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城县升市:新的体验，新的美学——评“七零后VS八零后”

 2009年在深圳的时候，冉正万兄告诉我《山花》2010年将开设一个新栏目“70后VS 80后”，每期各刊发70后和80后作家的一篇小说，他约我在年底的时候写一篇评论，谈谈这个栏目中的作品，并对70后作家和80后作家的艺术特色做一些概括与分析。当时我一口答应了下来，这首先是出于对《山花》杂志的尊重，《山花》在如此恶劣的文学环境下一直坚持艺术的高品味殊为不易，在文学界可谓有口皆碑，此次以这样的力度扶植青年作家，自然应该支持；其次也是出于对“70后”、“80后”作家及这一命名的看法。“70后作家”的命名出现在1990年代后期，但是这一命名很快转化为对“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的讨论，“80后”作家的命名稍晚，但随之席卷而来的是更加凶猛的商业化运作，这样运作的结果是造就了几个文学上的“商业明星”。如此，在文学界“70后”、“80后”作家便只是成为了某些作家的市场标签，成为了某种固定的形象——欲望化的，或者叛逆性的写作，如果我们不否认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这也只是某些70后、80后作家的特征，与他们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大都市中某些特定阶层的成长背景），而在这一过程中，更多1970、80年代出生的作家则被压抑、遮蔽了。
    从文学史的角度，“70后”、“80后”的命名并非毫无价值，因为这些作家与1950、6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比，无论生活经验还是审美经验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的成长经验与背景，他们的美学趣味与偏好，都有不同于前人的独特之处。作为一个作家，如何发现这些生活与美学中的新经验、新因素，做出不同于前人的探索，是一项严肃而艰辛的工作，而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商业上的炒作，那么致力于这些新体验的发掘并阐释其意义，也是摆在作家、评论家与文学刊物面前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山花》对70后、80后作家的集中展示，可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2010年，刊发在“70后VS 80后”栏目中的作品共25篇，以下我将在具体作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70后”、“80后”作家的新经验与新的审美要素，并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分析他们面临的问题。
 
1、70后作家的作品
 
    卫鸦的《天籁之音》写两个脚手架上的打工者和他们的内心世界，“我”和石岩，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脚手架的竹夹板上运送水泥，他们在深圳已经五年，石岩的梦想是回家结婚，他喜欢一个哑女，将她的照片每天装在口袋里，在脚手架上他说听到了她的歌声，而“我”并不相信，石岩却说他真切地听到了她的歌声，在千里之外召唤他。接近年底的一天，“石岩问我，回家以后，你有什么打算？我说，我只想抱个女人睡觉，你呢？我想像鸟儿那样飞一次，他张开手臂作了个飞翔的姿势，他说，我从来都没有飞过。”一阵风吹走了石岩胸前的照片，他伸手去抓，从脚手架上“飞”了起来，穿破防护网，跌到了地上，而那张照片还在空中翻飞，“我”望着照片，好像听到了千里之外哑女的歌声，仿佛“天籁之音”……小说将笔触深入到了打工者的生活和他们的内心，照片、哑女、歌声、“飞”，不同的意象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小说主人公在脚手架上遐思的对象，这让我们看到了打工者在辛苦的劳作之外，内心所拥有的憧憬与向往，小说结尾悲剧性的一幕，让读者与“我”一起陷入了悲哀之中，而那“天籁之音”一样的歌声，则将现实中的不可能转化为了可能，以艺术的升华寄寓了作者的美好祝愿。
    马拉的《爱别离》写的是一个“代孕母亲”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小艾大学毕业后跟男友分手，“她不想恋爱了，甚至不想结婚，但她想要一个孩子”，于是在看到网上一个帖子后，便与发帖者王树联系，以人工授精的方式怀孕，生下了儿子皮皮，儿子出生后不久被抱走，小艾则产生了难以遏制的思念之情……。小说对小艾与皮皮、王树之间复杂暧昧的情感有着深入细致的刻画，对小艾的生活与内心世界也有细腻的揭示，可以让人们看到一个“代孕母亲”的情感及其处境，以及“代孕”这一行为对道德伦理的冲击。在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小艾的情感故事与情感选择，她并没有经历太多心理障碍就选择了“代孕”，而在这一过程中，她才逐渐了解了这一事情的实质，并同王树产生了类似夫妇一样的情感，而在儿子被抱走后，她也没有经历太多情感波折就接受了这一现实，只是在她有了新的情感对象，要离开这个城市时才提出要见见皮皮。小说对小艾情感选择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都市中人们情感联系的脆弱性与偶然性，而“代孕”这一新鲜事物，也正是都市文化的产物。
