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啸卿为什么没有实权:1940年代末毛泽东考校田家英：什么是政治？

人的解放，带来了对社会的真心诚意的认同。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上，邓颖超向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左）表示深情慰问。此时距刘少奇已去世已近11个年头（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08年12月24日版，口述：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采访整理：郭力，原题：《人的解放：改革开放的第一步》

有了解放人的这一步，我们这个国家及其政权的社会基础，才有可能在1978到1980年的3年之内大幅度地扩张，敌人急剧地减少。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包容性，在改革开放初那个艰难的阶段，全社会根本不可能上下同心、官民一致，不可能充满那样的朝气和信心

“文革”发动前夕，田家英有一次跟李锐提到1940年代末时他跟毛泽东的一段谈话。毛泽东问他，什么叫政治？田家英当时也没有答出个所以然来。

什么是政治，这不是个平常的问题。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政治的智慧，在于怎么令敌人越来越少，令同志越来越多。

两个环节：解放思想、解放人

很多人会把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国从“文革”的阴影走出来，是同时经历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思想的解放，而意义更高的是另一个环节，是人的解放。

解放人比解放思想更难。解放思想相对抽象，而解放人直接触及到具体的人，是可能直接得罪人的。因为在30年前，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界定非常清楚，解放人远比解放思想更牵动着实际的利害关系。

当时最紧要的问题，就是怎样重建国家的社会基础。

回想1976年前，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一个阶层是在被打击的范围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团体在政治上是安全的。起初是“红五类、黑五类”，到了“文革”末期，“黑五类”已经扩展为“黑九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政治上被降为“负资产”，其后代也被剥夺了升学、招工、升迁的机会。

从1978年开始，从给高级干部平反，到知识分子，再到“地富反坏”，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每解放一种人，就给全社会送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这“类”人从此不再是国家政权的敌人了。

但是人的解放，风险极大，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胡耀邦做中组部部长时讲了句名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就是冒政治风险。当时，每次解放具有代表意义的大案子，就有人说这个案子是毛主席批的，那个案子是有案可查的。每一个案子，都有具体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而且迫害者每每都用听上去极其崇高的理由，来阻挠平反。

回头来看，有了解放人的这一步，我们这个国家及其政权的社会基础，才有可能在1978到1980年的3年之内大幅度地扩张，敌人急剧地减少。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包容性，在改革开放初那个艰难的阶段，全社会根本不可能上下同心、官民一致，不可能充满那样的朝气和信心。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时代。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思潮基础。文革刚结束时，不管是哪一批被打倒的人，他们在经历了“文革”最后一阶段的时候，终于都认识到：如果这台“斗争机器”再这么运作下去，最后将不会有幸存者；每一批操纵“斗争机器”的人都可能成为这台机器吞嚼的对象。这是个很重要的共识，尽管这个共识后来慢慢又被淡化了。

一个政治体系越包容就越优越

政治科学上有一个重要原则，一个政治体系，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越来越多包容性，越来越少排斥性。这是被全世界几百年来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正反经验所反复证明了的。

南非施行了那么久的种族隔离，到了被全世界指责的地步，什么时候有了伟大的转折？就是曼德拉带领国家终止隔离后，马上提出“真相与和解”。曼德拉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是用黑人报复白人的办法来解决以前积累下来的仇恨。他明确指出，所有和解都要求更大的包容、更小的排斥，然后才得到更多人对新政权、新制度的认同。另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最难解决的是种族关系，它牵连的社会冲突变成政治上最不易解决的老大难问题。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而40年后，黑人政治家当选为总统成为政治大和解的最突出标志。赖斯、鲍威尔先前已经占据了高位，但他们是被任命的，而能不能在民选的基础上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才是一个政治体系的社会基础是不是包容广泛的标志。

任何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的建设、技术上的发展、教育上的扩张等等，但我认为最重要同时也是最艰难的，是建立一个更包容的政治体系，而且在制度层面不断地更加包容，更少排斥，这乃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30年前的中国，整个社会都全心全意地期待变革。所以回看改革开放的头三年，或许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人的解放，带来了多少对社会的真心诚意的认同。因此，我也更加觉得，我们应当能够从南非、美国的政治经验中，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找到如何推进更包容的政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