给中国驻德公使李风苞，要求从德国购买2艘大型铁甲舰和1艘巡洋舰。不久，驻柏林的外交官向伏尔铿造船厂订购了这几艘舰。大约3年后，即中法战争后不久，中国接到了3艘军舰，命名为“镇远”号、“定远”号和“济远”号，总共耗资200多万美元。“镇远”号和“定远”号对中国，甚至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威力强大的军舰。它们为铁甲舰，装有14英寸厚的装甲列板，排水量7400吨，主机为6200马力，航速将近14.5节。舰上装有4门12英寸“克鲁普”后膛炮、2门5.9英寸炮、8门小口径炮和3个鱼雷发射管。除此之外，它们还载有2艘19米长的鱼雷艇。被西方造舰专家称为轻巡洋舰的“济远”号也是一艘性能良好的军舰。它虽然没有装甲，但排水量为2355吨，长236英尺，航速15节。“济远”号上装有2门8.2英寸“克鲁普”后膛炮、1门5.9英寸“克鲁普”炮以及4门6磅炮弹炮和6门1磅炮弹的小口径炮。此外，舰上还装有4个鱼雷发射管。李鸿章购买了这3艘军舰后，又利用他和德国人的关系继续发展他的北洋海军。1887年，他购买了2艘无装甲的“经远”号和“来远”号巡洋舰，每艘巡洋舰价值50多万美元。排水量2300吨，航速18节。主要武备有2门8英寸“克鲁普”炮和2门2．9英寸“克鲁普”炮。与此同时，李鸿章还从德国购买了一些鱼雷艇。据了解，从1882年至1895年李鸿章至少购买了12艘。其中典型的是“福龙”号，长144英尺，航速25节。李鸿章最后购买的2艘大型军舰是在1887年交货的英国造的巡洋舰“致远”号和“靖远”号，两舰共耗资100多万美元。它们和德国的巡洋舰不同之处在于每艘都有9.5英寸厚的装甲列板，长270英尺，排水量2850吨。主炮是3门8英寸“克鲁普”炮和2门6英寸阿姆斯特朗后膛炮。1889年，李鸿章为北洋海军购买的最后一艘舰是福州造的“平远”号巡洋舰。该舰航速为10.5节，装有1门10英寸炮和2门5英寸“克鲁普”炮。李鸿章的商船队李鸿章除了购买军舰外，还以同样的热情发展商船队。身为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向北京运输贡米。当时，漕运仍然依赖被破坏并日益淤塞的大运河和陈旧的帆船。于是，李鸿章在1872年成立了中国的轮船招商局，该局从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购进一批轮船。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轮船招商局在同西方航运公司竞争中已相当有力量，并且颇有盈利。轮船招商局尽管开始还很景气，但是很快在经营管理方面遇到了严重困难。最大的弊端在于李鸿章所依赖的传统的“官督商办”制度。这种制度在粮盐垄断集团中已沿用了数世纪之久。它的失败在于保守，因为它严重限制了企业的再投资。结果，利润都装进了官僚和商人的腰包，而不是用来购置新船或更新设备，贪污腐化，裙带关系广为流行，最终朝廷不得不对此进行干预。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很快就衰败了，西方公司的轮船在中国的内河航运业中恢复了主导地位。北洋海军基地和兵工厂李鸿章在开始实施其宏大的购舰计划的同时，也开始制订了旨在保障其日益发展的海军基地与兵工厂建设的计划。李鸿章的大型舰只半年一次的检修需要到上海进行，而且从德国购买的两艘铁甲舰还必须到香港或横滨去检修。最初，李鸿章通过驻柏林的李凤苞向德国专家求助。1884年，一位名叫瓦格纳的陆军中校为中国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该计划建议建设北洋海军所需要的铁路、港口设施和防御工事。瓦格纳反对建设旅顺港，理由是这里海水太浅，出口太窄，战时舰艇不易机动。他还认为山东的威海不能作为北洋海军的主要港口，因为它没有天然屏障，水又太浅，在此地设防，需要花费巨额经费，以便在整个海湾四周大兴土木，修筑要塞。瓦格纳最后建议在青岛建设基地。他指出青岛港口开阔，内湾既深又大，军舰在港内停泊，安全隐蔽。他制订了修筑青岛要塞的详细计划，并指出港口带来的商业方面的益处。重要的是，在1894年中日战争后青岛港租借给德国，瓦格纳的建议被德国人所采纳。虽然瓦格纳详细地考察了北部沿海地区，但是李鸿章一心想对付俄国舰队的海上封锁，开始执行旅顺港建设计划。显然李鸿章仍坚持传统的战略观点，他倾向于把他的海军部署在渤海湾附近。他完全忽略了把北洋海军主力部署在青岛的优点，因为那样既可以迅速支援北方，又可以迅速支援南方和长江。1892年，当李鸿章最终向朝廷建议建设青岛海军基地时，已经为时太晚。青岛基地建设刚刚开始两年就因中日战争突然停止了。致使李鸿章决定在旅顺建港的另一个因素是他担心失去对北洋海军的控制。虽然李鸿章不得不依靠福建籍海军将领，但他仍担心北洋海军主力部署得太南，会失去对它的控制。青岛是北洋海军防区的最南端，虽然位于山东省，但太靠近南方，容易受南方势力的影响。虽然有德国人的帮助，旅顺港的建设也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耗费资金数百万美元。整个港口的岸上设施价值白银1393500两。港口于1894年全部竣工，其中包括船坞、工厂、库房、铁路和电力照明系统。此外还有鱼雷试验站，其码头停有李鸿章的鱼雷艇艇队。李鸿章还扩建了天津附近的塘沽船厂，修建了一个340英尺长的干船坞。到1888年该船厂已能建造小型拖船和装甲炮艇，不过它始终作为一个修船厂，主要建造辅助舟艇。此外，李鸿章还在天津建了一个兵工厂，在威海建了一个机器厂。他还在旅顺建了一个军械所和一个舰艇补给站。
北洋海军学堂同福州船政学堂一样，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分驾驶与管轮两科。福州船政学堂的优等毕业生严宗光任学堂的总办，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福建籍的萨镇冰任总教习。天津水师学堂还聘请了几位外国人担任教习，这一点非常重要。课程设有语文、英语、地理、数学、航海、天文、工程动力学、通信以及实习。学生都经精心挑选，身体必须健康，年龄在14岁到17岁之间，能够阅读古文。学生多数选自天津的绅士家庭。学堂的招生告示在天津城广为散布，告示宣称海军可获取优厚的薪俸和较快的提升。从1882年到1894年天津水师学堂共培训了136名毕业生。其中有在1911年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当上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1886年，9名天津水师学堂学生和24名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被派往英法两国留学。他们在英国学习了各种课程，其中有水文学、舰炮、舰艇指挥、航海等。一位名叫陈守鹏的学生学习了海洋法。他们还在英国训练舰上参加了远航实习。在此期间，李鸿章还创办了威海海军学校。它建于1889年，甲午战争后学校停办。到1894年止，学校共培养了46名(原文如此)毕业生。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任学校的总办。该校专门传授枪械雷炮技术。在36名学生中大部分是北洋海军1890年到南方远航训练时从广东省招收的。1881年，李鸿章还在塘沽成立了一所分校。该校教学工作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曼尼克斯领导。曼尼克斯上校是经美国海军部长批准，暂时离职到中国办学的。他以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门罗堡炮校为榜样来办塘沽分校。学校专门传授海岸防御的最新理论。学制为30个月。课程设置有：潜艇布雷(含水雷和鱼雷)、军事工程(含三角、勘测、防御工事和侦察)、军事学术(含战争学术、战略、大战术和军事历史)、国际法与战争法、炮兵理论与实际操作、外军知识。曼尼克斯上校期望学校的学生(一年级的200名军官生)能够解答一些难度较大的试题。例如，在潜艇布雷课的最后考核中，学生必须撰写论文，其内容极广，从硝化甘油、黄色炸药、火棉、引信的制作到电流表、光度计以及各型鱼雷的使用等。聘请外国顾问李鸿章认识到，除了大量购买外国海军装备外，北洋海军还需要外国顾问的帮助。于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便开始聘请西方海军专家来华训练他的海军。这些专家对中国当局负责，并被授予中国的军衔。李鸿章这一作法得到了赫德的支持，赫德迫使他选用一位英国人作为他的高级海军顾问。1883年，李鸿章聘请了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担任海军教官。3年之后，皇帝封琅威理为中国海军总兵。李鸿章还雇佣了一批各类专业的外国专家帮助他建设中国海军。一位前德国骑兵军官任李鸿章的副官，一位美国海军军
