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军阀：让敌友都钦佩的军人典范吴佩孚(2)

　　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及李大钊等，都做过争取他的工作。1922年，在越飞会见孙中山前，他寄望于吴佩孚：“……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待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斯大林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苏联的政治局为此有决议说：“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 ……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

　　这种蜜月同样短暂。虽然“劳工神圣”的旗帜一度堂而皇之地挂在直系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但吴佩孚镇压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苏联曾不改初衷支持吴；直至吴对苏军驻扎外蒙和中东路主权问题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特别是 1924年 9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冯玉祥倒戈而惨败于张作霖，苏联人才放弃对吴佩孚的争取。

　　即使最有军事才能的军阀吴佩孚也避免不了为时代所弃的命运，他虽然仍多次跟其他军阀分分合合，挂过若干头衔；也曾东山再起，报了冯玉祥一箭之仇，但已是强弩之末。虽然吴佩孚有着革命军人少有的文才，但他仍敌不过文明转型中的意识形态。军阀和他们步履蹒跚的军队势力开始让位于新兴的革命军队，孙中山的党军显示出威力。1926年秋，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盘踞中原的“常胜将军”吴佩孚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吴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的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他也没有多少钱，他只有在国内辗转流亡。

　　吴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既不像其他大多数军阀那样一心求利求地盘，又不像国民革命军那样师法欧美文明的精神。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传统得陈旧了，虽然他的坚守可敬。他早就说过：“英雄并不以成败定义，本人既以关、岳为立身行事的楷模，所以在行为上一不爱财，二不好色，三不怕死。本人志在春秋，为国家民族，不惜肝脑涂地。”但有着革命意志的党军硬软实力都高于军阀不说，即使吴以儒将自居，他仍是一个视苍生如刍狗的卫道士，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愚忠儒者：他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却又如宋襄公一样假仁义道学。冯玉祥叛变、形势危急之际，他的顾问焦急地请其应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叛将讨饶，他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通电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逼得冯玉祥再次背叛。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也不稍加利用，英美、苏联、日本都曾想支持他，他都拒绝了。当吴在最潦倒落魄的时候，日本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大佐率将佐十五六人由宜昌乘小型舰到白帝城，专诚拜访落魄的吴大帅，表示：一、愿供给私人借款一百万；二、愿赠步枪十万支，小炮五百门，机关枪二千挺连同弹药，由小型舰艇运来白帝城。这对于有意东山再起的人自然是一个大诱惑。可是对吴佩孚这位硬汉，则毫不起作用。吴义正词严地对日本人说：“过去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于枪炮和金钱，我如果愿意借外债，引外援，何必待到今日？中国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贵国贵官的盛意我是不会承受的。”

　　这个一根筋式的儒将呼吁过“国民大会”。他初登政坛就主张，立即举行“国民大会”——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似乎吴佩孚把民众的福祉放在心头，但他对芸芸众生的命运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竟下令掘开簰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 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权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

　　吴的失势使得墙倒众人推。他与南方为敌，北方的军阀无他容身之地。只好带部下入川，那个过程九死一生。尤其是张其锽之死以及偷渡襄河的枪战，使得跟随他的夫人张氏印象恐怖，当时有投襄河自尽之意，经吴佩孚百般劝阻，其意始解。此后跋涉穷乡僻壤，吴虽泰然，但有内顾之忧。据说，张氏夫人曾一再向吴表示，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纵不求死，但愿削发为尼。且劝吴从此下野，不问世事，入名山为僧以保余年，泪随声下，吴亦为之动容。吴的感慨可从他两句诗中道出：“生死两难悲末路，夫妻垂老泣牛衣。”

