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板怎样上去:古巴共产党的前身及其独特的建党历程

古巴共产党的前身及其独特的建党历程

毛相麟

    1959年的古巴革命无论对古巴还是对拉丁美洲来说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是世人所公认的。但是，人们对这场革命的领导力量（包括其政治组织和所代表的阶级）的看法却不尽相同。这在国际学术界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古巴革命的领导者七·二六运动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它代表什么阶级；古巴革命前已经有了一个共产党（人民社会党），为什么革命后还要建立共产党；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在古巴革命中同七·二六运动是什么关系；革命胜利后这3个组织为什么要合并和为什么能够合并成一个新的共产党；古巴共产党的建党过程有哪些特点。这些都是古巴革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弄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的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在的古巴共产党是1959年革命胜利后古巴人民社会党、七·二六运动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3个革命组织合并而成的。这一建党方式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独特的。
    3个组织的革命历史
    在3个革命组织中，人民社会党历史最长，它基本上代表工人阶级。20世纪初古巴畸形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所发展，以糖业工人为主的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工人运动逐渐兴起。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古巴一批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者从1922年起先后在哈瓦那和其他一些城市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人和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1925年8月16～17日，这些小组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古巴第一个马列主义政党——古巴共产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近20人，代表全国约100名共产主义者。大会通过了党章和争取农工权益的纲领，提出了参加选举斗争的主张，制定了有关工会、农民和妇女工作的策略，并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等等。大会选举包括卡·巴里尼奥、胡·安·梅利亚在内的9人中央委员会，何·米格尔·佩雷斯任总书记。这次大会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有力支持。
    古共从诞生时起就被宣布为非法。当时正值马查多独裁统治初期，古共成立两星期后米格尔总书记和梅利亚等领导人就被迫流亡国外，但斗争并未停止。1928年，古共成立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加强了对学生和青年工人的工作。1929年1月20日，梅利亚在墨西哥城被马查多雇佣的刺客杀害，从而激起了古巴民众强烈的抗议浪潮。在1933年反对马查多独裁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古共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成为这次革命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马查多倒台后，革命的果实被亲美的军人所攫取。1934年4月，古共召开“二大”，通过了党纲，制定了建立工农政府的策略，提出了废除普拉特修正案等要求。大会批准布·罗加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会后加强了全国的工人斗争。同年，在古共的支持和指导下，关塔那摩山区的“18号领地”约5000农户开展了保地斗争，并取得胜利。30年代后期，古共克服了宗派主义思想，加强了同其他左派组织的联系。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从军人独裁向立宪民主转变。1938年，古共第一次取得合法地位。1939年，党的重要干部拉·培尼亚领导建立了古巴工人联合会，进一步开展工人斗争。同年，古共同革命联盟党联合参加立宪大会的选举，接着两党合并，取名为共产主义革命联盟党，胡·马里内略任主席，罗加任总书记。该党提出了参加大选的纲领，并决定支持民主社会主义联盟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富·巴蒂斯塔。巴蒂斯塔在大选中获胜，自1940年起开始了为期4年的立宪政府执政时期。这时共产党人由于客观形势的改善和自身政策的得力，其影响和威信大为增强，为推动古巴政治民主化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同巴蒂斯塔建立了统一战线。巴蒂斯塔政府任命了当时西半球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部长。在1939～1952年期间，共产党均有代表被选入国会。（注：Howard I.Blustein,etal., Area Handbook for Cuba,U.S.Government PrintingOffice,Washington,D.C.,1971,p.240.）1944年，共产主义革命联盟党改名为人民社会党。1946年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改良主义的格劳政府开始走向反动，人社党不断受到迫害。1952年巴蒂斯塔通过政变上台后，公开实行独裁统治。1953年，人社党再次被宣布为非法。
