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中华史 后汉:单世联：青春、革命与知识分子

单世联：青春、革命与知识分子 

    “革命”的行动惊天动地，“革命”一词的含义却难求一解。首先，它指一个过程，一些重要集团不再留恋既有政权，并转而反对这一政权的过程；其次，它指一个事件，一个政府被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而推翻的事件；再次，它指一个计划，新成立的政府试图改变它所要负责的整个社会各方面的计划；最后，它指一个政治神话，讨论的更多是应该是什么而非实际上是什么。（1）在中国革命中，革命者普遍接受的是第二种含义。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们须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是到1927年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行出这一判断的，此时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拥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了。革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地怀有阶级意识参与“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浪漫期

    革命有多种形式、有许多阶段。王凡西观察到：“自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三·一八’以前，北京的学生运动，仿佛始终不曾越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范围。虽然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但五六年来北京学生的政治运动，却远落在上海和广州之后，它在社会意义上未曾深化，在斗争形式上也老守着天安门开会及向政府请愿的一套。因孙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气，虽然浓厚生动，却并不严肃深刻。这个空气里带有节日的欢乐意味，有大团圆的升平景象。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不很清楚。在少数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就供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2）

    浪漫期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主导的革命。广场和旗帜是它的主要意象，集会演讲、流行示威是它的主要内容，混合着青春骚动的反抗现实是其主要特征。1930年，还是江苏淮阴中学生的温济泽入团后，听多了“我们要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宣传，就联系到自己：“我现在已经入团了，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经过商量，就在晚上到一些没有人的教室里，砸电灯泡，抬了课桌从二楼向下扔。我们以为日积月累会为‘破坏旧世界’尽一份力量。”（3）破坏性是青春期的本能之一，不满现状是青年学生的普遍心理，革命似乎也因此成为人生必然的一个阶段。1925─1926年间北京大学一千三百多名学生中虽只有二三十名共产党员，但“由于时代的整个风尚所趋，有些青年人正愁得不得其门而入呢。组织方面并不广开大门，争取对象相当谨慎，怕的是让投机分子大量地涌进来。”（4）浪漫期的冲动还不是真正的革命，“一个思想运动的前哨战和后卫战，常常采取了文学的形式，当这个运动达到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的高潮时，文学的声音便听不见了。”（5）温济泽在搞了那些破坏之后，团支书找他谈话：“革命是要推翻旧社会的制度，是要靠党，靠红军，靠整个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组织起来，把旧社会制度推翻。你这样乱干，怎么能破坏旧世界呢？”（6）

    鲁迅说1926年3月18日段执政府枪杀请愿学生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统治者的暴行启示着革命者也必须使用有组织的暴力。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中说：“真正爱国的民众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旗帜之下，助成他们的北伐使命。”北伐标志着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革命方式的转变：浪漫期转为现实期，政治期转为军事期。此后的革命主要不是靠辩论和请愿，靠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而是靠武力和血腥。不是青年学生而是职业革命家和坚忍的战士成为革命的主体。

    浪漫期当然只是革命的初级阶段，但“破坏”却是整个革命的特点。曾志1928年郴州时也有过种冲动：

    那时在我的身上有着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个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革命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仗着这城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

    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个人抱来一堆干草跪上城楼，把二楼给点着了。

    当我狼狈地从着火的门楼里跑出来时，一头撞见朱德和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朱师长不解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

    “这个城门楼太可恶！妨碍革命，我把它给烧了。”

