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县纪行——一个贫穷的藏族村寨的见闻

遭遇理县，完全是一次意外。在成都时偶然听柳老师说起的一个贫穷的藏族村寨，让我们同这个静静地躲在川西群山中的不起眼的地名，第一次发生了联系。

理县，这个位于汶川西侧，同属阿坝州的山区小县，显然并没有像汶川一样一震成名。虽然距离成都只有160公里，但即使是对于很多成都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雪山，高原，地震，泥石流，喇嘛手里的转经筒，篝火旁的牦牛肉，素未谋面的理县，在我们的脑海中就是被这样一个个略带神秘色彩的词语模糊地建构着。而山区、地震、民族等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更是激发了我们一探究竟的兴趣。虽然时间仓促，但简单的准备之后，我们终于踏上了此次理县之行。

交通不便，成了我们此行的第一个印象。由于几乎找错了车站，我们直到上午九点半才得以出发，而这已经是当天的最后一班进山汽车了。而且据说是由于修路，进山的车都是隔天才有的。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对于进山的道路不禁又多了一层担忧。

但是前三个小时的路程几乎很快打消了我们的担忧。当林立的高楼渐渐疏远，层叠的山峦开始遮住我们的视线，道路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变得崎岖。新修成的高速公路跟平原地区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不断长高的山脊和汹涌盘转的浊江，提醒着我们已经进入了邛崃山区。因此，即使是铺满了山体和江滩的乱石，也没能让我意识到，这就是两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地震的遗迹了。

直到映秀镇。若不是立在岷江边上废弃公路中央的那块著名的巨石，恐怕没有人能够认出，眼前就是震中映秀镇了。这个在震后救援部队花了几天的时间才得以进入的地方，如今只是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没有了照片上那些震后的断墙残垣，取而代之的是路边清一色的三层小楼，崭新的外墙上漆着统一的羌族图饰。偶尔还能见到塌了半边的简陋老房，它们同断桥、残路和乱石一起，作为地震博物馆保留了下来，供中外的游客参观。

的确，从映秀至汶川，我们都成了真正的游客。坐在平稳舒适的大巴车里，地震只不过是博物馆里安静的陈列品，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不可触摸。人们欣赏，感叹，然后离开。当人们注视着地震，身边是却是现代化的公路和新县城，于是免不了再加几句歌功颂德。像极了一座动物园，你看到的是动物，快乐却来自对人类自身的欣赏。

成都到汶川，三个小时的路程，比起生活来可算平稳得多了。然而生活一旦继续，平稳也就到此为止了。刚过汶川县城，路况马上变得糟糕起来。公路变成了两车道的，而且由于修路的缘故，许多地方仅容一辆车通过。一路上尘土飞扬，飞石和滑坡的警示牌也开始屡见不鲜，而剧烈的颠簸让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拍照的打算。车速开始慢了下来，剩下的这段不算太长的路程，我们又走了另外的三个小时。

同样是震区，但是比起震中汶川来，理县的确又是另一番光景了。不仅高速公路到此为止，前面整齐地排在路边的新房也不再常见了。没有了“××羌寨”的醒目标志，只是在远远地山腰上隐隐可见一片片灰色的传统村落。鲜明的反差之下，究竟哪一个才是震区的真正面貌？

到达理县车站，是下午三点半。此时应该是这里全天最热的时间了。高海拔和干净的空气让阳光显得更加强烈，晒在皮肤上微微有灼烧的感觉。然而温度并不高，虽是盛夏，也不过二十几度的样子。相比起湿热的成都，我们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不仅是气候，这个群山深处的县城在各个方面都显示着它与外界的不同。

车站很小，这是意料之中的，毕竟理县不过是个只有四万人的小县，而县城人口更是只有两万。于是，在只有两排座椅的狭小的候车厅里，我们很容易地找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吴老师。

吴老师大概六十岁左右年纪，被阳光晒成暗红色的脸膛体现着一个山里人的健康，也向我们暗示着他的藏族身份。而除此之外，他那一身简朴的穿着，尤其是头上镶着五角星的旧军帽，同毛时代的普通农民再无区别。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吴老师所在的科多寨，距县城还有八里山路。