    徯晗的《回望》写一个老人和他的乡下保姆的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写出了“我”对衰老的感触，以及对人情事理的深刻理解。小说中的“我”创建了大的家业，年老后分给了两个儿子，独自住在一栋别墅里，两个儿子和儿媳妇无暇照顾他，请了一个乡下保姆梅来照顾，于是在“我”的余生中，梅便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她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又并非贪图钱财，只是出于职业或工作上的伦理，而“我”的儿子和媳妇反而成了外人，很长时间也不会来看“我”。小说对梅和儿子对“我”不同态度的深刻揭示，让我们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亲情伦理已经被异化到何种程度，而只有保持着乡下人本色的梅，才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这一温暖虽然仍是建立在金钱或者说雇佣基础上的，但梅最后拒绝了“我”遗赠的别墅，这不能不说是对资本逻辑的一种深入认识与反思。小说对老年人的羞耻与难堪有着深刻细致的描写，“在一个尚还年轻的女人面前，被脱得干干净净，光着又老又皱的身体，像一个小丑一样滑进浴盆中”，如此清醒的自我意识，让人看到了衰老与时间的无情。此外，小说中的叙述视角也颇具特色，小说是从“我”的视角进行叙述的，但是当“我”去世后，这一叙述视角仍然没有改变，这既与前面的叙述相连接，也使小说突破了“现实主义”的界限，而别具一种幽灵的眼光与色彩。
    付秀莹的《蓝色百合》，写的是一个青年女子对一个陌生人的奇怪情感。小说的主人公水青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和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安宁妥帖，但是她内心中并不平静。在上班的路上，她时常会碰到一个陌生男子，开始她并没有在意，时间久了，她开始留心这个“高高的个子，有些清瘦，捧着一张报纸，边走边看”的人，这个陌生人在她意识中越来越重要，像一个谜一样，她渴望能够了解他，走进他的世界，但这并非有意识的“越轨”，而只是出于一种好奇，“两个陌生的人，从不同的方向来，到不同的方向去，于千万人之间，在时空的某个奇妙的交叉点，遇合，然后，擦肩而过。这是多么让人着迷的事情”，她开始幻想，并试图接近这个陌生人，但是这个男子却很少再出现了，在一个下雨天，她终于看到了那把“花格子雨伞”，追踪他来到了街心花园，却发现“伞下，是一个少年，清瘦，忧郁，目光迷茫”。小说中主人公对陌生人的兴趣，可以说是对庸常生活的一种反抗，是对诗意的一种追寻，而结尾处的“少年”意象，可以让我们看到主人公所追寻的并非外在的遇合，而是内心深处爱与美的最初印象，正如小说中的“蓝色百合”一样，这样的花与这样的情感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只存在于人的内心。小说语言优美，对都市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有着细腻的刻画，并展示了一种反抗平庸的诗意方式。
    李云的《夜色》写主人公小穗和她的两个“情人”的故事，老吴是“小穗今天幸福生活的创始人和领路人”，他把小穗安排进了单位的文印室，并逐渐亲密起来，小穗“便成了老吴怀中的一个宝”，如今老吴已退休；小骡子是她小区的一个保安，她很喜欢他的质朴真诚，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小穗的老公出差去了。小穗为自己安排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先去见纠缠不休的老吴，再去见想见的小骡子。小说在这一过程中描述了小穗与老吴、小骡子的情感故事，让我们在“夜色”中窥见了她迷乱的内心世界，但在迷乱中她也有自己的执著与纯情，她与小骡子之间单纯的交往，她帮助小骡子寻找他的媳妇“月亮”，不忍心告诉他“月亮”堕落的消息，等等——这让我们看到，在她的内心中仍有一块纯净的地方。小说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内心迷乱而又真诚的女性形象，从中可以看到都市生活的复杂性，小说语言细腻，对人物的心理有着深入的刻画，而反复出现的“桂花香”既烘托了小说暗香浮动的整体氛围，也颇具象征色彩。
