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鱼用鱼露的用法:《归藏》到底是什么时代产生的书？

    《易》经有三：《连山》、《归藏》、《周易》。《周易》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学术界曾有过不同的争论，一般认为其产生的时间较晚：有说是西周末年的，或言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近年学者们的研究，有了比较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认识，认为其产生於商末周初，基本上已没有太大的分歧。

    那么，《归藏》又是什么时代产生的书呢？自汉代以来，学者们对此也不断地进行争论，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无一致的认识，这是由於历史上的《连山》、《归藏》两书都已失传。虽然，清代的马国翰从历代古籍的引录中辑录了《归藏》卦名及一些残存爻辞，收集於《玉函山房辑佚书》之中，但过去有很多学者都认为那是“伪书”，无人去理会它。再加上学者们研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关於《周易》许多争论不清的问题上，对於《归藏》一书，除了学者们在引录《周礼》，以言三《易》都是“卜筮书”时提一提它，就再也没有人就《归藏》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了。

    一九七三年底，在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中出土了帛书《周易》，学者们发现帛书《周易》中的卦名，有一些不与传世本的《周易》相同，反与被认定为“伪妄之书”的《归藏》相同。这样，在学者们的研究文章中，才又提到了《归藏》，“认为《归藏》不是伪书”。可是，对於《归藏》产生的年代，则还远远谈不到研究的问题，即使是对其持最肯定态度的于豪亮先生，也只是说《归藏》一书“绝不晚於战国，并不是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①。如此，一个新的问题便又跑了出来：《周易》是在《连山》、《归藏》之后才产生的。既然《周易》产生於商末周初的历史上，那么，《归藏》成书的时间比《周易》时代早才接近於历史实际，如果认为它是在与《周易》产生同时，或者晚於《周易》，就都是不正确的结论。当然，于先生撰文的本义是旨在论帛书《周易》的一些不同卦名源於《归藏》，以证明《归藏》不伪的问题，并由此而顺便给《归藏》确定出一个晚得不可能再晚的历史下限。于先生走了，他把问题留给了后人。那么，我们就应当继续进行研究，对《归藏》产生时代有一个讨论，以有一个认识。因为，这种探讨对於整个《易》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先回顾历代学者们对《归藏》成书时代的认识。

汉代以来，学者们对於《归藏》成书时代的认识，有三种不同的看法：黄帝时期；夏代；殷代。

⑴主张《归藏》为黄帝《易》的学者，以西汉末年的杜子春为代表。杜子春，约生於公元前三十年，约卒於公元五八年，缑氏（今河南偃师南）人，从刘歆习《周礼》，为郑众、贾逵之师。其於《周礼》注中云：“《归藏》，黄帝”。唐代的孔颖达也持此种观点，他在《周易·正义卷首》中说：“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烈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其在《尚书序》中，引孔安国之语说：“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此后，持此观点的，有宋代的罗泌、罗苹、葛寅炎、家铉翁、朱元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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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于豪亮先生遗作：《帛书〈周易〉》，载《文物》1984年第3期。



⑵ 认为《归藏》为殷代之《易》的，以郑玄为主。郑玄，东汉高密（今山东高密）人，生於公元一二七年，卒於公元二零零年，为东汉经学家。玄曾入太学学《周易》及《公羊传》，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由是而遍注群经。但由於其过分强调综合，以不同为同，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某些本不该产生的附会之说。其认为《归藏》为“殷易”的依据，是《礼记·礼运》之中所载孔子的一段话：“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於是，郑氏注便说：“得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持此种观点者，在宋代有邢昺、方悫、王观国、邵雍、张行成、郑锷、丁易东，明代有何孟春、焦竑，清代有马驌等。
⑶ 比较而言，认为《归藏》为夏《易》的人较少，且多为两可之辞。如，贾公彦在《周礼·疏》中，是这么说的：“杜子春云：‘《连山》，宓戏；《归藏》黄帝’者。《郑志》答赵云：‘非无明文，改之无据，且从子春’。近师，皆以为夏、殷也”。

