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鸽集团怎么样:施滨海:怀念丁望

怀念丁望
施滨海
丁望走了。走得突然，又不突然，因为丁望患肝癌后生命毕竟维持了三年半。所以，走了，又没走；没走却还是走了。几天来，总想起他我们初次见面时留给我的印象：谦和、乐观、坦城，而这种印象又犹如昨日，历历在目……
虽然心仪丁望已久，又同居京城，但第一次见面还是1999年6月在他主持《中国合作新报》（以下简称新报）的时候。1998年9月我遭遇不测之后，又被《中国经济时报》“除名”，回上海休息半月有余，于次年5月由上海返回北京。当时已是新报副社长的李可（与我是《中国市场经济报》的同事）打电话告诉我新报正在试刊阶段，丁望是总编辑，并示意我考虑与丁望谈一次。
自1994年秋到京，恍然已近十年。象丁望这样杰出的新闻界老前辈，久为敬仰。比如，63岁的他几番跌宕，创办工商时报，今天完全可以说在当时国内是独领现代商报的风骚。1994年又不辞辛劳到上海协助创办《现代市场经济周刊》，该刊被称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彩色印刷的新闻周刊，之后，又折回北京主持中国经营报的改版，再后来就是以72岁的高龄，创办了新报，意欲创出办报的新思维、新模式来。历史的进步激奋着丁望，如他所言，“办报我已经钻进去几十年了，可以说了解的比较多，怎样能在今天办出一张站得住，又有理想，又能创新的报纸，就比较容易看出问题的要害，对于我也是一种自我否定，当然这条路一直走得不容易，大概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出成果的时候，办报思想也可以说现在才真正成熟了。”
当我见到丁望时，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在1997年十－－五－－大前后我们曾通过电话，他对由我组织并与和何江涛、黄钟等记者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对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高尚全、厉有为等关于坚决反－－“左”，坚持初级阶段理论，坚持市场经济方向，改革所有制形式的系列长篇访问报道评价很高，并说：真正的记者就是要能把握一些社会动向、社会思潮，新闻没有轰动效应，记者一辈子不算成功的记者。以至于后来我到了新报，他还念念不忘说要把何江涛、黄钟“挖”到新报来。我知道，他创业故事的主人公都是青年人，而他永远是年轻人最大的后台老板。
如果说心仪的丁望，与直面的丁望有什么不同的话，我只能说，我没有从他身上感受到一个几经风雨的老人所特有的沧桑。相反只觉得他平静、理性、豁达、深邃。我依然记得他见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受委屈了”，精神矍铄的他笑着拉我坐下后又说：“我年轻的时候受得苦比你多得多，锻炼人啊，是右派的经验才使我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认识，从被开除出党，我才真正入了党。青年人吃些苦头不是坏事，来吧！就在新报干，怎么样？”
当时处境艰难而又被视作“另类”的我，心头猛然一热，竟一时答不上话来，唯有心里在想：从现在开始有机会得到他的诲教了。
整个80年代，丁望经历了《世界经济》杂志、《工人日报》和《经济日报》生机勃勃的时期，其中参与了震动中南海的“渤海二号”事件报道。期间还结识了象于光远、吴敬琏、童大林等著名经济学家，并开始接触理论。据他自己讲比较得意的一次是参与主办了1984年青年改革家济济一堂的“莫干山会议”，这为以后他创办工商时报和中国合作新报，提供了学术与新闻结合办报理念形成的契机，尤其是在新报创办的日子里，使丁望大展其长。这大概也是新报后来能够一炮即响的缘由。在我被任命为副总编并分管新闻采写和理论以后，他更要求我经常召集学者座谈会，用他自己话来说：“办报不能做睁眼瞎子，不能成为聋子的耳朵，观注社会、理论思潮、把握社会动向，心中有数。”所以，秦晖、孙立平、余杰、萧雪慧、徐友渔、李曙光等先后都成为我们办报的支持者，使得新报虽不至洛阳纸贵，但于林林总总的报界俨然卓荦不群。
只是好景不长，没有想到新报的出资人因种种原因中途突然撤资，使得新报出版难以为继。我受丁望委托，先后赴深圳、福州、杭州等地寻求企业支持与合作，也终因当时政策障碍等原因而未果。在那些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丁望那种难以言状的痛苦。那段时间他总说：“我们自己太穷了，”又不断地叹息：“可惜了，可惜了”。在和平里圣象大厦编辑部的最后几天，曾对我说：“看来不行了，只能给工人日报了”，过了一会儿，又到我办公室说：“滨海，要是你能搞到钱，你来当总编辑，我当顾问。”再过一会儿，又让办公室牟剑秋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象是对我说但又背着我，脸冲着窗外，似是喃喃自语：“还有二三天时间，会不会出现奇迹呢？”事后他同我还谈过一次，本来他计划在2000年下半年变更报名，由中国合作新报改为中国新报或就叫新报，2001年出日报，他说他相信历史总是在进步的，新闻也有突破的一天，我们要为将来打基础……我无言以对，默然良久。无奈、失落，他当时的那种孤寂情怀，至今让我为之动容，深深感怀。丁望毕竟把自己的智慧、精力、才华熔铸进了他深爱着的新闻事业。