    奇怪的是，朱师长竟没有说什么，只是很慈详地笑了笑走了。（7）

    革命从“星星之火”起步，如果不极端、不狂热，是不可能呈燎原之势的。推翻旧世界，不只是打碎其政治结构，也包括破坏一切与之相关的物质存在和象征符号，门楼是必要的城市建筑，甚至是值得保护的文物，但它也是政府军凭依的障碍，当然要烧毁。这就是“矫枉必过正”的道理。当革命被宣传为一切行动的标准、被奉为神圣之时，任何人和事物都不没有自身的独立价值，一切都必须为革命牺牲、为革命让步。朱德年长，不会以为门楼必须烧掉，他没有赞扬曾志，也许他认识到革命所需要的狂热并不定要表现为烧掉城门楼。但他没有纠正曾，也许正是因为革命必须有狂热，循蹈规矩、谦虚谨慎的人不会是称职的革命者，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还说:“热是革命的基础。”（8）即使是没有积极的意义的破坏行为，有时也有动员和示范的作用。但这是革命原则而不是建设原则，始终坚持这一原则的结果，是在需要建设的时代仍然没有解决好“破”与“立”的关系。

    放大一点说，1927年春达到高潮的农民运动也属浪漫的革命。农民组织农会垄断农村一切权力，甚至成立法庭，可以杀人，使一切行政和司法体系失灵，这在短期内可以满足农民欲望、粉碎原有的权力系统，但不能完成推翻现政府、掌握政治系统的社会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仍然靠军事较量，而且革命成功后，农村的权力还得由各级政府掌握。

    2、性解放

    中国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但由于社会革命的对象之一是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传统伦理，由于革命动员以“解放”、“自由”为口号，因此对于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来说，革命也包含着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还有性自由的意义。1928年，曾志到湘南参加朱德领导的暴动。“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9）

    革命意欲颠覆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统对人性欲望的约束力，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性自由当作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岂止是知识青年，在闽西，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10）后来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办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结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的终身寄托了。”（11）

    一些青年最初是冲着婚姻自由而参加革命的。胡也频在小说《同居》中这样描写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妇女们更快乐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像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好像是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她们生下来的儿女也由‘公家’保育，不要自己担心。”（12）这并不只是文学的虚构。直到1937、1938年，受斯诺《西行漫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革命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时，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在延安也相当盛行，男女交往相当随意，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很有市场，甚至一些历尽艰辛的老干部也以“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为新生活的标志。

    但中国革命许诺的只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严酷而艰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义。最典型的是潘汉年，为了一心从事革命，他在苏联做了绝育手术。革命行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队伍也需要由外向内灌输的“道德”，它要求改造人性，灭绝人性，要求无条件的牺牲、奉献。从国民革命时期章太炎的“道德无我”论到共产革命时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取消个人权利以服从整体目标的意义上，革命道德与传统道德有相合之处。所以无论中国革命怎样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真正成功的只是政治革命、夺权斗争，而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的隐形控制。即使在政权到手、继续革命时，毛泽东也只是在1958年设想过废除家庭的念头，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也不能彻底打破传统禁忌。

    所以，一旦进入革命体制，性自由也要被坚决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为后，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大发脾气：“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13）何舍鹅也许只是吓唬一下，但1930年江西“肃AB团”期间，就确有领导者认定AB团“利用婚姻绝对自由的口号，实行乱交及漫无限制和恋爱”，然后把自由恋爱或在两性关系上犯错误的同志，一律打顾AB团。（14）

    同样，“杯水主义”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时期。1939年后，新型的革命等级制度开始建立并严格执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严格的男女关系是新社会的基本伦理之一，甚至是革命的基本要求之一。1968年5月19日，陶铸在中南区“文革”动员大会上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证据之一就是：“今年‘五一’节的夜晚，红场上有许多的男女青年，大跳摇摆舞，男的女的一块乱来，接吻，讨价还价。破裂的就一脚踢开。有的男女青年玩得好好的，突然男的把女的踢倒在地，简直是发疯了。苏联的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同我们更是鲜明的对比，我们到处是革命的新风尚，他们是腐烂透顶，令人作呕。”（15）陶铸当时并不在红场，但不妨碍他说得绘声绘色。