    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人社党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冲突，不同意搞武装斗争。当时人社党认为，七·二六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但他们攻打蒙卡达兵营是冒险行动。当七·二六运动的成员于1956年12月武装登陆后，该党虽重申不同意搞武装斗争，但又同时号召对起义战士进行声援，并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1957年下半年，人社党逐渐接受武装斗争的主张。同年12月，人社党决定支持武装斗争，并输送其党员加入游击队。与此同时，该党在拉斯维利亚斯省的雅瓜哈伊地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在推翻独裁政权的最后日子和革命胜利初期，人社党都以积极的行动支持以卡斯特罗为首的七·二六运动的革命斗争。1960年8月在该党“八大”上，总书记罗加承认党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犯有错误，并重新评估了七·二六运动。（注：《古巴人民社会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0～22页、第31～38页、第119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七·二六运动是个多阶级的革命组织，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中进步的和革命的力量。（注：参见《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二册），第231～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早在1952年3月巴蒂斯塔发动政变时，菲·卡斯特罗就谴责政变，号召人民投入反独裁的战斗。他认为，所有合法的、和平的道路都已被堵塞，惟一的希望就在于进行暴力革命。他们的基本策略是以武装起义为主，其他斗争形式为辅。步骤是攻占一个主要的军营，发动整个地区的起义，号召总罢工，把斗争推向全国；在未能推翻独裁政权时便到山区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继续战斗直至胜利。（注：参见阿塞·坎东·纳瓦罗：《古巴历史》，第198～199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1953年年初，卡斯特罗及其战友着手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决定首先攻打圣地亚哥市的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作为策应，也同时攻打巴亚莫市的德塞斯佩德斯军营。起义日期定为古巴的狂欢节7月26日。这天清晨，起义者共159人按计划在圣地亚哥和巴亚莫同时发起进攻。在攻打蒙卡达兵营的131名战士中，卡斯特罗亲自率领主力发起正面袭击，其他人分别占领兵营附近的两个主要建筑——市民医院和司法大厦。但是，在主力按计划拔掉敌人的岗哨后，遭遇了巡逻队，袭击未能成功，在军营外展开了阵地战；特别是载有一半起义者的车队因迷路而未能及时赶到战斗地点。在显然无望取胜的情况下，卡斯特罗下令撤退，起义失败。
    大多数起义者被捕或被杀害，卡斯特罗也被捕入狱。1953年10月16日，卡斯特罗在敌人的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他的长篇辩护词不仅揭露了新老殖民主义和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种种罪行，而且还提出了在古巴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卡斯特罗在狱中深入研读了马列著作，并秘密地把法庭上的辩证词写下来，这便是著名的纲领性革命文献《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5年5月15日，卡斯特罗及其战友在大赦中获释。6月12日，他们成立了以1953年起义日命名的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注：成立日期有不同的说法，此日期是根据阿·坎·纳瓦罗的前引书，第212页。）选出了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领导成员，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7月7日，卡斯特罗等人被迫流亡墨西哥。8月8日，在墨西哥发表了卡斯特罗亲自起草的《七·二六运动致古巴人民的第一号宣言》，号召人民以武装起义推翻独裁政府。
    卡斯特罗于1956年11月25日率领81名战友（注：Julio Le Riverend,Breve Historia deCuba,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1981,p.116.）乘游艇“格拉玛”号从墨西哥的图斯潘港出发返回古巴。他们于12月2日在奥连特省南岸科罗拉多斯滩登陆，同政府军展开了激战。起义者经过几昼夜的英勇奋战后向马埃斯特腊山区转移。随后，卡斯特罗宣布成立起义军，从此开始了游击战争。
    革命者在山区得到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开始在那里扎根。1957年1月，卡斯特罗组织了对拉普拉塔河兵营的袭击并取得胜利。2月，七·二六运动召开了登陆后的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平原战斗小组来支持游击队的斗争，并从游击根据地发出了第一份告古巴人民书。5月，起义军对埃尔乌维罗兵营发起攻击，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次战斗的胜利使游击队声威大震，表明起义军“已经成长起来了”。（注：Ernesto CheGuevara,Reminiscence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ary War,Monthly Review Press andGeorge Ellen & Unwin Ltd.,London,1968,p.120.）此后，游击队不断壮大，并建立起稳定的根据地。7月，国内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劳·奇瓦斯和费·帕索斯上马埃斯特腊山同卡斯特罗会谈，共同发表了《马埃斯特腊山宣言》，宣布反独裁的革命爱国阵线的成立。
    1958年年初，在阿瓜松林的第二次战役后，起义军完全解放了马埃斯特腊山区西部。于是，卡斯特罗部署以马埃斯特腊山区作为第一战线，由他亲自领导（埃·切·格瓦拉是这一战线的第四纵队司令）；在克里斯托山区开辟奥连特省第二战线，由其弟劳·卡斯特罗领导；另以一部分兵力向圣地亚哥城郊挺进，建立第三战线，由胡·阿尔梅达领导，游击斗争开始向古巴东部地区扩展。同年3月，古巴42个群众团体的数千名代表发表联合宣言，要求巴蒂斯塔下台。4月，七·二六运动等联合组织了一次总罢工，但由于各派政治力量协调不够和没有充分发动工人而失败。5月，巴蒂斯塔乘机对游击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但被彻底击溃。7月，七·二六运动同大多数反对党派在委内瑞拉首都举行会议，签署了《加拉加斯协定》，建立“革命民主人民阵线”，推举卡斯特罗为起义军总司令，从而实现了反独裁各派力量的联合。起义军在粉碎了夏季攻势后军事形势大为改观。8月，卡斯特罗下令向西部进军。卡·西恩富戈斯和格瓦拉分别率领各自的纵队离开山区，前往古巴中部的拉斯维亚斯省作战。与此同时，根据地的建设也在有序地进行。10月，卡斯特罗颁布了名为“第三号法令”的第一个土地改革法，把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注：Carlos RafaelRodriguez,Cuatro anos de feforma agraria,Cuba socialista,no.21(Mayo 1963).）12月，起义军攻克中部重镇圣克拉拉，并继续向西挺进，直指首都哈瓦那。1959年1月1日凌晨，巴蒂斯塔仓皇逃往国外。起义军在全国总罢工和首都武装起义的配合下进入哈瓦那，推翻了独裁政权，宣告古巴革命的胜利。