    刘丽朵的《风筝误》写三个少年的成长故事，艾涛、董青、宁小冒三人从小在一起长大，小学、中学都在一起，小说写他们各自的成长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艾涛父母离异、离家出走，想加入黑社会，最后大人致死被判刑，董青打架、打台球，独自去寻找“恒山派”，宁小冒则是他们的跟班。小说通过这三个人的故事，展示了成长过程中那些幽暗的角落和无人知悉的寂寞时光，让人窥见了这些少年的内心世界，也将人带到了那个年龄阶段的所思所想，小说中一些细节的运用颇为出色，内蒙风情的某些描写突出了小说的地方特色，而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小说平静的叙述方式，以及看似散漫的散文式的结构方式，这使作者以一种超然的视角关注着她笔下的世界，但从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她对笔下主人公的“关切”，这种超然的“关切”充满了内在的张力。
    闫文盛的《影子朋友》，写一个令人讨厌的朋友的故事，这个朋友借钱不还，性格乖戾，与女友争吵，甚至还吸毒，小说通过“我”与他交往的过程写出了对他的“印象”，描述出了一个难以理解但又较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小说的叙述口吻逼肖而又别具特色，在亲近之中显示出疏离，有一种恰如其分的距离感。
徐东《叫瓷的女人》写“我”对一个女子的幻想、追寻以及实际接触，小说的主人公敏感而脆弱，时常陷入幻想之中，他将在街上遇到吸引他注意的一个女子命名为“瓷”，不断寻找接近她的途径，但又怯于行动，最后当他终于接近这个女子时，却意外地让她走上了绝路。小说对“我”的心态及耽于幻想的性格有着细腻的把握，戏剧性的结尾使小说增加了波澜。
     强雯的《霉菌》写一个公交车女售票员的生活，她与前夫离了婚，与车队的司机小七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现在公司改制又面临下岗，小说中的“霉菌”象征着生活的暗淡、无望、失控与腐烂，小说的主人公与这样的“霉菌”搏斗着。莫大可的《岸》通过父亲的住院过程与“我”的回忆，描写“护工”郭兰英的性格与生活，孙频的《流水，流过》写一个父亲隐瞒自己的绝症，让女儿安心读书长大成人的故事。王齐君的《岁月有痕》写两对男女出乎意料的情爱故事，小说结尾的处理颇为离奇，张好好的《待嫁的女人》写三个事业有成的女性的情感故事，小说对都市女性情感上无法找到归宿的困境有着深入的刻画。
 
2、80后作家的作品
 
    毕亮的《铁风筝》写马迟与杨沫的相亲故事，“铁风筝”是他送给她儿子的一件礼物，小说表面上写他们两人的相亲过程，但是通过银行、骆驼、狙击手等反复的出现，暗示了一个更为隐秘的故事：杨沫原先的丈夫是一个骆驼饲养员，为给儿子治病铤而走险去抢银行，被公安局的狙击手击毙，而这个狙击手马迟为了照顾杨沫和她的儿子，隐瞒身份来相亲……，小说将最具戏剧性的核心情节隐藏在背后，在平静的叙述语调中暗含着波澜，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篇小说在叙述技巧上颇为成熟，从一个很小的入口切入，将不同的叙述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暗示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
    游睿的《迂回》，写一对打工者夫妇的遭遇，并通过他们的故事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小说中的张修国和杨千花夫妇到一处建筑工地上打工，负责把大量的竹子剖成竹块，他们每做完一块竹板，可以得到九毛钱，他们的老板是张满玉，一个整天坐在那里嗑瓜子的女人，后来他们发现，离他们很近的另一个工棚，做一块竹板是一块五毛钱，他们向老板抗议，老板被迫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他们又发现，搭一个这样的工棚很容易，也很便宜，于是他们辞工准备搭建一个工棚，但这时他们才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的工棚还没有搭起来，“几个大盖帽找上了门，对着张修国一阵吆喝，要求立马进行拆除”，他们买来的工具也只能堆在那里，他们想再去做工人也不可得了，因为老板张满玉已经跟其他工棚的人打了招呼，没人敢雇用他们，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又回到了张满玉的工棚，接受“剥削”。小说通过这一对夫妇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了“资本”的特性：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垄断”，以及对“剩余价值”的最大榨取。小说中的张修国虽然从上学的儿子那里知道了“剩余价值”、“资本家”等词汇，但是却无力改变这一现实，只能怀着对“资本家”的厌恶与仇恨“迂回”地加入被剥削的队伍之中。但是他们对自身处境的清醒意识，也正是改变这一现状的内在动力。
    郑小驴的《鬼节》写过鬼节给父亲“打月半”的过程与氛围，也涉及到躲计划生育的“大姐”及其夭折的孩子，一个乡干部对“母亲”的纠缠，以及“我”的成长；他的另一篇小说《像人》写在2008年冰冻灾害遇阻的火车上几个乘客的故事，小说将梦境与现实结合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到“先锋小说”的鲜明痕迹。小说的叙述穿梭在不同的时空：现实中的火车，警察讲的故事，道光十一年春发生在“和记茶馆”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互相交织，在叙述中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而小说对氛围的营造也颇为出色，让人能够感受到一种恐惧、诡异神秘的色彩，而在故事的结尾，现实、故事与梦境融合在一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谜一样的存在，拓展了对“现实”的理解。