官学校毕业生成了天津水师学堂的航海总教习，一位擅长驾驶拖船的苏格兰人被封为中国海军的副都统。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在中国海军中的轮机、枪炮等部门任职。但是，李鸿章聘请外国专家的作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发现这种作法潜在着问题的一位外国人是美国的舒斐尔特海军准将。他于1880年应李鸿章邀请赴天津。李鸿章对其才能很赏识，企图聘请他训练军官，但未达到目的。舒斐尔特看到此任命中存在很多问题，他在给其友人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萨坚特的信中批评了李鸿章雇佣外国人的政策。他写道：现在中国海军军内外的外国军官中存在着的勾心斗角和妒忌情绪，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北洋舰队固有的弱点，实际上还带来了新的问题。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除了独揽海关大权之外，还企图插手中国海军事务。按照他经办的合同，中国向英国订购了军舰。这批军舰抵达中国后，天津海关的德国税务司便取得了对它们的控制，现在中国海关的船上供职的英国皇家海军的3名军官现以中国海军将领和舰长的顾问的身份登上了这些军舰。中国海军还出于某种目的高薪雇佣了两名法国海军军官，从而构成了海军的三种国籍。英、德、法三国人的互相妒忌，但又都一致地鄙视中国人，企图控制中国海军。在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不难看出，要建立起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是何等的因难。万事精明但对外部世界不甚了解的李鸿章总督，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这些野心勃勃的外国人吹捧愚弄的对象，他们说服了李鸿章建立一支海军。舒斐尔特对欧洲专家的评论是很中肯的，但是他没有发现中国人也同样野心勃勃。琅威理不久就遭到中国海军军官的强烈反对。他在1886年到1890年担任北洋海军总兵期间，主管军事训练，开始就成绩斐然。但由于他一贯执行纪律很严，引起许多福建籍军官的不满和怨恨。琅威理曾写道，他对于“那些愚昧而妒忌的人给我设置的种种障碍感到很恼火。”1890年8月发生了一起事件，最终导致琅威理辞职。当时，北洋舰队正在南方进行年度远航训练。当舰队驶近香港时，中国指挥官离开旗舰去香港游览。琅威理立即升起了自己的帅旗，但是福建籍的舰长下令降下他的帅旗，升起自己的帅旗。琅威理非常生气，同这位舰长发生了争执。舰长声称，在指挥关系上他排在第二，而琅威理的官衔是非正式的。返回天津后，琅威理向李鸿章汇报了此事，但李鸿章经过一番考虑，仍支持中国舰长。不久，琅威理便辞职。海军衙门1885年5月，也就是在左宗棠去世3个月以前，他上奏朝廷，呼吁对过时的海军指挥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他建议立即成立一个负责管理海军事务的中央机构。此后不久，朝廷下达诏令，批准建立海军衙门。醇亲王被封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作为在1886年亲政的光绪帝的父亲，他的任命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决定。醇亲王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对新建的海军衙门不利，因为他惧怕慈僖太后，多年来一直是她宫廷权术中的工具。海军衙门在成立后的头几个月中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它的最初行动之一是防止各省官员盲目从国外购买海军装备。海军衙门还试图依照左宗棠的建议，实行定期的海军联合演习。1886年，南洋海军北上参加了联合演习。南洋海军的将领对李鸿章深怀忌恨，反对他对海军衙门越来越大的影响。一位南洋海军的将领埋怨说，北洋海军太受重视，而南洋海军因提督频繁更迭，不能象北洋海军那样始终如一地执行现代化计划。
贞观2005-7-06 21:36:20
北洋海军章程人们批评李鸿章在海军内的权力越来越大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醇亲王就任海军大臣后的3年内，李鸿章苦心经营，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经常陪同他到北洋海军各部队进行视察。一次视察后不久，醇亲王诗兴大发，写了许多有关海防的诗篇。他对李鸿章的赏识与日俱增。1888年9月，醇亲王把李鸿章所建议的北洋海军章程如实上奏皇帝。组织编制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章程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组织编制、军事训练和奖惩制度。其中组织编制尤其重要，它涉及指挥与权力等问题。如前所述，李鸿章不得不依靠大批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高级军官来指挥他的现代化舰艇。尽管李鸿章对待这些人非常谨慎，但他又无可奈何，只好选择亲自己的人为提督。他选择了他的同乡丁汝昌担任这一要职。丁汝昌曾经在李鸿章的淮军中任过骑兵将领。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认为丁汝昌是一员勇将，但就指挥一支现代化的舰队而言，他并不称职。丁汝昌真正的海军生涯是从1880年开始的，当时他被派往英国去接收从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扬威”号和“超勇”号巡洋舰。在回国途中，他指挥“扬威”号军舰驶入了浅水区，耗尽了燃料，在地中海飘泊了数天。在北洋海军中职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是总兵官林泰曾和刘步蟾。刘、林两人曾随第—批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赴英学习。他们分别指挥“定远”号和“镇远”号军舰，并且负有掌管全体兵船之权。丁汝昌的衙署内设有人事、工程、武器和军粮等部门。章程对军官作了详细分类。军官共分为三类：战官、艺官和弁目。战官又分为三组：外海战船战官，在大型铁甲快船上当差；外海常船战官，在守口、练、运各船当差；内河战官，在江河或岸上当差。晋升守备以上官职者首先必须得到李鸿章的批准，然后再呈报朝廷批准。训练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章程对各舰队的联合演习很重视。每年冬季，北洋舰队南下，和南洋舰队的舰船一道举行大规模演练。每年春季，南洋舰队北上，进行同样的演练。意味深长的是，北洋舰队在南方时仍归丁汝昌指挥，而南洋舰队北上时通常归李鸿章管辖。为了抵消李鸿章的影响，南洋海军提督也制订了类似的章程，派自己的将领率舰队北上参加年度联合演习。奖惩制度在北洋海军章程的奖惩制度中突出了考核，并且像欧洲海军一样，要求各舰管带为出版物撰写有关海军的文章。这些文章所产生的效果是当局对管带实施奖惩的依据之一。李鸿章还制订了奖励岸勤人员的详细规则。比如，船厂工作人员和翻译如果翻译的西方技术资料有所贡献，可以受到奖励。李鸿章还执行了一套新的俸饷制度，它分为两部分：四成为本官之俸，六成为带船之俸。如果军官临时在岸上工作，那他则不享受船俸。提督年俸为8400两银子，其中3360两为官俸，5040两为船俸，职务最低的军官每年的官俸96两，船俸144两。1881年，北洋海军的俸饷开支总额为669100两银子。失败的种子尽管成立了海军衙门，但是它在统一中国海军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一方面，它每年的400万美元的经费使它成为贪官污吏们猎取的目标；另一方面，醇亲王在1892年去世，海军衙门便落入一批更无经验的官吏手中，虽然海军衙门在中日海战前还没有正式撤消，但它已完全被皇亲国戚所控制。中日甲午战争前3年，李鸿章命令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的舰艇去日本“显示力量”。在横滨访问时，日本人获准登舰参观。他们对中国战列舰和巡洋舰巨大的舰体和强大的火力都感到敬畏。但是其中有一位日本帝国海军大佐对中国海军印象不佳。这位海军大佐指出，中国舰员执行命令时动作迟缓，舰炮和舷侧设备缺乏保养，而且军舰的桅杆上、栏杆上和支柱上挂满了洗晒的衣服。他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中国新兴海军的通病。实际上，北洋海军并无战斗意志，军官们对于如何操纵现代武器心中无数。失败的迹象已很明显，它可以归结为多种原因，其中的某些原因至今看来仍同当年一样中肯。拉帮结派与贪污腐化在李鸿章掀起的购舰热潮中。达官显贵中普遍存在着的贪污腐败现象几乎扼杀了海军现代化的努力。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慈禧太后，她的那些厚颜无耻的亲信们挪用了大约1200万美元的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为她庆贺60岁大寿。为了安抚海军，他们让海军的汽艇载着宫女们在昆明湖内游玩，另外还建造了一座石舫。这座石舫至今还座落在昆明湖畔，它是晚清时期封建君王骄奢淫逸生活的铁证。除了政府高级阶层贪污外，福建海军派业已形成，并且产生着更加邪恶的影响。如上所述，左宗棠获准建立福州船政局时，他求助于当地的绅士，拉起了一个百人的行政领导班子，负责管理船厂、学堂和募捐资金。实际上，这个班子犹如传统的行会，大权由绅士所掌握。不久，船政局就陷于勾心斗角的派系斗争之中。他们的目标是谋取人事大权，完全控制海军，使海军利益服从于他们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例如，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人中无一是广东人。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一位英国海军军官访问了福州船政学堂，并报道了福建绅士很早就开始对海军实行控制。他发现，广东学生和福建学生分别居住，各有各的炊事人员，他还指出，尽管那些最有才华有出息的是广东学生，但是福建官员却蔑视他们，例如首批被选派的留学人员中没有一名广东籍学生。李鸿章虽然怀疑福建籍军官有野心，但是又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有经验的海军军官。从下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北洋海军中福建军官势力之大。在军官队伍中福建人占60％，即206名军官中有123名来自福建。在高级军官中，比例则更大，18名参将、游击中就有15名福建人。此外，北洋海军的15艘主要军舰中有13艘是由福建人指挥的。这种福建人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很快使人们形成一种概念，那就是最能捞钱的舰长就是最成功的舰长。