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怎么抽丝:总理看到了物价问题的关键

总理看到了物价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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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的正确地认知问题，现在看来，总理对物价问题的认知大体是正确的。在回答《华尔街日报》记者提问时，总理回答的很好。第一，他告诉世界，通胀是全球性的，核心原因是“某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造成汇率和大宗物资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美国，是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这是美国逃不开的责任。

第二，他告诉国民：“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难以控制的”。没错，因为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致使工业原材料成本上涨，由此引发的价格上涨我们根本控制不了，而且对中国影响巨大。这种通过期货市场价格上涨而引导现货价格的上涨，属于金融市场的传导，是以预期为特征的传导，是在光速之下的传导。完全不同于产业资本决定价格的时代，那时价格上涨的速度要慢得多，传导也相对缓慢。

输入型通胀是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组成部分，而国内的劳动力成本提高，货币相对偏紧，实际也导致了工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也造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胀，温总理管它叫“结构性通货膨胀”。

第三，他告诉国民，我们需要管住自己的通胀成因。比如“消除物价上涨的货币原因”。这实际是说，要消除物价上涨的人民币因素。但是，我们消除不了美元因素。而美元因素已经使欧洲CPI突破了2%；前几个月，世界粮价上涨15%，如果再加上西亚北非局势的影响，油价高企超过每桶100美元。才是主要原因。

要向全中国人民讲清通胀诱因，否则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就不会充分理解，就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们会把物价上涨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政府无能，并借此离间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制造社会动乱。

如何应对当前复杂的物价形势？总理依然强调“经济和法律的手段”，但同时并未放弃行政手段。重点是保住“菜篮子、米袋子”。

对于房价，温总理的三大药方基本都在实施了。第一，消除房价上涨的货币基础；第二，运用财政、税收和金融的手段来调节市场的需求；第三，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但是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政策基础上，房价上涨恐怕很难，而要让他下跌恐怕也很难。因为，房价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因――“土地财长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至于汇率问题。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升值57.9%。中国坚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来进一步加大人民币浮动的弹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这种升值还是渐进的，因为它关系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就业，我们要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国务院恐怕还要加深理解。因为，用一般贸易逆差对冲加工贸易顺差必然导致人民币高估。尽管现在还不严重，而且我们会有大量外汇储备顶着，但长此以往，随着高估程度不断加大，那势必会出现人民币贬值压力。

我们还关注到总理对就业问题的关注。这对中国而言，格外醒目。经济发展速度、就业与通货膨胀三者之间有密切联系。经济发展速度高，就业人数就会多，但通胀的压力也会大。经济发展速度低，就业人数少，但很容易使经济走向衰退。我们必须在这两条道路当中走出一条光明的路，把它们有机地连接起来。

这实际是经济学早已有过论述的经济问题。这所谓政府宏观经济目标的矛盾性，需要政府依据实际情况选择重点，时时刻刻都要解决平衡的问题。

首先，中国经济有质量、有效益地实现7%的经济增长是不容易的，而且由于基数已经比较大，现在实现7%的增长所能容纳的就业人数，不一定比过去10%增长所能容纳的就业人数要少。

其次，放低对经济增速的要求，关键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解决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使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环境和资源相适应”。

总体看没有问题，但实际会不会引发其它问题？比如，劳动力价格的高涨，会不会迫使企业更多地使用机器生产，从而是劳动力使用量大幅减少？会不会引发企业向高端产品升级，从而放弃原有在中低端消费品――人类生活必需品方向的着力？如果这类问题出现，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会因此而提高，也占不到便宜，因为高端消费品的国际竞争同样激烈。

当然，中国可以通过“重视发展服务业，包括生产服务业，这些都可以容纳更多的就业”；可以通过发展中小企业，主要是科技型的小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也因当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以适应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需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日益严重的“用工难”问题，看到中国正在走向“高成本期”的问题，否则，新的严重失衡很快就会出现。

总理说：我们一定想办法，在经济增速比过去低的条件下，解决中国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这对政府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们完全有决心能够办好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总理的承诺是否考虑过：中国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减速对就业构成的压力，而更重要的是“高成本期”，原有单位用工必然大幅减少用工的压力。实际上，这是双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