    许艺的《寻找主人》也具有“先锋小说”的色彩，小说从抽象的叙述入手，分“倒立”、“两棵树”、“山音”、 “王后”、“比喻”五个小节，其中有童年的回忆，以及寓言、思考、寻找出路的暗示等，小说并没有连贯的故事，总体上可以视为叙述者追求精神自由的一种隐喻性表达。
    甫跃辉的《红灯笼》，写一个杀人犯的妻子和女儿回到家乡后受到亲人的欺侮，而租住他们房子的外方人老正反而挺身相助的故事，小说在结尾处给出了一个戏剧性的解释，原来老方多年前也曾失手杀过人。小说对人情世故的描写显示了不同生活逻辑的碰撞，而其中一些次要人物如傻子三雀、金凤奶奶的反复出现，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氛围，“红灯笼”这一意象也颇具象征性。
   叶临之的《羽弃生》写一个打工者与一个女性“性工作者”的故事，他们都崇拜歌手羽毛，因而也将自己命名为羽毛，男羽毛在一个夜总会将喝醉的女羽毛收留在宿舍，他试图通过她获得音乐事业上的发展，而女羽毛也只是歌手羽毛的前女友，在他们再次见面之后不久，女羽毛就跳楼自杀了，而男羽毛也由于参与工厂的维权而被公司辞退了。小说写出了底层人生活的无望及其个人发展的渴望，也展示了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
    曹潇的《相约西湖》写两个女生在西湖边相约，她们一个是从云南来杭州和男友了结，另一个人暗恋的对象即将离开杭州，她“想在他走之前告诉他，我喜欢过他整整三年”，她们两人在湖边相遇谈心，小说的故事虽然简单，但风格清新自然。宋成魏的《现在是未来》，写一个女孩最初朦胧的情感及其成长与回首，“黄色房子，小火车站，悠长的铁轨如岁月般朝未知的远方延伸开去”，小说写出了时间流逝中的沧桑与怅然。袁腾的《故人》写一个女中学生的成长，缺席的父亲，学校的环境，她对老师的特殊情愫，构成了主人公成长的独特背景。陈乙炳的《两代人》，写“父亲母亲”的复杂关系，及其与“我”和“女友”苏荏为人行事的不同，小说试图写出对两代人对情感的不同理解，但叙事重点不突出，显得有些芜杂。却却的《笨女人》写一个女人的情感与婚姻经历，她与丈夫本是恩爱夫妻，随着丈夫在事业上的发达，他开始在外面找女人，她虽然想过离开这个家庭，但是却无能为力，只能接受丈夫“依然”爱她的逻辑，忍气吞声地继续生活，小说对当前的婚姻状况有着较为深入的揭示。
 
3、70后、80后作家的差异及其面临的问题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2010年《山花》“70后VS 80后”栏目中作品，这些作家作品虽然不能代表70后、80后作家的全部，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相对来说，70后作家在艺术上较为成熟，所涉及到的社会层面也更多，一些作家也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叙述方式与艺术风格，卫鸦的《天籁之音》、马拉的《爱别离》、徯晗的《回望》、付秀莹的《蓝色百合》、李云的《夜色》、刘丽朵的《风筝误》、闫文盛的《影子朋友》等作品，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的不同侧面，并在艺术上有自己的探索与发现。比如，卫鸦的《天籁之音》较之以往描写打工者的小说，更注重对打工者内心世界的关注，在艺术手法上也更加灵活自如；马拉的《爱别离》与徯晗的《回望》，则对都市中的特定人群有着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发现了时代发展中新的经验，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艺术上的描述；付秀莹的《蓝色百合》、李云的《夜色》描写不同的都市女性及其生活方式，深入到她们的内心深处，发现了她们的“秘密”及内在的幽微曲折；刘丽朵《风筝误》中的“成长”、闫文盛《影子朋友》中对朋友的复杂态度，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代作家逐渐成熟的过程。相比较而言。80后作家则仍处于成长的过程，虽然毕亮、郑小驴、甫跃辉、游睿、许艺等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叙述才华以及观察与思考的能力，但他们目前的创作尚没有表达出这一代人独到的“体验”，没有形成独特而稳定的艺术风格，这是他们仍需要继续努力的。
    在创作上，70后、80后作家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作品与个人体验关系，如何历史地理解“现实”，以及艺术赋型的能力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制约着当代青年作家创作所可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以下分别简略地谈一谈。