舰艇的维修保养费也被贪污。甚至有人怀疑个别福建籍高级军官用碳灰代替舰炮弹药包中的黑色火药，并且靠出售这种火药牟取暴利。福建海军军官在谋求个人地位和权力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某些希望建设强大海军的进步领导人的支持。例如，李鸿章试图让海军军官享有与受人尊重的文官的同等待遇，以此来吸引、招募军官。他鼓励军官们在岸上时穿文官制服，也不阻止他们脱离海军去谋求高度受人尊敬的文官职务。在中国海军各学校的学生当中，常常出现这种追求学士——官僚地位的倾向。外国教习们说“让学生们参加体育训练比让他们学习科学知识要困难得多。”缺乏统一的意见与计划在海军改革运动中，主张自力更生发展海军的人和主张向外国购买武器的人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直至1885年，左宗棠仍竭力奏请朝廷采纳大规模的海军造船计划。这个建议是在李鸿章从国外大量购买海军装备的情况下提出的，它完全忽视了中国技术落后这一现实。在领导与决策问题上，最混乱的莫过于1884年中国人处理对法关系的事件了。从表面上看，负责福建海军的是南洋大臣。实际上，海军的旗舰上面有五个指挥层次：闽浙总督、福州将军、福建巡抚、主管福建海防的官员和福州船政大臣。这些官员在如何对付法国舰队的问题上没有一致意见。结果，舰队指挥官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故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以致全军覆灭。依赖外国顾问为了便于对外国顾问的管理，中国人往往采取互相制约的作法。所以，各国顾问总是互相猜疑，怀疑某一国专家受青睐而另一国顾问遭失宠。这种作法导致了在各种机构中供职的希冀谋求权力的外国人相互妒忌、勾心斗角。在海军中，英国人享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福建海军作战军官中，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曾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受过训。在中国的大型军舰上雇佣外国顾问对于枪炮和轮机部门来说特别不利。这些外国人经常遇事不同中国军官商量，也不认真指导中国水兵履行日常勤务。依赖外国顾问的另一后果是，中国海军以英语为其通信语言。中国人没有建立起一套中文的旗语信号或无线电信号系统。缺乏统一的技术装备从1870年到1894年，外国海军舰艇的轮机和武器系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结果，李鸿章的盲目引进迫使中国海军要掌握各种外国技术。例如，李鸿章听信某些不明智的意见，首次从英国购进了一批双螺旋桨的炮舰。即使在当时，法国人就已发现这种双螺旋桨海防炮舰性能落后。不久，中国人也发现这种舰只适合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航行。北洋海军的另一重要失败是没有实行舰艇的标准化。北洋海军的各类舰艇的航速和旋回半径悬殊很大，但是这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另一明显的失败是，经过10年实践，中国人仍不知道，战列舰上的12英寸舰炮向正前方发射会摧毁驾驶台及其上面的设施。中国海军舰艇及其轮机舱的机械设备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有英国造的锅炉，也有德国造的锅炉。一些舰艇安装了德国的克鲁普后膛炮，一些则安装了法国的瓦瓦瑟炮，还有一些舰艇安装有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诺尔登菲尔德炮和霍奇基斯炮。显而易见，中国人不可能培训出能够掌握这些型号众多、种类繁杂的外国舰艇、轮机和枪炮的水兵来。解决的办法是让官兵一直在—种舰艇上服役。这样，他们就能熟悉所操纵的轮机、机械和枪炮，并能熟练地操作。然而，这种做法的缺点是，中国的水兵不能成为技术上的多面手。其他问题尽管北洋海军有其潜在的力量，但是中日战争前夕仍然有人竭力主张执行传统的海防战略。老式的内河水师在许多地区非常活跃，他们准备着诸如帆船、火船一类封锁港口的设施。江苏总督刘坤一就曾在吴淞口向江中填石，有效地封住了上海港。同时，许多在西方海军院校毕业的军官在舰艇上己任要职，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很深的战术造诣。而且他们不重视对枪炮人员的严格训练和弹药储备。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似乎证明一位海军战略家对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位战略家写道：“在熟练的军士手中，鱼雷有时还不能击中目标；鱼雷由中国人来操作，则完全是一种废物。”除上述问题之外，中国的后勤保障系统也很不得力，大炮没有足够的弹药，仅有一些弹药也是失效的。总而言之，海军衙门没有成为强有力的海军中央机构，因此也就不可能把各个舰队统一起来，组成一支统一的海上战斗兵力。中日战争前夕，中国的海军由一些尔虞我诈的省级行政官员所控制，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894年9月中日两国海军交战时，中国只有一支海军舰队，即北洋海军用于保卫海疆。
贞观2005-7-06 21:38:30
第九章 变法与革命时的中国海军（1896至1911年）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西方列强对中国领土的进一步瓜分，迫使大多数中国人开始对整个儒教思想体系进行认真的思考。他们认识到旧的传统即便与温和的改革也是水火不相容的，必须进行新的彻底变法。 严复的观点 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只有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才有希望。严宗光(即严复)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他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又到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1890年后，他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这10年中，他涉猎广泛，译著频出，介绍西方的许多新思想。他不但热心于新闻事业、传播知识。而且还研究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他在天津创办过两份报纸，并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注：福州船政学堂还有几位毕业生以及他们的门生后来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如：陈辉、高禄、罗丰禄后来都在外事部门身居要职。其中，陈辉于1906年入巴黎大学继续攻读法学学位，1920－1927年出任驻法国公使和驻国联代表；高禄于1921年任孙中山的秘书，1928年因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而出任驻法国公使，曾撰写过一本名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的书；罗先生于1893年离开海军，从1896－1901年一直出任驻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公使） 然而，严复也深知中国学习西方会遇上重重障碍。如同其他好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对中国遭受日本之辱感到义愤。他指责不成功的洋务运动，抨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十九世纪的名言。他在天津任总教习期间发表过如下的批判言论： “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光绪二十午，1894年)东事败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肆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物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什数之，益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桔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占；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正如上述批评所证明的一样，在关于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中国当时仍然处于徘徊不定的状态。多数知识分子眼看中国急速落后于日本和西方，迫切要求改革，而统治者显然不能胜任实施有效改革之重任。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中国采纳了西方成功的经验。对此，中国的少数统治者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中国缺少军舰，缺少设备，缺少技术知识。从当时的记载看，海军改革前景暗淡。 中国要不要海军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1895年8月，总督刘坤一奏请清廷与俄国缔结海军密约，鉴于中国海军无能，请俄国海军代守中国海疆。