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集团董事会成员:学习心得

学习贵在心态

在这里我必须开宗明义地说，本篇并不是讨论那种为我们所素知的老套的一般学习问题，而是承接了我的一篇《论人生的不平等》中的观点而来。在那一篇中我指出了人生不平等的各种原因，以及一些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同时也顺便说了如何才能力争做到平等，其中有说到应建立一套相对先进的臻于完善的管理国家与建设社会的制度，学习别人的长处，复制别人的东西与做法。这样就又不免会涉及到东西方政体的优劣问题，或许在某一部分人看来，有影射当今政治的嫌疑，便使得问题复杂了起来。为了澄清我的想法，遂觉得有再开一篇文字的必要，这一篇姑且命名为《论学习的心态》吧。

学习有哪些心态可循呢？通常看来，至少有这几点是不能被忽视的，那就是明确自己的学习目的、虚心与坚持。这样说来其实确乎过于老套了些，没有半点新意，然而只要我们想想，连这般老套的事情也一直都没能做好，看来一定在我们的心态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顽疾，我们将仍然不能达到目标。

我想，没有哪一个中国人灵魂深处不爱这片国土，否则他就不配做我们炎黄子孙，因此，对于学习的目的这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完全有一个高度统一的认识与梦想，那就是希望我们的祖国富强，如同史上的汉唐一样，成为万众瞩目的世界第一等大国。但这却与我们的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我们现在也仍忝在大国之列，但似乎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土地面积与庞大的人口，因为一个对世界有极大诱惑力的巨大市场而为其它国家所重视。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各项经济指标似乎也并不低，然而只要牵扯到人均问题则一切靠后。于是我们将一切问题都归因于人多，归因于“基础差底子薄”，甚至还将它形成一种所谓的“国情”理论，每感叹自己落后时便以这“国情不同”而自我安慰自我缓解心理。我不知这是否有一些自欺。

诚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伟人们的观念意识的错误，我国的人口的确是过于庞大了些，实行计划生育是势所必然的，但是看看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管理吧，我们是否又有许多值得检讨与反省的地方呢？若以人口密度而论，我们同日本是否还相差很远呢？然而日本却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三十年的时间建成世界第一流强国，纵然在二战后一片废墟的基础上，它仍能以极短的时间内掘起，再度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同时德国亦是如此，战后沉重的债务都没能挡住它掘起的步伐，这又是为什么？如果说我们基础差底子薄，可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基础差底子薄么？在清末之前，我们何曾不是世界第一流大国？我们的基础与底子何曾输与别国？如果说我们国家自然灾害较多，那我们又何曾多过菲律宾与印尼？又何曾多过美国与日本？如果说我们国民素质较低的话，那又是自欺欺人了，我们不是向来爱说我们中国人是世上最聪明的人种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总是拿着那块“国情不同”的遮羞布来找借口？如果说我们“起步晚”，那我们为何起步晚？鸦片战争后我们不是同日本一起到西方去考察学习的么？但日本为何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即能打败中俄而成为世界八强之一了呢？而我们却又历经了这么多坎苛风波？我们不从自己的观念与心态上找原因，却总是这样爱找各种理由与借口，我们能进步么？

正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全是体力的差别而是思想的差别一样，国家也是如此。一切都是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这又离不开整个国家领导层的观念与心态之影响。没有不好的士兵，只有不好的元帅，没有天生落后的民族，只有保守陈旧的观念。看来，我们应好好地从自身观念与心态上寻找原因了，只有这样，庶几还可以亡羊补牢。

我一直有些怀疑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东西方问题。在我看来，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方问题，包括一切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从来就没有人能说社会主义必须是东方的，资本主义必须是西方的。事实上一切的所谓主义、形态、制度等等都是世界的，如同科技、文化、艺术、宗教等一样，它并不属于哪一个国家，这一切都是全人类的。不论是哪一种形式，哪一种主义，哪一种制度，只要它真正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也就符合国家的利益，因为国家的利益就是为了人民，它们是并行不悖的是完全一致的。只要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任何主义与制度或管理模式都是可以拿来为我们学习并为我们所用的。而近代以来，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的确是早已走到了我们前面，即连东方的历来作为我们老大帝国徒弟的日本国也早已超越了我们，成为了世界第一等强国，不仅如此，就连那些从来都不为我们所放在眼中的小国或地区，也一个个都成为了经济小龙而腾起在东方。而我们却总是错失了一次次良机，坐着看到身边的弱小国家强大起来，这真不得不令我们发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感叹啊。