然而，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传来了更令人不能接受而且残酷的消息：丁望得了肝癌，并在上海已经做了手术。在他回京后，我曾几次打电话到他家表示要去探视，他的夫人孟阿姨都说，再等一等。
我在2000年8、9月份注册了一公司，但也是无事忙。有过几次约孙立平、李可、牟剑秋等要去探望，终因人凑不齐而未成行。现在想起，正是后悔不已，揪人心痛。到了2002年5月底的一天上午，我正赶往机场出差去宁波，手机突然响了，电话那边传来丁望依旧底气十足的声音：“你每期寄我的《领导人智库》我都仔细看了，办得好、有内容，但校对有问题，有些地方错得让人不能原谅。”
其实，《领导人智库》是在得到吴敬琏老师关心，又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创办的一个不定期内刊，每期印刷200余份，分送知识界、企业界有关人士，以期沟通、讨论问题，然而，她也是短命的。大概由于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智库》了，丁望又打电话问：是不是提了意见就不给送了？我知道这是他的幽默，我对他讲，想不到一个内刊也会这么短命，他却不以为然的说，现在短命的，将来必定是长命的。丁望就是丁望，他总有以乐观的表达方式予人宽慰，尽管身罹绝症，但他永远拒绝失望、拒绝牢骚。他对新事物、新观点、新知识总有了解的兴趣，并择善而从。
也许因为现在听话了，户外活动亦少，以至于丁望不幸仙逝，我竟是在12天以后的财经杂志上读到他的高足胡舒立女士的悼文才知道，深有疚憾。由于我与胡舒立只是在胡－绩－伟前辈86寿辰聚会上仅一面之交，所以只好立即致电她的一位朋友代为向其询问丁望的后事，并建议能否搞一个纪念活动。但至今没有回音。
2003年的时光已走过大半，但所经历的苦痛，恐历史是难以承受的，不仅仅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抑或人祸抑或两者结合而至的苦难，就我个人而言，深陷悲痛其中的是先后走了三个历史会记住他们名字的人：秦川、李慎之、丁望。
而我在那些“非常特殊的日子里”竟无法为他们送别……
（作者原为中国经济时报编委、中国合作新报副总编辑）
二OO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北京
丁望
生於一九四○年。曾任《明报月刊》编辑、《明报》资料室主任、《明报》副总编辑兼中国新闻主编、《明报月刊》丛书部总编辑、《潮流》月刊总编辑等；在学界，曾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群众播导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东西文化中心访问学者。现从事研究和写作。有《中国三十年代作家评介》等评论、随笔等数十著作。
丁望的研究论文，除在香港的潮流月刊、明报月刊、信报月刊发表外，还被译为英文、日文、韩文，分别刊载於美国、日本、韩国的著名杂志。译成英文出版的著作有Chairman Hua: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华国锋：中共领袖，加拿大麦基尔／皇后大学出版），译成日文出版的著作有《华国锋评传》（日本新泉社），译成韩文出版的著作有《中国三十年代作家评介》（汉城成钧馆大学）。
主编的史料导读或文学选集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一至六卷（明报月刊1967－1972年出版），《中国大陆新闻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出版），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国的文学【1949－78】，与许芥煜合编，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80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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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望
胡舒立
《财经》主编
文章关键词:丁望新闻工作者中国《中华工商时报》《中国青年报》人物介绍