此议得到另一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张的奏折后来虽被皇帝驳回，但仍值得一阅，因为55年后它又成为中苏海军合作的基础。该奏折说： “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其兵船可入我船坞修理；……而与之约定，若中国有事，则俄国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若有俄相助，将来无论何国寻衅，数旬以内，可以立发兵舰数十艘游行东方海面，则我得以专备陆战守之计，而敌人亦断不能为深入内犯之谋矣。此尤交邻之微权，救急之要策也。” 该奏折的悲观论调促使年迈的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去重振海军。他敦促向西方购买军舰，其建议得到皇帝的批准。在此后三年中，中国共购进5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鱼雷艇。其中“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为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制造，每艘装有两门8英寸火炮，排水量为4300吨，最高航速24节，其他3艘巡洋舰为德国的伏尔铿船厂制造，排水量为2950吨，备装3门6英寸火炮，航速19节。驱逐舰和鱼雷艇也全为德国制造。驱逐舰排水量为280吨，装有两座鱼雷发射管，航速32节。鱼雷艇分为两种型号：一种排水量为62吨，装有3个鱼雷发射管；另一种排水量为90吨，装有两个鱼雷发射管。最高航速都是近18节。 这些新舰艇驶抵中国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许多外国海军专家对中国正极力购买大量外国军舰的看法。1898年末，英国海军少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访问了中国，并应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邀请视察了南洋舰队的军舰，事后他写道： “我向他们建议将剩余舰艇整修刷新以使用于维持治安，并指出这些舰艇能阻止广州沿海一带的海盗行为。我力劝他们不要再花钱购买海军武备了，因为他们所承担的护国任务要求发展陆军力量而不是发展海军力量。我认为，他们首先应该保护商业贸易的安全，而这只有陆军与治安力量才能提供。我提醒他们对许多浪费情况引起重视，特别是他们在沿海和内河拥有数百艘破旧的舰艇，而这些舰艇要无谓地耗费一大笔开支。” 组织与领导 贝雷斯福德勋爵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当时中国海军组织变化甚微，海军仍然高度分散，海军衙门也没有再度成立。长江中有22支海军帆船分舰队，需要雇用官兵1万人。北洋舰队的剩余舰员与南洋舰队合并，基地设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海军大部分舰船再次进驻长江绝非偶然，这表明晚情时期，长江流域的政局越来越不稳。 1899年，叶祖珪任海军统领。他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8年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他在1895年威海港之战中负伤，以后他的健康状况—直欠佳。虽然他当时任“靖远”号的管带，但2月7日当该舰在威海港内被击沉时他在陆上。他因甲午战争失败受革职处分，于1899年重新起用并被提升。叶祖珪死于1906年，他的职务由副统领萨镇冰继任。 萨镇冰 萨镇冰任海军提督以来在政治上和复兴海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确实，他从1873年加入海军到1951年去世，曾先后在清朝、中华民国和共产党政权下的海军中服务。 萨镇冰具有典型的中国海军军官的阅历，经历过帆船舰队时代和蒸气动力的海军时代。他出身于福建省中产阶级的绅士家庭。他自幼受过传统的古典文学教育，晚年常写旧体诗词。他于1873年15岁时考进福州船政学堂，后因学业优异，于1877年被选送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与严复同学)学习航海、自然科学、英语翻译。1879年回国后，萨镇冰在天津水师学堂任驾驶教习。六年后担任福建造“通济”号运输船的管带。甲午海战期间他在天津水师学堂任驾驶学堂总办。1895年，他同参加鸭绿江口海战的大部分军官—样呈请辞职，1897年又回到海军，任新购买的巡洋舰“海圻”号管带。 在任“海圻”号管带期间，他以军纪严明而著称。萨镇冰的一位朋友、当时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埃文斯将军称萨镇冰的巡洋舰是他所见过的最整洁的舰艇。当时的美国驻华海军武官吉利斯海军中校引用萨镇冰的话说“在军官们穿上浆洗过的衬衫后中国才算有了真正的海军”。 萨镇冰之所以不同于他的中国同僚，是因为他信奉伊斯兰教。萨镇冰的家族属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穆斯林(色目)人。十四世纪时，他的祖先作为蒙占征服者的官员被委派到福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萨氏家族被汉族文化同化，成为福建省的名门望族，这个家族中出了不少杰出的行政官员和海军将领。 由于萨镇冰是色目人后裔，被选任海军提督一事很快就得到了非汉族的满清统治者的批难。但是，他的穆斯林身份也给他与汉族军官之间的关系带来麻烦。他在任职初期曾向吉利斯吐露过，他在偌大的中国海军中只有五、六位信得过的军官。所以他后来仿效传统作法安排家族成员担任海军的重要职务是不足为奇的。 此外，在海军改革中，萨镇冰表现出许多正直和理想主义品质。比如，他统管海军后公开反对大量购买外国军舰，主张只购买几艘巡洋舰和炮艇分别用于训练以及内河和沿海的治安。但是他的这一思想遭到外国人及中国同僚们的反对，后者把滥购舰艇作为自己敛财攫政的进身石。 中国海军与金元外交 萨镇冰担任提督期间正是美国实行金元外交时代。当时，多数西方国家和日本在中国竟相干预控制中国的内部事务。甲午战争后，中国海军对各国军火商和投机商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萨镇冰上任不久就受到那些企图涉足中国海军的欧美人、日本人的恭维。当时正值门户开放时期，各国都享有同等的贸易机会。 1906年至1907年，亚洲和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打破了各海军大国在亚洲保持的微妙平衡。日军在日俄海战中大获全胜而震惊世界，英国为了对付德国海军的扩张，正从亚洲舰队向欧洲调去大批海军兵力。这种力量上的转变使得那些昔日在亚洲“友好相处”的对手之间的宿怨进一步加深。 日本的影响 早在1905年中国刚开始考虑重建海军时，日本就企图对它进行控制。1905年，一位日本人在“日本邮报”上撰文称赞鸭绿江口海战前的中国海军以及李鸿章和“有豪侠风度的”提督丁汝昌。它报道说：“鉴于北洋舰队覆没迄今才10年，中国肯定还会有不少旧水师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也许他们中的某些人还会在新近扩建的海军机构中得到录用，但他们得到的明显印象是新机构将主要任用日本人”。文章还贬低原满清政府聘用的西方海军顾问，说什么只要有资金，日本将为中国培养高质量的海军人才。 这种奉承的话正好迎合了一些中国人的心意。他们对1905年日本海军在对马海战中大败俄国海军一举记忆犹新，并将日本海军对华援助视为摆脱欧洲商人纠缠的契机。所以，1907年至1908年中国向日本川崎船厂购买4艘鱼雷艇一事便不足为奇了。 到1909年，日本海军的影响大增。中国派8名海军军官去横须贺海军枪炮学校学习，并与日本达成协议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去日本海校学习：第一批中国海军留学生先到横须贺海校学习半年枪炮，然后到鱼雷技术学校学习半年，最后上舰实习半年，乘日本的训练船在中国和朝鲜的水域巡航。18个月学习期满后便回国任职。不到两年时间，到日本留学的中国海军军官数量已增至89名，其中23人在训练船上实习，33人在横须贺海军枪炮学校学习，其余人在日本商船专科学校学习。 但是，日本的海军援助也遇到不少问题。在这一段时期内，日本在南中国海的几个有争议的岛屿上发现了丰富的磷矿。这些岛屿的西方名称是：普拉塔斯群岛(即东沙群岛——译注)、帕拉塞尔群岛(即酉沙群岛——译注)、斯普拉持利群岛(即南沙群岛——译注)。1907年，萨镇冰提督奉旨派军舰代表满清政府去勘查并收复这些岛屿。1909年至1910年，中国宣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迫使日本人从岛上撤离了人员与设备。 萨镇冰利用这次岛屿争端之机，又向朝廷提出了一个设想。他向清廷建议并获准每年派一艘军舰巡视南中国海，以同南海诸岛、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保持联系。 英国 在所有各国造船厂商中英国人对中国海军最感兴趣，他们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譬如，有一位名叫休的英国海军中校军官在中国退休后想为比尔莫造船厂签订一份有利的合同。他经常往返于中国沿海各地，调查可作为海军基地的港湾，拜访中国的各级海军官员。经过几年的酒肉交往，他一无所获，终于厌倦地离去。 约翰.布朗公司臭名昭著的航行代理人巴克豪斯是个杰出的汉学家，又是个精明的骗子，他与清廷很有交情。在1909年到1911年间，他拿着企图向中国兜售的各型英舰的相册在中国四处奔走。 另一名代理商是威廉.泰勒，此人无缝不钻，处处逢迎萨提督。1906年，他试图担任中国海军秘书，他所渴望的这个职位将会使他与萨镇冰分享中国海军的领导权。他还认为这样可使他以海军部对海军部的身分全权处理与皇家海军的关系。