然而这样一说问题就又来了，有一些食古不化自以为是的人可能会认为我终于露出了马脚，认为我心术不正别有动机，认为我是在号召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有“主张西化”的嫌疑，要来封我的嘴了。事实上我主张西化了么？完全没有。我只是号召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不论这些先进的东西在东方也好，在西方也罢，或南方北方都行，总之，是先进的就要为我们所拿来，所学习。然而令我们感到惊疑与不幸的是，碰巧这些先进的东西似乎都在“别人”那一边（当然在别人那一边，要不然我们为何要找可以学习的对象）。为何要说“别人”而不说“西方”了呢？因为这些先进的东西，不仅西方有，东方也有，南方还有，然而我们却一概称之为“西方”，这似乎有悖于常理，真是一种很怪异的思维。既然我们一直指责别人在现在新时代中却仍没有放弃冷战思维，而我们又一贯坚持这种以东方西方的标准来划分事物的观点，难道这不也是一种地道的不死的冷战思维么？谁说西装只有西方人才可以穿？它不过只是一件衣服罢了，不过只是西方人最早穿上的罢了，我们觉得它穿着漂亮，学着做一件穿上不也挺好么？说到底，它仍只不过是一件衣服罢了，我们却大惊小怪地说那是西方的东西，我们不能要，如果要了就是在行动上有西化的嫌疑。然而我们到底还是要了，如今穿在全体国民身上，却也并没有如一些早期的危言耸听者所说被西方的某些“病菌”所感染。同样，席梦思、电灯、电脑、香烟、影视、避孕套、咖啡乃至西餐，甚至西医、学校综合教育制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似乎无一不是来自西方，然而却无一不被我们拿来所用，而且用得很好，用得称心如意，一点也不汗颜，因为这些确乎早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了。

同样，作为一种政治体制，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它只不过是治理国家的工具罢了，为何却一定要打上“西方”的络印呢？为何一定说只有欧美人可以用呢？虽然早先是西方的，后来却早已成为了南方澳州的，东方日本的，甚至新马泰菲律宾南韩香港台湾等无一不是此种模式了，然而我们仍旧咬定说那是西方的一套体制。尽管此前书本上一直教导我们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人民也是如此，但到底还是挡不住时代的脚步，国门不得不仍要被打开，我们却赫然发现原来自己才是生活得不象样，于是我天朝大国的人民遂如潮水般地勇敢地前仆后继地去沿海一带，无奈地去为“洋鬼子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们打工，甚至不惜以各种手段（找关系、行贿、造假证）进入到他们的公司里，才得以幸运地心甘情愿地俯首贴耳地去接受他们的剥削。当然或许心里也一边咒骂着另一个洋鬼子骗人的所谓“剩余价值”理论，什么社会主义学说。这样我又要奇怪了，社会主义模式不也来自西方么？为何不说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是“西化”？既然我们能说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自清末以来，我们却一点也不从实践中吸取教训，仍一贯以“老大天朝”或是“变相的老大天朝心态”自居，一面不屑地鄙视着西夷，一面又用着别人的剃须刀或香水来化妆，还套着别人的避孕套看着别人的黄色影视来学着别人调情，或用着别人的电脑学习着别人的一切高科技。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这岂不是一点也不诚实的纵然心里明知错了却又死要面子死不知悔改的“坏孩子”么？

不过历史的潮流终于是挡不住的。最先是鸦片战争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门窗一开难免西风东渐，于是有一部分“杵逆子孙们”开始了洋务运动，开始办舰队，办兵工厂，开始送小孩子们外出留洋，开始摸索着实行改革。接着又有一些“书生逆子”们上书变法，甚至连年轻的皇帝也成为了“逆子”开始实行改革，然而一些“忠君爱国志士”们就开始不安了，叫嚷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祖宗制度不可改”，于是在一片忠心可鉴者们的哭喊下，顽固不化的老太婆果断地结束了仅维持百日的变法，同时还对变法者进行了残酷的打压。但到底还是有一部分大胆的“不孝子孙”不断地翻译了西洋乃至东洋的东西，学习它，并引领着更多的年轻一代们外出留洋寻找真理。事实证明，一切顽固保守思想僵化的人终究是会被历史的车轮辗碎的，终于在内忧外患中，“忠君爱国者们”随着他们的腐朽顽固的清政府一起被历史的铲车推进了垃圾堆中。

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现在争论仍并没有停止，付出了那么多的死难者的鲜血与落后挨打的沉重代价，对比清末毕竟有了进步，改革取得了共识，似乎再没有人不识大体地保守顽固不思进取了，“改不改”已不是问题，问题是应改到哪一种程度。于是开始了再度的争论，从思想与文化开始改起，有人提出了“全盘西化论”，甚至连汉字都要予以废除，而代之以罗马字母，以期根绝固有的思想与文化。这的确是石破天惊之言，未免太绝决了些。虽然一直有许多人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着不遗余力的辩护，认为西夷之文化未必就强过咱们中土圣朝，岂不见洋人翻译了好多的中国固有之国粹而在学习研讨，如孔老之学，〈孙子兵法〉甚至咱们的〈三国演义〉洋人也不遗力地学习着，足可见中国文化之好。此论点鲁迅在香港基督教青年会上作的〈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曾有提到，并对此进行了驳斥，他说“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当然亦有抱残守缺者发布论点曰西夷文化大多为中土流传过去的，或在中土传入的基础上改进后而成为了西洋文化之一部分。不论哪一种观点，就文化争论上，一待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论，于是大家便停止争论了，而换了一种折衷的口气，提出应仍坚持“中体西用”。结果虽仍是在改，但到底仍改得不够彻底。

