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个诗歌爱好者，人称老杜。一辈子混得不大好，但是心气儿很高。由于安史之乱，颠沛流离了许多时，却庆幸自己“生常免租戍，名不隶征伐”。其实他不过在工部当过一阵国家公务员，享受了些个福利待遇，于是就咬定牙根吃秤砣，赤胆报国。他居住的茅屋透风漏雨，冻得夜里睡不着，心里想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老杜不过是个封建社会中层官僚，究竟靠着什么精神支柱使自己活得如此苦中作乐，如此境界超迈，如此鲁迅雷锋焦裕禄呢？有句诗透露了这个奥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

　　人生是短暂的，穷达是相对的。但文章是可以跨越时空、指向永恒的。中国古人很早就识破了这个玄机，所以孔子可以视富贵如浮云，司马迁可以忍辱而偷生。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会流动在自己的文章里，千古奔涌。魏文帝曹丕一语道破了这个真谛：“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把文章视为“不朽”之路，这使得中国早早就成为了文章大国。中国人把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贯注到了文章里。从遣词造句，到布局谋篇，从微言大义，到草蛇灰线，中国的文章群星璀璨，气象万千。仅以记叙类文章来说，无论写人还是记事，无论志怪还是列传，都穷精极微，言深旨远。用道的话说，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儒家的话说，则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国记叙文之妙，要举例子，那是恒河沙数。随便先举个鲁迅的《范爱农》吧。这篇文章若放到古代，那就是《范爱农列传》。鲁迅是写列传的高手，最有名的是阿Q列传、孔乙己列传、祥林嫂列传等。不过那几个传主均非历史真人，属于先生凭空杜撰的，因此现在叫小说，一般不再跟“记叙文”一块混事儿。不过咱们心里要明白，“小说”本来也是“散文”，虽然分出去单过了，可爹妈还是要认。按照中国的老规矩，天下的文章只有两种：散文和韵文。不讲究韵律之文，便是散文。散文里写人记事的，叫记叙文。小说不过是“虚构的记叙文”而已。当然，韵文里也有“虚构的记叙文”，但那不叫小说，人们给另外起了些个名，叫“叙事诗”，叫“弹词”，叫“大鼓书”什么的。所以，咱们不要被咱们自己发明的种种名目给迷惑了。孔夫子当年在“驷马难追”驾校给学生们上“赶车技术”专业课的时候说：“咱们车老板儿的眼睛，要风吹不昏，沙打不眯呀！”（电影《青松岭》台词）赶大车如此，看文章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

　　小孩子爱听寓言不爱听社会新闻。寓言虽然是虚构的，却能够直接刺透人生的真实，社会新闻是“写实”的，却往往遮蔽掉生活的本质。成年人跟小孩儿相反，自以为理性了、成熟了，看不起寓言，喜欢看社会新闻，以为里边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其实恰恰是不自觉地逃避了生活的真实，把浮嚣的浪花当成全部的大海了。

　　可见，《范爱农》这样的文章，里边有几分真实、几分虚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那份“修辞立其诚”的写作态度。《范爱农》写得好，写得栩栩如生、感人肺腑，这不就是作者对朋友的一片赤诚吗？能够让你所喜爱之人的名字深入人心、长久流传，这便是最大的真诚了。古人说最大的孝顺不是听父母话、养父母老，而是“扬名显亲，光宗耀祖”，而一切道德功业都是依靠文章得以传承的，那文章岂不就是“千古事”吗？

　　中国现当代作家里写人的高手，大概能组成一个加强排。汪曾祺在这个排里，至少可以当个副班长。不过汪曾祺分不清自己写的是小说还是散文，人家说是什么他就表示同意，散文集小说集都编得有点乱——从孔子到鲁迅，高手都是这样的。比如他写的《故乡人》，你要非说是小说，也没人跟你抬杠。好比买千里马，能够日跑千里就得了，你非得计较是黑是黄是公是母，也没人拦着，你自己尽管研究着。也有一路好心的学者，给这种文章单起了一名，叫“散文化小说”。北大的小说理论专家马振方先生认为：“散文化小说，是小说园林中一座精致的小洋房。”这个比喻十分精彩。我们应该从“精致”二字入手，去体会、去品鉴。忘了名目去看文，再忘了文去看人，最后人文俱忘，得到一片光明澄澈的心，这才是语文的高尚境界。禅宗所谓“过河拆桥”，庄子所谓“得鱼忘筌”也。