    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基本上代表广大学生，同时也在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中吸收力量。（注：参见《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二册），第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原名为革命指导委员会，其前身是大学生联合会。1922年12月，哈瓦那大学的学生创建了大学生联合会。以大学生联合会为代表的学生运动是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斗争的三支最具激进思想的政治力量之一。在该组织的基础上于1955年最后的几个月成立了革命指导委员会。1956年2月24日，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兼革命指导委员会总书记何·安·埃切维利亚发表演说，公开宣告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发表了该组织的《致古巴人民书》，提出其政治纲领，内容包括武装起义、彻底改造古巴社会和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等等。
    然而，革指委的斗争策略同七·二六运动是有区别的。革指委以城市、特别是以哈瓦那的斗争为主，采取袭击个人的办法，认为从肉体上消灭独裁者具有决定意义。七·二六运动则认为，决定性因素在于在全国群众斗争的支持下到山区开展武装斗争。但两个组织没有把重点放在分歧上，而是求同存异，以各自的方式打击独裁政权。
    为了实现上述策略，革指委的战士40余人于1957年3月13日攻打了总统府，目的是刺杀巴蒂斯塔。那天，虽然袭击者已经到了总统府的第三层楼，但巴蒂斯塔已闻风而逃。在攻打总统府的同时，埃切维利亚率领一个小组攻入广播电台，宣读革命宣言。当他们完成任务返回驻地时，同反动警察遭遇，在交火中埃切维利亚中弹牺牲了。为了纪念这一事件，革命指导委员会改名为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
    从1957年11月初起，三·一三革指委转变了策略，开始建立游击阵线，后来同七·二六运动的起义军汇合。
    合并经过和原因
    革命胜利后，上述3组织在巩固政权、重建国家的共同斗争中经过密切合作和充分酝酿，决定考虑合并问题。为了顺利进行组织的合并，需要首先求得思想上的统一。培训干部，提高其马列主义水平便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在卡斯特罗和罗加的共同倡议下于1960年12月成立了具有党校性质的“革命指导学校”，以培训3组织的干部。当时全国共设立了12所这样的学校，由人社党的领导人之一利·索托负责。教材有罗加所著的《古巴社会主义基础》等，在首都的学校由人社党的另一位领导成员卡·拉·罗德里格斯等人授课。（注：Hugh Thomas,TheCuban Revolution,Harper & Row Publishers,New York,pp.535～536.）1961年6月，人社党作出了自行解散并于七·二六运动和三·一三革指委共建新党的决定。后两个组织也随即作出了类似的决议。接着，3组织合并成“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此前，七·二六运动和人社党的青年组织已先行合并了。3组织的具体合并工作是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进行的。待各省市的统一组织建立后，于1962年3月9日成立了中央机构——全国指导委员会。委员共有25人，其中来自原七·二六运动的13人，原人社党10人，原革指委2人，卡斯特罗担任第一书记。（注：JorgeI.Dominguez,Cuba:Order and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78,p.210.）同年5月，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改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在1965年9月底至10月初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决定将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并决定建立中央委员会，卡斯特罗继续担任第一书记。两大组织各自的机关报合并后取名为《格拉玛报》。至此，一个新的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在古巴诞生了。
    关于革命胜利后3组织要求合并和能够合并成为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新一代共产党人的出现。自1953年以来，领导古巴革命的主要组织是七·二六运动及其前身。在该运动中，以菲·卡斯特罗、劳·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卡·西恩富戈斯等为代表的领导人早在学生时代和其后的革命实践中便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学说，并把它运用到古巴的具体条件中去。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他们坚决拒绝中右势力的同路人反对人社党参加统一战线的要求，维护了老共产党人的革命权益。这时，正如卡斯特罗所说：“马列主义学说虽然尚未成为我国开始走上革命武装斗争道路的所有人的普遍思想，但已是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注：FidelCastro,Informe del Comite Centr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al PrimerCongreso,Departamento de Orientacion del Comite Central del PCC,LaHabana,1975,p.26.）然而，由于策略的原因，他们在取得政权以前没有公开提出搞社会主义，也没有强调自己的政治信仰。不急于公开提出革命的长远目标是七·二六运动主要领导人一贯的策略思想。早在1958年，卡斯特罗在巴埃斯特腊山上就对来访的人社党代表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党“把革命的目的规定得过于明确，从而使敌人有所提防”（注：C.R.Rodriguez,LaRevolucion Cubana y el periodo de Transicion,quoted in H.Thomas,The CubanRevolution,p.270.）。1975年，卡斯特罗在回顾革命前的历史时说，那时在古巴的社会里“充满偏见和警察以及帝国主义”，古巴第一个共产党的革命战士遭受了“可怕的隔绝和排挤”。因此，七·二六运动的革命者只能宣布“提上日程的革命运动和人民对此已有足够准备的目标。如果在起义斗争时期提出搞社会主义，人民还不会理解，帝国主义就会对我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注：FidelCastro,Informe del Comite Centr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al PrimerCongreso,Departamento de Orientacion del Comite Central del PCC,LaHabana,1975,pp.26,28.）。他先前在另一场合形象地说，“当然，要是在那时，即在我们登上图尔基诺峰（注：古巴岛的最高峰，位于马埃斯特腊山脉。）时，我们的人数屈指可数，要是我们在那里开始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我们未必能从图尔基诺峰上走下来。”（注：《卡斯特罗言论集(1961～1963)》，转引自阿·弗·舒利戈夫斯基编：《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拉丁美洲》（上、下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未出版的中译稿第3章第一节，孙士明、蔡同昌等译，1992。）