但是萨镇冰识破了他的用心，只任命他为自己的一名有职无权的私人秘书。泰勒受此侮辱以后到处污蔑萨镇冰是个出尔反尔、思想不可捉摸的人。 英园企图对中国海军施加影响的一个很明显的事例发生在1909年萨镇冰和载洵亲王访问英国期间，载洵亲王是摄政王的哥哥，于1909年7月5日与萨镇冰同被任命为筹办海军事务处大臣，为重建海军制定计划。但是，清廷在批准他们草拟的奏折之前，先派他俩同游各国一年以考察外国海军情况。他们在英国受到政府官员和造船厂商的盛情款待。其中最公开的拉拢行动就是英王爱德华七世授予萨镇冰爵士头衔。 美国 在寻求与中国海军签订合同方面，没有哪一家公司能比伯利恒钢铁公司更积极了。该公司除了聘请美国驻华海军武官吉利斯海军中校为其代表，而且还逼迫美国驻华公使威廉.卡尔霍恩邀请中国人访美。1910年9月，载洵和萨镇冰及其一行到达旧金山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伯利恒公司和其他公司不惜重金盛情款待中国人，他们甚至安排载洵会见塔夫脱总统，并为亲王举办国宴；同时还安排萨镇冰参观安纳波利斯、西点、纽约和布鲁克林桥。 萨镇冰和载洵回国后雄心勃勃，满怀抱负和宏伟计划。萨镇冰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为海军寻找合适的港口，当时海军拥有总吨位为4．5万吨的舰艇，很不显眼。他拟定一套计划，要勘察从直隶湾到海南岛的至少25个地点。 访美期间，载洵与伯利恒公司签订了一项2500万两白银的合同，由伯利恒公司帮助中国改善海军的装备和设施，其中： 1．200万两白银用于帮助中国改造现有兵工厂和建造新的兵工厂。 2．200万两用于帮助改造中国现有港口设施或建造新船坞。 3.其余的钱按中国政府要求建造新舰和火炮。 伯利恒公司保证在美国军舰上为中国培训海军人员，甚至还保证要说服美国政府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
筹办海军事务处 1910年末，在与伯利恒公司签订合同的同时，中国正式成立了海军部，并颁发了新的海军章程。早在两年前，筹建海军部的工作巳开始了，当时遵照谕旨成立了筹办海军事务处，萨镇冰和载洵任筹办海军事务处大臣。1909年7月他们上奏的海军部暂行官制大纲的奏折得到批准。官制分六个司：机要司、船政司、运筹司、储备司、医务司和法务司。这个暂行官制表明了中国向仿效外国海军官制建立海军部迈出的第一步。 1909年10月，筹办海军处最后奏请清廷建立直属中央统辖的国家海军和海军部，要求户部和各省总督筹集3800万两银子支持海军。其中1800万两为开办经费，200万两为常年经费，150万两为建造军港和设立学堂之经费，余下的1650万两拟为添购3艘巡洋规、2艘训练船、2艘鱼雷艇、1艘大型远洋兵舰(规格不明)
之费用。 奏折还说“惟海军为自强大计”，但财政问题却使海军的创立遥遥无期。征款的结果是20个省中有16个省同意筹措1134万两银子，但需要一定的期限，以设法腾挪，另4个省电复实在无力担负。 关于成立海军部的第一份奏折直到l910年秋才获得批准。萨镇冰与载洵向朝廷呈上的关于成立海军部计划的最后一份奏折也于1911年2月9日校正式批准，但已为时太晚，不久中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大部分军舰都倒向了革命军一方。  在介绍海军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之前，研究一下成立海军部的计划很有必要。虽然这些计划后来未能实现，但是可以从中看出它比以前的海军改革更敏锐地抓住了西方海军制度的基本原则与精神。
贞观2005-7-06 21:40:26
总的评价 从总体上看，该项海军计划过于庞杂，花费太大，而且对重要的财政问题只字未提。 该计划强调建立国家海军的必要性，要求中央统一掌握海军军官的选拔与晋升。这种理想主义虽然令人钦佩，但它似乎忽视了福建海军派的继续存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军舰的管带都是福建人，指挥机构的多数部门也由闽籍军官把持。 该计划虽然普遍列出了海军部各部门的详细职责，但却没有提到舰队级组织。所以，海军部仅是纸上的现代化组织，而舰队编制仍然同传统的帝制紧密相联。 权力机构 在统辖各省水师的问题上，该计划没有作出让步。它承认为了维持江河河口与上游地区的治安有必要成立水上警卫部队，但是这些任务将由海军全部承担。该计划规定海军部领导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全国海军行政事宜，统辖海军军人、军属及各省水师，并暂时兼办海军司令部事宜……”换句话说，各省海军总督今后不能再直接与朝廷打交道处理海运或海军事务了。 纠正弊端 该计划确实打算纠正海军中存在的严重弊端。例如，它要求海军教育部门重视对军官的考核、选拔和培训工作。计划承认对指挥军官和参谋军官的需要，并要求彻底改革海军的教育制度。重要的是，它还要求继续聘请外国顾问，选派学生出国学习，提高官兵军饷，惩罚贪污腐化行为。 机关职能 该计划包含许多有关训练中各种技术问题处理的具体规定。其中大部分规定即使以现今的标准衡量也是很先进的。比如，它要求定期报告各次枪炮操演、机动操演和救火操演的结果。它还建议成立谋略科，承办制定战时秘密电码口令、舰上标准指挥程序、灯光信号和旗语等事宜。还要建立一个主计处，负责对舰上活动和岸上管理的各项事宜实行统计报告。遗憾的是这些先进的机构不可能实现，它们只能成为中国人理想中的目标。 装备统一化 该计划承认长期存在着的舰艇和装备不统一的问题。计划规定成立一个机构专门负责购买和建造军舰，并敦促实行维修、机器标准化以及船体检验制度等。 海军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满清政府与伯利恒公司签订合同并最后批准成立海军部计划时，辛亥革命爆发了，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就在伯利恒协定签订十几天后和皇帝正式批准成立海军部的谕旨下达之前的三个星期中，革命军攻占了长江重镇武汉。当时的革命军政府都督是黎元洪，他毕业于水师学堂，是萨镇冰的学生。革命爆发时，革命军将他从床底下拖出来，逼迫他出任革命军的都督，否则处死，他同意担任都督，但是一直想找个人接替他。 当武汉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正在上海的萨镇冰奉命统领南北洋联合舰队沿江而上去平息起义。当时萨镇冰部下除了少数满族军官外，绝大多数官兵都公开同情革命政府。10月25日，萨镇冰抵达武汉立即收到黎元洪的来信，恳请他出面接任革命军的都督。黎元洪在信中说：“谁非黄帝子孙，岂肯甘作满洲奴隶，而残害同胞耶？洪有鉴于此……乃誓师宣言，失志恢复汉土”。 据一位当代中国海军史学家说，黎元洪对萨镇冰民族主义的启发不起作用，萨镇冰是色目人，其祖先一贯效忠朝廷，是满族的爱卿。所以，任何规劝都不能使萨镇冰背叛清廷。 10月27日，萨镇冰命令舰队驶向武汉，炮击革命军。他的舰艇缓缓向城区接近，驶入了革命军的岸炮射程。奇怪的是，革命军没有开火，让这些军舰驶入射击阵他。9时30分，萨镇冰命令舰炮开始射击，炮火产生了巨人的威力。炮弹非常准确，革命军匆匆撤退。清军士气大振，很快占了上风。 舰上官兵群情激愤，私下扬言要举起兵变。萨镇冰得知后．命令舰队撤离该地，留下岸上的清兵独自作战。但是，清廷不许他这样做，命其返回。次日继续炮击。萨镇冰以岸上有外国人为借口拒绝再次开火。 革命军可能受此鼓舞，对岸上清军发起反攻。正当战斗激烈进行时，黎元洪又一次致信萨镇冰，劝其出来领导革命。关于萨镇冰对此信的反应，历史没有记载，但是黎元洪的信中内容确实对舰队产生了重要影响。1911年11月12日，舰队的官兵哗变，驱逐了舰上少数满族官员和保皇分子，萨镇冰的旗舰降下了龙旗，升起了白旗。同时，萨镇冰离开军舰，只身返回上海，躲进英国领事馆避难。 从某一方面来看，海军的背叛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起义军主要由南方人组成。那些以闽籍人为主的舰队官兵不需要多少说服工作便投入了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广东首领的麾下。这支民国的海军是担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还是进一步加深当时海军软弱无能的形象，下文将进一步介绍。 第十章 分裂与衰落（1912至1937年）
　辛亥革命后，各地争权夺利，军阀混战。当时中国各种机构赖以存在的帝制政府虽有许多弱点，但在形式上仍保持着稳定、统一的体制。海军也不例外，它深深卷入了这场社会政治变革之中。当时中国参与权力斗争的主要有三派：一派是以生在夏威夷的中国南方人孙逸仙先生领导的激进的革命党人；一派是主张维新改良的君主立宪派；另一派是主张用武力统治中国的最独裁的军阀势力。 某些史学家将这段时期恰当地称为混战时期。推翻满清王朝后，各地都高谈维新与共和，但是都缺少明确的革命目标。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河道灌渠无人治理而被荒废，导致洪水泛滥，饿殍遍野。由于缺少沿海运输船队，漕运不能正常进行。 同时，知识分子纷纷从政府中隐退去从事学术研究，从而使得军人和官僚食客们充斥政府各机构。乡绅们纷纷把农村的钱财转移到较安全的沿海城镇，而农民缺衣少食却无人问津。 内战很快使国家四分五裂，形成多方割据局面。在北方，军阀们结成松散的联盟，维持着一届届走马灯似的北京代议制政府——从1921年到1928年期间，内阁先后更换了45次。在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孙逸仙领导的革命者不断举行起义反对北洋政府。他们以广州为基地，多次企图建立军政府，组织北伐军去驱逐北洋军阀政府。 海军很快陷入这场政治和军事的权力斗争之中。海军在努力求生存时把海岸防御和反海盗问题统统置于脑后。官兵们参与各种不法活动，谁愿出钱，他们就带舰投靠谁。 民国海军的组织 虽然各地海军各侍其主，但是民国初年海军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着统一的秩序和纪律。