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轩作品集:改革与革命赛跑

改革与革命赛跑（一）

（重温辛亥革命）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3期

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改革以疏不满以缓危机，则蛰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狂飙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清末史说明，只有主动变革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作者： 雷颐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能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确是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故此，学界多有以近代中国为例，指责辛亥革命“过激”——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危害的确很大，但如果以简单、主观的历史解读来消解激进主义，则不啻是南辕北辙，不仅无裨于事，甚或有害。

　　因此，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这段历史何以激进，方能对症下药。

　　今日被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强大的保守势力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像、难以理解的巨大阻力。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生存不可缺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意识形态合法性予以强烈反对。当“洋务”的发展将体制变革作为历史要求提出之后，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并发了动戊戌维新运动。

　　有趣的是，戊戌变法现在也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即八国联军血洗北京之后才被动实行新政、立宪，其变革范围其实已超过戊戌变法，现在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比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却遭到强烈反对。但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所做的也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措施，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然而，清政府却以十分极端、激进的手段来对待如此温和的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究竟是维新派激进还是保守派极端？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体制外力量如留学生、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这样，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而是想方设法上书统治者，想走改革路线。只是在改革被拒之后，才立志革命。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的“新政”完全是被动的，并且一拖再拖。

　　本来，在1898年“戊戌维新”时清政府尚有一定的变革主动权。但它拒绝改革，丧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只是在经历了两年后的“庚子巨变”这种大流血后，才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地开始实施“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逃途中以光绪的名义颁下谕旨，表示愿意“变法”，当然仍强调“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过为时已晚，形势已经剧变，尤其是经历了庚子流血的巨变，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普遍怀疑。由一个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政府来领导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进行调整和再分配的改革，的确有些勉为其难。更重要的是，在几年之后再做这些已远远不够，需要做更多的改革或退让。但清政府对此似乎并无察觉，各项亟须的、能缓和各种尖锐矛盾的“新政”主要内容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出台。这时，革命与改革开始了紧张的“赛跑”。

　　1895年底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用他的话说，“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留日学生是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许多方面，但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简单地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就会被人认为“无理”。

　　1906年9月1日，清廷终于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国内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在立宪原则上，清廷认为日本宪法强调“君主大权”，最合己意，也就是说，“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所以清政府1908年著名的《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第一、二两条差不多是直接从1889年“明治宪法”的第一、三两条中翻译过来的：“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二十三条中有十四条是关于“君上大权”的，对权力的垄断超过了日本的“明治宪法”。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将其简化为9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坚决“反革命”的梁启超承认，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从1907年起，立宪派就一次次发起和平请愿运动，要求开国会。就在革命即将开始超过改革的时刻，清政府却利令智昏，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日，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名为满人，汉人只有4名；而在这9名满人中竟有7名为皇族成员，因此人们将此称为“皇族内阁”。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此举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

　　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政策也摇摆不定，主要是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时紧时松，经常大幅度摇摆。就在1911年5月推出人心失尽的“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倒行逆施地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相对最为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的“庶政公诸舆论”和“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不合理、不合法。但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这究竟是绅商过激还是清政府过激？这与一个月后的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台又有何因果联系？

　　正是清政府的冥顽不化，政治上拒绝改革，经济上摇摆不定甚至倒行逆施，使从来温和谨慎的士绅商董都开始远离它、抛弃它，进而反对它。昔日所谓“缙绅之家”，比今日所谓“中产阶级”更加接近贴近亲近支持统治者，更加祷盼和平稳定，更加温良恭俭让。连他们都态度大变，日趋激烈，又怎能指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激进呢？换句话说，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

　　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的种种极端所触发、造成。几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但在承平年代开明社会，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于民众之影响者几希，更掀不起能动荡社会的大风大浪。然而，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改革以疏不满以缓危机，则蛰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狂飙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

　　历史说明，只有统治者主动变革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雷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改革与革命赛跑（二）

作者：熊培云

   （重温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注意到，假如人们按照旧制度存在末年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是一幅比真容更美却又不太像的肖像。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未减慢这一飞跃发展；国家因战争虽然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不过，经济繁荣的背后，不满的情绪也在积聚。国民在精神层面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而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地区，恰恰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如果研究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就不难发现，正是在邻近巴黎的地区，旧制度最早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在那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护。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谁知却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那里对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雨果小说《九三年》里反抗革命的人，便是出自布列塔尼地区。

　　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让人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与此同时，旧制度的弊端也显露无遗。这就是财政上的捉襟见肘，1788年法国又一次面临财政危机。和前两次财政危机（1720年和1763年）很快化险为夷不同的是，在权利意识方面已经觉醒的法国人此时已经对王室彻底失去了耐心和信心。虽然路易十六也在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没有跟上社会的节奏。托克维尔将这场浩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一个悖论：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了自己的毁灭。

    理想的国家结构是国家、社会与市场“三分天下”，国家不能越出权力领域进入市场-价格领域和公民-社会的自治领域。毫无疑问，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与社会正在从国家或者政府那里一点点“收复”自己的疆界。这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中，同样体现在公民社会的建设中。细心者会发现，近年来中国媒体甚至已经开始部分地出现了有关“罢工”或者“游行”的新闻。只不过，“游行”在词语上被改头换面以“散步”等平和的方式出现。2008年“两会”期间，经历了“厦门PX”事件洗礼的厦门市政府发布公告，承诺“公众参与和市民反映强烈的项目不批”。由此可见公民参与在塑造政府性格时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相较经济与社会变革而言，政治改革无疑更缓慢曲折。谁也不能否认，尽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改革最艰苦或最关键的一段路程尚待开拓。早在1980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谈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强调要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如今，当中国改革船到江心，人们最为关切的仍然是，如何能够切切实实地推进政改，闯过转型时期“最后的大关”。

    2008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绿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和对内、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不自由大为相关。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治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但是，在一元政治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却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多数国民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而一旦发生了冲突，就只有执政者的利益。在茅于轼看来，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诸如道德滑坡、环境恶化等同样与政治有关。总而言之，“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近年来，诸如党内民主说、宪政民主说、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国家制度建设说、增量民主说、协商民主说等各种政改路径设计陆续出台。然而无论哪种改革，最后给人的感觉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代中国人“患上了民主恐惧症”。在何看来，回顾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渐进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曾经屡次交替出现，但是渐进改革曾多次因贻误时机而被激进的革命所代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因此命运多舛。而中国今天的渐进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远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适时推进并取得突破；二是现有政治制度的容纳量和领导集团的学习能力。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机积累并最终总爆发，改革的机会就会悄悄流走，革命则会不期而至。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

    乔治·布什曾经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熟悉霍布斯政治学理论的人知道，政府像“利维坦”（Leviathan）一样具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

    显然，转型国家政治改革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如何将“利维坦”关进笼子。纵观人类历史，其具体路径不外乎权力主导、权力裂变、外部输入及社会反叛（革命）等几种。比较而言，权力主导无疑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小的一种方式，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至于这种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种种利益交换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救赎意味。

    有理由相信，发生于大革命之后的中国转型从本质上说是要完成一场关于国家权力的转型。即完成权力（或者国家）之于社会领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既要避免社会动荡，又要使权力能够安全归位。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其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历史真正“告别革命”。

　  而眼下的中国，社会生机初现。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已经露出水面了。”

      选自熊培云著《重新发现社会》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