上山的路要穿过县城。县城被一条大江分成两半，车站所在的是震后重建的新城，隔江相望则是被地震摧毁的老城。新城与汶川相比要稍差一些，但也算得是高标准了。宽阔的街道，成片的住宅区，新修的理县中学更是够得上沿海地区的标准，江边甚至还有景色优美的公园，一个城市应有的一切，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唯一缺少的，却是人。空荡荡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行人，只有沿街的店铺中，有三三两两的老人偶尔同吴老师打着招呼。这是一个小到可以让所有人互相认识的地方。此刻我才突然意识到，七万人的死亡，对于这里意味着什么。

过了江，便是老城了。这里甚至很难称得上是一座城。凹凸不平的土路，布满裂痕的两层小楼，只有在一条被称为老街的路上，新铺的水泥还没有晒干。老街旁又见到了一路上常见的那种新式房屋，只不过这里的工人还在紧张施工。据吴老师说，这些房子都来自政府的拨款。

上山之路却并不艰难，一路上都是新修的水泥路。这或许是得益于山中丰富的资源吧。

山路是沿河而建的，这是山区常见的方式。由山泉汇集而成的河流顺谷流下，冲击形成的宝贵平滩便成了人们定居的地方。而河流给人们带来的还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我们身边的这条河如今的水量并不算大，据说这就是由于上游建了水电站的缘故。

水电站，算得上是这样的山区小县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了。这条河上的水电站，发电量可达6000千瓦，算下来一年便是800万的收入。这似乎确然是称得上是“发展”了。然而，当地居民却对这种发展显得不以为然。像这样的水电站，并非由当地人所有，而是被外来的老板占据，甚至连工人往往都要从外地招来。而这些老板占有资源的代价，不过是每年给村里的3万元钱。但就是这三万元也只是村里的干部私下收取的，村民们谁也没有见到过。就这样，自己家门口的资源，却成了别人的摇钱树。

如果说资源被掠夺还只是经济上的损失，那么环境的破坏则带给了村民们更大的灾难。在上山的路上，我们见到了一座弃置的铅铁矿场，黑色的矿石没有进行任何处理，被直接堆在山坡上。更大的污染来自山上的金矿。这个被德阳地质队发现，随后私自卖给个体老板的金矿，如今同样只是每年付给地方干部几万元。然而分文未得的村民，却因为金矿带来的化学污染，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河水。面对这样的情况，村民代表去县里抗议，却被派出所抓走。于是，没有任何抗争经验的山里人，只好选择了忍气吞声。

这里不缺少财富，但这里的人们却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与空荡的城市相比，空心的经济或许才是真正的问题。

而彻底把这里的村民掏空的，恐怕还是两年前的这场地震。

有人说，地震对死者是一场灾难，却让幸存者过上了好日子。对于山下的一些人来说，或许确实如此。然而在山里，我们见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

山里也有一部分人因震得福。比如这个村子的上一任书记，震后的救灾款刚刚拨下来，便举家搬去了成都。而留下来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上山的路上，我们在一户农民家里歇脚。户主邓文知已经接近七十岁了，和弟弟合住。他们原来的房子在地震中被完全毁坏，我们看到的是震后重建的新房。修这座房子总共需要十几万元，而国家给的第一批补助却只有两万，第二批的两万元至今还没有拿到手。为了盖房，家里不仅花光了八万元的积蓄，还不得不贷款四万元。兄弟两人都是五保户，但每个月只能拿到五十元左右的补助，生活艰难。震后政府曾发动民兵参加清理工作，但兄弟两人为此每人只得到500元。清理工作政府拨款十多万，但按照20个民兵每人500元计算，实际发下来的只有一万。

我们随后又遇到一位正在路边采花椒的老人徐光才。虽然地震没有彻底毁坏他的房子，但从前的房基地却被政府要求复耕。而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补偿，仅仅是原来房子的维修费5000元。老人说，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大多数农民无法完全按以前的标准重建，倒是一些干部家庭，即使房子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也要择地再修一套新房。

地震让这里的村民失去了亲人，而如今的重建又掏空了他们的财产。打工，成了很多农民被迫的选择。

我们一路上随处可见正在修路的工人，其中一部分是来自湖南的援建人员，还有很大一部分便是当地的农民。农民在工地上打工，每天可以挣六十元左右。我们与正在休息的农民聊天，得知这条路的重建国家拨款百万，其中工钱按人数算下来只占很少一部分，更多的是原料和运输的费用。但事实上，由于石料更多的是就地取材，材料费算下来也不过几万元而已，剩余的大部分资金便不知去向了。