在此非常时期，海军的晋升制度仍然起作用，即使有的军官投靠了另一方，但在海军名册上一般不被除名。这样，一个舰队的海军将领或上校背叛时仍能要求并保持原来的军衔和工资待遇不变，以后再归顺回来也很少受到处罚。 也许正因为如此，海军一直是重职务而轻军衔。上校军衔的巡洋舰舰长，其职权与薪金却比许多在参谋部工作的将军高。所以，毫不奇怪，当时舰艇指挥官的职位比参谋军官的职位更受人敬重。 海军部 1912年，孙逸仙根据海军的要求批准改组海军，并重新任命一批军官担任关键职务。被选任海军部长的是一位政治家、孙逸仙的国民党的拥护者黄钟瑛，出任其他要职的人大部分是原满清的海军军官。这种连续性很快就在海军部的组建中趋于明朗化。新组建的海军部带有浓厚的西方特点，是按照萨镇冰1909年至1910年制定的方针组建起来的。 舰队组织 革命给舰队的组织形式带来了很大变化。传统的按地理位置划分舰队的作法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按作用和任务来划分舰队。至少从理论上讲，这种变化使海军，成为全国性的海军而不是地方性的海军。海军分为3个舰队：第一舰队，是近海、远洋作战兵力，由原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的军舰组成。第二舰队，长期驻守长江，负责内河防御。训练舰队，顾名思义，负责训练舰艇部队的官兵。 舰艇 在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中转向民国海军的舰艇数量虽不多，但还不算太陈旧。第一舰队有4艘巡洋舰“海圻”号、“海筹”号、“海容”号和“海琛”号，各舰都处于良好状态。第二舰队主要是内河炮艇，破旧而无用。训练舰队拥有最新的舰艇，1912年中国接收了3艘巡洋舰，那都是由满清政府出钱向外国订购的。 训练规队的第一艘巡洋舰为“肇和”号，由埃尔斯威克船厂建造，全长320英尺，排水量为2600吨，主炮为2门6英寸(152毫米)饱和4门4英寸(102毫米)炮。第二艘舰为“应瑞”号，由阿姆斯特朗船厂建造，外形类似“肇和”号。第三艘舰为“飞鹰”号，由纽约船厂建造，外形与前两艘英国造的巡洋舰相同。1912年，中国还收到满清时期向德国订购的3艘驱逐舰，即“豫章”号，“同安”号和“建康”号。各舰的排水量均为390吨，装有2门3英寸(76毫米)炮，2座鱼雷发射管，新舰的最高航速为32节。 1912年至1913年，中国又向奥匈帝国的里雅斯汀船厂订购了4艘巡洋舰，其中3艘为1800吨级，装有10门102毫米炮和鱼雷发射管，航速32节。另一艘为5000吨级，航速28节，装有4门200毫米炮，12门120毫米炮，10门47毫米炮，2座450毫米鱼雷发射管。但这4艘军舰始终没有交货，因为1915年5月意属奥地利对匈牙利宣战，该船厂被占领长达两年。这几艘军舰刚建造一半就被炮火击毁。 海军直至三十年代才添置新的大型军舰。1931年和1935年先后接收了两艘2500吨级的巡洋舰“宁海”号和“平诲”号，“宁海”号是由日本神户船厂建造，“平海”号则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
海校与造船厂 在1912年至1937年间，中国先后一共保持有6所海校，2个造船厂。 福州
历任海军总司令、海军总长、福州海军学校校长的杜锡圭
办得最有成效的是福州海军学校，从1912年到1937年从未间断过。根据现代中国海军历史学家包遵彭所说，该校于1913年由海军交予地方绅士办理和资助。所设课程大致与辛亥革命前相同，只是1917年后增设了飞潜学校，讲授飞机、潜艇这些新式武器系统的理论。1927年，由于资金不足该校又关闭了。不过在飞潜学校开办的最后一年，学生们的确曾制造出4架能够飞行的水上飞机。
历任福州船政局局长、上海江南造船所所长的陈兆锵 福州造船厂也一直存在，从1921年起船厂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造船工程师马德骥所经营（本站注：1921年时负责福建船政局的应为陈兆锵，马德骥则是于1926年接任）。该船厂在马德建的领导厂，尽
管缺少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但从1921年到1937年仍坚持开办。因为船厂与海校一样是由地方绅士开办的单位，马德骥以向附近城镇和农村征税筹集资金。此外，马德骥还有另一个独特的筹集资金的办法，当时造船厂代管一所半官半商的银元局。试局设在旧的造船统楼内，每天能铸造1万枚中国铜钱（本站注：马尾海军铸币厂成立于1925年，专门铸造辅币，以充军饷，最初每天能铸造双角银币10万枚，后增至30万枚）。 其他地区 旧黄埔海军学校是一所条件简陋的学校（本站注：黄埔海军学校由刘坤一于光绪八年四月创建，詹天佑曾任该校教习，民国成立后，改名为广东海军学校，后因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办），该校在1922年停办以前，讲授航海、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水鱼雷等理论课程。1924年，蒋介石重新开办，改名为黄埔军校，早期还聘请过苏联顾问。创办不久该校就以共产党人搞阴谋而出名。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还继续办黄埔海校，直到1939年才关闭。 1912年，南京开设了一所海军无线电学校，该校虽然只存在了5年时间，但却培养了153名无线电专业人员。（本站注：南京海军无线电学校创建于1927年，1928年停办，共毕业学生两届，69名） 烟台还开办了一所海军学校（本站注：烟台海军学校由萨镇冰于1903年创建，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曾负责该校堂务，冰心的童年时光即在此度过。抗战期间壮烈殉国的“中山”舰舰长萨师俊即是该校第8届毕业生），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同福州海校相抗衡。烟台海校到1928年停办时止，共培养出238名军官。当时该校设备简陋，师资力量也较薄弱。据说，1926年该校校长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竞赛与聚会上。由于学校领导不力，学生中政治思想混乱。学校中的大部分学员同情国民党，公开参加革命活动。有一位后来成为蒋介石信徒的学员在校组织社团，专门鼓动海军学员参加国民党的活动。
民国海军中的传奇人物，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 青岛海校是由留日海军军官沈鸿烈将军于1923年创办的（本站注：沈鸿烈于1923年1月在葫芦岛开设葫芦岛航警学校，主要为东北海军培养海军人才，九一八事变后，葫芦岛海军学校迁往刘公岛，1933年又迁至青岛，遂改名为青岛海军学校）。沈鸿烈虽然支持国民党，但作为北方人，他对福建派统治海军很反感。他在青岛创办海校的目的就是培养不受福建派影响的海军军官。办学经费系由沈鸿烈所投靠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提供。 南京海军雷电学校由蒋介石于1933年创办，蒋介石亲自任校长。学校虽然仅办了5年，但培养出将近600名官兵。（本站注：海军雷电学校于1915年创建于南京，而蒋介石设立的应为海军电雷学校，于1932年设立于江苏镇江甘露寺和五省会馆，后迁至江阴长山，校长欧阳格） 上海江南造船厂是中国最先进的造船厂。至少在1936年以前，该厂一直由苏格兰工程师罗伯特.莫辰掌管。（本站注：海军江南造船所于1930年有海军部长陈绍宽亲自兼所长，后由马德骥继任，马德骥任所长期间，动工建造了全国最大的一座船坞）二十年代该船厂又扩建了厂房。它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既能造军舰又能造商船的造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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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海军的最大问题是财政问题。为了支付舰员工资，维持军舰航行，海军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某些地区，海军甚至动用征收的关税和沿海运输税(厘金)。海军部还曾试图与美国商人达成交易，联合创办中美渔业公司，所得利润由美国的公司和中国海军对半分。中国海军部部长认为如果渔业公司能由中国海军保护，并能有较好的收益的话，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公司作抵押向美国贷款造舰。消息传到在北京有影响的日本人耳中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此项动议顿时销声。 1919年初在凡尔赛和会确认日本对山东的主权之后，懦弱的北洋政府对日本的畏惧激起了中国学生的抗议。这次和会的结果激发了中国人民新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次称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骚乱期间，海军的财政问题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一位未署名的海军学员在“北京导报”上撰文指出，海军军费仅为陆军的4．5％，并对此表示哀叹。文章说： “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导致了这种极其悲惨的局面。这种政策究竟是出于纯党派的利益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团体的利益，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普通人所能判断的。然而，事实却是，自从民国建立以来，特别是1915年以来，中国海军的拨款仅够维持其活命而已。令人十分可笑的是，最近的国家预算非常清楚地表明政府对陆军和海军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 海军中的政治派系 使用“政治派系”一词并不过分，因为当时绝大部分海军高级军官彼此政见都不一致，他们基本上分为三派，分别同当时中国政权斗争的二大实力派相联系。 海军中实力最强的是福建派，这派人基本上是些才疏学浅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把海军当作攫取权力的进身阶。他们把持着海军的各级领导权，以厦门和福州作为其活动中心。以下是1932年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从中可看出福建派在海军的势力： 省份 军官 士官 文职 士兵 总数
