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包子炉配件:文革根源

文革的根源

    自古以来，中国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居住在农村的为数极多的农民；另一个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中国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这种分野仍旧是当今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这种状况使国家统治权难以从少数人手里扩散给多数人。因为，在革命中，受到疯狂攻击的是被视为历史的桎梏的权势集团中的人士——知识分子和官员，他们同属上层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这种矛盾的激化提供了一个温室，农民对少数特权阶层 的仇恨已经积聚了几个世纪之久，农民意识中那种固有的平均主义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孔孟之道间的对立，使得人们对农民那种报复行为不难理解。同时，普通农民得到解放成为公民以后，并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对地位的竞争。过去帝制时代不过只有百万左右有功名的士绅，现在则有上亿名群众组成的深谙政治的积极分子，还有好几百万有才干的年轻人急于出人头地，要上好的学校，找好的职业，并谋取一官半职。不错，红卫兵是城市青年而非农民，但可以肯定，他们是在人怂恿下、在带有农民劣根的舆论气氛中才胡作非为的，而这场运动中所暴露出的落后的农民意识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这是对毛能够拯救中国人民的一种民间迷信的崇拜。它代表了毛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官僚主义和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给予党内年青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这是社会革命的起因。 
    绝大多数汉学家主要寻求文化大革命的现实社会根源，并且主要集中在官僚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明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对立面的绝不仅仅限于几个激进的极端分子，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清楚表明，工人、学生及农民对党的干部怀有深深的不满情绪，他们反对的也不仅仅是“一小撮”被官方称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如果没有这种群众对官僚机构的傲慢和特权的普遍不满情绪，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人会响应毛造反的号召。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僚政治就是根深蒂固的，在前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官僚政治在中国获得了最充分和最复杂的发展；在近代，传统的儒家官僚机构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解体，取代它的是各式各样的新的官僚机构。如果说，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基本上清除了官僚机构的腐败与无能，那么它并没有消除官僚主义。50年代，新的共产党官僚机构迅速发展，无论就其“理性”特征还是就其办事效率来说，它都是典型的现代官僚政治。

 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中国的无产阶级比俄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少，在政治上也不成熟。此外，中国缺乏民主的传统，背负着沉重的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包袱。随着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领导者不仅掌握着政治权力，还控制着国家经济。在这些既定的条件下，庞大的官僚机构便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成为统治力量。政治经济权力日益集中在官僚手中，逐渐脱离群众。地方上的党委书记和各集体单位的行政人员一经设立，就越来越忙于公文报表，不大关心普通的劳动者，变得更像一个上层阶级，成为一批类似过去士绅的地方新贵。追求名利和拉关系的人重新出现了，他们通过“后门”谋取特权，想方设法使子女进入较好的学校和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工分制也被内部的人弄糟了，奖金或额外津贴只发给某些人而不发给别人，农村偷偷地采用计件工作制度。正象工厂里的无产阶级要求享受特权那样，农民要求有更多的自留地，要求有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农 
村的革命精神正在烟消云散。新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是个精选人组成的组织，非常讲究地位和保密安全，从上到下控制得很紧。一旦各级人员配备齐全，居上层地位的人就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缺少革命精神，而下层人员则感到动辄得咎，毫无用武之地。在帝制时代的官阶有二十八品，现今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地区工资级别有二十四级，农村地区有二十六级。最高工资约为最低工资的九倍。由于这些工资级别带有不同的特殊待遇，它们就构成了成就和威 望的阶梯。当这种制度在1956年形成时，就出现了差别明显的社会等级。共产党通过许多方式试图遏止这种趋势，如增加干部的体力劳动、将他们下放到农村地区、行政分权和动员群众、以及后来的废除军衔制等等。但它的直接结果就是1958到1961年的经济混乱和经济危机。而且，革命战争时期的平等主义已经退却，根深蒂固的权力主义与官僚主义倾向难以遏止。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党证明自己是抵抗群众运动的源泉。到1966年，毛准备以揭开社会分裂作为攻击党的官僚的手段，但这样，他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曾经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因为毛的号召所引发的，而不是以听从他的广大公众的动机为基础，红卫兵不是自发产生的，是毛为了自己的目的动员起来的。这种观点将文化大革命视为“自上而下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群众团体和社会集团的作用是非本质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非议，认为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他们认为：毛在这个问题上负有责任是不可否认的。首先，他点燃了那场燎原大火的星星之火。文化大革命时毛已不再相信党了，于是，他号召“小鬼”去冲击党。毛放纵红卫兵，并向他们保证，“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旨。红卫兵在造反中寻找满足是有他们自己的原因的。他们是失去的一代，突然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他们曾经上过中学，但是那种在学校里被唤起的希望却得不到满足。他们得不到大学里的位置，也找不到城里的工作。一直受拘束的一代人正在达到无拘无束的顶点。 
    看来毛忘记了“学生政治”与管理一个七亿人国家的政治之间的差异。此外，毛的声望使得他一旦认可了造反，它就使每个心怀不满的人的参与具有合法性，而且使这一运动迅速扩展起来。问题在于，虽然没有毛的煽动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但是，并不能说毛是唯一的原因。他是必要的原因但不是充要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没有干柴，一个火花就不会变成熊熊的火焰。实际上，在1966年6、7月的“五十天”期间， 在毛没有公开他的姿态之前，群众动员就开始失控了。如果毛没有否定中央委员会的代理领导，没有认可红卫兵，党有可能在当年夏季将形势控制住。但是，群众反对代理领导这一机会的反应如此强烈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虽然毛用了一年的时间试图动员群众，但直到党中央派出工作组之前，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且，当局势日益严重到不可开交，暴力横行时，毛几次设法收揽缰绳，但是很少成功。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个他不曾预见的东西，就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得如此广泛、暴烈。 

 从政治结构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得到了如下的结构论：有理由认为，“修正主义”体制虽然有效地使经济复苏起来，但引起了普遍而敏感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根源就是杰出人物统治论。党在它设定的界限内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使它变得傲慢并脱离了群众，导致了在动员背景下的两极分化。其证据成为对精英人物进行大批判的前奏，这导致了自解放以来轻而易举的大规模的清洗。以后的事实使这种情况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对当权者的攻击还必须要估计到遭到失败、幸存者会进行报复的可能性。其次，是“革命群众” 自己发起对刘的修正主义的批判——毛自己在公开场合对刘还保持沉默，虽然有可能推断说毛并不支持刘，但发起批判的正是红卫兵自己。虽然这些批判不乏夸大其词，而且通常是错误的乃至骗人的，但它不是没有基础的。60年代的经验及时地提出了一个警告：在政治僵化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背景下的现代化，会导致一种极度紧张的社会情绪，在适当的 条件下这种紧张就会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