这些都是我们在沿路上看到的情况，而到了山上的寨子中，情况又是远远不如了。

水泥的道路在距离科多寨还有一里的地方断了，通往山上的只有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只能步行通过。有几段道路更是被土石埋住，更加难以通行。其实在地震之前，这里还有一条石子路，是从前村民集体修筑的。现在还可以看到被埋在土中的碎石子，那些都是村民自己开采的石料。而地震将路毁掉之后，这里的交通再也无人过问。

我们直到七点半才到达科多寨，在这里，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在村民小王的家中，摆了两桌的丰盛饭菜让我们有些受宠若惊。从房子的情况来看，这里的条件显然比山下更差一些。房子是石头砌成的，虽然宽敞，但是整个客厅里除了一台电视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摆设。在后来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小王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从邻近县过来的上门女婿。为了盖房，被认为是“很能干”的小王花光了几年来打工所得的积蓄，然而不幸的是，房子刚刚盖起来不久，他的妻子却离家而去，仅有的一个孩子更是十个月大时便死于地震。家破人亡的打击下，如今的小王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不幸的人在这里还有很多。第二天我们在村里又见到了一位羌族青年王海清。在地震中房子倒塌，他为了保护四岁大的孩子，腰椎被石头砸断。如今他的双腿都没有了知觉，下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看到这种情况，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只留下他孤苦一人面对漫长的生活。由于失去了劳动能力，他只能靠父母和两个姐妹的接济为生，日常的起居也要姐姐在身边照顾。残疾之后，王海清也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助，只是每月领取六十元的低保。房子在地震中毁掉，村里非但没有帮助重建，反而阻挠他在山下寻找宅基。如今他住的简陋的土房，还是好心的邻居帮忙建起来的。更让他心寒的是，在绵阳住院期间，有个自称张霞的女孩曾经找到他，说自己是大学生，可以以他的名义去寻求捐款。然而筹到三千元钱后，他却再也联系不到这个女孩。今后的生活还长，他只能希望多学些文化知识，想办法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他的心底，依然埋藏着重新站起来的梦想。

或许，吴老师是值得我们专门花些时间来介绍的。生于1948年的吴老师，是同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17岁开始，吴老师担任过村里的多种职务，参加过民兵，文革时期也成为了红卫兵中的一员。这是同时代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然而，在普通的经历背后，特殊的身世却赋予了他不普通的意义。

吴老师的岳父曾经是当地的土匪头子，与当时控制整个阿坝地区的大土匪苏永和过从甚密，说起来也算得上是一个颇为了得的人物了。那个时代，整个藏区都处在土司和土匪的控制之下，势力最大的土匪甚至可以同成都的胡宗南分庭抗礼。在国民党退避台湾后，也曾试图把这些土司和土匪的武装变成其在大陆的代理人。

当时的藏区普遍实行奴隶制度，与这些贵族的庞大势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沦为奴隶的广大人民的艰难生活。在当时的制度下，奴隶吃的是残羹剩饭，待遇同牲畜没有什么不同。所有奴隶共同住在一个地窖中，黑暗寒冷，时常有人死亡，而死去奴隶的尸体便堆在其中无人处理。奴隶没有任何做人的权利，不准在主人面前吃饭，不准同上层人通婚，他们的子女也将继续成为奴隶。这些奴隶甚至连姓氏都没有，只有一个作为代号的名字。因此，这里的藏民如今用的都是解放后才取的汉族姓名。

吴老师说，红军长征时，四方面军就曾经过我们上山的这条道路前往米亚罗。在红军经过时，由于土司把共产党说成是吃小孩的魔鬼，所有的居民都躲到了其他地方。红军在此停留了一个月，打败了土司，把土地和牛羊分给从前的奴隶，并在当地建立了苏维埃组织，看到了翻身希望的奴隶开始渐渐拥护红军。然而好景不长，后来红军转移，从前的贵族又打了回来，重新掌握了权利。据说，当时带领红军后勤部队的张国焘儿子走在最后，在土匪的反攻中被打死。为此，张国焘曾报复性地在此杀了很多无辜藏民。

