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梦婷:“赫赫炎炎,云我无所”

　　□ 本报记者 李鹏飞

　　我省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相关史籍中对干旱的记录也相对较多而连续。了解先人所经历的苦难与奋斗，鉴往知来，或许对“科学发展”能有更多的感受吧。

　　记者从史籍和现代机构对历史的记录、总结中，搜罗对干旱的记忆，胪列于此，以就正于方家。

　　关于旱灾最早的文字记录

　　关于旱灾的确切记录，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目前从专著和媒体报道，共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元前711年，关于水旱灾害的专著多引此说；二是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见于最近的媒体报道。

　　查阅《春秋》可以知道，公元前711年“秋，大水。”《山东主要自然灾害》将这一年定为“山东水旱灾害记录的开始”是确切的，但引为旱灾的开始，并不准确。

　　而公元前602年，确有“大旱”的记载，但还有更早的记录，是公元前707年。《春秋》:“秋……大雩。”这里面有个“春秋笔法”的问题:雩而得雨，则记为“雩”；雩而不得雨，则记为“旱”。

　　查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可以知道:雩有二义，一为……常雩，常雩不书；一为旱暵之雩，此不时之雩。

　　《春秋》提到“雩”的，共21处。《左传》在这一年说:“书，不时也”；此后都是:“旱也”、“旱甚”；也有不解释的。所以，杨伯峻的结论是:“首言不时而后皆言旱，互文见义。”

　　这样，基本可以确定:这次“大雩”之前，已经发生过旱灾了。所以，这可能是山东最早关于旱灾的文字记录。

　　但也有文字记录，并不是说旱灾是从那一年发生的。各类古籍都有对远古干旱的记载，比如，商汤有七年之旱，周厉王、宣王、幽王年间也都有大旱的记录，宣王祷雨时，还做了感人的《云汉》，载于《诗经》:“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遇到干旱无处可逃。

　　更远些的是神话系统，研究者一般认为，尧时“十日并出”，分明是旱灾的记忆。闻一多曾解释说，并非十日同出，而是轮出，在后世也有“日色如赭”、“如血”、“无光”的记载。

　　帝王“舞雩”背后的真实

　　“雩”，金文中多作介词。西周时期开始变成祈雨的仪式，《周礼·春官》说:“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后来学者解释说:“吁嗟求雨之祭也”；也有解释作“远”的:春天雩祭望秋天的收获，确实用心够长远。时至今日，曲阜仍有“舞雩台”遗迹。

　　在技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对于旱灾可以应对的有效办法其实很少，加上天人感应的传统，所以，祈雨是常见的。远者如商汤，“素衣白车，祷于桑林”，并且以身为殉；现代学者更认为，燎祭起源于东部沿海地区。商汤祈雨，“已而雨大至。”周秉德而兴，更是以雩为常祭，干旱时更要“大雩”、“又雩”。民间则拜“龙”、“龙王”。

　　而后来的帝王、官吏更将此作为传统。一到干旱季节，即行雩祭，遍祈山川鬼神，元好问有诗说:“雩坛遍九州。”但其间不乏可笑之事:公元558年，即当时占据山东等地的北齐的天保九年四月，夏大旱，帝(高洋)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公元962年，即辽应历十二年，旱，辽穆宗“命左右以水相沃，顷之，果雨。”这简直是泼水节之滥觞了。公元1264年，至元年二月，东平等地旱，“分命西僧祈雨”，是不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祈雨能得雨吗?这是今人不言自明的事情，战国时的荀子曾一语道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即使得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帝王们为何热衷于求雨呢?公元1313年，元皇庆二年九月，天京师大旱，元仁宗“问弥灾之道，翰林学士程钜夫举汤祷桑林事，帝奖谕之。”这真有些善祷善祝的味道:商汤以身为燎祷于桑林，仁宗皇帝也曾密室求雨。