    3、咖啡店

    1927年以后，革命的重心虽已转身农村，但“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没有城市工人的参与。如果城市革命已经退潮，那么革命党的任务之一便是不断推动革命。时任上海工联会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想出一个办法：比如一个纱厂里的车间分几个组，每个组里都有几个赤色会员，一、二个党员，到时候把机器一关，振臂一呼：‘罢工了，罢工了！’大家走出车间，其他车间听到闹声，便跑出来看热闹。巡警和厂警来弹压，就都回去了。（16）当时上海被分为五个区，中央组织部除部长外副部长和四个干事每人负责一个区。王凡西负责沪中，这里是商业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店员。他们瞪大眼睛，不放过一星半点的火种：“有时候，为了某一铺子里老板和伙计的些小争执，我们，从中央到区委，甚至还加上江苏省委，开上通宵的会议，策划进行斗争的步骤哩。总之，我们那时往往以数只狮子的力量，去围搏一头小兔。我们从清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的眼，向四周围察看一星星火点，想藉以造成燎原的局势。急躁间杂了幻觉，使我们保持了人为的紧张。”（17）革命者付出了劳动，但革命高潮未起。以王凡西王负责的沪中区为例，这里估衣铺的职工斗争运动曾极有声色。这里的斗争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中小商店的劳资关系与大工厂在企业不同，老板与伙计之间有着亲属的、乡谊的、甚至家庭的纽带，一旦发生斗争，仇恨就特别深刻而复杂，并且夹着许多私恩私怨，“因之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有时看起来分外的尖锐残酷。”

    当时还经常举行所谓“飞行集会”：“就是从闹市区，如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指永安、先施、大新和新新四个购物中心）楼顶上，放一串鞭炮，撒一批传单，马路上的行人围拢来，负责演讲的党员和干部立即开讲，呼口号，租界的巡捕和马队包围过来时，人群一哄而散。”（18）王凡西描述得更细：“约定了时间，动员了大量党员（人数常常不超过数百），暗中集合于南京路两旁。信号一发，少数人立即聚合一起，叫几声口号，抛掷几把传单。如果此时巡捕房的红车子还不曾出现，就簇拥成一大堆人，在马路上‘示威起来’，冷冷清清地喊几声口号，向前移动数十码。如此直到警车来到，人们便立即四散 到人行路上，装作路人。巡捕开始捕人，有几个不幸者给拉到红车，开走。示威完毕，‘高潮’一度就算过去了。这样的示威在组织者心里引起了极大惶惑，给了被动员去参加者以莫大痛苦，在同志们的口头上，‘做纪念’变成了无聊的同义词。”（19）

    这种行动除了表示革命力量的存在以外，对革命毫无实际推动，而且给参加者莫大的痛苦。革命作家蒋光慈“总是在约定时间快到时才来，穿着西装，还带一个漂亮姑娘，拿着手提包。马队一来，他和那个姑娘就双双溜进咖啡店里去就座了。这样，当然巡捕也就抓不到他。”（20）蒋光慈后来因为不愿参加“飞行集会”而被开除出党。

    4、改造世界观

    革命有它的青春期，青年是革命的季节。但如果总是停留在温济泽式的破坏、湘南青年的自由、蒋光赤式的聪明上，革命无望成功。在小说《青春之歌》中，热情洋溢的卢嘉川唤醒了林道静，但真正领导林道静进行革命斗争的，则是深沉老练的江华这样的职业革命者。

    1921年建党时，全国53个党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此后，党作了若干努力来强化党的阶级性，如陈独秀在“二大”前夕提出多吸收工人党员，务求占全数一半以上；“四大”提出为工人阶级“争取领导者的地位”的要求；1925年10月中央规定劳动者三个月、知识分子六个月的入党候补期等等，尽管如此，从“一大”到“五大”，构成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大多数的仍然是知识分子。在决定陈独秀出局的“八七”会议上，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都认为，“五大”以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瞿秋白坚持“党不但灵魂要换，而且躯壳都要换过。”（21）