文章快照:摇。而这种信念，一直是工商时报的灵魂。可惜的是，有着市场信念的丁望终究只是新闻人。局限于时代也局限于自身，他为报纸做了那么多朝向市场的创新，却终究未能按市场原则在报社建立起相对有效率的机制。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工商时报在报面占尽风光之时，报纸经营业绩仍乏善可陈，合理公司构架更无从谈起。至1993年中，丁望已经相当清醒地意识到报社机制上存在的许多致命弊端，试图一搏。他大胆部署将报社编辑部与经营部门分离，将经营部分注册成公司并探索吸收社外资金入股，也曾一度考虑试行股份制。然而历史不再给他机会，1994年1月，67岁的丁望被要求离开领导岗位办理离休。这一年，工商时报正式改为日报。以常理论，不甘寂寞的丁望离开工商时报之后生活不可能非常愉悦。他又做过很多新的尝试。1994年夏曾到上海协助创办《现代市场经济周刊》，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彩色印刷的新闻性周刊，担任总编辑。他做任何事都认真，面对一个小得多的舞台也不例外。后来，他把主编杂志一职交给了我，又回到北京协助《中国经营报》改版，并且请当年工商时报一位年轻人杜民到该报担任了副总编辑。1998年，丁望已经是72岁，又创办了《中国合作新报》，方针很新，要搞一份文化评论性报纸。报纸有些样子，但因为资金不足没有大发展，后来给了《工人日报》。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新闻业机会很多，丁望总在活跃一直在拼搏，但毕竟年事已高，在越来越“金钱话事”的环境中不会太主动也不可能有很多收入。他离开工商时报后，报社虽然没有过商业意义的发达，一度花费却也相当排场，有了好的办公条件，多辆领导可以私用的公车，好像还有了一辆比较高档的凌志车。不过这一切与其创办人丁望无缘。他出出入人，最多乘出租。直至今年初，我有机会与他在保利大厦吃一次午饭，仍是我用自己的捷达车送他回家。当然，丁望从不黯然。他乐观，开朗；可能因为早年吃过太多的苦有过太多的挫折，他把个人的利益得失看得很淡，并无计较。即使在人后，与好朋友独处，他也从不怨天尤人。他总在努力徽囊事情，想大事情，特别是努力关心早已不复当年的工商时报。在过去的五年中，他至少不下2O次找我商量过该为这家报纸傲些什么。2000年，丁望决定彻底退下来，再也不做什么了。后来很快发现原发性肝癌，在上海做了手术。刚出院回京，看到前去探望的我们，商量的又是如何重振工商时报。这一时期，他早已想得很深，考虑的是如何在可能范围内对报社改制和债务重组。他想得很具体也很细致，对我和同行的杨大明(现任《财经时报>总编辑)、彭波(现任《中国青年》杂志社长)一千老工商时报人均有托咐。交谈中，他还是一口京腔，脑子快，语速也不慢，虽然是满头白发仍然让人觉得是同辈人。当时，看着他因被癌症折磨已经呈暗灰色的脸，我们谁也不敢拒绝。感谢现代医学发达，丁望患肝癌后生命竟还维持了三年半。今年5月，SAP,S猖獗的时候，我从丁望夫人盂尉处获知他的病情又在恶化，代她请教了一位国内的顶级专家，知道已经无法可医，就有了心理准备。9月10日中秋前夜，甫一接到孟刚来电，便想到一定是噩耗。不过，我还是流泪了，这毕竟是丁望。孟刚阿姨在电话中说，丁望有两个遗愿要告诉我：他决定死后不接任何祭奠活动，包括不搞遗体告别也不要。生平悼词”；再就是我们几位曾捐了‘lO万元为丁望治病，他直到今年才用了一些，还有部分余款要结算了退还，让我择日派秘书去拿。孟剐说她此时不愿意见我们，。见了只有更加难过”。她和丁望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声音也一如丁望，爽快的京腔。这一回，没有再提工商时报。不过，纵使在弥留之际，丁望能忘却吗?●作者为本刊主■。■任‘中华工商时报>海外部主任
看谁的人才最坚挺之一:"绩优板块"丁望
《英才》卓非 司万方 赵亮
对丁望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熟悉。
但提起《中华工商时报》，提起活跃在当下中国媒体上一连串的名字；
胡舒立、王长田、陈西林……恐怕不知道的人就少了些。为了传媒蕴藏的广阔影响力，为了高成长性带来的无限高机，他们彼此合作，彼此学习，又彼此厮杀，庞大利益纠结的背后，谁会是资本市场作秀的道具？谁又能将理想进行到底？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为您推出传媒界的精英人物，看看他们是如何在传媒战场上拼杀的。

为什么一家媒体13年能走出近20位老总级的人物？当新老媒体为了争抢人才“大打出手”时，是否认真考虑过人才是怎样产生的？
“绩优板块”丁望
职位：原《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
亚科卡说，一个人的想法有一半是对的，目标能够实现一半，就不是一般的成功，而是大成功。在用人和考核人上，丁望坚守这一原则。
对丁望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熟悉。但提起《中华工商时报》，提起活跃在当下中国媒体上一连串的名字，胡舒立、王长田、陈西林……恐怕不知道的人就少了些。而这些都与丁的名字连在一起。
喜好在网络间遨游的老丁，身患重疾后，上网都有些吃力。