　　想把一个人物写好，方法有很多。但是挖空心思去琢磨“方法”，又不一定能够写好。鲁迅和汪曾祺都不是先设计好了“方法”才去写作的，他们首先是“要写”，然后才是“会写”。鲁迅说“吟罢低眉无写处”，老舍自称“写家”，他们是何其看重那个“写”啊。如果我们对于笔下的东西没有“要写”的心情，那种种“方法”恐怕都无用武之地，最后恐怕采用的方法都是“挤牙膏”。老杜迫切地要写一写“石壕吏”，于是拿起笔来就写道：“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侯方域真挚地要写一写“李香君”，于是开篇便说：“李姬者，名香……”但是你说他们没有“方法”吗？当然是有的，如同我们走路和吃饭，似乎是不用动脑的自然动作，但其中自有大方法在，而且是“炉火纯青”的方法。西方人看中国人使用筷子，觉得神奇高超，仔细研究其使用方法，编成《中国魔棍之操作基本原理及实用技巧》出版。古代有个很崇尚“与国际接轨”的青年学者，跑到赵国首都去学习走路，由于太注意“方法”，把腿学残了，后来就改行卖拐了。

　　其实古往今来的好文章，多是平铺直叙的。“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很平实吧？“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很朴素吧？“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有啥说啥吧？“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堂堂正正吧？目的明确、充满自信的好文章，根本用不着在写法上故弄玄虚。巴金先生多次强调自己是“无技巧”作家。“写作目的”明确了，“写作方法”往往会随之涌来，水到渠成。你看司马迁写了那么多列传，体例、方法都差不多，却不使人因为“雷同”而感到厌烦，这里的关键在于他知道为什么要写，他要让笔下的人物随着文字“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写记叙文者经常担心自己会把文章写成“流水账”，其实形式上的流水账不一定是缺点，或许还可能是“大巧若拙”的一种表现，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思想上的流水账。鼓吹那些用华丽的辞藻、跳跃的文句、刁钻的视角写出来的毫无思想冲击力的时装模特式的所谓“美文”，其危害恐怕是相当深远的。

　　当代作家都是从小学开始正规学习过作文“方法”的，很多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像王蒙啊、贾平凹啊、金庸啊，还被请到大学里当教授、当文学院长，所以平均的写作技巧比现代作家要高。但是技巧高的作品却不一定能够成为经典，正像枪法好、杀敌多的士兵不一定被当作英雄。什么样的记叙文能够成为经典？论讲究技巧的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论不讲究技巧的有夏衍的《包身工》，还有半讲究半不讲究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它们的共同点何在？鲁迅先生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恐怕是一切作文和做人的“警世恒言”。什么获奖文章，什么满分作文，什么状元妙文，都不要盲目崇拜，树为好文章的标准。

　　那么我们当代人如何超越时代局限，继承中国优良记叙文的传统呢？功夫恐怕在作文之外。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曾国藩也对此话很重视。周恩来说：“外事无小事。”写文章其实也相当于“出门”，因为文章要见很多人；也相当于“外事”，因为涉及思想交流。如果把写人记事提高到这个层次来理解，就不难激发出自己的真情，写小人物如写帝王将相，记小事件如记天下兴亡，字字句句皆成世界，妙法自在其中矣。

　　遥想我们中国记叙文的祖师，盲左腐迁，都是“发愤著述”，谁关注他们学过什么写作方法。古人早都看破，他们不过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而已。从孔子到鲁迅，他们有一腔真情要对千古诉说，千古也因了他们而绚烂多姿。说到了今天，作者们尚未尽兴。不要紧，中国的路还很长，“中华民族”这篇宏文，还有待孩儿们继续写下去也。写得好不好，历史自有“寸心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