    从“八七会议”把民族资产阶级与蒋介石等同起来作为革命的对象起，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革命辞典上就成为一种可疑的、危险的角色，“唯成份论”开始抬头：“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当作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又不是联合第一，不讲照顾他们的利益，而是用绝对的无条件的阶级斗争，即所谓‘革命方法’来强使小资产阶级跟着自己走，这种做法就会把小资产阶级大部分驱赶到豪绅一边。”（22）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因此弥漫开来。1927年《决议案》把“八七会议”后的一些错误和失误归罪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求“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有贫农的成份占最大多数。”要求“指导干部工人化”、“指导机关工人化”。延安时代周恩来曾批评这种“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的形式主义：“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军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23）

    革命队伍需要纯洁，无论就党纲还是就革命原则来说，都没有理由质疑对知识分子的严格要求。1927到1937年期间，革命在艰难与危险中曲折发展，知识分子也经常被“肃”掉。比如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24）张国焘是“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但他公开说：“工农同志在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25）肃反口号之一是“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其结果是鄂豫皖苏区包括省委没有一个写得出清楚文字的秘书，一个简单的条子都要书记自己写，有的游击区和区委无一人识字。（26）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康克清随四方面军行动，康克清发现：“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那时我们还是能插上一支钢笔的），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27）她对此不会惊讶，江西苏区肃“AB团”时也有类似情形。比如于都县委秘书黄维汉，“经常去看别人写字，安写得好的就作‘AB团’杀了；还经常去听别人说话，若是说的人有条理，也作‘AB团’杀了。”（28）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有文化的人也假装是文盲。比如在四方面军，“为了避免嫌疑，不少同志装聋作哑，有的本来是知识分子，却装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文盲；有的本来写得一手好字，却故意装作不懂得怎么握笔的大老粗。……”（29）

    瞿秋白、李立三是知识分子，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多是知识分子。后人对他们摒弃个人情感意绪以革命纪律和意志约束自己的献身精神也许会肃然起敬，但对其左的恐怖也肯定不寒而栗。过激行为是农民的本色，但左的理念却是知识分子的教义。历史上的极左派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其原因也许只有知识分子，才对历史和社会有一定认识，才会超越直接利益要求对社会和人性作一番彻底改造。农民会杀地主，但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把这一行为论证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才会在历史规律的意义上赋予暴力行径以合理性。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党的性质决定的。根据列宁的观点，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一套符合本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系，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创建政党的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换言之，工人党的理念和组织模式是由知识人提供的，知识人创建的不是体现自己要求的政党，从而在党这一方面，有一个构成分子（及领导人）与其阶级属性的矛盾；在知识分子方面，有一个真实身份与扮演角色的差异。解决的基本途径，是知识人必须背叛自己的出身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这就需要不断地批判、清理甚至消灭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使之彻底认同工农。在经历了苏区时代肉体消灭的过激阶段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创立了团结、改造、利用的政策，在党的立场上解决了党的阶级属性与党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的矛盾。中国党才不幼稚，革命才告别浪漫期。

    注释：

    （1）彼得·卡尔佛特：《革命与反革命》，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2）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21页。

    （3）温济泽：《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4）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20页。

    （5）温济泽：《温济泽自述》，第13页。

    （6）曾 志：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52页。

    （8）李 锐：《庐山会议真面目》，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180页。

    （9）曾 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10）曾 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第95页。

    （11）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12）胡也频：《胡也频选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76页。

    （13）曾 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第52页。

    （14）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58页。

    （15）叶曙明：《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年，第1527页。

    （16）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3—54页。

    （17）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24页。

    （18）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2001年，第54页。

    （19）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28—129页。

    （20）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91页。

    （2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81页。

    （2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179页。

    （2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193─194页。

    （24）徐向前：《历史阶段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58页。

    （25）秦基伟：《秦基伟回忆录》，北京：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26）韩熙型：《揭穿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上的谎言》，载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7）康克清：《康克清谈朱德革命实践中的一些重要情节》，载北京：《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1期。

    （28）曹金山：《陈毅同志救了我》，载陈毅、肖华等著：《回忆江西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29）杨文局：《红色的好管家》，载《星火燎原》第5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原载《鹏华》周刊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