    在我看来，每一篇优秀的作品都是有生命的，而作品的生命来自于创作者的生命体验，凝聚着创作者的血肉、情感与想象，创作者将个人的生命注入到作品中，作品才能够获得生命。但就目前的大多数作品而言，却是没有生命的，原因就在于创作者没有将自己最真切的人生感受融入作品中，而只满足于讲一个故事，或者做些花拳绣腿的“探索”，这极大地限制了一篇作品所可能具有的生命力。对于当70后、80后作家而言，正是成长或成熟的人生时期，也正是他们对现实与人生有所感悟、有所反思、有所批判的时期，他们所面临的社会与精神处境也有别于上几代人或其他历史时期，比如他们面临着就业、购房的巨大压力，面临着社会结构凝聚化的“断裂”状态，也面临着社会急剧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不仅是外在于他们的“社会问题”，也是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处境，是他们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如果能够将个人或这一代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表达出来，这样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在这里，我们强调“生命体验”中个人内心隐微而曲折的部分，同时也强调这一代人或这个时代的共通部分，如果能够充分表达，每一种“生命体验”都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但是如果能以个人的体验为基础，写出对整个时代精神的概括，则无疑是一种更高的要求。
     70后、80后作家大多成长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伴随他们成长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物质的极大丰富，这些作家也大多是独生子女，自幼备受呵护与宠爱，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与理解。对于这一两代人来说，不仅物质匮乏时期的饥饿与恐慌难以理解，而且优越的生长环境也让他们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史难以有“了解之同情”，他们所经验或体验的只是“现在”，很容易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的中国并不是自然而然发展而来的，而是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奋斗、牺牲以及种种历史的曲折所达到的，而“将来”的中国也只有在充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作家如果只囿于个人的经验，缺乏历史感与时代感，很容易陷入“个人”的自恋与自得，而只有历史地理解“现实”，将对现在的理解与对历史的理解结合起来，并发现不同于以往历史的新的经验与新的美感，才有可能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并在艺术上做出新的探索。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独特的经验，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观察界的独特视角，如何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是一个作家所不可不面对与思考的，艺术赋型的能力也是衡量一个作家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我们经常会看到两种偏颇，一种是在形式上模仿经典作品，而并没有表达出新的经验或“体验”；另一种则是以陈旧的形式表达新的经验，但受制于形式的限制，往往不能充分表达出新的经验，也不具备新的美学元素。在我看来，对于经典作品，我们要学习而不要迷信，我们应该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美学形式，我们考察一篇作品是否优秀，不应该看它是否像某部（外国）经典作品，或者在形式上是否花样翻新，而应该看它是否充分地表达出了创作者的人生体验，是否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和谐或完美的境界，是否创造出了新的美学经验或美学元素，只有具备这样的探索精神，我们的作品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
    对于70后、80后作家来说，现在正处于充满创造力的年龄，如何在现实与文学环境的限制下，充分展现个人的文学才华，创作出具有无穷生命力的作品，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作家都应该面对与思考的。我也相信，70后、80后作家也将会创作出真正属于他们的文学“经典”。