    革命胜利后，以他们为首的革命政权领导古巴人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在斗争中不断革命化和进一步成熟。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通过革命本身，我们自己日益革命化。通过革命本身，我们已愈来愈革命化”（注：参见《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二册），第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这样，在反帝反独裁斗争中出现了以人社党为代表的老共产党人和以七·二六运动领导层为代表的新共产党人同时并存的局面。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新老共产党人的联合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第二，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垮台后，成立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临时政府，包括反对旧政权的主要阶层和政党的代表人物。以七·二六运动为首的革命力量本来希望通过这一新的政权逐步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但事与愿违，临时政府成立后，这些身居要职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人士根本不愿意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对任何改革措施都加以阻挠，这便使七·二六运动等革命组织和广大工农群众不得不同他们进行斗争。政府总理卡多纳和总统乌鲁蒂亚在最初的半年多时间内先后离职。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坚持革命和反对革命的斗争日益激烈。在很短时间内，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中都迅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营垒鲜明。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并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反对革命的势力眼看革命潮流难以阻挡，便纷纷诉诸武力，以各种非法形式、包括组织暴乱来同革命政权相对抗，其反抗程度和规模在古巴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引人注目的是七·二六运动等革命组织内部也发生了深刻的分化。曾经参加过反巴蒂斯塔游击战争的七·二六运动和革指委的极少数人，强烈反对革命政权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沦为革命的敌人。因此，1959年至1960年国内革命和反革命的激烈斗争要求坚持革命的3个组织联合起来，以打退反革命势力的猖狂进攻。
    第三，为抗击美国侵略。革命胜利后古巴临时政府对美国的政策是保持正常友好关系。1959年4月卡斯特罗还亲自率团访美，表示了古巴革命政权的诚意。然而，美国出于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心态，对在自己长期控制下的古巴爆发的革命，从它取得胜利之日起就感到不快。1959年1月，美国敞开接纳古巴反革命分子到美国“避难”，让他们在美国继续进行反古活动。同时，美国对古巴镇压反革命横加指责，并唆使多米尼加反对古巴。美国不断派遣特务同古巴反革命分子相勾结，进行破坏生产、暗杀领导人、阴谋策划暴乱等颠覆活动；从美国起飞的军用飞机到古巴进行轰炸。1959年4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会见卡斯特罗后立即向其同僚建议，应马上把古巴流亡分子组织起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注：Ibid.,p.430.）同年5月，美国在古巴以南的天鹅岛建立反古电台。1960年3月，美国在哈瓦那港阴谋策划了货轮“库布雷”号的爆炸事件。美国操纵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施加压力；而美国自己则使用封锁禁运等经济手段，扼杀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与此同时，美国加紧秘密准备雇佣军的直接入侵活动。古巴革命处于空前的危险之中。这样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求古巴的革命力量高度统一，以对付随时可能来犯的敌人。1961年4月7～19日果然发生了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战役。
    在美国加紧扼杀古巴革命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在1959年至1961年上半年，古巴存在着分布于3个革命组织的新老共产党人，将这些革命力量集中在统一的共产党内，形成一个单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将有助于更好地争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而这种支援对古巴有效地抗击美国侵略是必不可少的。卡斯特罗后来说：“如果没有苏联人民慷慨坚决的援助，我国就不可能在反帝斗争中生存下来。”（注：Fidel Castro,Informe del ComiteCentr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al Primer Congreso,Departamento deOrientacion del Comite Central del PCC,La Habana,1975,p.47.）