　　但他的个性丝毫不改。1927年 5月 27日，他率卫队逃去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地方士绅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即席撰写了多首(副)诗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仿佛他跟军阀属于两类人似的。在土匪军阀的围追堵截中，吴佩孚的亲信卫队死伤惨重。他只能从鄂北的小路入川。当时杨森部已由宜昌退巴东，吴乃选择取道保康、秭归、兴山入川，这是一条荒僻山路，除了土匪，人迹罕到，有时无路可走，须从这座山头翻到那座山头，仰攀俯爬，艰难有如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有时以草根树皮果腹。蜀道难于上青天，吴佩孚这时可说是已经亲身经历了。他到四川发表了不问世事、表明心迹的通电：“万县杨惠弟鉴：举世滔滔，乱靡有届，欲资游憩，名胜为宜。因念蜀中山水，半属旧游，而蜀中将士又皆旧雨，业于号日间道抵夔，暂憩此间，专事徜徉，不闻理乱。甫澄、积之、晋康、自干、德祥、颂尧诸兄处及各师旅长等，乞弟为之道意。一俟秋凉，溯江而上，再续旧欢。特电奉达，即希注察。小兄吴佩孚。号。印。”由此开始了他和部下在川康甘青等地的寄食生涯。

　　他的寄食生活是可怜可笑的，他带着一批亲信在各地转悠，主人或士绅多有以为他会东山再起，而进行巴结者。也有最终看穿他不过是带着一批落魄族众到处打秋风而已。1928年，吴佩孚五十五岁生日，离他的五十大寿只有五年，仅仅五年之间，他已经从国内军政的视野里消失。他住在大竹县，虽然当地军民给他大办生日宴，热闹非常，但在大竹打秋风将近一年，当地驻军托地方士绅向吴佩孚提出将枪支送给他们用，吴佩孚慨然允诺，将二百八十多支枪和三万余发子弹，送给当地驻军，只留了十几支手枪，吴佩孚怕卫队官兵在心理上发生疑虑，还召集全体讲话，说咱们这里住军民对咱都客气，也很安全，咱这武器也没用处，不如送给他们落个人情等语。这个人情送了，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实力，也没有财富了。他见识了各种眼色、难堪，但他的内心是自足的，他作了大量的诗，据说仍有唐人气象，人穷气不短。他到四川的自题诗是：“曾统貉貅百万兵，身衰蜀道苦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楚帐悲歌驻不逝，巫云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他在四川写下一幅名联：“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文史专家陈登原曾有《杂书吴佩孚事》，记录他打秋风的生活。人情世故也好、时局变迁也好，都不在他的关注内，他要的只是带着部下活着，而且他自己要养尊处优地活着。为此他不断地为各地接待，被人看穿后又不断地被驱赶。他的惨状大概只比金庸小说中的慕容复落魄时稍好一些。

　　好在他进入过权力的巅峰境地，即使落魄，仍有不少部旧、同僚接济他，在川康等地要饭似的过了几年。1931年，吴佩孚应张学良之邀，定居北平，那时“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张学良以子侄辈的身份邀他做客，吴佩孚见面就质问 :“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脸色当时就变了 :“我有中央命令。 ”“有命令也不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丢你老父的脸。 ”吴佩孚甩开衣袖接着说 :“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张学良是时有苦难言，只得毕恭毕敬地说 :“玉帅骂得对，我确是给父亲丢脸了。”张学良开始供养他，每月送他四千元。

　　他的气节有目共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他当即通电反对。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加以拒绝。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要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也俨然拒之。1938年日本侵略者决定把华北伪政府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又要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去。”日本人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1939年底，吴佩孚暴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是这样评价吴佩孚的，“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政见如何，都是应该表示钦佩的。 ”中共元老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 ……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北洋政府时期数以百计的大小军阀，大多数出身行伍，唯吴佩孚以“秀才”著称。海外史家则称他是“学者军阀”和“至死都是儒家制度与价值观的一位颇具口才的辩护士”。如前所说，他是承前启后的军人，他的迂腐、僵化、愚忠使得他不及之前的曾、左、李一代将帅，又不及后来的蒋介石等新兴军人，儒家文化或说我们的传统文明封闭太久，被强行打开后，见光死去，或如木乃伊因风而散，封闭中的文明大墓中站着的数百个军阀们在不可知的命运之手牵引下打打杀杀，中间只是出了吴佩孚这样在外人眼里还像有个人样的人。可以说为儒家文化殉道者是如此稀罕可怜，令人欷歔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