福建 710 253 327 5079 6414
江苏 50 32 62 628 772
广东 19 6 26 225 276
浙江 20 16 49 129 214
安徽 14 　 9 167 190
广西 　 　 　 8 8
云南 　 　 　 1 1 海军中第二大实力派是拥护孙逸仙的富有强烈民族主义的革命党人。这一派在高级军官当中人数很少，但也有几位颇具影响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有力的领导甚至能左右许多闽籍军官。有趣的是，海军中的革命者虽然多出自于福州船政学堂，但都不是闽籍人士。  最后一派是少数拥护君主立宪制的高级官员，他们不管谁上台都愿为之效劳，而且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们希望复辟君主制。这些人多数是十九世纪满清时行伍出身的福建人，是中外皆知的旧中国的保守势力的代表。 下面分别介绍各派主要人物的生平活动。 革命派
程璧光 程璧光将军。他与其领导孙逸仙一样，出身于广东省绅士家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任炮舰“广丙”号管带，该舰是广东舰队唯一参加过鸭绿江口海战的舰艇。威海战败后，程璧光奉命代表中国海军参加受降仪式。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仪式上，程璧光深受耻辱，决心追随当时正在广州策划革命的孙逸仙。程璧光成为孙逸仙在海军中的代理人，他曾鼓动鸭绿江战败后的海军残部参加孙逸仙领导的革命军，事发后于1895年底逃往香港，随后移居新加坡。孙逸仙的首次革命失败后，程璧光
隐蔽了下来。 程璧光后来返回祖国。尽管他是广东人，仍然当上了福州船政局的董事，1909年任“海圻”号管带。1910年至1911年他率“海圻”号赴英出席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仪式。在这期间，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他回国后才懊丧地得知他的一个下属黄钟瑛已被任命为海军部长。 程璧光虽很后悔，但仍继续积极拥护孙逸仙的革命，甚至在孙逸仙于1912年被袁世凯赶下台后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追随孙逸仙。忠于孙逸仙的革命派企图进行反击，但却遭到失败。程璧光于1913年再度被迫流亡国外。后来袁世凯称帝未遂，于1916年死去。程璧光被新任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海军部长。黎元洪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是一个很勉强参加辛亥革命的英雄。
孙中山与护法舰队军官合影 1917年国会解散，程璧光辞去海军部长职务，重任“海圻”号舰长。他用军舰把孙逸仙送到广州。程璧光的这一举动带动了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不久“海圻”号又率领第一舰队驶抵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当时，程璧光发表声明说： “我们来到广州，联合西南各省共同护法，不成功便成仁。作为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谴责北洋政府的卑劣行径。目前的北洋政府打着共和制的旗号实行独裁统治。海军决心为恢复共和制而奋斗。不恢复国会誓不罢休。” 1917年，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开始协助孙逸仙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后来程璧光荣任广东联军总司令。当时，孙逸仙只统辖很少的军队，因此任此职务是徒有虚名。 另一位是海军将领沈鸿烈，他是民国海军中少数身居高位的核心人物之一。1882年，他生于湖北省的一个书香门第。1905年，他从张之洞创办的由德国人经管的南京陆水师学堂毕业，以后去日本海军学校学习六年。 在日本，沈鸿烈很快结识了许多当时正在策划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国革命党人。1906年，他加入了孙逸仙的同盟会。该会号召革命，建立共和。沈鸿烈成了一名重要的组织领导者。他在日本时很可能与当时也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蒋介石有过交往，蒋介石后来让沈鸿烈担任过要职。 1911年萨镇冰从武汉出逃后，沈鸿烈接任了舰队司令职务，他率众投奔了革命，后来他又以革命的名义攻陷了南京，被任命为海军参谋长。此后他在北京度过了4年，先后担任各种参谋部的职务。1916年，他作为中方观战团成员赴英，一年后回国。 当北洋政府开始垮台时，沈鸿烈投靠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作为张作霖与驻满洲的日本人之间的中间人和仲裁。在此期间，他还多次担负加强东北防务的重任。 1931年日本进攻沈阳，沈鸿烈返回青岛担任市长，直至1937年。此后他先后在民国政府中担任各种要职。1938年至1944年任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1942年至1944年任农业部长，1946年至1947年任浙江省主席。他曾于1933年出版过一本名为《东北边防与航行权》的书。 君主立宪派 萨镇冰、李鼎新、刘冠雄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三位海军将领（本站注：黄海海战时，李鼎新为“定远”舰帮带大副，英国人泰莱在回忆录中对其称赞不已；刘冠雄在黄海海战时任“靖远”舰帮带大副，海战末期“靖远”升旗收队即出自刘的建议）。他们年龄相近，经历相仿，都是出身于福建绅士家庭，而且三家相隔不远，又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同期同学。 三人中只有刘冠雄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起过重要作用。晚清末年三人同在海军任高职，三人中只有刘冠雄似乎同情革命。不久一切都明朗化，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的人，支持袁世凯称帝，并在袁世凯的政府和海军中任职。 袁世凯死后，他们开始在海军中失去地位，但后来又在军阀连年混战时期轮流担任过海军部长，但他们对三个舰队都未曾掌握过实权，仅参与北京的宫廷政治，为各种觊觎权位的野心家效劳，并陪伴频频入京的外国人。1928年蒋介石执政后，他们退出了海军和政界。 福建派 这一派兴起于袁世凯死后军阀当政时期，成员大部分是些追求传统绅士生活方式的闽籍军官。例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国内政治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下，这伙军官却在大闹海军部，要求在福州建立一个海军军官俱乐部，以纪念中国现代海军创始人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祯。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他们提出成立海军军官俱乐部，大谈什么要“在俱乐部院内建一座花园，里面种上花草树木，将它装饰的风光秀丽；工余闲暇，海军军官们可以到此聚会，交谊游乐；还要在花园中建一座词堂，以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祯三位海军创始人。纪念日选定在春秋季届时海军部来人参加祭祀。”最后，俱乐部落成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附近，达官贵人常常在此举行豪华的盛宴。
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 这一派主要人物是杨树庄中将和陈绍宽少将。杨树庄在1924年前一直是福建省的实际统治者，其司令部设在厦门。杨树庄虽然是海军中少数未留过洋的军官之一，但他很会应酬欧洲人，颇受外国人的青睬。不过，驻中国的苏联人不喜欢他，有一位苏联人曾说他胆小怕事，嗜好鸦片；此外，苏联人还怀疑他贪污过上百万美元。
国民政府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曾为中国海军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连任福建省副省长20年，并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人大、政协、海军中担任重要职务。 陈绍宽继杨树庄之后成为海军福建派首领。他担任“应瑞”号训练船管带将近10年，把军舰治理得井然有序，并在舰上为来访的欧美海军要员举办过豪华的宴会。他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日德兰海战，并引以自豪。与杨将军不同的是，陈绍宽将军颇受苏联人的敬重。曾有一位苏联“间谍”向莫斯科报告说，陈绍宽的“政治信仰相当进步”。因为他把“整治海军提高中国地位”视为己任。陈绍宽可能受到过这种吹捧奉承，因为1926年初他曾批准苏联人成立一个带政治倾向性的新海