春节刚过，在丁老的居所，我们见到了这位为报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见证了共和国报业发展的老报人。“批量”生产老总创业之初的《中华工商时报》（以下简称《工商时报》）只有区区75万元的资本，既没有钱，也没有名，但由于有了一个让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吸引了一批年轻人。当时尚未出名但已是《工人日报》国际部副主任的胡舒立以及王长田、陈西林等到了《工商时报》。
培养胡舒立，丁亲历亲为。“在财经编辑记者里边，现在的胡舒立算是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女人。她到《工商时报》之前，是《工人日报》国际部的副主任，没有搞过经济，对经济不能说是一窍不通，但缺少专业的训练。她本身很聪明，有敬业精神，并懂外文，所以有很好的条件。到了《工商时报》以后，我见她对经济很感兴趣。而我认识一些经济学者，当时就带着她一个个拜老师去了。由于她对经济学者很尊重，所以学者们都很喜欢她。后来我又认识一个年轻记者，性格和胡一模一样，但在敬业方面不如她，不下苦功夫，最终不能像胡那样成功。这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普遍缺乏的。”
发现陈西林，丁的眼光颇有点穿透力。“陈西林到《工商时报》前，在《中国妇女报》搞美术，是科班出身的美术人才。但当时的《工商时报》有一个限制，干部编制严格，他不是干部，后来有人介绍他到这里来，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肯下功夫。所以很快调到了总编室，任总编室主任。在《工商时报》这几年，他进步很快。他的版面设计应该说至今在北京业界很有影响。后来到《为您服务报》出任总编。”
能坚持用王长田，看得出对人才的耐性。”而王长田大学毕业调来以后，在报社发展不太好，当时他想做生意，搞经营，我说你愿意去就去。到了哈尔滨以后，生意没做成。我说，你什么时候愿意回来就回来。回来后他担任《工商时报》要闻部副主任。离开《工商时报》后去了北京电视台，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当年《工商时报》靠这批人，办出了一份引领潮流的一流报纸。而这批人仍然活跃在当今媒体和其他行业。现在，大概从《工商时报》出去的，不算现在在《工商时报》担任领导工作的，在业界老总级的人物就有20个。
三不养政策
业界公认目前最缺的是人才。丁望认为，“首先这些人自身的素质，敬业精神是主要的因素，但是还要为他们提供条件，提供空间，好种子撒在很贫瘠的土地上，不会长好，而机制就是一个很肥沃的土地。人才发挥要在自由的环境里。”
1989年，已是63岁的丁，向工商联建议，办一份民间性的商报。在丁向工商联建议时，工商联说我们没人。丁说，北京有的是人才；工商联说，我们没钱，丁说钱也可以找。但向工商联提了一个条件，“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报社实行企业化管理，人事管理上实行招聘制。人来了，觉得这儿不好，可以走。而报社觉得你不好，也可以让你走。”
得到工商联的同意后，《工商时报》诞生了。这份民间商报在开始就是适应市场需求的，在机制上采取了比较新的办法，而当时的《工商时报》很流行一句话，就是“三不养”，不养懒人，不养庸人，不养条件高的人。
《工商时报》是个例外分析目前的传媒市场，丁的敏锐不减当年。”像现在办《工商时报》根本不可能，市场竞争太厉害，没有资本的投入，你竞争不过。办报纸尤其厉害，第一如果没有投资的话，吸引不了人才，现在新闻界的工资特别高，人才的成本色很高。像当时《工商时报》的工资很低。现在没钱，人才不会来，年轻人很现实。第二在这个成本上，不搞彩色，不富大片，不容易有发行的突破，广告的突破。
“香港一家传媒开了一个先例，三亿港币免费赠送，一年就翻身了，这家专媒卖报纸，不但不要钱，还送你礼品，就是用钱去堆，但还要有内容可看，一手就把香港好几家报纸打垮了。现在中国市场也是如此，有的报怎么打都不垮，有的报刊一打就垮。”
报纸被市场接受至少三年
对于新兴的财经媒体丁一针见血，《21世纪经济报道》，是趁着《南方周末》的底气搞起来的，而《经济观察报》则适应一部分人的需要，比较‘洋气’。现在还难说这两家报纸的前景，我觉得可能《21世纪经济报道》底气足一点，因为敢说话。《经济观察报》现在投资者已经不给他们钱了。一个报纸要被市所接受，大概需要三年时间。《经济观察报》这么高成本，几千万投入都打不住。《经济观察报》的社长、总编辑都是事业型的人物，如果大家能够凝聚起来斗通过几年奋斗，就可能成功。《工商时报》奋斗了三四年时间，没有什么待遇，没有什么条件，就起来了，大家都是本事。如果大家你争我夺，这个报纸不行了。”
丁望小档案
1994年，由于种种原因，68岁的丁望离开了《工商时报》。第二年就《中国经营报》社长王彦之邀，全面负责《中国经营报》的改版工作，对《中国经营报》及子报《精品购物指南》作出了明确而又浅显的定位，前者教人如何赚钱，而后者教人如何花钱。一年之后，丁望离开《中国经营报》，又牵头创办《现代市场经济周刊》和《中国合作新闻报》，但都不太成功。
（原《中国合作新报》记者陈星、本刊记者黄一琨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