    第四，3组织的共同要求和愿望。革命前，虽然3个组织都有大体相同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它们的革命策略各不相同，因而不可能结合在一起。革命胜利后形势不同了，出现了合并的有利条件。在1959～1960年国内外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古巴革命在急剧地从民族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3组织的共识是，既然大家都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还要“订出两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呢”（注：参见《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二册），第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显然，统一后能够优势互补，消除摩擦，更好地安排和调动干部，以满足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在统一工作中，3组织、特别是人社党和七·二六运动的相互尊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社党不仅在其“八大”上充分肯定了卡斯特罗的历史功绩，而且积极支持他把革命向前推进。在3组织合并前，人社党总书记布·罗加明确表示，将来统一党总书记的人选不可能有比卡斯特罗更好的人。（注：Hugh Thomas,TheCuban Revolution,Harper & RowPublishers,New York,pp.595.）同样，以卡斯特罗为首的七·二六运动的领导层则认真继承了老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把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作为他们的“老师、启蒙者和斗争中的榜样”，正如卡斯特罗后来所说：“这是我国革命的一条重要经验。”（注：FidelCastro,Informe del Comite Central del PartidoComunista de Cuba al PrimerCongreso,Departamento deOrientacion del Comite Central del PCC,LaHabana,1975,p.20.）1960年前后，在革命政权中已经有大量的人社党干部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卡斯特罗在古共“一大”上的中心报告中对其他两组织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古巴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七·二六运动的功绩。把我国工人阶级最优秀分子组织在一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也付出了血的代价，许多党的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战士们多次采取了像1957年3月13日攻打总统府那样的英勇行动，并积极参加了起义斗争。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后来就是从这些组织中产生出来的。”
    几点结论
    第一，古巴共产党建党历程的独特性可概括为“先掌权，后建党”。这种方式有别于传统方式，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罕见的，堪称独树一帜的“古巴模式”。产生这一模式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由于种种原因在革命形势出现时未能走在斗争的最前列，而组织以外的新一代共产党人成长起来，担任了斗争的主角，领导了夺取政权的任务。在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新老共产党人从组织上联合起来，共创新的共产党。
    第二，面对古巴革命的这一特点，国际上具有不同色彩的学者纷纷提出“偶然论”“例外论”“中间阶级领导论”“农民革命论”等各种各样的论点，企图从各自立场出发来进行解释，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普遍意义，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因而是错误的。（注：详见(16)，中译稿第3章。）他们共同的理论缺陷是没有看到新一代共产党人的出现，因而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我们认为，古巴模式的出现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反而丰富了它，这一模式正是古巴新老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同古巴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第三，古巴3个革命组织的合并，是古巴革命处于从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转变的关键时刻古巴新老共产党人作出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对古巴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由此派生出古巴政治生活中的其他特点。例如，虽然古巴同中国、越南和朝鲜等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但惟独古巴没有民主党派，没有政治协商性质的机构。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古巴革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第四，以卡斯特罗为代表的新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和取得政权初期有意识地不提出社会主义目标是一个成功而英明的决策。这是古巴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卡斯特罗革命谋略的亮点之一。如前所述，他曾多次讲到这一问题，那就是不急于提出过分激进的纲领将有利于团结更广泛的阶层和政治力量，同时又可麻痹敌人。革命胜利初期，美国的决策者们在内部曾长时间地争论古巴领导人是不是共产党人，对是否立即搞掉古巴新政权举棋不定，（注：See TheodoreDraper,Castroism:Theory and Practice,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NewYork,1965,pp.223～253;Hugh Thomas,The Cuban Revolution,Harper & Row Publishers,NewYork,pp.413～434.）从而使古巴革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巩固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胜利地渡过了最危险的时期，按预定的目标继续前进。

《拉丁美洲研究》2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