员学会。三十年代中，陈绍宽也受到过日本人的类似吹捧，这曾给与蒋介石的关系带来不少麻烦。 孙逸仙与海军 1917年，革命党人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南下广东，支持孙逸仙的护法运动。程璧光不顾北洋政府的威逼利诱，坚决支持护法运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2月26日，他在舰上吃完饭，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暗杀。 程璧光的被害给海军和孙逸仙的事业造成不利影响。失去海军强有力的支持，孙逸仙的威信日益下降。不久，军政府解散，他被迫离开广州。海军军官失去程璧光的得力领导与政治支持，开始鼓动舰队北上与北洋军阀重新联合。1921年5月，孙逸仙又重返广州，再次组织军政府，并就任民国大总统。在他的劝阻下，第一舰队继续留在广州。 孙逸仙返回广州后就着手整治四分五裂的军队，措施之—就是立即解雇舰上的许多舰员，代之以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海员工会会员，以保证海军继续忠于革命。 当时孙逸仙面临着各种阴谋破坏。他只掌握少数部队，大部分兵权握在粤系军阀陈炯明手中，陈还控制着桂军实力。孙逸仙曾屡次想组织北伐军，但都受到陈炯明的阻挠。1922年6月，陈炯明察觉到孙逸仙的力量在加强，遂命令部队包围了广州的总统府。孙逸仙逃到停靠在珠江边的“海圻”号巡洋舰上。 广州动乱 下面是孙逸仙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它显示了孙逸仙为了保持其威信，是如何把海军作为政治工具以反对他的对手的。
广东军阀陈炯明 6月16日，孙逸仙下令海军炮轰广州以反击驱逐他的陈炯明。遵照孙逸仙的命令，3艘炮舰从黄埔出发，沿珠江溯流而上向广州市区开火。许多无辜百姓死于炮火，一些外国建筑物受到破坏。 炮击两天后，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休斯顿先生决心找到孙逸仙，劝其停战。他在美国华南巡逻队队长鲍姆海军上校的陪同下乘快艇到了黄埔港，在“海圻”号上找到了孙逸仙。面对这位中国领袖，休斯顿就中国舰艇炮击美国在广州的设施一事愤怒地提出抗议。 孙逸仙极力为炮击辩护，说陈炯明把他逐出广州“是最大的叛变行动，完全是突然袭击”，孙要求外国进行干涉，惩罚这个叛徒。孙说他是死里逃生，炮击城市是为了抗议，并说第二天还要继续炮击。 在后来的谈判中，孙逸仙同意不再炮轰居民区，但仍坚持要炮击军事目标。休斯顿和鲍姆上校随即离开军舰返回广州。 一到广州，他们立即拜访了陈炯明的儿子陈永善将军，陈永善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同意下令停止炮击炮舰，并请他们将此意图转告孙逸仙。显然他是这样做了，因为第二天孙逸仙的舰艇没有再次炮击城市。 在与休斯顿交谈中，陈永善声称是孙逸仙派人暗杀了程璧光将军，凶手因而得到了水泥厂董事的职位。据陈永善说，孙逸仙的海军中有些军官已与他接触，商谈条件，数日内就会投降。他还说最初在炮击城市时，孙逸仙的一位舰长及其军官们是在海员工会的舰员的枪口胁迫下下令开炮的，那位舰长和其他人告诉陈永善他们不打算再参加任何炮击广州的行动。 陈永善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当时确曾有人对海军施加过压力，要求它停止对孙逸仙的支持。孙逸仙的某些海军军官事实上已经同意，一旦下列要求得到满足，就退出战斗： 1.实现海军国家化，不受省或地方当局统辖， 2．海早对国家政策有发言权， 3．所有官兵继续在海军留任现职，并按月领饷， 4.保证支付拖欠的军饷。 双方又继续僵持了一段时间，到了7月8日，陈炯明向孙逸仙发出通牒，要求孙逸仙退出黄埔港，或于次日午前投降。7月9日，当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孙逸仙否认收到过最后通牒。7月10日上午，孙逸仙的6艘炮舰开始猛轰广州下游的要塞。不到两小时，要塞的火炮被打坏，舰艇沿珠江驶往沙面国际租界区。 当时至少有两艘其他炮您“永建”号和“章分”号宣布中立，锚泊在沙面附近的江面上。当孙逸仙的6艘炮舰接近时，两舰立即进入战斗部署。孙逸仙从“永丰”号上命令6艘炮舰在沙面附近江面系泊。不久，“永丰”号的跳帮队就登上“永建”号和“章分”号，舰员们被召集起来，在枪口的威逼下支持孙逸仙。 一天后，所有行业工会号召总罢工，要求恢复孙逸仙的大总统职位。商人也开始罢市，广州再次陷入僵持局面，但持续时间不长。7月14日前，反孙逸仙的军队占领了黄埔港，使得孙逸仙的海军失去了码头依托。14日夜晚，“永建”号乘混乱之机启航逃到黄埔港，再次宣布中立。 形势越来越危险。7月19日，一顺水雷在孙逸仙所乘坐的军舰附近爆炸。尽管孙逸仙讨厌英国人，但他还是于8月乘英舰“穆尔亨”号逃往香港。 英舰离开后，“永丰”号的官兵才发现孙逸仙跑了。舰员立即扣押了留在舰上的孙逸仙的参谋人员作人质。他们要求安全离开广州，并要求发放拖欠的军饷。 “永丰”号舰长代表本舰和其他舰的官兵向英国总领事递交了一封信，要总领事负责答复他们的要求，他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要继续炮轰沙面和广州。 8月10日，孙逸仙的海军部长汤廷光与“永丰”的舰长举行会谈。该舰长与4位舰员到了舰队所在地。汤将军说，他准备带回所有的舰艇人员，而且孙逸仙所答应给的津贴也将分文不差地下发。但是，他们要服从汤廷光的命令和其他指定的军官的指挥。 谈判代表在孙逸仙的美籍法律顾问诺曼先生的陪同下返回“永丰”号进行商议。“永丰”号等舰的谈判代表经过长时间研究，决定接受这些条件，但是必须由英国总领事转来一份温树德将军签署的保证书才行，他们说汤将军只是个名义上的将军，指挥停泊在深水湾的中立舰艇的温树德将军才是正规海军的将军，他的保证才算数。诺曼与英国人进行了联系，让汤将军与温将军共同起草和签署保证书。在这样做了之后，“永丰”号才缓和了态度。 第二天，孙逸仙的朋友美籍华人翁塞缪尔先生送来了2万美金作为支付拖欠随员们的部分军饷。于是人质才被释放，军官们同意服从温将军的指挥。 这一事件标志着第一舰队支持孙逸仙和革命的结束。1923年，温将军举舰艇北上到青岛，重新恢复了北洋舰队的名称，投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同时，第二舰队仍驻泊长江，为历届军阀服务。训练舰队在福州几乎成了私人的海军，它只听从杨树庄将军的调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8年蒋介石光复北京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止。 蒋介石与海军福建派 新政府一成立，蒋介石就遇到了海军的传统问题。他虽然征服了全国，统一了3个舰队，但是他发现海军再次被紧紧地掌握在福建派手中。北方动乱时，这帮人在一旁等待观望，直到1927年秋天才勉强表示支持蒋介石。当蒋介石这位大元帅颁布新政府体制大纲时，福建派感到无比气愤，因为新政府体制大纲不仅取消了海军部，而且将海军作为军令部下设的一个署。
抗日名将，第1舰队司令陈世英（庙街事件后改名为陈季良） 福建派认为这种体制是企图毁掉他们本已削弱的政治地位，于是提出自己的一套方案，以此来抗衡。他们按传统方法精心起草了一份整顿计划。1928年，3位福建派首领杨树庄(总司令)，陈绍宽(第二舰队司令)和陈季良(第一舰队司令)递交了该计划，要求两年内拨款6900万美元来扩建和改善海军。 蒋介石对此非但不加理睬，反而于1928年12月把海军本已很少的每月500万元预算削减到250万元。这些福建派海军首领立即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决定由第一、第二舰队司令提出辞职，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大元帅受不了海军的背叛，于是使出了缓兵之计。他派闽籍将军杜锡圭率领中国海军考察团到日本和欧美对各国海军情况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蒋介石答应杜锡圭一回国就研究他的建议，并作出必要的改革。 蒋介石显然是在敷衍海军，他还有许多更紧迫的事情有待处理。他要对付那些继续向他的政权挑战的几位有实力的军阀，而且当时共产党也在新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重整旗鼓。此外，日本人也虎视耽耽地觊觎着满洲，并于1931年侵占了它。 面对重重危机，蒋介石批准成立海军部，将陈绍宽调到南京来组建海军部，以架空这位带头反对他的将军。此一举动有效地隔开了陈绍宽与各舰队的密切联系。 这位脾气暴躁、身材瘦小的陈将军很快就感到首都的生活使他压抑。海军部每月仅有8.6万元经费，舰队的资金也相应减少。1933年，3艘旧式巡洋舰“海圻”号、“海琛”号和“肇和”号倒戈，投靠了当时仍处于半自治状态的广州的广东省政府一边。这些军舰的官兵在海上从事掠劫、走私活动长达两年，直到1935年，陈绍宽才集结起足够的力量迫使3舰投降。自然，这些军舰一回到南京，舰上的全体官兵都得到赦免。 陈绍宽在南京还遇到了其他麻烦。1933年，有人指控他可能帮助日本人在上海搞扩张。后来虽然取消了指控，但是陈绍宽的一度光辉灿烂的经历却被严重玷污了。更糟糕的是，蒋介石公开向福建派挑战，他通过南京海校尽快培养出大批学员，把他们安置到舰上和海军指挥机构中。1937年，蒋介石又派陈绍宽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在此期间，中日开战。数月之内，日本飞机几乎炸沉了中国海军的所有舰艇。当陈绍宽回国时，他的海军司令部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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