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星 扣篮:李晋悦：文章千古事，岂敢弄陈言——访《爱因斯坦》作者李醒民教授：哲学在线

李晋悦：文章千古事，岂敢弄陈言——访《爱因斯坦》作者李醒民教授
作者：李晋悦    新闻来源：中华读书报    点击数： 409    更新时间：2005-8-30 【哲学在线编辑】
问：今年适逢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100周年，市面上旧有和新出的有关爱因斯坦的图书非常之多，您认为自己这部《爱因斯坦》有什么独到之处吗？
答：有关爱因斯坦的图书的确积案盈箱，但是市面上的大都是普及性的或介于普及性与学术性之间的。我的著作属于纯学术性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研究著作。即使在学术著作中，专门论述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著作也不是很多的。
爱因斯坦是一头哲学大象，正如我在书中所列举的，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往往只看到他的思想的一两个侧面，便以偏概全地下定论，其实这样摸到的只是大象的个别部位。在书中，除了再现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人的爱因斯坦的完整形象之外，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全面发掘了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社会哲学（开放的世界主义、战斗的和平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以及远见卓识的科学观、别具只眼的教育观、独树一帜的宗教观）和人生哲学，后两项在前人的著作中没有或较少系统涉及。第二，尤其是，把爱因斯坦科学哲学概括为由温和经验论、基础约定论、意义整体论、科学理性论、纲领实在论构成的独特而绝妙的多元张力哲学，在这个兼容并蓄、和谐共存的哲学统一体中，五种不同的乃至异质的要素相互限定、彼此补充，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必要的张力”。第三，论证了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是一以贯之的，其思想变化只是各个要素的量的消长和增减，并无质的“转变”，更无“早期爱因斯坦”和“后期爱因斯坦”（1915年广义相对论建成后）之分。第四，探究了爱因斯坦哲学的诸多发源地，特别是批判学派（马赫、彭加勒、迪昂、皮尔逊、奥斯特瓦尔德）对爱因斯坦一生的巨大而直接的影响。第五，对爱因斯坦宇宙宗教感情和“宇宙宗教思维方式”的探讨别出机杼，揭示出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这一切，已引起海内外同行的关注和好评。
问：这部书应该是您多年研究的结晶，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涉足爱因斯坦研究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研究经历？
答：我是1980年在许良英研究员的指导下做硕士论文《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时接触爱因斯坦的，许先生是《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此后，爱因斯坦一直是我关注的研究课题。此前我还出版了两本书：在1984年撰写、1994年出版的，力图再现或重构爱因斯坦科学思维和科学发现的“世界线”的《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本书深入剖析了爱因斯坦别具一格的科学方法：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准美学方法、形象思维；另一本是在1992年改定、1996年出版的《人类精神的又一峰巅》，此书是我对爱因斯坦的理性论、约定论、实在论思想以及他的科学方法、科学创造的心理图像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这两本书之所以拖了很长时间才迟迟出版，是先前几家接受书稿的出版社节外生枝，向我索要出版费。维特根斯坦在出版《逻辑哲学论》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面对出版商的刁难，他非常气愤地写信告诉朋友费克尔：“首先我没有钱付给自己作品的出版。……其次，即使我能设法弄来钱，我也不想付给它。因为我认为，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迫使一本书以这种方式问世，不是正派的行为。我的工作是写书，而世界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接受它。”从1983年处女作《激动人心的年代》出版至今，我的问世的16部著作都是本着维氏的理念行事的。
问：本书旁征博引，可见您阅读了他人大量的研究文献。事实上，国内外研究爱因斯坦的专家学者颇多，您是如何把握和利用他人的观点和资料的呢？
答：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学人，在学术研究中总是受惠于前人。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怎能看得更远一些？霍耳顿、米勒、霍华德、法因、派斯、许良英等人的工作使我受益匪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之时，我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要尽可能多地收集他们发掘的史料，尤其是要多读外文资料。这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提供例证，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启迪你的新颖思想。二是在借鉴前人的观点时，你大体赞同的，可以启发你继续深入思考；你不同意的，可以激励你在反驳中锤炼自己的思想。对于从事理论研究的学人来说，只有稳坐冷板凳，下工夫研读文献，积累资料，才有可能做出像样的事情来。整天忙于赶场、露脸、拿红包，炮制的只能是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我以为，作为学术研究成果，总得有些新材料或新观点吧，总得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超过前人吧。否则，撰写和发表它们，除了能得到实惠外，又有什么学术价值和意义呢？
问：除了第一章对爱因斯坦的生平、科学贡献和科学思想做了总体叙述外，本书以分析、论述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为主旨，这与那些从生平（史）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人物的角度是不同的，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研究进路呢？有个问题是，将一个人的思想（他的著作和讲话）剥离出来，也就忽略了这个人凡俗的那些方面，或有导致对其的某种“拔高”和“神化”的危险，您觉得呢？
答：我主要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把研究重点放在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上，正是我的学术方向和研究进路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我采用的是历史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引用了许多史料，所以我的论点都有比较坚实的事实基础，同时读者读起来也不会感到抽象和枯燥。说起“拔高”和“神化”的危险，我想，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事实出发，不管他采取何种进路，都不至于过分偏颇，更不会为尊者讳。事实上，我在书中也对爱因斯坦的某些言论提出商榷和异议。
顺便说一下，爱因斯坦是一位虚怀若谷、淡泊名利、有自知之明的人，一向反对个人崇拜，从来不以权威和神人自居，直至他的逝世也是如此。至于有人非要“拔高”和“神化”他不可，那不是他本人的过错——他生前实在无能为力制止，死后更无从干预。话说回来，爱因斯坦本来就是高大伟岸的，又何须别人去“拔高”？