（二）《归藏》的实际成书时代之证。

我们结合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研究，以观《易》道源流，明确地认识到，《归藏》一书，是成书於轩辕黄帝肇造六合一统的文明国家之制后，而流传於五帝时期，到了夏、商时代亦无重大改变。虽然，自商末周初兴起以《易》卜筮之风后，周代的占卜者们，曾在《归藏》中附会了一些占验之辞，但对其本质性的基本内容未作改动，因此保存了不少黄帝之际的历史证据。由於此书到了汉代之际尚有书存世，一些古籍多有引录，故清人能从这些古籍之引中辑录其残辞，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由此不仅可定《归藏》成书时代，而且更为我们的黄帝史事研究提供了一些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所以，由史事之证反过来又明确地证明了《归藏》成书於黄帝时期的可靠性：

⑴ 书中在社会观念历史变化方面的反映。
我们在探讨八卦的产生、流传、发展、演变过程中，就已经说到过，历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经济生产是互为制约、互为促进、紧密联繫在一起的，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产生变化的。每一个不同经济生产特点的历史时代，人们的社会观念也就各有其特定历史时代之特点，这些特点，就必然要反映到那一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化典籍之中，后人想伪造其所难知的历史观念，是很难做得到的。简言而直说，《归藏》一书从卦名到爻辞，有很多都反映出了轩辕黄帝时期的社会观念，并且不可避免地残存前一历史时代社会观念的痕迹。
中国的农耕经济生产，是在畜牧渔猎经济生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从丘陵山地向平原推开的，这是历史性耕作技术以及抗御水患能力所制约而必然要历经的一个历史过程，现代考古发现的早期农业生产多在丘陵山地就是很好的证明。如此，在农业生产早期，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观念，还是同畜牧渔猎经济生产时期的观念一致的，即重视丘陵山地，以山地为生存之本，而非后来的以平地为本。《连山》将象征山地的《根》卦置为六十四卦之首，以其上经卦山、下经卦山，有山山相连之象，才命之曰《连山》。此反映出最早发展农耕之际，人们的社会观念还是“依山为本”，而非后来的“以地为本”；到了黄帝时期，农业生产已大量在平地进行，这一时期的社会观念转变为以地为本，强调的是“民之本在地”，“重地则得其根”，“不重地则失其根”①的思想。所以，就将象征大地的《坤》卦置於六十四卦之首，称此种不同於《连山》的版本的易经曰《归藏》。《易》经是以象术命卦名、喻道理、以言万物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归藏》以象征大地的《坤》卦为首，喻义此书象大地一样生发万物，昭示万物变化的道理，而这万物及其变化之理则又莫不归藏於大地之中，这就是《坤》作首卦之易经，取名《归藏》之本义。然而《归藏》中象征山的卦名《根》，却未作更改。清之辑本中将此卦书之为《狠》，乃为误书。对此，在《连山》和《归藏》基础上大改卦名，删改卦爻辞，利用《易》卦搞卜筮的周文王父子，是不可能瞭解的。此证明《归藏》绝非产生於商代，也不是在夏代。它既反映出了从畜牧渔猎经济生产到农耕经济生产这两种不同时代的社会观念之变，又残留着畜牧渔猎经济生产时代所命的卦名，正是黄帝时期承前启后的社会现实。

再一个问题，是《归藏》残辞为四字韻文，它与夏、商时代的文风不一致，而与《黄帝经》文风一致，与虞舜传世的诗作风格一致。还有，就是自夏禹颠覆了五帝时期帝位“选贤任能”、不传己子的民本之制，而建立了“父传子、家天下”独裁专制政体后，就搞起了“神道设教”的愚民之术，对传播哲理的《易》经进行抵制，商代帝王热衷龟占，根本就不会对《易》经进行整理。此亦证明《归藏》产生於黄帝时期，是毫无问题的。

⑵ 古史事记载之证。
我研究黄帝史事三十余年，从大量研究实践中认识到，在现存古籍中，只有《周书·尝麦解》、《史记解》和《山海经》中记述黄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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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论》。