正是由于奴隶主黑暗的统治和共产党深入民心的政策，这里早在1946年就已经和平解放。奴隶出身的藏民纷纷加入解放军，其中一人后来还当上了成都军区的政委，成为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从前的土司和土匪，有些被判刑，有些则逃去了台湾。作为土匪的亲戚，吴老师的生活也受了一些影响。吴老师说，为了避免出身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他后来放弃了去城里当干部的机会。但除此之外，他的家庭并没有遭到更多不公平的待遇。夫妻两人过着和其它农民同样的生活，到今天为止他们显然都是受人欢迎的。

外界的人更加关心的，也许是宗教问题。共产党是否侵犯了当地人的宗教自由？当我们向吴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笑着走到家里的神龛前面。在这里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个神龛，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香火不断。让我们意外的是，吴老师把手伸到牌位的后面，居然取出了一个毛主席的半身像。“实际上，我每天拜的都是毛主席啊！”

吴老师说，如今的藏民虽然还保留着很多宗教习惯，但都是相信科学的。如轮回之类的宗教观念，只有少数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在相信。人们自觉地接受了科学，因为宗教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好处，毛主席带来的科学却实实在在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在我们看来，这种转变或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前的赤脚医生制度。到了山上我们中有人开始拉肚子，吴老师马上从家中找出一种中药来给他服下。这种药，就是几十年前赤脚医生传下来的方子。在这个从前往往依靠巫术治病的地方，赤脚医生带来的可谓是一次极大的进步。几十年过去了，今天这里的医疗条件仍然并不发达，在县城里很多常见的药都买不到，山里的人至今还在受惠于毛主席的制度。当地人对毛主席的崇拜，也正反映了当前时代的某种缺失。

正是出于这种对毛主席的感激和信任，藏民们很多时候甚至站在了宗教的反面。解放初期，达赖叛乱，当地人组建了藏民团帮助解放军，连当地的活佛也站在共产党一边反对达赖。破四旧时，红卫兵中也多是藏族青年。

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在村民中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情感。这种怀念，不是来源于信仰，更没有人对他们宣传，而是他们真正切身的体会。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这是一个事实。然而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毛主席把他们从奴隶制下解救出来，才是一切提高的基础。村民们说，在改革之初的几年中，大家还都是向往常一样的拥护党的政策，相信改革能够继续改善他们的生活。然而如今，趋于停滞的经济却让多数人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贫穷，几乎成了中国绝大多数山区无法摆脱的命运，尤其是在这样的西南边陲。在这里，我们很难看到平坦的田地，更多的是散布在山坡上的小块梯田。由于海拔高，这里唯一的农作物就是每年一季的玉米，以及花椒、白菜等少数副产品。尽管广泛使用了化肥，但这里的玉米的亩产只能达到几百斤。山里的花椒品质很好，但种植量并不大，而且由于交通不便，很难卖出好价钱。仅仅依靠农业，每个家庭一年只有两三千元的收入。而这还只是我们在河谷地带得到的数据。

其实，这里并非如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贫穷，这要感谢山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此处的深山里出产贝母等多种中草药，更是虫草的重要分布地。大量的村民靠进山采集虫草为生，近年来虫草涨价，村民由此每年可获利五六千元。虽然这种方式受益较高，却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只适合年轻人去做。而在地震中，很多人就是因为进山采药而遇难。

同全国大多数的农村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大都选择了外出打工。然而不同的是，这里的人去沿海地区的极少，更多的是在县城或附近地方，因此收入相对低得多。老人们说，因为这里的人受教育水平低，在外面很难找到工作，只能在本地干一些力气活。近两年湖南在此处援建，很多人便到援建的工地的打工，收入才略有提高，男人每天100，女人则更少一些。

教育，的确是农民面临的最大困难。在山区，教育资源的缺乏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吴老师家中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孙女读初中，孙子读小学。过去，每个村里都有学校，孩子们可以就近上学。但现在，这些学校都被撤除，所有孩子都要到镇上上学。而这里一个村子走通都要几十公里，上学成了一件极不方便的事情。很多孩子从小就要住在学校，住宿和生活的费用沉了家里沉重的负担。吴老师的孙女如今步行八里山路去县城上学，虽然近年来免除了学费，但每年的杂费也有几百元。而孩子花了钱接受来的教育，在很多家长看来却是不值得的。由于教学水平低，全县往往几年出不了一个大学生，高中对于他们来说就成了鸡肋。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后就进了技校，以求将来在县城从事一些简单的行业。