问：很多科学家或多或少关心哲学，但似乎像爱因斯坦这样有意识地、大量地思考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问题的，在科学史上还难有其匹。对科学哲学的深入思考是爱因斯坦成功的一大秘诀吗？在爱因斯坦的“科学”与“哲学”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答：像爱因斯坦这样沉思哲学的科学家的确不多，但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毕竟还有一小批，例如德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群体、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多位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此后，由于学科的急剧分化和教育的日趋专门化，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也越来越少了。科学家被放逐到不断缩小的知识圈子里，从而失去了广阔的视野和睿智的头脑——这是科学和哲学的大不幸。
爱因斯坦认为，哲学是科学研究之母，科学生发新的哲学思想。科学和哲学二者在他身上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是在范式的指导下解难题的，哲学表面看来对科学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岂不知，哲学成分早已包含在范式之内了。但是，当科学面临危机和革命时，科学家单在科学自身之内是找不到足够的破旧立新的思想武器的，他们只好求助哲学批判和哲学分析。而且，这样的任务也只能由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来担当，因为他们“最清楚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就这样，富有科学功力和哲学素养的科学家便顺天应时地成为科学革新家。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科学和哲学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是水乳交融、彼此砥砺、相辅相成的。
问：爱因斯坦从未真正认可过量子力学，人们认为这是他囿于自己的科学哲学观，是否表明他的哲学观有重大缺陷呢？
答：不能这么简单地下结论！必须澄清的是，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反对，他的实际态度是在鉴赏中反思，在肯定时批评。他完全承认量子力学在经验上非常成功，在逻辑和数学上无可怀疑。他反对的是对它的统理和解释，并认为它不是一种根本性的、终极的理论，不能构成真正的自然观。有人断言爱因斯坦是复古主义，在争论中失败了，是一个悲剧，这类断言未免为时过早。爱因斯坦是一个毋固毋我、锐意进取的科学家：他并不满意有名的EPR论文，因为“主要观点被学究埋葬了”；他甚至考虑到抛弃时空连续统而代之以代数框架。我在书中对这个论题曾经多处着笔。
问：您曾经主编过一套书叫《哲人科学家》，受到广泛好评，爱因斯坦应该是典型的哲人科学家吧。以爱因斯坦为例子，您能讲一下您对哲人科学家这个说法的理解吗？
答：爱因斯坦当然是典型的哲人科学家。哲人科学家既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前者是主角，后者是配角——这并不意味着后者比前者逊色。与一般科学家和传统哲学家相比，哲人科学家有许多鲜明的特征。他们往往从小就对科学和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一生喜欢沉思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他们不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他们面对科学中的现实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而不是不切实际地提出问题和背着沉重的哲学偏见寻求答案。他们很少自诩为哲学家，不企图构造庞大的哲学体系，但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却迸发出闪光的思想火花，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人类的思想宝库。他们都是科学的人文主义者，具有自觉的人文主义思想、精神和实践。
问：除了科学贡献以外，爱因斯坦热切关心人类事务，并就世界和平、教育等问题发表了大量很有影响的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爱因斯坦面对社会问题时的理想主义气质和敏锐的洞察力，前者如他呼吁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后者如他比较早地认识到了德国政治的走向，对这两点印象您是否认同？爱因斯坦为什么要分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投身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去呢？
答：爱因斯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对现实也有清醒的头脑，加之他又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因此他提出的一些政治设想不完全是空中楼阁，部分地也得以实现。尽管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但是人不能没有一点理想，否则就易于蜕变为赤裸裸的实利主义者，甚至沦为不可救药的市侩。爱因斯坦之所以要参与政治和和平运动，首先是因为他深知，单靠科学和技术并不能使人类走向高尚而幸福的生活；其次，热爱人类，珍视生命，尊重文化，崇尚理性，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天性也不时激励着他；最后，在于他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十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科学良心。他有一句名言：“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保持沉默，我觉得自己就是在犯同谋罪。”
问：您提到爱因斯坦是一个坚定的反民族主义者，却又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这难道不有些矛盾吗？
答：这二者在爱因斯坦身上并无尖锐的冲突。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对本民族的深重苦难怀有深厚的同情，这也是很自然的。他所理解和主张的犹太复国主义是社会和文化目标，而不是政治目标。他呼吁以开放的、慷慨的和尊重的方式与兄弟阿拉伯人肩并肩地解决生存问题，赞同两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以色列立国后，他虽然承认了现实，但是也严厉谴责了英国统治者“分而治之”的诡计，倡导在两个民族之间建立满意的伙伴关系。他在1952年婉拒就任以色列第二届总统，充分体现了他的博大情怀和政治智慧。
问：对文化名人的研究一向是很热闹的，例如中国的红学、钱学、鲁迅研究等等，但也常常受到诟病，比如有的研究会流于庸俗，或者过度阐释，另外有的研究者常常以“粉饰”的态度神化自己的研究对象，您认为当今国内外的爱因斯坦研究有没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答：恕我孤陋寡闻，在爱因斯坦研究中似乎没有类似的问题，起码可以说不怎么严重，近年倒是多少有一小股“抹黑”的倾向。窃以为，随意拔高乃至神话自己的研究对象，实在太乏味了，也为真正的学人所不齿。
在结束回答时，请容许我借贵报宝贵之一角，向商务印书馆和责编王希勇博士致谢，感谢他们使我多年前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爱因斯坦》（1996年11月完稿，1998年4月出版）得以在内地用简体字面世。我祈望我早先在那里出版的《彭加勒》、《马赫》、《迪昂》、《皮尔逊》也能交此好运，以飨中国内地的众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