史事确切，春秋以来的书，如《国语》等，就已经多有附会之说。然而《归藏》残存之辞虽少，但其记载黄帝、蚩尤史事的文字，却十分准确，并且可补《山海经》与《周书》述史之缺环。

例一，关於蚩尤被杀之地的准确记载。
依《山海经》、《周书》以及古微书互证，“有熊部落方国之都叫做‘青丘’，因此，有熊国也因都邑名而被称作‘青丘之国’。青丘是黄帝、炎帝的诞生地。其遗址在灵山以北，涿、怀盆地之南的矾山镇三堡村北。青丘，是为黄帝之前的称谓，在轩辕黄帝之后，被称作‘轩辕之丘’。一地而先后两名，是一种地名上的历史演变，它体现的是历史时代之变”①。而《归藏》所指的蚩尤被杀之地为青丘，比《山海经》和《周书》记载得更加具体、准确，这是所有古籍记载涿鹿之战所不及的。《归藏》残存之辞有：“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於青丘”。今轩辕之丘、蚩尤城遗址东北的怀来县官厅镇八卦村北，有“蚩尤冢两个，可见夯层，封土直径42~46米，高7米，1号墓有盗洞”②，传说一冢埋蚩尤之头，一冢埋其身。

例二，对炎帝两度命称“空桑”邑名原因的印证。
依古史料研究，我们知道黄帝、炎帝在有熊部落方国地域扩大至山东、河南等地后，为了加强地方政治，採取了中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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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辰：《黄帝与中华文明·‘青丘’与‘轩辕之丘’》，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页。
②  1982年《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资料集》第89页。



得力官员到地方施治的措施。是时，黄、炎二帝先派蚩尤到少昊（地在今山东北部）地方，黄帝与炎帝又分治南北：黄帝留居青丘治北方；炎帝则南赴太昊（地当为今河南），筑邑“空桑”（约在陈留县附近）以治。此后，蚩尤逼黎民随其行叛，炎帝因而率师北上山东，至今曲阜附近地方筑邑以监，其邑名也称作“空桑”。后世史家为使这建於两地、地理位置不同的“空桑”邑之指不致相混，就称原筑於河南者为“空桑”；将后筑於山东者称之为“穷桑”。这也就是后世黄帝之裔受封於山东而史称“有穷氏”的由来。我们还知道这“空桑”原是一处山名，即今山西省境内的大五台山。

问题是，炎帝为什么要依山名命称其所筑之都邑呢？而且一连两座城都是如此！当我们将《归藏》残辞同《山海经》的记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之后，这个历史之谜便焕然冰释：炎帝两度将其所筑都邑均命称为“空桑”，是为了纪念其寻父被水淹死的爱女“女娃”。
我们从古史研究中知道，黄帝与炎帝同为古有熊部落方国“双头领导”体制中的军、政首领，军事首领称“帝”，行政首领谓“后”。故中国古典在黄、炎并称中，既称“二帝”，又呼“二后”，《周书》之载即如此。作为行政首领的炎帝，其负责任中包括垦荒、天文观察之类行政事务。现代考古证明中国农耕生产最早起源於之桑乾河流域的山间断陷盆地的丘陵地方，同古籍记载的炎帝“兴於熊耳、龙门等山”①是一致的。而“空桑”山则是天文观察的重要地点之一。

《山海经·北山经》载：“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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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春秋命曆序》、《补史记·三皇本纪》等。



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游於东海，溺而不返，故名‘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於虖（滹）沱。又北三百里，曰泰戏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液女之水出其阳……”