在下山途中，我们曾遇到一个双目近乎失明的村民。他的儿子是全县成绩最好的学生，刚刚被湖南民族学院录取，现在父子两人在都为了学费而四处打工。虽然脸上充满了自豪和喜悦，但一个大学生的未来却无人能够预料。

同村民短暂的交流之中，“发展”，是我们听到次数最多的一个词。不仅在此，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发展成了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题。在对“发展”津津乐道的人们众，既有意气风发的商业精英，也同样不乏苦苦挣扎的贫苦农民，每一个人都对未来充满了来路不明的信心。然而，我们的未来真的如想象中那样光明吗？

两天下来，我们不断听到吴老师对未来的规划。发展林业、养殖，改善交通，有钱后甚至可以开发旅游，把这里建成一个避暑胜地。但这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实际行动却困难重重。除了专业知识的缺乏，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规划是很难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的。而集体，在广大的农村早已不复存在。

从我们刚刚踏入这个山村的那一刻起，这里的人们就带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在今日的农村，我们早已习惯了人情的淡漠和道德的缺失，而这里却是不一样的。在路边的人家，我们总是可以得到热情的接待，甚至会被留下来吃饭，这让同样出身于农村的几个同学惊讶不已。这里的风俗习惯同样证明着人们之间的深厚感情。虽然如今的藏民大多接受了汉族的生活方式，从服饰到语言甚至宗教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但舞蹈这一传统的仪式却被保留了下来。不仅仅是保留，这里的羌族和后来迁入的汉族村民在这一点上反而被藏族同化，每逢喜庆的日子，村民们不分民族都会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即使贫穷的人家场面依然热闹非凡。

这种纯朴的民风固然是由于广泛的亲戚关系，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来源于长期的生活习惯。奴隶制度下，所有人原本就是从事集体劳作，而三十年的公有制更是让人们亲如一家。而如今改革开放正在剧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生活。

分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产方式，让小农思想得以滋生，人们开始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政治制度的变化则直接冲击着这里的社会关系。在这个闭塞的地方，竞选村官甚至不用花钱拉票，只需一番游说便可以得到一个职位。善良的村民认为职位是无关紧要的，靠传统的家族关系就可以维系正常的秩序。就这样，“思路灵活”的人当上了干部，公共权力进入了个人手中。当我们努力地向现代化的西方靠拢，民主不但没有实现，各种腐败反而随之而来。在震后的重建中，所有的问题都直接指向了腐败。被克扣的补偿，去向不明的建设费用，以及少数人不正当的获利，共同导致了灾民的破产。而长期以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在时间中被慢慢腐蚀。

如今，一场地震将基层的腐败彻底暴露出来，很多村民开始意识到，自己今天艰难的生活，正是由掌握了权力的少数人所造成。救灾款被各级政府私吞，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广大的灾民却要承担着命运的不公。每一场灾难之后，人们总是会为，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穷人。而在这里，答案已经很明显，因为穷人没有权力。

如今，吴老师和几个村民已经行动起来，他们打算竞选下一任的村官，保障村里每个人的应有权益。他们相信，只要人们团结起来，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现实仍然是令人担忧的。在我们同村民的接触中，虽然很多人意识到改变现状的迫切需要，但他们浑浊的眼神中，对团结、民主、监督这样的词语显然不甚理解。或许，政治对他们而言，实在是太现代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谁又能保证人们在金钱面前不被分化？在一个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里，英雄主义毕竟难以持久。即使放眼世界，这种来自“发达国家”的制度，也从未解决过任何穷人的问题。我们真正需要的，将是一种彻底的变革。

我们此次的理县之行只有两天时间，但这两天之中所看到的一切却足以带给我们深刻的震撼。这震撼来自那深深的群山，更来自群山之中的人民深重的苦难。

回成都的路上，再次经过汶川，我们见到了一队大学生模样的志愿者，步行在公路旁边。进山的汽车站中，也不乏外国人的身影。这里并不缺少目光，甚至大有成为旅游城市的趋势。有人注意到，在新建的汶川县城中，路标上不但有汉语和藏语，甚至还出现了朝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