　　“从来旱蝗两相资”

　　现代的研究者，多将干旱分为四个层次:气象干旱、水文干旱、农业干旱、社会经济干旱。前两者可以看成是自然现象，后两者是灾害。

　　从历史上看，山东既是农业较早发展的地区，又因为处于暖温带季风区，降水一直偏少。竺可桢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研究表明，如果以灾害高发区为标准分析的话，从公元前到东汉时期，旱灾高发区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这也是冀朝鼎先生指出的“基本经济区”。

　　从受灾时间、受灾范围及其造成的损失看，旱灾是山东省最主要的灾害。据新中国成立前500年来的史料统计，一般旱灾约5年发生一次，严重旱灾约9年一次，特别严重的大旱灾约70年一次。

　　旱灾的影响，一般总结为:人员伤亡、巨大财产损失、粮食减产乃至绝收、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稳定受到威胁。但历史记载，比这些概括要严酷得多。

　　干旱直接引起河竭泉枯，如伊、洛(黄河的支流)绝而夏亡，“河、洛、江、汉皆可涉”、“民多渴死”、“人或暍死(中暑而死)”等等。

　　但是，与一般灾害不同的是，干旱往往引发一个灾害链:“从来旱蝗两相资”，旱灾与蝗灾往往如影随形；旱、蝗引发饥馑、疫病、流亡迁徙。野无青草，饿殍遍野、妻离子散，承受者是百姓。

　　山东的旱灾多，蝗灾也多。从历史典籍看，春秋时代已是常事，此后更为严重:公元2年，“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公元785年，“蝗尤甚，自东海西尽河、陇，群蔽天，旬日不息，经行之处，草木牛畜毛，靡有孑遗……饿馑枕道”，“民蒸蝗，……去翅足而食之”。还有人做蝗:史载，317年大旱，青州等四州螽蝗，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亦竟取百姓禾，时人谓之‘胡蝗’”。

　　旱灾往往与疫病相连。公元467年，“旱，河决。州镇二十七皆饥，寻又天下大疫”；公元547年，“自是旱疫者二年，扬、徐、兖、豫尤甚；公元612年，“是岁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

　　饥荒、疫病等灾难下的百姓生况，已不可详考。但历史中偶尔透露的事实，已经让现代人惊心动魄了。

　　商汤时代，已有民无糜而卖子女的记录；公元前28年首见“民食榆皮”； “人民相食”自公元109年始见于《后汉书》、随后有“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经日而死者无降”、“……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百姓或饿死，如公元946年，“曹州奏，部民相次饿死凡三千人”；或逃荒，公元166年(后汉延熹九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或揭竿而起，逼上梁山，早期如公元23年，因旱蝗“贼盗群起，四方溃畔”、“……沂、密、兖、郓，寇盗群起”。

　　类似事情史不绝书，到后来基本成为一种模式，而且时代越往后，灾越重，破坏性越大，崇祯大旱及后来的战争，全国人口剧烈减少；1927年大旱，引发山东民众背乡离井“闯关东”，当时政府限制逃难，凭证件卖火车票，许多人沿铁路步行。

　　“人定胜天”还是“天人合一”

　　灾难史就是血泪史!我们今天在感叹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伟大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这“伟大”的基石是亿万百姓的牺牲。旱灾不过是这些牺牲的一个侧面，而今天在回顾这些灾难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多少是天灾?多少是人祸?

　　记者在整理关于灾荒资料的时候，既感慨于先民艰苦卓绝、与天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中，有多少是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征服自然得来的?更多的研究表明，历史愈往后，旱灾的频率越高，烈度越大。唐宋以后，随时间推移和农业扩展、过度开发、生态逐渐失衡而呈加快、加剧的趋势。

　　在思考古代历史上那些惨痛记忆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忽视人类活动对自然破坏所引发的报复，历史上的旱灾同样表明了这样的规律。往者已往，但未来该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