当然我所谓的“彻底”也并不是指达到如钱氏的废除汉字之境界，说到底，文字只是文化与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件外衣，如果在思想上不能根除守旧，仅脱掉外衣到底亦于事无补，只有在思想上做到真正破旧才算是一种完全的革新。我们知道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决定存在，因此，要想做到真正的革新，我们只有一方面加大解放思想的力度，一方面深化改革社会存在，才能逐步清除我们头脑中固有之疾。民国时期似乎可以看到一些曙光了，然而因为没完没了的战争，一切仍以和平为要。终于到了解放后有了和平时期，但是却又基于巩固新政权着想，而再度闭关锁国。此后历经劫难政权是巩固了，可接着又来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次“革命”气势之大，真可算是无坚不摧，简直差点连中国这命也革掉了，不过却仍未能彻底根除人们思想上的玩疾，没有根除缠绕在中国一切保守者身上的守旧之魂。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一次又一次地号召“胆子更大些，步子更快些”，而纵观这几十年，这段时期似乎步子也确实是够快了，在中国历来也算是走得最远的，但胆子到底仍不够大也不敢大，于是终于还是限制了自己前进的步伐。为何？仍然是观念问题，主义之争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进行解决，则一切仍会停止在清末“中体西用”的阶段。

明明早已剪去了辫子穿上了西装皮鞋，明明早已用上了别人的影视电脑剃须刀避孕套，明明心里早已知道向谁学习并也实际在向别人学习了，明明已加入了WTO组织，明明立法也开始逐步照着别人去改了，却仍是始终抱着那僵死的主义不放。我就不明白，既然已经放开了脚，那臭臭的裹脚步还抱在怀里干什么？别人原产地的德国与法国都没有用那一块布，而我们东方大国却一直坚持不放，我们似乎只有在这一点上才最坚持最彻底。不过这一块牌子不放下，对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至少在行动上表示“中体西用”的冤魂没散。于是就总会有人冠冕堂皇地宣称“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的“四不象”形象，既不是原先所谓纯良的社会主义，又不是原味的资本主义，别人的优点虽说吸收了一些，可是缺点却似乎更多了，那是为什么？盖因消化不良所致也。辟如一个病人，本来这进口针是管用的，你却总怕别人那针药中有什么副作用，于是私自减少了剂量，又加了一点自己的土法进去，虽说命强而得以保住，且看似精神了起来，却终归不彻底，没能根除病魔，难免有旧病复发的可能，即便不旧病复发，这体魄却也终无法强健得起来。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话说得多好。可是我就不明白，既然我们都已能明白能认清别人的糟粕，别人难道真的就比我们愚笨许多么？竟致于多少年了，多少个国家都试用过了，也仍没有人能发现其自身糟粕？或是也发现了，却没有更好的良方能去除而一定只有等着我们来发现来去除？我们要真比别人聪明，也不至于落后别人那么多年了，不至于挨那么多的打，割那么多地赔那么多的款了。也许那个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就如同一个简单的七巧板吧，你自以为这一块不好，而想试着抽去，却没料到引一发而动全身，终于无法成功。或许它又如一剂合成化合物吧，你试着想改变着换上另一种看似更好的成份，却没料到竟因此而改变了它固有的性质，甚至还不小心伤到了自己。或许它如同一盘精美的菜肴吧，你想试着依自己的口味来调试，却没料到做出来的菜看似一样，而吃后竟然消化不良。如此种种，于是你就以我们的体质不同——“国情不同”——为由来加以拒绝了，然而却忘了那个我们总认为是从自己家里分出去另过的日本，他们为何体质就没问题，吃了这菜肴后却竟然能长得如此健壮。

说到底，仍是我们学习的心态不好。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个“空杯为零”的虚心的心态，杯子里装满了自己的水，如何还能接受别人的水呢？自己不虚怀若谷，哪能听进容纳得他人的言语？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不要无中生有，我现在倒认为只有“无”中倒才有生出“有”来的可能呢，如果你本来就有了，哪能还再生出别的有来呢？由此看来，如果不将我们的心中固有的观念清理干净，形成为“无”，哪里能接受能容纳得了别人的“有”呢？除了虚心外还要坚持，这一点我们似乎很够了吧？其实也不够。尽管我们从清末以来一直就在讨论在学习在改进之中，但我们那种走走停停，甚至不小心还回头一大步的状态实在说不上是坚持。在我看来，坚持是一种很顽强主动积极的心态，是一种挈而不舍的执着，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应付，它是进攻型的而非防御性的。坚持到底与坐以待毙的等待虽然都是一种延续，而在本质上却完全无关。如此看来，这一百六十年来，我们虚心过么？我们坚持了么？我们认真地学习了么？我们知道什么是学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