发鸠之山，在今山西省长子县西。《水经注·浊漳水》曰：“浊漳水，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山”；空桑山，即今山西省大五台山。其北台之叶斗峰海拔3058米，是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山峰；泰戏山，属恒山山脉，在山西繁峙县东北一百二十里，或谓之“大孤山”①；“液女之水”，郭璞注云：“液，音悦懌之懌”。懌，义为喜爱、如此，则“液女之水”乃“懌女之水”的依音之记，义为“爱女之水”。
《归藏》残存之辞有：“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出入，以为晦明”。
这也就是说，当炎帝在“空桑山”检查天文观察之际，“女娃”思父心切，独自东行寻父，途中失足被淹死於“泰泽”，亦就是今考古学家们所称的“大同古湖”退水过程形成的 水之泽。因此，炎帝除了命称繁峙东北的一条水为“懌女之水”外，还在其与黄帝分治南北之际，两度命新筑之邑为“空桑”，以寄托对其爱女的哀思。

例三，对於蚩尤“籍贯”的准确记载。
对於蚩尤，古史未载其原为何方人氏，历代学者亦从未对其“籍贯”进行过考证。而《归藏》的记载，则证明了蚩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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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



塞外人。其文云：“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羊水，即今桑乾河最大支流之一的“洋河”，分别由西洋河、南洋河、东洋河、洗马林河、古城河、清水河、盘肠河、龙洋河等汇合而成，流至今河北涿鹿东南注入桑乾河。洋河的主源，古称其羊水、修水、雁门水①、阳门水②。陈平先生据《归藏》、《路史》之载以论蚩尤所出时，谨慎地说：“‘羊水’似当即今涿鹿县城东北桑乾河支流‘洋河’”③，言之确当。因为，有多方面的证据可证《归藏》关於“蚩尤出自羊水”之载的正确性：
洋河上游地域的人，习称流水和缓的水面或湖泊为“淖”。如在今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康保、沽源三县地之水名就有安固里淖、阿拉庙淖、黄盖淖、对口淖、木尼淖、九连城淖、黑沙土淖、三盖淖、囫囵淖、公鸡淖、水泉淖、白淖、察罕儿淖……而《归藏》中所载的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其“九淖”之所指，是古代黄河九流入海之处的地域，其空桑之所指，既非位於山西境内的“空桑之山”，也非炎帝在河南陈留附近所筑的第一个“空桑”之邑，而是炎帝知派往山东北部的蚩尤有举兵欲叛迹向，从河南移师山东相当於今曲阜南所筑的第二个“空桑”城。而黄河古九流入海处，从未有史籍记载其为“九淖”的。故这“九淖”之称，实为按蚩尤之习称为记。
《广博物志》曰：“黄帝用车战，蚩尤用骑战”，此与《周书·尝麦解》所载蚩尤被杀之地被命称为“绝辔之野”，又印证了《归藏》言蚩尤“出自羊水”的正确性。蚩尤确为塞外的“马背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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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海经·北山经》。
②  《水经注· 水》。
③  陈平：《古阪泉、涿鹿地望考》，载《北京文博》1996年第3期。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记：“古赤城，相传蚩尤所居”；《广舆记》载：“赤城城堡，即蚩尤所居。考赤城，古在北山，后移平地”；《畿辅通志》曰：“赤城县城，古炎帝榆罔氏诸侯蚩尤所都也”；《管子·地数》言：黄帝咨於伯高，封禁山川矿产资源，“葛芦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旧《赤城县志》以及今《赤城县地名资料汇编》，对此记叙更详。葛芦之山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元、明之际的葛峪堡曾派总兵镇守。而葛芦之山今又为龙烟钢铁公司採矿之处。凡此，都证明蚩尤在未被黄、炎委任赴少昊施治之前，其驻兵之地离其原籍也很近。

第四，关於涿鹿两战的记载。

中国的古籍记载黄帝史事中，言黄帝战蚩尤者多，而论黄帝与炎帝之战者少，以至於象吕思勉那样的著名史学家都怀疑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记错了，认为“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①。然而，《归藏》残存的几条极简略之辞，却既明确地记载了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又记载了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斗：“黄帝与炎神（帝）争斗（於）涿鹿之野……”。

以上多方面证据，都证明了《归藏》一书的成书时间是很早的，其产生於黄帝时期是没有问题的。不然，何以连其明显为后世添加於其中的古史记述，都能极其准确？这也就是说，《归藏》中关於黄帝史事的记载，极有可能是“五帝时期”的人们记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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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